构筑新的亚太安全战略

第二节　构筑新的亚太安全战略

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对美国的军事安全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这一调整是按照下述思路进行的。首先，美国安全战略的重点应从欧洲转向亚洲。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科索沃战争后，欧洲的局势基本稳定下来，而亚洲的不稳定因素在上升。这一点在“阿米蒂奇报告”中表达得很清楚。报告称：“在至少一代人的时间里，在欧洲发生大战是不可想象的，但在亚洲发生冲突的前景并不遥远。这个地区拥有几支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最先进的军队，核武装的大国，以及几个具备核能力的国家。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瞬间就可以爆发一场将美国卷入的重大冲突。”^[18]其次，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中国。2000年，美国国防部军事专家安德鲁・马歇尔（Andrew Marshall）在为下一次防务评估作准备的研究报告《2025年的亚洲》中提出，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展，她都将成为美国的威胁。“一个稳定和强大的中国会不断挑战亚洲的现状”，“一个不稳定的和相对羸弱的中国也很危险，因为她的领导人会试图通过对外军事冒险来巩固她的权力”。因此，美国应当趁中国还比较弱的时候，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态势^[19]。马歇尔的报告对布什政府的军事战略调整产生了重要影响。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声称：“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20]，这里虽然没有直接点中国的名，但其涵义所指是不言而喻的。

五角大楼所做出的这一调整对美国军事战略的影响是重大的。在冷战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的重点一直是在欧洲，以遏制苏联为主要任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的军事战略也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1991年老布什政府提出的“地区防务战略”和1993年克林顿政府制定的“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海湾战争的影响，因此美军军事战略的重点是对付地区性危机和冲突。1997年克林顿政府出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2015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地区性大国或一个全球势均力敌的对手，而俄罗斯和中国有潜力成为这样的对手。这时美国军事战略设计者的眼光已超越海湾战争和朝鲜半岛问题，开始考虑应对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挑战。这次由小布什政府所进行的军事战略调整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它明确提出把军事战略的重点放到亚太地区，同时正式放弃“准备同时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的指标，而准备在东亚打一场大规模地区战争^[21]。

为实施这项以中国为主要对手的地区安全战略，美国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提升对中国的战略威慑。根据《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美国准备加强在西太平洋的军力部署，如增加航母战斗群和加强空军的应急进驻，以提升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存在，加强防空和攻击性作战能力；部署更多的水面作战舰只，以增强反潜作战、防空、巡航导弹攻击和导弹防御能力；部署具有发射隐形巡航导弹能力的“三叉戟”核攻击潜艇，增加在西太平洋的前进基地等^[22]。不仅如此，美国国防部还在考虑加强对中国的核威慑，增加瞄准中国的核弹头的数量。五角大楼在2001年底完成了对美国的核战略的评估，并在2002年1月向国会提交了《核态势评估报告》，该报告提出，美国要在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的情况下，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此事被媒体披露后，引起轩然大波，中国政府也就此对美提出了交涉。此外，布什上台后着手进行的导弹防御计划表面上是要对付所谓“无赖国家”的威胁，实际上也是以中国为主要对象。布什政府急于加强对华威慑的种种举措不仅恶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而且也导致了双边关系的重大危机。2001年4月1日发生的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相撞事件，使中美关系的形势急转直下。这一事件正是由于布什政府上台后，为强化对中国的战略威慑，频频对中国实施咄咄逼人的空中侦察活动所导致。

布什政府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地区安全政策，在台湾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台湾问题是美国对中国实行战略牵制的重要一环。从历史的角度看，美国对台湾战略重要性的认识随着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50—60年代，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遏制中国，因而台湾被视为美国在远东“不沉的航空母舰”。70年代，随着中美走向和解，美国亚太地区战略的重点调整为利用“中国因素”来牵制苏联在亚洲的扩张。在此背景下，台湾对美国的战略重要性大为下降，华盛顿断绝了同台北的外交关系，并承诺要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但是随着冷战终结，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以及中国的崛起，美国的右翼势力又在重新发现台湾的战略价值。在他们看来，这一价值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作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在亚太地区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美国致力于维持亚太现有的安全秩序，而台海两岸的分离状态则是当前亚太安全格局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统一

台湾的努力被视为是对现状的挑战，美国因此不得不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显示自己的强硬立场以抑制中国的“野心”。其次，长远而言，美国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安全挑战将是中国力量上升所引起的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只要台湾独立于北京，中国相当一部分力量和资源的增长就会被台湾问题消化和吸收，这将有效地防止中国拥有在该地区同美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能力。上述观点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得到充分的反映。报告中把“东亚滨海区”（包括台湾）定义为对美国利益至关重要的一个地区，其潜台词是：台湾是美国军事势力范围的一部分，而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逻辑推论出的结果必然是维持台海现状符合美国在东亚的根本利益^[23]。布什政府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作为中美建交以来最亲台的一届政府，其对台湾的支持力度之大令从卡特到克林顿的历届美国政府都自叹弗如。2001年4月，布什政府宣布了一笔价值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12艘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和8艘柴油动力潜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潜艇的出售。1979年卡特总统签署的所谓的《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有向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的义务，此后的历届美国政府在向台湾出售军火时，也都以防御性武器为限。布什政府决定对台出售潜艇这一进攻性武器的举动，打破了过去20年间美国对台军售的惯例，甚至超越了《台湾关系法》的要求，是对台军售政策的一大变化。布什政府在对台军售政策上的另一调整，是结束美国持续近20年来每年对台湾军售进行审查的政策，而改为根据台湾的需要随时评估和做出决定。这意味着美国在向台湾提供军火方面有了更大的机动性。

为凸显对台湾的支持，布什政府在宣布这项对台军售的同时，还由布什本人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早安美国”节目的采访，宣示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在被问到如果“台湾遭到大陆的攻击”，华盛顿是否有义务保卫台湾时，布什说：“是的，中国必须了解这点，是的，我将会这样。”在被问到是否这意味着将动用美国的全部武力时，布什表示：“将尽一切所能帮助台湾进行防卫。”长期以来，美国政府一般避免在“台湾遭到大陆攻击”这一问题上表明美国会有哪些具体的军事反应，既不承诺武装保卫台湾，也不承诺不卷入，这样让海峡两岸都猜不清美国的行动意图，以便保持最大的灵活性，也就是所谓的“战略模糊”的政策。然而布什“竭尽所能协防台湾”的讲话明显突破了历届政府的这一做法，也打破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平衡。为减轻布什上述言论的政治冲击，布什在随后安排的媒体访问中表示，如果中国诉诸武力解决统一问题时，美国出兵将会是其中一个选择。不过，他同时警告台湾不要宣布独立，并称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希望两岸能和平解决纷争^[24]。“台湾不独，大陆不武”，这就是一些共和党外交谋士所鼓吹的“战略清晰”。他们认为传统的“战略模糊”政策容易使两岸误判美国的意图，而“战略清晰”政策将有效地对两岸进行牵制。事实上，在台湾岛内分裂势力猖獗的背景下，所谓美国将“竭尽所能协防台湾”的承诺只会使“台独”势力感到有恃无恐。

在冷战时期，美国为了遏制中国，曾编织了从东北亚到东南亚的“新月形包围圈”。在以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理念的驱动下，布什政府也在谋求强化同本地区盟友和有关国家间的合作，以期形成一张更有力的安全网络来对付崛起的中国。在这张网络中，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处于重要位置。布什政府一上台，就对美日关系给予了异乎寻常的重视，积极加强同日本的军事同盟，推动日本采取更加活跃的安全政策，以更好地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美国还鼓励其在亚太的另一盟国澳大利亚积极参与地区安全事务，在台湾问题、导弹防御问题上紧跟华盛顿。布什的共和党政府与霍华德（John Howard）的保守派政府声气相通，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2001年7月，在澳新美理事会成立50周年的纪念活动中，美国国务卿鲍威尔（Colin Powell）称澳大利亚为“我们在西太平洋地区最老牌、最亲密的盟友”。2002年6月，霍华德在对美国国会的演讲中表示：“在这个世界上，澳大利亚是美国最好的朋友。”^[25]2001年7月，美国和澳大利亚举行年度军事合作磋商。双方除了表示要加强军事协调外，还讨论了建立一个包括美澳日韩四国的安全磋商机制的问题。虽然这个建议首先由澳方提出，但美方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它呼应了布什政府要将双边同盟安排多边化、建立“亚洲小北约”的意图。此外，美印安全关系的发展也引人注目。布什上台后不久，美国就开始加强同印度的关系，特别是军事关系。2001年4月，印度外长兼国防部长辛格应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的邀请访美。5月，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印时向印方表示，美放松对印制裁后，将首先扩大同印度在印度洋的军事合作，包括联合军事演习、高级军官交流等。7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谢尔顿（Hugh H.Shelton）上将访问印度，美印之间的军事交流得以恢复和发展。在辛格访美及谢尔顿访印期间，双方就恢复和加强新世纪美印军事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磋商。

由此看来，如果说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主旨是“预防性防务”，对华战略是“接触加防范”的话，那么小布什政府上台后的美国亚太安全战略则呈现出“预防性遏制”的态势，对华战略具有强烈的“遏制”成分。布什政府这一咄咄逼人的政策调整使美国主张对华接触的人士深感不安。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顾问伯格（Sandy Berger）评论说，“从布什政府上台之初采取的一系列显然经过周密考虑的反华动作中，许多中国人现在看到了一种根本的变化，它是由政府中强硬的反华人士所推动的，目的是把中国当作21世纪亚洲稳定和世界和平的新的威胁——因此理应通过美国战略和军事政策的根本改变来加以对付。”^[26]如果这一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地区安全战略调整得以全面实施，那不仅将引起中美战略对抗，而且也将导致亚太地区的极大的不稳定。然而，正如“9・11”事件所揭示的那样，把崛起的中国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安全威胁是战略判断上的重大错误。“9・11”恐怖袭击使美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表明美国的安全战略与安全现实严重脱节，布什政府不得不对美国的安全战略进行新的重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