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梯子论”

19世纪的美国经济社会几乎是完全按照美国学派所设计的蓝图发展起来，保护主义成为大国崛起的不二秘诀。然而为什么在经济学界“仿佛美国学派就从来没有存在过？”为什么研究经济思想史的学者们令人惊讶地集体忽略了美国学派？^[76]一个世纪的治国方略、三代经济学家的成就何以不明不白地“失踪”？是学者们的健忘，还是有意隐瞒这段历史？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世纪的美国共和党大力宣传“自由贸易导致国家依附和工业失业、堵塞了经济进步的道路”，而到了20世纪，却几乎没有共和党人再对其最初的保护主义政纲怀有任何兴趣——在1832年，共和党人亨利·克莱在参议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出：“关税会导致最佳的民主，它将会为人类从贫瘠步入丰裕提供更多的机会”；而在2001年，小布什总统则在演讲中宣称：“贸易开发不只是一种经济机会，它在道德上也是势在必行的”，“贸易为失业者创造了就业机会。当我们为市场开发进行谈判时，我们正在为世界上的穷人提供新的希望。当我们推动贸易开放的时候，我们正在推动政治自由”。^[77]

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转变。

在经济思想史上，或许可以这样解释：美国学派从产生之日起就是一个以异端形式出现的经济学派，就是“离经叛道”。尽管它在19世纪末一度压倒学院派而成为美国经济学的“正统”，但“边际革命”在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大，很快削弱了它对古典经济学批判的影响力，而后的“凯恩斯革命”，更是取代了它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使得美国学派只能退缩到了少数几个大学中去，成为经济学被遗忘的角落。

不过美国学者赫德森从意识形态上给出解释。他认为是“对于保护主义的现代憎恨导致了从历史中删除了自1860年至1912年在共和党领导下指导美国工业化的逻辑。美国学派对自由贸易和李嘉图、马尔萨斯以及其他英国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犀利的批判，对于那些急切地把美国史描述为是由自由贸易不可避免地推动的和西部扩张作为天命论的教授们来说，这种批判在心理上产生了认识上的冲突”^[78]。“美国学派之所以落了个湮没无闻，主要原因是美国经济政策从保护主义转向了自由贸易，当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了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帝国之后，这种与帝国地位相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学家们，就不得不遗忘美国经济思想史中无法支持的这种新正统的经济思想。其结果是，美国无视在1815—1914年长达一个世纪中发展起来的指导其经济崛起的理论和意识形态，恢复了对民主党作家的偏爱，而后者则来自美国学派所反对的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传统经济学。”^[79]

国内学者贾根良支持赫德森的解释，指出这是“由于美国经济战略家非常熟悉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自由贸易是在损害弱者的情况下使经济强大者获益的，因此，在美国经济崛起后，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美国经济战略家已经清除掉了美国学派在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大部分痕迹……”^[80]因而，在今天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中人们很难看到关于美国学派的介绍，而关于美国经济崛起的保护主义经济逻辑，就更鲜为人知晓了。

19世纪，李斯特曾在《政治经济学大纲》中尖锐讽刺自由贸易理论，并好意提醒美国人：当一个人已经登上了高峰以后，就会把他登高时所用的那个梯子一脚踢开，免得别人跟着他爬上来。

曾经，英国试图向美国撤去“梯子”，而今，美国正试图向世界上其他落后国家撤去“梯子”。对此，我们无须使用色彩描绘——这不过是资本主义民族国家的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梯子”承担的无非是资本主义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经济范畴，“失踪”也不是真的失去踪迹，而是历史悄然揭过了这一页。美国学派的诞生，是因为美国早期落后的工业和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美国学派的消失，是因为美国强盛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再需要它。然而这段对美国来说已经不再需要的历史，对于当代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着格外严肃的警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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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国崛起的开山之功，当属美国学派治国方略的筚路蓝缕。可以说，美国经济的起飞完全是在该学派保护主义的保驾护航中完成的。

美国的保护主义经济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791年汉密尔顿提交给国会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不过独具特色的美国学派制度经济学则是19世纪20年代在与学院派经济学的交锋中逐渐形成的，其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学派形成期，大约从19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马修·凯里是开创者，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集大成者，李斯特的启蒙老师丹尼尔·雷蒙德、提倡技术创新和归纳研究方法的约翰·雷、支持国内市场的乔治·梯比斯、国会议员安德鲁·斯图尔特等，也在这一阶段做出重要贡献。第二阶段是学派的发展期，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到南北战争爆发，代表人物是马修·凯里的儿子亨利·凯里、政治家亨利·克莱和新闻记者卡尔文·科尔顿、出版商和小册子作者霍勒斯·格里利等，帕申·史密斯是理论综合者，他试图把美国学派的政治经济理论发展成一种定量化的工程科学。第三阶段是学派的繁荣和“失踪”，大约从南北战争结束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其代表人物主要是凯里的追随者和深受德国历史学派影响的新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西蒙·纳尔逊·帕滕是集大成者，他试图把美国学派与德国政治经济学综合在一起。

在对本土政治经济学清醒定位的基础上，美国学派发展出一套与19世纪美国国内外政治经济处境丝丝入扣的经济学说：生产力进步观、贸易保护理论、高工资理论、土壤生产率学说和动态社会观等，为美国发展的工业立国道路、关税保护政策、阶级关系调和、国内市场建立、城乡平衡发展、内部改善措施和国家主义战略等方面提供了及时、有力的理论支持。其中，贸易保护理论和保护性关税是美国学派最核心的思想和主张。美国学派一致认为：关税保护是落后国家发展民族工业的必然选择；19世纪的美国在工业方面远远落后于英国，如果不进行关税保护，幼稚工业势必在竞争中很快被淘汰，美国工人的高工资也难以为继；如果不进行关税保护，美国的土壤、矿藏、生态和环境将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很快耗竭和破坏，并永远在国际分工中处于劣势地位。

其实，不光是19世纪的美国，保护主义经济学和保护主义经济政策在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初期都扮演过重要角色。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任克林顿政府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曾大声为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正名，在为卡尔·波兰尼的《大转型》一书2001年再版所撰写的“前言”中，他写道：

、

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了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在美国，第一条电报线于1842年得到联邦政府的资助，而农业生产力的突破性提高——这为工业化提供了基础——有赖于政府的研究、传授和其他扩展性服务。在西欧，对资本的限制性规定直到前不久才取消。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美国政府威胁对欧洲实行贸易制裁，除非后者向加勒比地区的美国公司所拥有的香蕉开放市场。尽管有时这些干预是正当有理的，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进行的干预的必要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羞耻的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在当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我见到了一个又一个例子，从墨西哥土豆和鳄梨到日本电影，到乌克兰的女式大衣，再到俄罗斯的铀。香港长期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被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摧毁它的经济时，它对二者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然而香港的干预成功了——它稳定住了那两个市场，避开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81]

斯蒂格利茨甚至尖锐指出：

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的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很容易摒弃的：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82]

解开这段历史之谜，揭开“自由市场”的真相，阐明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与保守主义经济理论之间的关系，对于警醒今天那些跌入新旧自由主义理论陷阱中的经济学家，纠正他们对自由市场的迷恋和对西方历史上政府保护主义的“盲视”，具有重要意义。“梯子论”警醒着后发展国家：千万不要照搬当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不要被它们强大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所迷惑，而是需要冷静考察经济理论的来龙去脉和效用边界，在世界历史发展的具体情境中建构起符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经济理论。

【注释】

[1]［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序言第1页。

[2]“美国制度”这个术语是19世纪20年代作为亨利·克莱提出的政治纲领的标语口号而流行起来的。克莱的纲领包括保护性关税、内部改善和国民银行三大要素。

[3]参见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主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12页。

[4]［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7～79页。

[5]Charles F．Dunbar，Economic science in America：1776—1876，North American Review，121（1876）．

[6]［美］约瑟夫·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2卷），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15～216页。

[7]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5页脚注、第191页。

[8]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九章“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中评述了“一位美国经济学家”的计算资本周期的方法，这位美国经济学家就是阿·波特尔。参见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7页、第601页。

[9]马克思著：《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4页等。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508页。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1852年3月5日）的书信中，批判分析了凯里的阶级和谐论，认为这是美国资产阶级社会还很不成熟，阶级斗争还没有发展起来的表现。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0页。马克思在评论凯里的美国经济学时指出：“这是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博爱的乌托邦式的竞争手法，这种竞争对现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特殊现象。政治经济学的独创性的一面在这里表现得最出色。”

[12]参见［澳］威廉·奥利弗·科尔曼编：《经济学及其敌人：反经济学理论200年》，方钦、梁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14]凡勃伦从道德方面批评美国。他指出，英国在1816年就宣布了奴隶贸易非法，对于奴隶贩子来说，新生的美国是最好的地方；奴隶贸易虽然从来不是“光彩的”职业，但还在“许可的边缘求得平衡”；它为更大的利益服务，“它和它的竞选伙伴朗姆酒贸易一起，为……财富奠定了基础，从而导致了全美某些最佳人选的出现”。See Thorstein Veblen，Absentee Ownership and Business Enterprise in Recent Time，New York：B．W．Huebsch，Inc．，1923，p．171．

[15]新英格兰地区是指位于美国大陆东北角、濒临大西洋、毗邻加拿大的六个州，由北至南分别为：缅因州、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马萨诸塞州（麻省）、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

[16]建立大众教育体系和在大学开设政治经济学教程是杰斐逊的治国主张之一。弗吉尼亚大学位于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市（Charlotteville），该市距离杰斐逊的地产所在地——蒙蒂赛洛（Monticello）仅约6．5千米。

[17]See Michael z_=．L．O’Connor，Origins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p．19．

[18]Michael J．L．O’Connor，Origins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p．19．

[19]Michael J．L．O’Connor，Origins of Academic Economics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4，p．66．

[20]［美］沃侬·路易·帕灵顿著：《美国思想史》，陈永国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862页。

[21]Wesley C．Mitchell（ed．），Types of Economic Theory：From Mercantilism to Institutionalism，Vol．Ⅱ．，New York：Augustus），．Kelly，1969，p．224．

[22]［英］罗杰·E．巴克豪斯著：《西方经济学史》，莫竹芩、袁野译，海南出版社，2007年，第196～197页。

[23]熊彼特认为，在这个时期内，美国经济学界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际上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参见［美］熊彼特著：《经济分析史》（第3卷），朱泱等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170页。

[24]“劳联”是美国劳工联盟的简称，成立于1886年。1955年“劳联”与1953年成立的工业组织协会（the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简称“CIO”）联合，成立了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成为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

[25]朱安东：《政治经济学在美国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8期。

[26]［美］亨利·乔治著：《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页。

[27]中大西洋地区是指位于新英格兰和南部之间的地区，通常包括特拉华州、马里兰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和华盛顿特区。

[28]费城民族工业促进会成立于1815年。

[29]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页、第39页、第49页。

[30]在186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党内分裂成道格拉斯领导的“自由州派”和卡斯将军领导的南方“挺奴隶制派”，这为林肯领导的共和党获胜铺平了道路，也使南方与东北部的牢固结盟被攻破。

[31]李斯特被视为经济历史学派的先驱，他的国家经济学深深影响了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化进程，他的关税同盟主张甚至成为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理论基础；凯里的经济学在19世纪末引起欧洲经济学家的广泛关注，德国的杜林、意大利的费拉拉和法国巴斯夏的追随者都详细评论过凯里在报酬递增条件下的“乐观主义”经济增长论。不过，他们也都回避了凯里的保护性关税理论。

[32]Margaret E．Hirst，Francis Wrigley Hirst，Life of Friedrich List and Selections from his Writings，New York：Augustus ig ．Kelley，1965，p．167，also see pp．204－210．

[33]罗伯特·埃利斯·汤普森1881年任沃顿金融与经济学院的院长（该学院由费城钢铁制造商约瑟夫·沃顿赞助成立，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一部分），讲授贸易保护理论的课程；1884—1885年间，他受邀前往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讲课，讲稿以“国内工业的保护”（Protection to Home Industry）为名出版。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202页。

[35]辉格党人亨利·克莱在1824、1828、1832、1836和1844年的总统竞选中，所持的均是保护主义学派的施政纲领。他虽然没有能够当选总统，但担任过多届国务卿，起草或推动过《1821年密苏里妥协法案》《1833—1842关税妥协法案》《1850年妥协法案》和一些改善国内市场和推行国家银行的方案。

[36]这一批学院式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在德国所受到的教育很大程度上源于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而李斯特的经济思想又基本上是在他19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亡美国时与马修·凯里交往过程中形成的。

[37]金日：《美国经济协会简介》，《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38]作为对美国学派经济学说的坚决反对，美国经济学会建立之初，哈佛大学的弗兰克·陶西格、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劳克林、耶鲁大学的阿瑟·T．哈德利等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耶鲁大学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姆·格雷厄姆·萨姆纳拒绝加入。

[39]1888年，美国经济协会在会章中写道“鼓励完全自由的关于经济学的讨论，协会本身没有任何党派成见，亦不强使会员对实际经济问题采取某种立场”。参见金日：《美国经济协会简介》，《国外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40]［英］亚当·斯密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36～337页。

[41]Margaret E．Hirst，Francis Wrigley Hirst，Life of Friedrich List and Selactions from his Writings，New York：Augustus ig ．Kelley，1965，p．167，also see pp．204－210．

[42]See John容 ．Miller，Alexander Hamilton and the growth of the new nation，NJ：Transaction Publishers，2004．

[43]参见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期。

[44]［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1页。

[45]参见［英］张夏准：《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20～26页。

[46]［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导言第17页。

[47]“工业报酬递增论”是帕申·史密斯在李斯特、凯里的生产力学说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它以日益增长的“能量生产率”为基础，体现了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对那个时代的技术进步和工业生产的朴素观察和经验。

[48]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译者前言第8页。

[49]Peshine Smith，The Law of Progress in the Ralations of Capital and Labor，Hunt’_2 Merchants’Magazine，Vol．XXVI（January）1852，p．42．

[50]Jacob Schoenhof，Wages and Trade i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American and Europe，NewYork：Free－Trade Club，1884，p．19．转引自［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二版导言第10页。

[51]Simon Nelson Patten，The Theory of Prosperity，New York：Macmillan，1902，p．35，p．174．

[52]Erasmus Peshine Smith，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New York：Georgez_．Putnam，1853．p．35．

[53]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0～301页。

[54]转引自［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55]Simon N．Patten，The Theory of Dynamic Economics，In Rexford Guy Tugwell（ed．），Essays in Economic Theory，New York：Knopf，1924，p．96．

[56]转引自［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59页。

[57]［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8页注释24。

[58]共和党人在南北战争期间通过发行绿背美钞，极为成功地使政府成为主要的信贷创造者。

[59]参见［美］斯坦利·L．恩格尔曼、罗伯特·E．高尔曼编：《剑桥美国经济史（第二卷）：漫长的19世纪》，高德步、王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5页。

[60]See Irwin Douglas，Review：Kicking Away the Ladder：Development Strategy，In Ha－Joon Chang，Historical Perspective，EH．net，http：／eh．net／book＿reviews／kicking－away－theladder－development－strategy－in－historical－perspective／．

[61]See Dan Ben－David，Equalizing Exchange：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ncome Convergen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08，No．3，1993，pp．653－679；Jeffrey ch ．Sachs，Andrew Warner，Economic Reform and the Process of Global Integration，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No．1，1995，pp．1－118；Francisco Rodriguez，Dani Rodrik，Trade Policy and Economic Growth：=" Skeptic’Se Guide to Cross－National Evidence，NBER Macroeconomics Annual，Vol．15，2000，pp．261－338．

[62]例如，不少经济学者认识到：自由贸易的核心理念“比较优势学说”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在充分的就业市场（劳动力在各行业间无成本的转移）和完美的风险市场（资讯的自由流通和无成本获取）之上的，而这两个条件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早期是不具备的。

[63]［英］张夏准著：《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失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6～47页。

[64]Paul Bairoch，Economic and World History：Math and Paradox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pp．51－52．

[65]［英］张夏准著：《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失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41～69页。

[66]参见［英］张夏准著：《富国的伪善：自由贸易的迷失与资本主义秘史》，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23～26页。

[67]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德国分割为三百多个公国，1815年的《维也纳条约》对此作出修正，将德国分散的公国减少到不足四十个。

[68]参见［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85页。

[69]参见［美］查尔斯·P．金德尔伯格著：《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高祖贵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

[70]［美］道格拉斯·多德著：《资本主义经济学批评史》，熊婴、陶李译，凤凰传媒出版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注释19。

[71]See John Vincent Nye，The Myth of Free－Trade Britain and Fortress France：Tariffs and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Vol．51，1991，pp．23－46．

[72]See Peter Hall，Governing the Economy：The Politics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Britain and France，Cambridge：Polity Press Ltd，1986．

[73]See Paul Bairoch，Economic and World History：Math and Paradoxe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1993，pp．51－52．

[74]See H－内容 Chang，Wright Kozul，Organizing development：Comparing the National System of Entrepreneurship in Sweden and South Korea，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Vol．30，No．4，1994，pp．859－891．

[75]参见［英］安格斯·麦迪森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许宪春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76]参见［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0年新版序言第4页。

[77]［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0年新版序言第4页。

[78]［美］迈克尔·赫德森著：《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2010年新版序言第4页。

[79]同上，第293页。

[80]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3期。

[81]［英］卡尔·波兰尼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钢、刘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前言第6页。

[82]同上，前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