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极化趋势下的中日美三国关系

王少普^[1]

在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战后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此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这种趋势变得更加明显，对国际关系发生重要影响，本文将重点探讨对中日美三国关系的影响。

一、世界秩序的再调整与三国关系的合作趋势

首先，关系人类命运的重大课题强化了三国的合作要求。

随着历史的进展，人类对资源的过度开发，使人类与自然界矛盾的积累，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同时，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使人类共同风险与共同利益增加，没有国家可以单独解决人类面临的能源和气候等问题。

经济规模位居世界前三位的中日美三国，在石油消费上也位居世界前三位，在二氧化碳排放量上则居世界一、二、五位。这种状况，不但在三国间产生了诸如在石油价格等问题上的相近要求，更重要的是在这些酝酿着世界性风险的问题上，三国如果不合作，将会给三国以及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在世界发生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为了克服经济困难，三国都需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市场，而“节能减排”这一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就蕴涵着极大的商机，三国在此问题上有竞争，但三国各自拥有的特点，又使它们的合作变得更为必要。

2009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指出:“日本在环保技术等方面，立于高端，在人类必须发展经济而不损坏环境的目标面前，美国乐意成为日本重要的伙伴”^[2]，在访华时表示:“作为能源的最大消费者和生产者，如果没有美国和中国共同努力的话，这个挑战是得不到任何解决的”^[3]。

其次，在金融上和经济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结构的中日美三国，为纠正世界经济的失衡更需要合作。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间的依赖关系加强，而中日美三国由于经济规模的庞大以及各自经济模式的特殊性，更在经济上和金融上形成了相互支撑的特殊结构。

当代美国经济模式，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美国在里根执政期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形成的所谓“新美国模式”。该模式主张“国家最小化、市场最大化”，强调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融资，“这种类型的资本主义，其积累的决策权，主要在私人公司，它们可以自由地追求短期利润目标，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本”^[4]。“新美国模式”与美元的霸主地位及美国透支消费的文化传统相结合，形成了美国经济独特的“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

中国的经济模式基本是出口导向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了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的问题，以各种优惠措施特别是廉价优质的劳动力吸引外资，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中国市场。同时，由于国内消费能力的提升与市场的发育需要一定时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赖度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保持着相当高的程度。中美两国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位居第三的贸易伙伴，而中国则是日本头号贸易伙伴。

日本是一个居制造业高端的国家，其出口产品呈高附加价值化的特点，与高速发展时期相比，日本内需虽有提高，但外贸依赖度仍比较高。为降低生产成本，日本把大批劳动密集型及资本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国，将中国作为一个面向全球市场的生产基地。它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具有鲜明的出口导向性质。依据相关性计算，1994—2005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美出口额之间的相关度高达0.88。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日本大幅度扩大了向亚洲出口半成品的数量，而亚洲各国特别是中国则在扩大向美欧出口成品的数量。例如，日本电器、机械与运输设备等制造行业，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这些行业中的企业不断扩大在华投资和生产规模，其最终产品则回销或销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日本对华投资对中美贸易发生明显的贸易创造效应。根据日本财务省公布的2008年12月日本贸易统计初值，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猛增，达42.8%，并带动日本出口整体回暖，总额为54 128亿日元(约合4 122亿元人民币)，自国际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以来，同比首次增长，达12.1%。各类出口商品中以芯片等电子零部件和汽车配件的增长最为显著。中国成为日本最大的出口市场。由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猛增，统计显示，2008年12月，二战后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首次超过对美出口，中国成为日本最大出口市场。

因此，日本经济学家若杉隆平指出:“在日本、美国和中国或东亚之间形成了贸易三角。这个贸易三角以美国为最终市场，从日本出口或在当地进行生产。日本向美国的出口虽然没有显著增长，但日本向中国的出口一直增长，中国向美国的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5]

上述模式使中日特别是中国对美贸易持续保持着相当高的顺差。同时，由于美元所具有的国际储备货币的特殊地位，美国资本市场的吸引力，以及贸易顺差国需将其贸易盈余用以维持出口部门的增长和本国货币对于美元的长期价值稳定，而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贸易盈余投资于美国债券。据统计，2010年9月份，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仍达8 835亿美元，居首;日本持有的美国国债总额为8 650亿美元，次之。

上述模式曾支撑了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监控不力，让美国金融资本的疯狂逐利突破了这一模式应有的平衡限度，从而使世界陷入严重的金融、经济危机。要从根本上摆脱当今的危机，必须重建世界经济的平衡，显然，作为世界现有经济模式主要支撑者的中日美三国，在此重建过程中承担着重要的责任，必须进行合作。

再次，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共同立场，使中日美在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分歧有可能得到协调。

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东亚共同体进一步成为东亚乃至亚太地区国际关系中的热门话题。这一问题与中日美三国关系有着密切联系。

东亚共同体是一个综合概念，有若干层次。目前讨论的东亚经济共同体，主要指东亚自由贸易区。此次世界金融危机与经济危机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

美国在调整经济发展方针，正由原有的债务推动型向出口推动型转变，要求进一步开发迅速崛起的亚洲市场。日本与欧盟相比，市场较为单向，此次危机使日本对美国的直接、间接出口明显下降。为走出经济困境，日本提出“内外一体”，变亚洲的需要为日本的内需等主张。中国对美国出口也下降，中美贸易摩擦有所增加，中国对亚洲市场的需求也在增加。加快东亚乃至亚太多边经济合作的进程，显然有利于亚洲市场的扩大。

在此问题上，中日美的分歧和共同要求都有所发展。

中方主张，以“10+1”(东盟与中国)为基础，以“10+3”(东盟加中国、日本和韩国)为主渠道，以东亚峰会为重要的战略论坛，推进东亚共同体的进程;同时，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欢迎美国作为亚太国家发挥建设性作用。

日方正向着“多重功能主义”转变，在参加TPP谈判的同时，与中韩开始建立中日韩FTA的谈判。

美国则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反对被排除在东亚共同体之外。同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如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积极推动TPP谈判等。

在东亚乃至亚太多边经济合作问题上，中日美之间既有不同要求、也有共同之处。能否协调好三国在此问题上的矛盾，不仅关系到三国关系，关系到东亚与亚太多边经济合作能否顺利发展，而且关系到东亚乃至亚太的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如何转变。由于三国都支持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这就使三国的矛盾有了协调的基础。

二、中日美关系的总体趋势:稳定、合作与开放

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使国家间关系以及各国所面临的外交任务发生了重要变化，中日美关系出现了向着稳定、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经济全球化使国家间的关系不再像冷战时期那样敌友分明，而往往既是朋友又是对手;世界多极化的发展，特别是这次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影响，使各国的利益进一步趋向多元。在这种情况下，各国政府能够也必须更多地考虑外交关系的“平衡”。中日美关系的发展，也出现这种趋势。

(一)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显示出以日美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外交为重点的方向

2009年11月，奥巴马以访日为起点开始了其亚洲政策的调整。综观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可见以下特点:

其一，奥巴马的亚洲政策在美国的世界战略中占据了冷战后前所未有的地位。

世界金融危机的发生，以及中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使亚洲的重要性更为凸显，奥巴马与他的前任相比，目光更加集中地投射到了亚洲，他明确表示美国是太平洋国家，主张太平洋不是美国与亚洲间的障碍，而是将双方联系起来的纽带。

其二，在强化同盟关系的同时，要求进一步发展在亚洲的伙伴关系。

亚洲在美国世界战略中地位的上升、面临挑战的增加，以及与亚洲国家共同利益的发展，使美国必须也能够在亚洲建立更加广泛的合作关系。因此，奥巴马在表示坚持与深化美日同盟的同时，强调与中国合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出中国的快速发展将会有助全球发展，美国不谋求遏制中国，并欢迎中国在世界上发挥更大的作用^[6]。

其三，积极开辟亚洲市场，重视亚太区域的经济合作。

美国为了摆脱金融及经济危机，确定了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其基本内容是:增加储蓄，减少支出，改革金融体系，削减长期的财政赤字与负债，重视制造业，增加出口。为此，就必须积极开辟亚洲市场，奥巴马主张亚洲国家减少对外贸的依赖，扩大内需，并希望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导作用。

其四，继续高举美国价值观的旗帜。

坚持美国价值观是美国政治家一贯的基本选择。在美国相对优势减弱，美国模式受到挑战的当今，坚持美国价值观具有了新的现实意义。这就是为何奥巴马在承认亚太地区是具有多种文化的地区的同时，依然反对以传统文化特点与经济发展为理由损害人权的原因所在。

从上述亚洲政策出发，奥巴马提出了其对华与对日政策。对华政策基本内容有两个方面，即:预防与合作。在坚持建立对华战略预防的同时，对华战略借重的要求增强，特别是在经济上，奥巴马说:“我相信美国的未来维系于向全世界出口美国制造的商品，而中国正在成为美国商品的最大市场之一，亚洲也是，因此美国自己封闭市场也是不正确的。如果我们对亚洲的出口哪怕仅仅是增加一个百分点，那也意味着能够创造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工作岗位，这是容易做到的。”^[7]因此，在合作方面，奥巴马政府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要求建立与深化双边战略互信;要求致力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并希望采取实际行动稳步建立应对共同挑战的伙伴关系。对日政策基本内容也有两个方面，即:控制与结盟。从此立场出发，奥巴马政府在坚持美日同盟仍然是美国亚洲政策基轴的同时，要求适应形势需要，深化美日同盟，扩大美日合作内容。

(二)鸠山政府的外交政策，强调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取得平衡

鸠山政府也提出了对美对华政策的调整主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日本政府与美国“对等”的要求加强。

冷战后，苏联解体，日本消除了战后最主要的安全威胁，国内自主意识抬头。在这样的条件下，小泽一郎首先提出了要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口号，这一口号虽然主要想摆脱战后雅尔塔体系给予日本的限制，但也包含有改变美日关系主从化的要求。近年来，特别是以美国为源头的世界金融和经济危机的发生，使美国的相对优势减弱，日本的这一要求更加强烈。民主党提出了与美国建立“紧密而对等”关系的主张。所谓“对等”，就是主张更多地从日本利益与民众愿望出发，处理对美关系。鸠山内阁与美国政府在印度洋供油与普天间机场迁移等问题上的分歧之所以难以调和，是因为这些分歧不仅涉及具体利益，更关系到日本能否在与美国“对等”的要求上有所突破。

其二，日本政府开始更多地考虑美国与亚洲外交关系的“平衡”。

美日同盟的限制，使日本外交带上了单向性，当年日本政府不愿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原因正在于此。但是，随着中国等国的迅速发展，国际格局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日本无论在安全上还是经济上，仅仅依靠美国难以获得保障，在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发生的今天，尤其如此。这种情况下，日本提出了“内外一体”、“将亚洲市场视为内需市场”等口号。据有关机构对日本制造业未来投资方向的统计，居一、二、三位的是中国、印度、越南。这必然促使日本外交由以美为中心，转向更多地追求在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中国之间寻求平衡。

正是基于这种需求，鸠山内阁在对华外交上表现出更加积极的姿态。鸠山首相表示，日本“此前有些过于依附美国。虽然日美同盟很重要，但作为亚洲国家，日本将制定更为重视亚洲的政策”。

(三)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日美关系出现了向着稳定、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美日同盟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将中国作为其主要假想敌之一。冷战结束后，美日同盟的作用有所变化，但是建立与增强对中国的战略预防，仍是其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现在，美国显示了在亚洲以美日同盟为基础，以对华合作为重点，将同盟关系与多边合作加以联系与整合的方向。日本则逐步转向在美国与亚洲之间寻求平衡。

针对上述变化，中国的对美对日政策也在发生调整。胡锦涛主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新形势下，中美两国在事关人类和平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和更加广阔的合作前景，肩负着重要的共同责任。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和全球性日益凸显^[8]。对中日关系，胡锦涛指出: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日拥有的共同利益和面临的共同挑战都在增多，两国关系面临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发展的重要机遇。中方愿同日方一道，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推动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持续深入向前发展^[9]。中国将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均放在战略层面进行定位和运筹。同时，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不结盟，努力与世界各国搞好关系。

在上述情况下，中日美关系出现了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的趋势。

三、国际秩序调整过程中的非稳定性

当今的国际秩序处于重要的转变过程之中，2010年以来，中日美关系的不稳定性有所增强。

世界多极化趋势的进一步明朗，使当今的国际秩序进入重要的转变过程之中。受中国等新兴国家的迅速发展，而引发金融危机的美国“领导能力”有所削弱等一些因素的影响，2010年以来，中日美三国关系的不稳定性明显增强。

2010年2月1日，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该报告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主要战略报告之一，对未来数年的美国军事和安全战略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值得注意的是，该报告认为，美国面临的安全环境“更加复杂，不断变化，充满不确定性”;当前地缘政治呈现四大趋势——大国崛起、非国家行为体力量日益增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性问题，这四大趋势将塑造未来安全环境。该报告表明，现政府对美国安全利益的界定为“安全、繁荣、普世价值、合作性的国际秩序”。依据上述判断与界定，该报告在谈及中国时，一方面表示“美国欢迎一个强大、繁荣和成功的中国的崛起”;另一方面，指责中国发展“反介入”战力、军事透明度“有限”。因此，该报告认为，在中美关系上，美国应将“深化合作”与“管理风险”并重齐举。此后发表的美国新国防战略认为:“美国的经济与安全利益与从西太平洋和东亚延伸到印度洋和南亚的弧形地带有着无法摆脱的联系，从而形成了不断演变的挑战与机遇的混合”，表示“美国必须恢复亚太地区的平衡”^[10]。

正是基于对形势的上述判断，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洲，实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其总体目标如希拉里所表示:“保持和加强美国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领导能力，改善安全，扩大繁荣，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其中，既强调了与中国的合作，也包含了加强对中国战略防范的要求。

在国际金融危机蔓延、国防预算吃紧的情况下，美国要落实这个战略，其与亚洲盟国和重要的伙伴国的关系无疑“至为重要”，而日本无疑是“重中之重”。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一份报告中强调，美国必须“依靠日本作为维护亚太地区稳定的战略平衡的海上基石”，“美日两国都需要超出日本领土范围的更多强大、可共享且互用的情报监视、侦察能力与行动”，他还主张“应以美日军队联合执行任务为目标，赋予驻日美军更大的责任与使命感”。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与日本防卫战略调整以及谋求“正常国家”地位的方针有着交集。多年以来，日本通过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派出自卫队参加维和与护航行动等手段，不断谋求“正常国家”地位。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蚕食和平宪法的有关规定。2010年日本出台新的《防卫大纲》，将防卫重点从北方转向南方，着重加强西南诸岛地区的防卫。日本防卫界还有人提出将“东海防卫”、“防止台湾被吞并”、“防止南海的内海化”、“确保印度洋和龙目海峡的海上通道”等作为安全重点^[11]，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

在上述背景下，2012年4月，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宣布将从私人手中购买钓鱼岛。其后，日本首相野田表示，日本政府已着手筹措预算，以正式启动钓鱼岛“国有化”程序。日本外相表示，《日美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称此言已得美国国务卿希拉里确认。9月11日，野田内阁又与钓鱼岛所谓的“岛主”栗原家族正式签署了岛屿“买卖合同”，对中国领土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与主权。中日关系跌落至外交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最低点。

2012年12月26日，安倍内阁成立。从目前情况看，导致日方在钓鱼岛问题上向中国发难的基本原因仍然存在，因此安倍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不会发生根本变化;而且为了加强日美同盟，为了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还可能让钓鱼岛局势持续保持紧张。但振兴经济是安倍的首要任务，而此任务与改善中日关系密切相关，日本前驻华大使丹羽卸职后即要求日政府承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并与中国谈判，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日经济界对安倍的要求。安倍政府是继续原有立场，使钓鱼岛争端上升为破坏中日关系大局的问题，还是作出调整，使钓鱼岛争端得到控制，回到作为中日关系局部问题的地位，安倍面临关系中日关系前途和东亚能否保持和平稳定的重大选择。

总之，世界金融与经济危机的发生，使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更为明显，这种变化对中日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形成了新的合作要求，也使中日美关系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何建立安全上的互信，经济上的平衡，能否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领土争端等问题上。正确处理这些问题，促使中日美关系向着平衡、合作、开放的方向发展，是中日美三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1]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

[2]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发表的“亚洲政策演讲”(见共同社2009年11月14日讯)。

[3]2009年11月17日《中美联合声明》(见《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讯)。

[4]［美］大卫·柯茨著:《资本主义的模式》，耿修林等译，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5]From Rieti No.76(见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电子信息第76期)。

[6]2009年11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日本东京发表的“亚洲政策演讲”(见共同社2009年11月14日讯)。

[7]2010年2月3日，奥巴马向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议员的演讲。

[8]2009年1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会见美国总统奥巴马时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09年11月18日讯)。

[9]2009年9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纽约会见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时的讲话(见《人民日报》2009年9月22日讯)。

[10]“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见2012年1月3日美国国防部网站。

[11]《军事研究》(日)2012年2月号、3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