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关系与美日同盟

第二节　美日关系与美日同盟

1993至1994年间，美日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和日本安全政策的新动向，也促使华盛顿调整美国地区安全战略。

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初两年里，美日关系因贸易摩擦而经历了一场考验。在1992年的大选中，克林顿高举“振兴经济”的大旗而击败布什。上任伊始，克林顿便将“经济安全”确定为美国外交政策三大支柱之首，而贸易安全又是经济安全的首要因素。作为民主党人，克林顿及其助手们主张强化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凭借自身的优势迫使盟国让步，并把攻克美日贸易不平衡这一“顽症”放在首位。1993年秋，美日两国经过谈判，由克林顿总统和宫泽喜一首相缔结了解决贸易问题的“框架协议”，但在随后进行的围绕“框架协议”具体分歧所进行的谈判却迟迟未获得进展。这一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达到近600亿美元的新高峰，占美国全部贸易赤字的一半还多^[6]。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加大了对日本施压的力度。1994年2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应邀访美，就贸易问题同美方磋商。克林顿在谈判中指责日本没有兑现承诺，要求日本必须为其开放市场制定具体的“客观标准”或“数值指标”，如不能达标，美将予以严厉制裁。细川首相则断然拒绝了美方的要求，称人为规定“数值指标”会走向“管制性贸易”，违背自由贸易原则。由于双方意见相去甚远，互不让步，美日两国首脑会谈不欢而散。在战后日美关系史上，日本第一次明确地对美国说“不”，在日美两国引起了极大反响。3月3日，克林顿以行政命令方式恢复实施“超级301条款”，向日本发出了表明美国决意打开日本市场的“一个明确信号”。3月29日，细川首相提出《对外经济改革纲要》，向美国表示让步，但美国当天就予以拒绝，认为这一改革方案实质性内容有限，不足以重开美日贸易会谈。克林顿在贸易问题上对日本采取的强硬和高压态度在国内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在日本却引起了普遍的反感。1994年初由《读卖新闻》和盖洛普在日本联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那些认为美国是日本最可信赖的盟国的人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51%下降到1994年的45%，创历史最低纪录^[7]。

另一方面，随着冷战的结束，日本也在思考其安全政策的走向。90年代初，日本的政治精英围绕着是否修改宪法第九条的问题，展开了一场关于日本国家安全战略的大讨论。主张在“护宪”的大前提下成为“平民化大国（civilian power）”的意见和主张通过修宪使日本成为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普通国家”的意见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为了尽快确定新时期日本的防卫方针，细川内阁除在防卫厅内组织研讨会外，还于1994年2月设立了以朝日啤酒公司会长桶口广太郎为首的直属首相的咨询机构——“防卫问题恳谈会”。该机构在1994年8月向村山富市首相提交了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应有状态——面向21世纪的展望》的建议书（通称“桶口报告”）^[8]。这份报告详细论述了新时期日本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包括促进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多边安全合作，提高日美安全关系的功能，拥有一支以信息能力和危机快速处理能力为基础的可靠而高效的防卫力量，并据此提出了积极参加联合国主导的维和行动、强化日美军事关系、促进地区安全对话等建议，但回避了对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的明确回答。这份报告发表后，华盛顿的观察家们从中嗅出了“对美离心倾向”，他们尤其对两点感到不放心。一是报告把“多边安全合作”放在“促进日美安全合作”之前讨论，似乎表明日本正在把安全政策的重心从美国转向亚洲。二是报告提出要发展日本自己的远程运输能力、卫星情报搜集能力，加强日本的防卫技术和防卫产业，这意味着日本正谋求逐步增强其防卫自主性^[9]。无独有偶，1994年6月，日本通产省发表了一份关于经济合作的白皮书，呼吁日本通过支持亚洲经济保持和增强其增长力的努力来刺激世界经济。该白皮书称亚洲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东盟国家是“世界经济的增长中心”。华盛顿的观察家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发表的“桶口报告”强调地区多边安全合作，呼应了日本在经济上更加强调“亚洲化”的趋势。对那些密切关注美日关系发展的美国分析家来说，令人忧虑的远不止这些。他们敏感地觉察到，随着冷战的结束，尽管美日同盟仍然是日本第一位的选择，但人们越来越多地质问这是否是唯一的选择。一些日本人士似乎在质疑过去的禁忌，如发展力量投送能力，武器出口，甚至拥有核武器的问题。日本防卫厅和外务省的官僚越来越多地将注意力从美日同盟转向其他问题上。在80年代，最优秀的官僚处理同盟问题，现在他们忙于处理国际维和行动、同亚洲国家的关系，或者计划一个“比较平衡的”日本军事力量结构。基于上述观察，这些美国的日本问题专家得出结论：“日本政策设计中的动能正在离开（美日）同盟。”^[10]

尽管日本对美日同盟的兴趣有所下降，但在华盛顿看来，美日安全关系的价值并未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减少。在安全层面，美国首先需要保留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以确保它在东北亚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这使美国能够对付本地区所出现的危机，保卫海上通道，维持其在东亚和西太平洋的影响力，并为美军在远离美国本土的地区（如波斯湾等地）的作战活动提供后方支援。其次，美国希望日本发挥积极作用以对付地区安全所面临的新威胁，这些作用包括加强在不扩散问题上的双边磋商，维和行动，保卫海上运输线，以及共同推进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项目。此外，美国还希望获得日本的双用途技术如复合材料、微电子等。在外交层面，华盛顿希望日本帮助履行旨在消除朝鲜核计划的框架协议，以及将中国纳入一个正在出现的太平洋共同体，使之成为一个和平的经济伙伴^[11]。

基于对美日安全关系重要性的认识，美国的战略家们呼吁克林顿政府采取“决定性的行动”以重新界定双边同盟。他们警告说，美国对美日同盟的忽视有可能诱使日本那些野心勃勃的保守的政治家们在其政治纲领中号召日本采取更加独立的安全姿态，或主张把日本的预算从服务于同盟的目的转移到国内用途上。他们建议，目前对日本防卫计划大纲的评估应伴随以一个具体的双边防卫合作计划，以确保东京对新的安全模式的探索符合美国的利益。1994年下半年，五角大楼设立了“计划和分析委员会”，着手对美日安全体制进行综合评估。11月，由美国军方重要的思想库——美国国防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提出，在新的形势下，美日安全合作的日程应包括以下内容^[12]：

（1）加强日本对美国军队行动的支持；

（2）加强美国对日本新的使命（如维和）的行动支持，如联合训练，空运和海运，后勤保障等；

（3）加强情报分享；

（4）在向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出多边安全合作倡议之前，日美两国进行协调；

（5）在地区导弹防御系统项目上的合作；

（6）加强对日本军事基地的联合使用；

（7）澄清日本为驻日美军分摊费用的长期承诺；

（8）就“技术换技术”倡议建立产业界工作小组；

（9）澄清日本武器出口三原则；

（10）加强关于武器采购和防卫产业基础计划的信息交换。

在推动美日同盟的调整方面，克林顿政府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发挥了关键作用。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出身的战略分析家，约瑟夫・奈深知日本和美日同盟对美国的重要性。当“抨击日本”的论调在美国风行一时之际，奈撰文强调美日之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他在文章中指出，日本在美国的投资带来了技术和资金，并有助于提高美国的生产率；东京和华盛顿需要在协调宏观经济和汇率政策方面进行合作；两国在东亚有着一致的安全利益；此外，美国谋求解决一些跨国问题——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不扩散、恐怖活动、艾滋病——也需要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合作^[13]。约瑟夫・奈对克林顿政府在对日关系中过分突出贸易问题不以为然。1994年春，日本前驻美国大使松永信雄赴美，向时任美国国家情报理事会主席的约瑟夫・奈转告了日方对克林顿政府“经济优先主义”的忧虑，并强调“日美联盟体制”的重要性。此举无疑加深了奈对调整美国对日政策的思考。1994年9月，约瑟夫・奈出任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旋即访问了日本，这次访问使他确信，日本正在脱离与美国的紧密合作，并把经济和安全政策的重点转向东亚。奈回国后向国防部长佩里提交了一份备忘录，主张调整美国对日政策、重新定义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奈建议美日两国防卫部门开展安全对话，以为同盟的调整做准备。美日安全对话从1994年底开始，持续一年之久，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涉及防卫日本本土的双边问题，如冲绳基地问题，日本分摊驻日美军费用问题，美军的供应与采购服务问题等等；各自对地区形势发展的估计和战略；参与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使命这些全球性问题^[14]。约瑟夫・奈在阐述对话的重要性时表示：“对话是把短期政策同长期战略联系在一起的尝试……与此同时，也是我们为了更好地对付潜在威胁，为了构筑包括防止核扩散等新领域在内的全面合作关系，在政治和军事这两个方面加强合作的尝试。对话使美日同盟适应了冷战后安全保障环境的基本变化。”^[15]正如后来的发展所表明的那样，日美安全对话导致了美日同盟的再定义，而美日同盟的再定义成为克林顿政府新的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