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安全战略报告》的发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对其安全政策和美日同盟走向的思考。尽管冷战结束后，日本的大国意识和在本地区发挥独立作用的意愿在增强，美日在经济领域的摩擦使两国国民对对方的好感下降，并加剧了双边关系的紧张，但日本不会轻易放弃它同美国的特殊关系，因为它在二战后的半个世纪里从中得到了政治、经济和安全上的巨大好处。虽然国际形势和美日关系在90年代初都发生了一系列显著的变化，但经济上，美国依然是日本最大的海外市场和技术输入地；在安全领域，虽然日本希望在本地区发挥更大作用，但由于过去的侵略历史和亚洲邻国对日本复活军国主义的担心，日本单独发挥较大影响的可能性较小。克林顿政府新推出的亚太安全战略突出强调美日同盟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同时又要求日本在同盟中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这使得日本既可以“顺理成章”地扩大其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又可以以同盟为挡箭牌挡住一些亚洲国家的疑虑和反对。因此，尽管加强美日同盟的倡议来自华盛顿，东京还是很快地作出了反应。2月24日，日本外务省制定了旨在重新确立日美安全体制的处理方针。围绕这一方针所拟定的文件指出，“我国难以单独确保安全，可以通过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来确保安全”，“维持同盟关系和确保这种同盟关系的顺畅运用，对亚洲太平洋地区来说也是重要的”。文件把战区导弹防御构想、防卫技术交流、驻日美军经费负担、冲绳美军基地的调整、美军演习以及物资和劳务协定等6个领域作为今后重新确认日美安保体制的课题[7]。日本防卫厅为回应《东亚战略报告》，则提出了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支持美国维持世界稳定活动的必不可少的体制”的见解。1995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进一步对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意义作了如下新的阐述：（1）对日本安全的直接贡献；（2）对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所作的贡献；（3）日美关系的核心；（4）日本广泛外交关系的基础。这一认识直接反映在酝酿中的新的防卫大纲的制订上。从1995年6月开始，日本政府先后10次召开安全保障会议，讨论调整防卫政策问题，在11月28日的内阁会议上，最终通过了《新防卫大纲》。《新大纲》一方面反映了日本对后冷战时代安全挑战的认识，在论述自卫队的作用时，增加了在日本防卫之外“对构筑稳定的安全环境作出贡献”方面的内容，包括对付大规模自然灾害、恐怖活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推动与邻国的安全对话、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导弹的扩散、协助联合国的军控活动等等。另一方面，《新大纲》强调了日美安保体制的重要性，“同美国的安全保障体制对于确保我国的安全来说是必要而又不可缺少的，而且对于确保我国周围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对于建立更加稳定的安全保障环境也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为了提高日美体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新大纲》提出了以下具体措施：进一步互换情报，充实政策磋商；充实共同研究、共同演习和共同训练以及与此相关的相互合作，在运用方面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态势；在装备和技术方面进一步加深广泛的相互交流；采取各种措施使美军在日本的驻扎更加顺畅而又有效。
《新大纲》中最值得注意的条款是：“如果在我国周边地区发生对我国的和平与安全将产生重要影响的那种事态……谋求顺畅而又有效地运用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而适当地采取对策。”[8]该条款出台的背景是，在日美围绕同盟调整的磋商过程中，美方要求日本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发生军事冲突时向美军提供协助。《新大纲》中写入这一暗示接受美方要求的条款，标志着“日本的防卫政策在与美国东亚战略相协调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的框架，为美日同盟再定义准备了必要的国内条件”[9]。
另一方面，从1994年11月开始的美日安全磋商也在积极推动同盟的再定义。华盛顿和东京希望1995年11月克林顿总统出席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调整同盟的联合宣言。日美双方在1995年8月初举行的由两国外交和防务官员参加的业务磋商中，就联合宣言的设想交换了意见。美方主张，在联合宣言中不仅要写入冷战终结后日美安全合作的抽象性概念，还要写入具体的合作内容[10]。双方通过协商提出的方案由美方进行归纳，并由约瑟夫・奈于9月初访日时同日方一起拟定统一的草案文本。9月27日，日本外相河野洋平、防卫厅长官卫藤征士郎赴纽约，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防部长佩里举行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会议（即“2＋2”会谈），再次讨论了宣言草案。双方还签署了有关驻日美军军费负担的“新特别协定”，该协定从1996年开始生效，为期5年。“2＋2”会谈还确认，将推进“物资和劳务协定”的签署，以保证美军和自卫队在燃料和运输业务等方面进行融通。
就在美日同盟调整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的时候，日美关系再起风波。先是7月23日，美国《洛杉矶时报》披露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日美汽车贸易谈判中窃取日方情报的间谍活动，引起了日本政府和公众的不满。接着，9月4日，在冲绳岛发生了三名美国兵强奸当地一名12岁的女学生的事件。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公众的强烈反美情绪，冲绳岛近10万人举行示威集会，抗议美国在冲绳岛的军事存在，并要求减少驻日美军人数。从1945年起，美军长期占领冲绳，“用刺刀和推土机”从农民手中强行夺走农田，建立起大量军事基地。冲绳面积只占日本全国的0.6%，但驻日美军基地的75%集中在冲绳。长期以来，冲绳人民深受美军之害。从1972年日本收回冲绳主权到1995年，美军在冲绳的犯罪达4 700多起，对妇女的暴行超过110多起。这次冲绳人民抗议美军暴行的行动得到全国的支持和响应，随着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席卷日本列岛，日本政府也不得不面对有关修改驻日美军地位协定、调整和缩小美军驻冲绳基地的问题。9月20日，村山首相表示，“如果执政党一致同意修改，那么政府也将采取积极行动”。9月26日，外相河野洋平在纽约会晤克里斯托弗时，向美方提出了这一要求。考虑到美国国内的反应和对美国在世界其他地方驻军的影响，华盛顿拒不同意修改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但在日本朝野的压力下，却不得不表示愿意考虑缩小驻冲绳的美军基地规模。11月1日，外相河野洋平、防卫厅长官卫藤征士郎在同为“冲绳事件”访日的美国国防部长佩里会晤时，向美方通报了日本执政三党10月31日就调整和缩小美军基地规模达成的一致意见。经过磋商，双方同意尽早设立旨在调整和缩小基地规模的新的磋商机构——“特别行动委员会”，该机构隶属于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特别行动委员会”将按下述方针行事：“设法与实现安全条约的目标相协调，从中长期的观点出发，包括基地的状况、演习和确保安全等运用方面在内进行磋商。”[11]尽管美日两国政府都在努力平息“冲绳事件”引起的风波，但该事件仍不可避免地严重削弱了日本民众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支持。据日本经济新闻社的舆论调查，主张取消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日本国民的比例从8月份的28.7%猛升到10月份的40.2%，创美日同盟成立以来的最高纪录[12]。
部分地由于美日关系因“冲绳事件”而出现的困难，部分地由于美国国内的原因，克林顿总统未能如期访问日本，美日首脑发表安全同盟联合宣言的计划被迫推迟。在这期间，日本政局再次波动，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市下台，带有保守色彩的自民党人桥本龙太郎出任首相。另一方面，1996年3月中国在台湾海峡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美国则向附近海域派出了两个航母战斗群，台海地区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紧张局势。在日美两国看来，这一事件不仅证明美日同盟的重新定义是必要的，而且为同盟的进一步调整提供了依据。日美据此对原本打算在1995年11月发表的联合宣言的内容作了修改，增加了日美加强防卫合作的内容，并决定从4月下旬开始立即着手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还准备制定以设想日本受到直接攻击和远东发生不测事件，自卫队和美军联合作战的“日美联合应付计划”。美日同盟的调整由此获得了新的驱动力。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总统4月份的日本之行将成为加强美日安全关系的新的契机。
但是另一方面，日本国内要求减少美国驻军和缩减美军基地的呼声仍然高涨。在冲绳，因美军在包括楚边通讯监听站在内的7处基地的土地征用手续到期，而地主又拒绝续签租约，必须由冲绳县知事代签方能继续占用，但该知事大田昌秀同样拒绝履行代签手续，在此情况下，首相桥本龙太郎不得不代替大田知事办理续签手续。在东京，抗议者在克林顿访问前夕举行万人集会，要求驻日美军全部撤走。在日本民众的强大压力下，日美双方于4月12日就美国向日本归还部分冲绳基地等事项达成协议。4月15日，即克林顿访问日本的前一天，日美安全保障协商委员会批准了“冲绳设施与区域特别行动委员会”拟定的中期报告。根据该报告，美国将关闭包括普天间机场和北部训练场的一部分等11处军事设施，使美军冲绳基地减少4 700公顷，约占美军冲绳用地的1/5。这次归还的基地面积超过1972年冲绳归还日本以来美国归还基地面积的总和。华盛顿不情愿地作出这一让步，旨在渡过目前的危机，以继续保持其在日本的驻军并顺利推进美日同盟的再定义。
日本政府在争取到美方在基地问题上作出妥协的同时，也不得不向美方的要求让步，于同一天签署了《日美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协定》，就日本自卫队与美军在参加共同训练、联合国维和及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时，相互提供食品、水、住宿、运输、燃料、通讯以及包括武器零部件在内的多种物品等达成了一致。该《协定》声称，在自卫队和美军之间建立有关提供后方支援、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的框架，“将会促进自卫队和美军的密切合作，将有助于日美两国的相互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的顺利、有效实施。”作为加强日美防卫合作的重要一步，《协定》规定日方向美军提供“武器零部件”突破了日本一直声称遵守的“武器出口三原则”，“本质上有很强的解除对美出口武器限制的含义。”[13]这是日本在1983年中曾根康弘任首相时解除对美国提供武器技术的限制之后的又一重要步骤。另一方面，日本将日美防卫合作的适用范围限定在进行“联合演习”和“联合国维和活动”方面，而暂时回避了美方强烈要求的“美军单独训练”和“发生紧急事态”时的合作，因为后者牵涉到日本宪法一直禁止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而在现阶段日本国内难以在该问题上形成一致意见。
4月16日至18日，克林顿总统对日本进行了为期三天的访问。4月17日美日两国首脑会谈后，签署并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14]。《宣言》首先肯定日美关系是“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双边关系之一”，强调要使日美之间的合作基础牢固地继续下去，并在21世纪继续维持这种伙伴关系。在评论亚太地区形势时，《宣言》一方面肯定本地区各个国家之间进行政治和安全保障对话的增多、民主化的发展以及经济繁荣的扩大；另一方面又列出了一系列的不稳定因素，包括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以及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宣言》接着重申了日美安全条约的主要精神：日本防卫的最有效的力量是日美两国之间紧密的防卫合作，这种合作是立足于自卫队的适当的防卫力量与日美安保体制的结合。《宣言》还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对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美国需要保持在日本的现有兵力，以及在本地区维持10万左右的军事部署；为了维持驻日美军，日本要继续提供设施和基地，并通过接受国提供援助等方式作出贡献。
《宣言》的最重要的部分是界定日美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合作领域。在双边层面的合作包括：
（1）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亚太地区问题进一步交换信息和意见，就各自的防卫政策以及包括驻日美军的兵力构成在内的军事形势进行密切磋商；
（2）重新研究1978年制定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3）加强在下一代支援战斗机（F2）等技术与装备领域的交流；
（4）在关于弹道导弹防卫研究方面的合作。
在地区层面的合作包括：
（1）确保中国对地区稳定和繁荣发挥积极而建设性的作用；
（2）鼓励和支持俄罗斯正在进行的改革；
（3）同韩国合作，促进朝鲜半岛的稳定；
（4）推进地区安全保障对话与合作。
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包括：
（1）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国际救援活动；
（2）在军备管理和裁军等问题上，包括促进全面核试验条约谈判及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在内，进行政策调整和合作；
（3）在联合国以及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处理朝鲜的核开发问题、推进中东和前南斯拉夫和平进程。
美日两国首脑在签署《联合宣言》的同时，还发表了《致日美两国国民书》。该文件首先重申美日两国“拥有共同价值观、共同关心和共同希望，将作为同盟国和伙伴一起迈向21世纪”，强调美日同盟关系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具有重要意义，接着列举了17个两国之间已经或将要开展合作的领域[15]。华盛顿和东京发表《致两国国民书》的目的是要扭转美日两国国内广泛存在的对对方的消极看法，特别是要平息日本公众因冲绳事件而产生的强烈的反美情绪，争取他们对重新界定美日同盟的理解和支持。
克林顿的日本之行和美日同盟再定义的启动，对日美安保体制和两国关系产生了一系列重大影响。
就美日安保体制而言，在冷战时代以保卫日本为主要目的的同盟转化为后冷战时代“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工具，这是日美安全条约1960年修改以来最大的转变。这一功能上的重大调整带来了两点相应的变化。首先是同盟适用地理范围的扩大。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全条约第六条规定，“为了有助于维持远东的国际和平与安全”，日本要为美国提供基地，同意美军为预防远东的不测事件而采取行动。在围绕着修改安全条约的国会论战中，当时的日本外相藤山爱一郎曾对“远东”的范围作了如下解释：“远东的范围包括菲律宾以北、中国的沿海和沿海省份以及日本的周围一带。”[16]而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中，则以“亚洲太平洋地区”界定日美安保体制的适用范围。尽管日本外相池田行彦强调此举不会改变《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第六条规定的“远东”范围，但同盟朝着作为“美日治下的亚太和平”的工具这一方向调整的事实，决定了其适用范围不可避免的扩大。其次是防范对象的改变。1951年的《美日安全条约》和1960年的《美日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均以防范苏联为主旨，而重新定义中的美日同盟则以对付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不测事件为焦点，以防范、牵制崛起的中国为主要目标。
就美日关系而言，最引人注目的是其重心的变化。克林顿此次是为调整美日同盟而来，因此在同桥本龙太郎的会晤中突出了政治与安全问题，两人讨论的重点是国际形势和两国在这些问题上的合作。而在过去十几年的日美首脑会晤中，经济一直是首要课题，安全与政治问题摆在次要地位。事实上，这是70年代初日中恢复邦交后日美首脑首次重点讨论安全问题。这一变化反映了美国新的战略需要。事实上，早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联威胁这一同盟的黏合剂日趋淡化和日美矛盾的不断上升，美国的学者和政策人士就在思考如何调整美日同盟关系。鉴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日本已崛起为经济超级大国的现实，美国的政策精英们主张同日本建立在全球问题上广泛合作、协调行动的同盟关系。这意味着华盛顿应支持东京发挥全球性的政治作用。约瑟夫・奈认为，美国支持日本成为全球政治大国的好处在于，首先，把日本的力量引导到全球性机构中有助于促进东亚稳定和减少美日关系中的摩擦；其次，美国需要日本在处理一系列的跨国问题上提供人力和财力支持[17]。1991年8月发表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我们同日本的同盟依然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我们希望看到美日全球性伙伴关系超出传统的范围，进入到诸如救济难民、核不扩散以及环境保护领域。”[18]
对于早在80年代初期的中曾根时代就提出要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来说，美方的这一主张正中下怀。日本外务省从1991年起就开始研究如何将美日同盟关系推向全球的问题，认为应在解决地区纠纷方面与美国分担责任。1992年1月，美国总统布什访日并发表了《全球伙伴关系行动计划》，双方表示在建立世界新秩序、消除亚太地区各种紧张因素、支持东欧和独联体各国的改革、维持世界自由贸易体制、解决南北问题、保护地球环境、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重大的全球性问题上，日美两国要充分协商、共同分担责任。这标志着“全球性”美日同盟关系进入具体实施阶段。
克林顿执政后，美国继续支持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谋求日本在处理一系列全球问题上同美国的合作。但是朝鲜半岛的核危机、台湾海峡所出现的紧张态势以及中国力量的上升，使美国的战略分析家认识到美日同盟的主要价值仍在亚太地区，美国应鼓励日本在地区安全领域向美国提供更大程度的支持与合作。换言之，与布什政府强调美日同盟的“全球化”不同，克林顿政府更加注重同盟的“地区化”。口头上，克林顿政府仍在谈论日美发展全球性伙伴关系，但在政策层面上，华盛顿现在要推动的是使美日同盟成为“美日治下的亚太和平”的主要工具。这一点，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中充分反映出来：“双方重申，以《日本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之间的相互合作及安全保障条约》为基础的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将能保证实现共同安全保障方面的目标，也能继续成为21世纪亚洲太平洋地区维护安定和繁荣的基础。”
美日同盟的调整促进了美日关系的改善。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初两年里，美国因贸易问题同日本闹得不可开交，但到了1996年初，随着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大幅度减少，美日经济矛盾已经大大缓和下来。据日本官方统计，1994年日本对美贸易顺差高达657亿美元，1995年减至592亿美元，1996年预计会减少到300亿美元左右。1996年初美国发表的总统经济报告称，美国对日出口在过去3年中增加了47%。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是美国经济强劲增长，而日本经济则复苏乏力；二是日本厂家增大了在美国生产汽车的比重，与此同时，美国向日本出口电子零部件、信息产品等商品的数量大大增加，使两国的贸易平衡得以改善[19]。在这种情况下，一度在美国盛行的“日本经济威胁论”逐渐降温，美国朝野也不再挥舞“敲打日本”的大棒。在此背景下进行的调整美日同盟的努力呼应了两国经济关系改善的趋势，加强了双边关系的政治与安全基础，使美日关系的整体状况大为改观。
美日同盟的调整对日本有重大意义。首先，它标志着日本从“挑战者”向“支持者”的身份转换。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与之相伴随的“大国欲望”的高涨，对美国越来越不以为然。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加上国内政局也陷于混乱，日本的锐气逐渐消退，开始清醒地认识到其在经济、科技上同美国存在的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前景又使日本产生了某种地缘政治的压力，并意识到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不可或缺。“这几方面的事实促使日本想要明确地转换其一时的对美‘挑战者’的身份，继续充当美国的同盟者和‘支持者’。”[20]从这个意义上说，美日同盟的再确认也是日本对美身份的再确认，它规范了后冷战时代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走向。
美日同盟的调整也对日本安全政策的运作产生了重要影响。《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发表后，日本媒体透露说，该宣言的内容并没有在内阁会议、内阁成员恳谈会以及联合执政党的政策调整会议上讨论过，基本上是由外务省和防卫厅的官僚在同美方的协商中决定的。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防卫厅所发挥的作用。由于日本战后和平宪法的制约和日本官僚机构总体上的孤立主义色彩，日本防卫厅长期以来在外交与安全政策的运作过程中地位较低。1993年日本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1994年朝鲜半岛的核危机、1995年日本政府因在神户地震中未能及时动用自卫队救灾而引起广泛的批评，这些事件都呼唤日本拥有一个更加活跃和更有效率的防卫机构，这有助于加强防卫厅的地位。在美日同盟的调整过程中，防卫厅成功地游说大臧省支持自卫队与美军在和平时期相互提供物资和劳务，并为联合声明中的关键部分承担了起草工作[21]。由于防卫厅本能地倾向于日本在地区安全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外务省内负责对美事务的官僚则主张加强日美合作，美日同盟的调整提高了他们在外交和安全政策决策中的分量。
美日同盟的调整还引起了日本政界关于修改宪法和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讨论。日本要充当美国的安全伙伴，就必须在地区和国际安全事务中积极地配合美国，而这又不可避免地涉及现行宪法所禁止的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以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为所长的民间政策机构世界和平研究所发表题为《日本综合战略大纲》的报告称，宪法并不是不灭的大典，应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作出必要的修订。自民党内被称为鸽派的前首相宫泽喜一则表示，现行宪法禁止的是自卫队派兵国外的武力行动。其潜台词是，除此以外的防卫合作都是合法的。1997年3月，以日本前驻泰国大使冈崎久彦和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ey）为主席的“美日同盟计划研究会”发表《致日美首脑建议书》，提出如下见解：“关于集体自卫权，如果一如既往地遵循虽拥有这种权利但宪法却禁止这样一种解释的话，那么最终从有效地运用美日同盟这方面考虑就有无法收到充分效果的危险。还有，倘若不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就将丧失美国舆论对美日同盟的支持。……然而，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这是毋庸置疑的。究竟在什么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应在对各种情况对国家和国民的安全与繁荣所具有的意义进行判断的基础上作出决定。”[22]
显而易见，这份报告主张日本拥有自卫权，只是需要研究在什么情况下行使它。究竟日本应该在何种情况下行使自卫权，报告书虽然没有明讲，但其所指是很清楚的，这就是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发生紧急事态的情况下。那么日本应该如何突破宪法关于行使自卫权的限制呢？对此日本内部存在两种观点。一种主张修改宪法有关条款，明确规定日本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另一种则主张维持现行宪法，通过另行立法的方式使日本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既取决于日本内部政治辩论的结果，也与华盛顿的态度相关。美国方面虽然不乏要日本修改宪法以为地区安全承担更大的义务的声音，但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则表现出慎重的态度。国防部长佩里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采访时做了以下表态：
“在应付朝鲜等其他国家发生紧急事态时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开日本的宪法。要想从根本上改变发生紧急事态时的体制，日本政府和国民必须作出是否修改宪法的决断。美国不能向日本提出这样的建议。美国的立场是，在日本宪法的制约下，我们能够建立非常牢固的安全保障关系。……如果想向着集体安全保障的方向迈出一大步，那么日美都必须研究修改宪法的问题。但是，日本迄今在现行体制的框架内维持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现在也同样。因此，无论我自己或美国政府过去都没有要求在这方面作出改变，现在也没有这样的要求。”[23]
佩里的这番话向日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日本可以在现行宪法的框架内履行其对美日同盟的义务，美国不要求日本修改宪法。美方的这一立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日本的选择。虽然有关修宪的讨论仍在进行，但东京只能通过“有事法制”的方式解决日本在周边发生紧急事态时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重要的是，对保守派而言，美日同盟的调整提供了绕过宪法限制的契机。
美日同盟从冷战时代保护日本的“盾”转变成后冷战时代对付地区安全挑战的“矛”，不可避免要对中国的安全环境产生重大影响。如前所述，克林顿政府出台以预防性防御为特征的亚太安全战略，动机之一就是要应付中国的崛起。对日本来说，其冷战后安全战略的调整也越来越突出中国因素。随着俄罗斯威胁的减退，日本的防卫重点也从“北”逐渐转向“西”。从1992年开始，日本在其一年一度的《防卫白皮书》里都把中国作为其重点防卫对象。1995年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在列举可能威胁日本安全的因素时称：“日本周边地区存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强大军事力量，许多国家以发展经济为背景致力于军力扩充和现代化建设。”这实际上是不点名地强调了中国的威胁。通过调整和加强美日同盟来对付“中国威胁”，这是日本政府官员一致的看法。1995年10月27日，河野洋平外相在国会答辩中就需要给日美安保体制重新定位问题回答说：“重要的是考虑中国的存在。”[24]河野洋平向来被认为是日本政坛对华问题上的鸽派，连他都作此表态，可见中国因素在美日同盟调整中所占的地位。日本防卫厅防卫审议官守屋武昌曾在《日美安保联合宣言》发表前就美日同盟的调整发表演讲，称美国在日本的驻军有三大作用：第一，确保对各种各样的地区重要问题的影响；第二，防止地区霸权国家出现；第三，在世界范围内作出迅速而又灵活的反应。有记者问：“地区霸权国家是不是指中国？”守屋的回答是：“中国的解放军在传统上是打地面战，打游击战，除中越战争外，它没有进行现代战争的经验。现在，它正在转变。……将来，它会有很大力量，特别是弹道导弹。中国购买了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海空军，进行训练，会成为一个大问题。”[25]守屋这番话的关键是认为正在进行国防现代化的中国“会成为一个大问题”。这是日本对美国新的地区安全战略和调整美日同盟的倡议表现出极大热情的重要原因。具体而言，华盛顿和东京希望美日同盟对中国发挥如下作用：首先，确保崛起的中国不会成为美国和日本利益的挑战者；其次，在台湾问题上牵制中国。
在美日安全对话和关于双边安全同盟调整的磋商中，中国的动向是一个主要的话题。虽然双方都不能肯定中国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但一致的看法是，美日同盟的巩固将有助于促使中国沿着美日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美日同盟计划研究会”发表的《致日美首脑建议书》称：“日美联合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此外，双方的联合经济力量几乎可以垄断东亚、东南亚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只要美日同盟得到巩固，其他国家可作政策选择的余地就极小。”[26]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日美可以凭借实力优势确保中国不会选择与其对抗的道路。詹姆斯・奥尔在一篇文章中对这个问题讲得更为透彻：“如果中国继续按照现在的做法去做，成功地实现现代化，政治体制也实现民主化，那么，中国成为日美两国威胁的可能性就几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如果中国继续维持权威主义的体制，继续开发进攻性武器，给邻近国家造成威胁，进而破坏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那么，日美两国的国家利益就会濒临危机。……要有效地对付强权主义的中国，日美两国则必须共同作出努力。不过，更为重要的是，日美两国通过继续维持强有力的同盟关系，打消中国选择那种强硬路线的可能性。”[27]
就因应中国的崛起而言，美日同盟应发挥制约、引导的作用，这是调整后的美日同盟中长期的任务之一。
不过，由于中国至少目前还不是一个严重的战略上的威胁，因此美日两国倾向于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1996年5月，日美两国的一批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就“重新激活”美日同盟展开对话，他们认为，在处理中国因素方面，美日同盟的战略应是以建设性的努力同中国接触，鼓励中国采取与公认的国际规范相一致的建设性的行动。与会者还认为，在美日同盟重新确认和美日关系得到改善后，如何处理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对亚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鉴于中美两国在人权、贸易、不扩散诸领域存在的严重分歧，双边关系仍笼罩在紧张和不信任的气氛中。因此，必须做出认真的努力来改善中美关系，这样才能在三边关系中达致长久的平衡[28]。这一观点呼应了克林顿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新思维。1995年夏天李登辉访美，导致台海局势紧张和中美关系恶化，进而在美国朝野引起了一场关于对华政策的大辩论。从1996年初开始，克林顿政府内部开始检讨对华政策，到春末夏初基本形成了对华政策的新思路，这就是美国“坚决支持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占有世界领导者之一席位，安定、开放和成功国家的发展”，“设法通过接触而不是对抗解决我们的分歧。”[29]1996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访华，开始了与中方的战略对话，在1996年的大选中获得连任的克林顿，也把改善和发展对华关系作为第二任期的重要外交目标，向中方提出了开展首脑互访的建议。随着中美战略对话的展开和首脑互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改善和发展的时期，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美日三边关系严重失衡的状况。到1997年夏秋之际，随着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的出台，日美安全同盟的调整告一段落，东京和华盛顿的防卫人士对美日同盟“漂流”的担心大为缓解，日本方面提出了举行日美中三国非正式安全对话的主张，并得到华盛顿的响应。这一主张的用意是：鉴于中国对美日同盟再定义的批评态度，希望通过三边对话的形式减轻中国的担心和疑虑；同时，对话也是日美两国在安全领域里与中国接触的重要方式。正如佩里所强调的：“美国和日本应当联手而不是单独与中国接触，向它说明美国继续在日本存在下去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区域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意义。这种‘联手接触’的方式可以突出美国和日本之间的战略关系并促进中国与日本的对话。”[30]
就近期的关切来看，台湾问题是美日同盟的聚焦点。克林顿同桥本龙太郎的会晤发生在1996年3月的台海危机之后，因此两人着重就台湾问题交换了意见。桥本在会谈中首先提出了台湾问题：“台湾海峡最近出现了紧张局势，日美两国和国际社会要求和平解决问题非常重要。耐心地转告中国这种想法，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事务，也非常重要。”克林顿回答说：“美国的基本政策是‘一个中国’。与此同时，我们殷切希望中国和平实现统一。”[31]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宣言》也称：“两位首脑强调了和平解决这一地区各种问题的重要性。两位首脑强调，对于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繁荣来说，中国发挥积极而建设性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这里以委婉的措辞表达了对台湾问题的关注和对中国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担心。
那么，美日同盟如何在台湾问题上发挥作用呢？首先，美日要以同盟的威力慑阻中国对台动武。日本对华问题的鹰派人物、“美日同盟计划研究会”日方主席冈崎久彦对此直言不讳。他认为，在中国台湾宣布独立、中国大陆决意以武力解决，而美国国会和总统也决定进行军事干预的情况下，日本的选择包括：同意美国使用冲绳和横须贺的美军基地；向美军提供全面的后勤支援；如果美国国会和公众要求日本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的话，日本将这样做，以证明其对同盟的忠诚。冈崎认为，不管哪个政党执政，日本都会采取前面两个步骤。但是，如果日本从一开始就表明将采取第三个步骤，那么中国的选择就很小。也就是说，面对日美采取联合军事行动的前景，北京考虑到获胜的机会很小，很可能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念头[32]。在这个意义上，美日同盟首先要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发挥战略威慑的功能。美日同盟在台湾问题上的另一个功能是“干预”：一旦台海地区爆发冲突，两国采取联合行动。正如冈崎久彦所分析的那样，华盛顿在作出军事干预的决定的情况下，首先需要征得东京的同意使用其在日本的军事基地，接着美方会要求日本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虽然美国要求日本直接出兵参战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很可能需要日本提供某种程度的军事支援，如海上扫雷、情报搜集、运送伤员等。要解决这些问题，日本需要以“有事法制”的形式为其同美国更大程度的合作确立合法性，同时要在美日同盟的框架内加以落实，这就牵涉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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