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刍议

姚文礼

21世纪日本向何处去，其安全战略做何调整，这个问题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时至今日，日本官方并未提出一项正式的安全战略，但仔细分析日本政要的言行、官方半官方及其他一些权威机构的文件、研究报告，从中不难发现它的端倪。以下从日本对世界及地区安全形势的判断、日本的安全思考、新世纪日本追求的战略目标三个方面试析21世纪初期日本安全战略调整趋势。

一、日本国家安全战略调整的动因

冷战结束之后，关于国家的未来走向问题在日本国内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分歧，即自由派倾向与保守派倾向之争。前者以民生大国(civilian power)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国际协调主义;后者以“普通国家”(即政治大国)为国家目标，对外主张自由、自助、自决主义。近年来这场争论的倾向性日渐明晰。随着2003年5月15日有事法制相关法案以绝对优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这场争论已经尘埃落定，“普通国家”论战胜了“民生国家”论。走“普通国家”之路已成为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战略共识，并为21世纪日本外交、安全战略调整规定了根本方向。日本“普通国家”战略出台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方面的动因。

影响日本安全战略调整的国际因素，主要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美国基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对其亚太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1993年，美国发表了由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及部长助理约瑟夫·奈参加的阿斯彭战略小组的报告，题为《遏制日本:美国对日本作为全球大国崛起的战略》。报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新的对日战略，该战略应包括下列因素:必须以明确的美国国家利益概念为基础，但在执行时必须考虑到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结合起来;必须设立相应的机构，以使对日战略长期存在下去;必须植根于长远战略，只能是对付国际新秩序挑战和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1995年，美国发表了在约瑟夫·奈主持下完成的《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针对日本提出:对于美国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对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美日关系都是根本性的;美日同盟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布什入主白宫后继续并加快了21世纪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进程。美国国防部2002年初出台《四年防务审查报告》，将保证对世界上关键地区特别是欧洲、东亚沿海地区的控制列为美国的重要利益，并强调在全球各地区中，亚洲“正逐渐成为最可能出现对美国构成大规模军事挑战”^[1]的地区。报告还指出“从中东到东北亚的广阔的弧形带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该地区含有诸多正在上升或下降的地区力量。有些国家政局不稳，存在被极端政治势力推翻的危险。还有许多国家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并具有发展或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能力”，明确把亚洲作为美对外安全战略关注的焦点。2002年8月16日发表的《美国2002年度国防报告》也认为，在亚洲保持稳定是“一项复杂的任务”。^[2]2002年9月20日，布什向国会提交了其上任以来的第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该报告明确提出了来自中国的挑战，认为“中国正发展先进的军事力量，足以威胁其亚太地区的邻国”。很显然，美国越来越认为对美国全球势力的重大挑战很可能出现在亚洲，并把中国作为“美国在亚洲安全问题上考虑的重点”。^[3]为了推进其在亚洲的安全战略目标，美国急需日本在军事上给予更大程度的支持、配合和参与。有鉴于此，布什政府决定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积极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把日本作为21世纪消除恐怖主义威胁、制衡中国和促进亚洲在美国主导下的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石。美国多次表示支持日本调整其安全战略，并认为必须继续鼓励日本“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

国内因素中首推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需要。成为政治大国是日本几代人的政治追求，自明治维新以来这一理念从未泯灭过。从本质上讲，“吉田路线”与“政治大国”并不矛盾，区别只在于着力点的不同与时间顺序上的差异而已。特别是日本完成了走向“经济大国”的历史跨越之后，成为“政治大国”的欲望日益强烈。1983年，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明确提出:“要在世界政治中加强日本的发言权，不仅需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需增加其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4]自此，日本历届内阁都把由“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作为面向未来的国家战略目标，孜孜追求。日本当局认为，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不仅需要有相应的经济实力，而且还应有相称的军事实力，否则，日本将很难摆脱“经济动物”和美国的“政治附庸”地位，而不能作为真正的大国在世界政治舞台立身。“九一一”事件、朝核危机再起之后，日本积极出兵印度洋，配合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迫不及待地出台《反恐特别措施法》、“有事法制”等法案，其目的皆出于此。

国内形势变化的结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陷入严重困境，用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话来讲:“如今日本处于战后最严重的国家危机中。政治、经济和社会三种泡沫均已破灭。政治泡沫的破灭表现为接连出现短命内阁，经济泡沫的破灭暴露了日本‘护送船队’方式的缺陷，社会泡沫的破灭则体现在犯罪案件激增和教育状况恶化方面。”^[5]危机进一步导致了日本国民的自信心下降，使得国民心理加速由自信向自危的方向转变，民众对强硬政权的期望更趋强烈。日本政府对经济的持续低迷无计可施，只有在防卫及安全领域推行强硬政策以转移民众视线。同时，强烈的危机意识也促使国内民族主义意识高涨，社会上保守主义思潮泛滥，右翼势力市场扩大。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更便于制定右倾化的安全战略及防务政策。

二、新世纪日本追求的安全战略目标

出于对安全形势的综合判断，21世纪初期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着眼点为日本周边、亚太地区以及与日本经济密切相关的波斯湾地区。21世纪初期，日本亚太安全战略的主要目标是:①确保日本本土的军事安全及经济、社会稳定。首先是有效防止军事入侵，防止难民大规模流入等事态发生;确保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目标是20年之后，日本在经济规模上仍能稳居“大国”地位。②确保自日本本土至东南亚和中东海上运输线的畅通，有效应对沿线地区的突发事件。③稳定周边环境，以“美主日从”的方式参与主导亚太地区多边安全机制。

日本实现上述目标的主要手段为:调整、加强日美同盟;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务力量;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一)日美军事同盟的调整与加强

坚持日美军事同盟，是日本安全战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冷战结束之后，日美继续把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其亚太安全战略的基础，通过对日美军事同盟的再定义，扩大了同盟的内涵与外延，使其得到实质性加强。21世纪初期，上述势头将会继续保持，这主要是基于美日各自的安全战略的需要。美国坚持美日军事同盟的意图是:继续在日本保持军事存在，制衡中国，控制日本，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安全利益;分享和控制日本的尖端技术;敦促日本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人员、物资、资金方面的支援，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从日本的角度看，现实中除了日美安保体制外别无选择，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看，近期没有一种同盟会带来超过日美军事同盟的作用。冷战结束之后，在维持日美安保体制的问题上，日本国内在政治上已达成一致，在世界格局没有大的变动情况下，此种共识在21世纪初期不会改变。日本的具体想法是:坚持日美同盟，一可以确保日本安全，防止核扩散，进行核遏制;二可以确保亚太地区安全，在发生紧急事态时，保障美军参与和显示美军事力量存在;三可以确保国际安全，支持美国维持世界稳定。日本预计，20年后，日美安保体制经过多次“再确认”后，仍将作为亚太地区的“稳定器”发挥作用。日美安保体制目前被视为亚太地区的“国际公共财产”，这一性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21世纪初期日美军事同盟将会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做出新的调整:一是“由依赖美国体制向可以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双向义务体制”转换;二是使日美安保体制具备“涵盖亚太，多维渗透，攻防兼备，平战结合”的平台功能;三是引入导弹防御系统(TMD)，深化日美军事合作。

(二)强化“自助”努力，增强防卫力量

建立一支强大的防卫力量是日本实现其21世纪安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年来，日本参与国际事务的军事成分明显增加，要求建立一支强大防卫力量的呼声在日本国内颇有市场。日本当局确定的21世纪初期军事力量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仅低于美国的“中等国家”，即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开始加快走向军事强国的步伐。回顾分析日本这一段时间的一些做法，可以帮助我们发现日本对新世纪军事目标的追求与走向。1995年11月2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1995年大纲”)。“1995年大纲”对“1976年大纲”做了根本性修改，对“立足本土、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提出了质疑，舍弃了“建立一支小规模武装力量”的战略目标，调整了防卫对象，确立了立足亚太、积极防御的方针，提出了“合理、精干、高效”的建军原则，规定了自卫队介入亚太事务、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新任务，规划了今后十年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军队的蓝图。日本舆论认为，“1995年大纲”的诞生是日本“探讨冷战后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活动发生转折的基本标志”。据2003年7月6日《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厅决定于2003年下半年提前对“1995年大纲”进行修改，基于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下简称“新大纲”)，把“自卫队要为维持世界秩序做贡献”的内容写入“新大纲”之中。也就是在国防任务的基础上加上日本“谋求全球规模的协调”的内容，这种协调包括在亚太地区“维持秩序”。其真正用意是将海外维和行动作为自卫队的正式任务，取消对自卫队维和活动的种种限制，谋求海外派兵的永久化。参加正式的海外维和行动只是日本的初步目标，日本的最终目标是充当“普通国家”，成为“远东的英国”，能够介入全球发生的所有军事行动，协助美国建立世界新秩序。以上便是21世纪初期日本追求的真正目标，就目前趋势来看，并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三)加强周边外交，推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

建立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同样是日本实现其21世纪初期安全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日本当局认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是未来国际社会发展的趋势之一。它的建立有其积极意义，在开展预防性外交与建立信任机制方面都会产生一定的作用。多边安全机制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在世界或地区采取某种具体行动;另一种是在国际社会中建立一种相互信任的社会资本，东盟地区论坛就属于这一类。除此之外，还有大国主导型的多边安全机制等。但是，这种多边安全合作机制有其固有的弱点，即它比较脆弱。例如，在历史上，一般来讲主要的战争一结束，多边合作就开始瓦解。所以通常它只能起一种辅助作用。不像日美同盟和“北约”那样能从根本上进行军事遏制或采取军事对策，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两者并不矛盾，亦非二者择一的关系，而是一种互补关系，有了前者的遏制才会有后者的存在，而后者的存在反过来又会扩大、巩固前者已获得的成果。这便是日本当局大肆鼓吹的以日美同盟为核心建立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初衷所在。近年来，日本对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表现出了很高的积极性，最近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在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上日本尚存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是冷战思维没有完全抛弃，其二是缺乏平等互信、共同发展的理念。如果上述两个问题不解决，将严重影响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在此领域日本也难有大的作为。

(原载《日本学刊》2003年第6期)

【注释】

[1]“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 Report”，http：www.defenselink.mil，2002年1月9日。

[2]《光明日报》2002年8月22日。

[3]《美国战略重点在亚洲》，《简氏情报文摘》2002年3月18日。

[4]新华社东京1983年7月28日电。

[5]中曽根康弘:『21世纪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