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安全的泛化、软化与非传统安全的提出

二、安全化：安全的泛化、软化与非传统安全的提出

国家安全特性的变化，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带来了安全概念内涵的扩大。对于国家安全内涵扩大的趋势，有学者提出了安全化（securitization）和非安全化（de-securitization）的概念。它们是由以巴瑞·布赞、奥利·维夫等人为代表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重要概念。哥本哈根学派在“批判理论”对传统安全研究发起挑战的基础上，思考使某一问题成了安全问题的原因。他们认为，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是一种所有政治之上的特殊政治，“将某种发展变化称为安全问题，国家就可要求一种特殊的权利”。通过使可能不属于安全的某些问题安全化可获得社会资源^[16]。在国际层次上，安全化意味着宣布一种紧急状态，它是如此的重要以至于在常规政治中不应当无所顾忌地讨价还价，最高决策层应当优先于其他问题来果断地予以考虑及处理。维夫将其简单概括为“这一事物被安全化了”，安全化就是主体将“存在性威胁”上升到安全事务的过程。维夫认为，某一国家通过将一个问题“安全化”，意味着可以使用特殊的手段来保持那个安全，也可以要求获得必要的社会资源来保证它。哥本哈根学派认为，既然安全是一种社会建构，故而实际上并没有什么既定的安全，只有当一个事物被视为安全问题时，它才成为安全问题。一旦某一问题被看作是安全问题，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为了压制反对派和运用权力控制更多的机会，便以“威胁”为借口来要求更多的权力，使国家被少数人的力量统治。因此，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并非“安全越多就越好”，安全应当被视为常规政治处理问题的一种失败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不应随意扩大安全范围，随意将所有的新问题都视为安全问题，而应朝着“非安全化”方向努力，“非安全化”应当是国家安全理论研究长时间范围的最优选项，安全理论与实践的目标是逐步缩小安全的范围，最终将政治非军事化。从哥本哈根学派的逻辑来看，安全最终是社会实践的一个特殊形式，正是在“安全化”行动中，安全事务制造了安全事务本身。

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化和非安全化的研究，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种新的安全分析框架，通过探索对指涉对象的威胁以及那些威胁的安全化，拓展了安全研究的新视野，使其适用于军事领域也适用于非军事领域。但是，哥本哈根学派对非安全化的研究还存在不少问题和缺陷，特别是它否定了国家安全动员的积极意义，明显地带有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很容易被一些发展中国家斥之为“站着说话不腰疼”，甚至不少西方学者也对其持批评和质疑，在目前也远不能为主权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尽管如此，哥本哈根学派对于安全化理论的研究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全球化时代安全概念内涵扩大的趋势以及由此提出了的一系列安全研究议程。

国家安全概念内涵扩大的趋势，导致了安全问题的泛化，使得一切问题皆成为安全问题。国家安全的含义摆脱了军事安全的狭隘天地，被赋予综合安全的丰富内涵，既包括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社会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又包括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等。巴瑞·布赞解释了不同安全内涵的意义，他认为：“通常来说，军事安全关系到国家武装性进攻和防御能力这两个层次的相互影响、互动以及国家对相互意图的洞察力；政治安全关系到国家、政府系统和意识形态有组织的稳定性，并且给它们以合法性；经济安全涉及通往资源、金融和市场的途径，以保证维持能接受的福利水平和国家权力；社会安全涉及可持续能力以及可接受的发展条件、语言、文化、宗教、民族认同和习俗的传统模式；环境安全则关系到地方和地球生物圈的维持——作为基本的支撑维持着全人类进取精神依赖的系统。”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安全在其广泛的意义上应该是政治清明（安全）、经济发展（安全）、文化繁荣（安全）、社会和谐（安全）和军事强大（安全）的国家。由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所有这些领域发生的问题，在短时间内都有可能演变成为危及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事件，故而都应该从不同程度的安全系数上加以认定，从跨部门合作的安全机制上予以应对。总之，在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国家安全在不断向低级化、人文化方向发展，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社会安全、生态安全等“人的安全”逐渐从国家安全中分离出来^[17]，就要求在安全战略和安全机制上予以相应调整。这是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发展的内在要求。

就其性质而言，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内涵的扩大呈现安全不断软化之势，集中表现为强调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内涵上。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军事安全等硬安全（hard security）问题虽然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但却不会轻易发生。比如核战争，本身是彻底毁灭性的，但因其几乎不可能爆发而丧失了其威胁性，而且最危险的核武器还往往成了保护国家安全的最可靠手段。相反，一些软安全（soft security）问题虽然在其破坏性上不如硬安全问题，却随着跨国交流的加速而日益频繁，比如金融危机、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生态恶化、大规模传染病流行等问题，就这些问题而言，国家安全问题成为街谈巷议的软性问题。所谓“软安全”，是与强调政治和军事安全的硬安全而言的，是指运用平静的和并不突出的方式保护某些事物免受伤害，通常是看不见的行动或者事后才能觉察的行动，而非设置实现知晓的屏障予以保障的安全。软安全可以诉诸直接的安全措施比如无声的安全警报系统或者意向探测器，其威胁往往来自非军事的原因。自“冷战”结束以来，东西方国家之间基于军事威胁的安全困境在很大程度上让位于一系列与非军事安全相关的新挑战，这些挑战包括核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非法移民以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它们不仅存在于东方国家，也存在于西方国家。特别是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分子袭击美国之后，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了包括“冷战”期间敌对双方的针对恐怖主义的反恐联盟，这一同盟的出现创造了一种处理软安全问题的浓厚氛围。近年来，许多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中都提高了对“软安全”的重视程度。比如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近年来增加了针对反对恐怖主义、应对生态危机和跨国移民以及经济安全等内容。欧盟的“伽利略计划”中也有一部分专门为了加强所谓“软安全”——如非法跨国人口流动和毒品交易——等等警方活动而设计的“公共规范服务”（Public Regulated Service，即PRS）系统。由此可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安全的软化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

国家安全的泛化和软化趋势，在学术界的一个直接的反映就是非传统安全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课题。自“冷战”结束以来，面对日益蔓延的诸如贫穷、营养不良、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国际难民、毒品走私、种族与宗教冲突等等问题，国际社会对传统的安全观提出了诸多质疑和不满。顺应这种潮流，国际社会亟需发展出一种新的理念以弥补传统安全概念的缺陷与不足，“非传统安全”、“非军事安全”、“全球安全”、“跨国安全”、“综合安全”、“新安全”、“可持续安全”、“人类安全”等概念都是此种理念创新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非传统安全的概念界定还存在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传统安全威胁的扩大，主要是指跨越国界的国际安全议题；第二类观点认为非传统安全注重“人类安全”，安全关注的对象是人的安全^[18]。比较公认的看法认为，非传统安全是与传统安全相对应的一个领域，是除军事、政治和外交冲突以外的其他对主权国家和人类整体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的因素，比如生化武器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买卖、计算机“黑客”袭击、形形色色的海上危机事态（油轮泄漏和海盗行为等等）、艾滋病和“非典”等严重传染病的阴影，等等。非传统安全的兴起，要求学术界深化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理论的研究，将非传统安全作为安全理论创新的重要内容列入研究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