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藤次男
导 言 日美关系的构造
由于一国的外交（对外行动）以“实现国家利益”为目标，因此两国之间经常围绕利益争执而发生对立，即便是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日美两国也不例外。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日本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迅速提高，日美两国在保持协调关系的同时，也日益呈现出紧张和对立的态势。
本文通过“日美摩擦”的具体案例，试图厘清日美关系深层构造的具体内涵，论证了“东芝事件”（违反贸易规则）、FSX问题（日本自卫队开发战斗机）和“日本异质论”（美国认为日本是与欧美诸国异质的国度）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联系，立体地展现了日美对立的构造。这一构造仍对目前的日美关系产生影响。
20世纪80年代末，东欧社会主义体制面临崩溃，世界权力平衡开始发生重大转移，同时，日本和德国经济迅速增长，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里根执政初期，1982年度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为170亿美元，1987年度扩大为497亿美元，其中1159亿美元的贸易收支赤字中的43%是与日本开展贸易过程中产生的。因此，改善对日贸易收支成为美国对日政策的重要课题，由此，围绕牛肉、橙子等农产品的进出口自由化问题和汽车、半导体、钢铁问题，进而涉及日美经济整体的“日美构造协议”谈判等，开始在美国的主导下展开。
一、东芝机械违反巴统限制事件
1987年初，美国政府指出，东芝公司的子公司东芝机械于1984年向苏联出口的制造潜水艇螺旋桨数控机床违反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的相关规定。“巴黎统筹委员会”[1]是在美国主导下，为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增强军事力量，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禁运的机构，由北约组织加盟国、日本和澳大利亚组成。
1987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致信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强调东芝机械违反巴统限制事件对日美两国的安全保障带来重大损害，对于难以探测苏联潜水艇的困难问题，责问日本该如何应对。[2]由此，东芝事件升级为追究日本政府责任的问题。7月，众议院议员汉塔和罗兰德认为，由于苏联潜艇的螺旋桨噪声减小而难以探测，美国为与苏联进行军事上的对抗，今后5至10年内必须建造30艘潜水艇，费用大约需要300亿美元以上，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应对措施。[3]同月，美国国会参议院作出今后2至5年时间内将东芝产品清除出美国市场的决议，东芝的管理干部因此引咎辞职。
这一事件的处理过程颇有几点蹊跷之处。其一，企业出口出现的问题却由日本政府代为承担责任；其二，根据其后的报道，苏联潜艇螺旋桨噪声减小是东芝机械对苏联出口半年之前即已出现的事实，美国议员也深知这一情况；其三，生产螺旋桨母机最核心的技术是计算机程序控制部分，而负责这一核心环节的并非东芝机械，而由北约组织加盟国挪威的康士堡公司参与其中，但无论是康士堡公司还是挪威政府并未被追究特别责任；其四，参议院作出制裁东芝机械之际，并未仅仅谴责其违反巴统的限制原则，同时也提出了日美之间的贸易不均衡问题，针对当时日本正在讨论开发自卫队升级战斗机（FSX）问题，要求日本停止自主开发，附带进口美国整机的决议。[4]
美国并非简单地将东芝事件作为违反巴统限制原则的事件来看待，而是试图利用这一事件解决与日本之间的贸易摩擦问题（对日贸易赤字）。而且，从整个事件的发展脉络来看，正是由于有了FSX问题，才会特意提及东芝事件，这种解释比较合乎情理和逻辑。
二、FSX问题的产生
自1972年以后，日本自卫队主要担负对地、对舰攻击任务的F1型支援战斗机配备70架次，根据1972年《防卫计划大纲》的设想，F1的升级机为FSX（“下期支援战斗机”，Fighter Support Experimental），计划配备130架次，每架次121亿日元，共计16000亿日元的规模。
日本最初谋求“国产开发”的愿望十分强烈，期待通过自主开发从而提高日本航空业的整体水平。但是，美国政府和军需企业在获悉日本的计划后，开始直接向日本政府施加从美国进口整机的压力。美国方面提出要求购买整机的意见纷纭，大体分为三种：第一，对日本而言从美国进口比较划算；第二，如果日本实施自主开发，将会破坏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从而可能引起中国的警惕；第三，由于日本与美国面临共同威胁，通过共同担负防卫任务的方式更为适宜。《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指出，日本进行国产开发会浪费多余的预算，同时将进一步加重美国的军事负担。[5]
导致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对立更为复杂化的因素是，日本国内决策主体分裂为“国产开发派”和“美机进口派”两大派别。构成“国产开发派”的是重视国内产业振兴的通产省（目前的经济产业省）、防卫厅一部分成员、军需产业，力图通过开发FSX为日本民间航空业的起飞和发展奠定基础；与之对立的“美机进口派”则是注重对美协调的外务省、防卫厅一部分成员、重视财政效用最大化的大藏省（目前的财务省）及中曾根首相。美国方面也出现了重视同日本在军事层面加强合作关系的国务院和国防部与注重消除贸易赤字的商务部之间的对立。当时正值国防部要求日本加大分担防务责任，负责亚洲事务的副国务卿助理W.克拉克·詹尼尔在1989年5月5日众议院听证会上列举拥护日美合作的理由为：“如果签署这一协定，将来日本会更易于接受美方提出的加大分担防务的要求。”
1986年12月，日本在内阁的安全保障会议上设置“关于应对国防重要问题及重大紧急事项的审议机构”，决定向美国作出让步，默许在国产开发和美机进口“共同开发”的中间形态下推进对美谈判。“国产开发派”主张，光是发动机从外国进口，实际运作过程中从美国军需产业进行采购，但是，显然美国企业不可能响应这种请求。面临美国的巨大压力，在1987年10月的“中曾根—里根会谈”上达成共同开发的合作意向，1988年的谅解备忘录中确定，以美国通用动力公司的F16为基础，日美共同开发改良型机型，美国负担开发费用40%的份额。由于涉及高科技军事技术的转让问题，引发美国政治家的强烈不满，迫使美国重新与日本展开交涉。但是，部分美国人士也担心，如果过于向日本施加压力，也可能促使日本转向与法国开展合作。[6]通过进一步谈判，在维持共同开发的基础上，具体反映了美方的要求，加入了如下条款：美国所占的生产份额和开发份额均为40%，拒绝提供重要软件，日本承担新开发技术向美国转让的义务。1989年4月，布什上台后不久，在附加上述条款后最终达成一致。
制造FSX的主要承包企业是美国方面并购通用动力公司的洛克希德公司和日本方面的三菱重工，该机型被命名为F2战斗机，最初计划引入包括储备飞机在内的141架次，由于性能不健全的原因，在生产98架后，决定于2006年停产。
从上述发展历程可以看出，FSX问题并非军事问题，而应该从经济摩擦问题的角度加以考虑，至于是具有何种特征的经济问题，争论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看法。第一，视为解决贸易摩擦的绝佳机会；第二，围绕日本民间航空产业成长的摩擦立场；第三，日美之间围绕军事技术产生摩擦的立场；第四，安全保障问题比重降低，经济比重提高的立场。众议院议员M.莱宾在1989年2月23日的听证会上，关于共同开发方案谋求重新展开谈判的主要依据就是第一、第二和第三方面的立场。站在第三立场的政治学者R.F.多纳指出，朝日新闻社于1986年在美国进行的舆论调查，“回答日本强化防卫力量会成为威胁的达30%以上，这种情况下所谓的威胁是，如果日本在军事产业技术领域超越美国，意味着出现十分严重的后果”[7]。另有一种解释是，FSX问题的本质在于自卫队和防卫产业培植的技术民族主义与美国欲在军事技术上维持优势地位之间的对立。[8]日本学者草野厚关注的是，美国政府此前关心的问题以经济为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向经济与安保相结合的方向转变，“随着美国实力的衰退，强烈要求日本分担责任，从FSX问题即可看出对于安全保障技术寄予的关心程度提高了”[9]。草野透彻地分析了FSX问题产生的背景，舒帕也持相同见解。[10]詹姆斯·法罗斯接近第四立场，并作出如下说明：日本以前并不重视军事利益，属于更为注重商业利益的国度，FSX问题出现之际，也并不是基于军事效率的考虑，而侧重于培育和推动本国产业的发展。[11]这一评价也充分体现了他其后提及的“日本特殊论”的内容。具有相同旨趣的观点可从1989年6月7日众议院议员所罗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中体现出来，“FSX协定并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日本的真实意图何在？反思两年前的东芝事件即可明了，日本优先考虑的是产业利益（与安全保障相比）。”
然而，将FSX问题作为经济摩擦加以审视的见解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可信性？日美谈判之所以艰难推进，原因之一即在于存在某种程度的“军事摩擦”，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也就是说，“FSX国产开发”改变了日本的军事姿态，担心会对美国带来恶劣的军事影响。军事摩擦具有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是，在FSX通过国产开发进行生产的情况下，日本的武器开发将会形成不同于美国武器体系的特征，可能对协同作战能力带来不良影响。[12]确实，协同能力是日美共同作战的必要条件，当时美国当局的一部分人担心，若不考虑共同作战问题，日本的国产开发会促进日本的军事力量（自卫队）向对美自立的方向发展。因此，其二，即是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瓶塞论”。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保守政治家强烈要求日美安保对等化，G.帕卡德在1987年的论文中将日本的保守政治家区分为日美协调的国际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认为即便现实上不大可能，但从逻辑上而言，日本还是具有放弃安保体制的可能性，并发出警告，如果日本放弃安保条约的束缚，则会围绕日本拥有核武器的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在苏联威胁趋于消失的时代背景下，对于日本军事自立保持警惕心理是理所当然的。1989年6月7日在众议院会议上围绕向日本进行技术转移的相关辩论，很好地反映出美国国会中的这种氛围。置于相关辩论，议员道根强调：“日本拥有和平宪法，加之美国会继续对亚洲事务保持关注，因此能够防范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但如果错误地处理FSX问题，也许反而会刺激日本军事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即便是日本的军事力量趋于对美自立，也不大可能会对美国构成威胁，美国一部分议论者主要担心对美自立与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具有关联性。自20世纪50年代迄今，美国政府和国民将日美安保体制必要性的重点放在“瓶塞论”上。1986年，美国对FSX问题并未进行广泛报道，普通市民也并不了解这一问题，而当年朝日新闻社与哈里斯调查公司合作在美国进行了舆论调查。在调查驻日美军基地应予保留的理由（多个答案）中，回答保卫美国安全的占23%，立足亚洲立场的占16%，阻止苏联进攻的占13%，维持日美合作关系的占12%，保卫日本的占11%，防备战争的占10%，监视日本的占8%，从中可以看出几乎并未赋予防卫日本的意义，而且依然保留着监视日本和防止再次发生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意识。关于日本增强防卫力（多个答案），视为威胁的为33%，符合美国利益的为50%，感到威胁的比例超过了30%。[13]以独特日本论而广为人知的比尔·托特在其后论述1997年日美安保新指针对日本具有的危险性时指出，美国之所以需要新指针的理由，除了为增强军备的正当性外，还列举了拥有先进技术的日本可能成为军事大国的危险性，这也属于“瓶塞论”[14]。
从美国的战略角度考虑，最为重视军事摩擦因素的持论者是韩国的蔡恩涛。蔡氏强调，国防部反对日本进行国产开发的理由是警惕日本在军事领域的对美自立倾向，进而指出：“美国方面考虑，日本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保持自立立场，将会有碍于美国的世界战略和东亚战略，因此不愿看到日本的自立化，也不希望日本成为军事上的竞争者，担心日本如果成为军事大国，会危及亚洲地区的力量均衡。”[15]
三、修正主义者的日本人论
自鲁思·本尼迪克特发表《菊与刀》以后，日本人与美国人显著不同的所谓“日本异质论”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看法，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衰退和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日美对立的一面凸显出来，由此对于“何为日本，日本人是什么样的人”等问题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种关注首先是基于应该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学到哪些东西的视点而开展日本研究。所谓“日美同质论”的代表性人物是哈佛大学的埃兹拉·F.沃格尔（傅高义）。他在1979年撰写的《日本名列第一》中指出，日本之所以强盛在于其极具国际竞争力的经济力量，美国应该从日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中寻找对美国发展有益的经验教训，这一观点在美国形成很大冲击。在“广场协议”签署前的1984年，沃格尔又在日本出版了《日本名列第一再考》一书，基于“应对世界经济变化最为成功的日本”的视点，对日本和美国的经济战略进行比较研究，解析和论证了日本经济实力形成的历史构造。他对于美国国民所持的如下观点抱有危机感，即“日本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依靠模仿、倾销、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及窃取技术等不公正手段，如果展开公平的竞争美国还是能够胜过日本的”。沃格尔主张，“为对抗日本的竞争力，在不懈努力的基础上，更应该多向日本学习”[16]。沃格尔指出，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源泉是具备优秀的劳动力，拥有丰富经验的技术者，从业人员对企业具备的高度参与意识，以及对生产技术和产品品质寄予的强烈关心，为企业提供的低息融资，具有长远规划的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政府的有力支援等，提出应从“日本式经营”中学习的重要性，这是首次立足于日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思维方式。沃格尔于1984年在其书中写道：“在《日本名列第一》的序言中，鲜明地向日本人提出了不要骄傲的忠告。然而，遗憾的是，某些日本人似乎对此完全漠视。”[17]的确，在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广场协议”签署后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论坛中屡次涌现如下论调，“美式治下的和平之后就是日式治下的和平”，不过，运用英语可能无法表达日本的国力概念，应该改为日语的表达方式，“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就是日本治下的和平”。
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日美谈判中涉及的贸易摩擦和FSX问题，为什么日本方面不接受我们（美国）的想法呢？对此感到难以理解。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重新提出了“日本异质论”（“日美特殊论”）。从对以往沃格尔等的“日美同质论”进行修正而提出“日美异质论”的意义上而言，前者为“正统派”，后者被称之为“修正派”。
对日本严加指责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无序的对美出口和日本市场的封闭性导致美国企业衰退的经济问题，以及为解决问题所开展的日美谈判未能像美国预期的那样有效推进的政治问题。新型日本论及日本人论的典型代表是长期居住在日本的荷兰特派记者K.V.沃尔夫廉和美国记者詹姆斯·法罗斯。
沃尔夫廉将日本与各国之间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产生的意图表达上的混乱称之为“沟通障碍”。美国之所以难于理解日本而产生分歧，主要是由于美国方面确信无疑的两个虚拟假设。其一是日本是拥有承担责任的中央政府的假设，其二是日本属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的假设。针对第一个假设，沃尔夫廉指出如下事实，自民党实际上并未制定过法律，总理大臣的实质性权限仅仅是解散众议院，大臣在省厅内部并无实权，内阁会议只不过是一种形式，官僚当中究竟谁拥有实际权力并不明朗，由于省厅之间存在冲突，官僚机构的决策权限难以发挥作用，财界实力强大，通过非正规方式控制经济界的官僚们的权限较大等，日本不存在权力中枢是造成日美谈判窒碍难行的原因之一。针对第二个假设，沃尔夫廉表示，日本既不是通过市场的各种要素自由发挥调节机制的欧美型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苏联型的中央统制经济，而是具有官僚和产业界合谋运作的特征。[18]因此，沃尔夫廉引用查默斯·约翰逊的观点，将类似政府和企业一体化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的经济体制称之为CDS（Capitalist Development State，资本主义发展为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型国家），主张应该充分认识到日本并不是与欧美处于相同经济体制类型的重要性。确实，由于美国属于由总统直接委派的“通商代表”担当对外谈判的体制，谈判过程中能迅速作出妥协、让步和拿出替代方案，与此相对，日本则是每次单独谈判，由于省厅之间介入其中然后确定方针，这往往需要时间，同时也有过多地炒作和报道美国方面不满的一面。
对日本展开更为坦率批评的是法罗斯，他批判日本在贸易方面采取的向外国自由出口而封闭本国市场的双重标准，日本之所以并不打算改变贸易政策的双重标准，主要由于日本缺乏价值观层面的理念。归结法罗斯的观点大体如下：“日本缺乏与他国在感情上的联系，日本具有自恋情结。日本不持有普遍性原则，对于无论是日本人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人们都应该按照同样的逻辑和行事方式处理问题的观念十分淡薄。日本人即便是在组织内部作出牺牲，也不会向集团外部付诸牺牲，主要就是由于不具备崇尚绝对价值的信仰，这也恰恰体现了基督教与神道教之间的差异。”[19]
由此，法罗斯主张，确有必要改变日本人的精神世界，为此只能采取来自外部的压力即“外压”的手段，通过“外压”发挥作用来维持美国的国力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沃尔夫廉和法罗斯等的“日本异质论”，引起了很多20世纪80年代研究日美关系的美国人的共鸣。甚至出现了把对日本进行严加指责的一类人命名为“日本名列第一症候群”的报道。[20]在提倡“日本异质论”的人当中也存在着如下充满揶揄味道的论调，即如果说日语很难，日本人就会很高兴，而日本人自身似乎也很喜欢“日本异质论”，实在令人哭笑不得。
结 语 经济、军事与文化摩擦的交错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FSX问题与日美关系的深层构造紧密关联，结合此前分析，可以明确得出以下一些结论。第一和第二部分论证了FSX问题并不是当时人们所说的那样属于单纯的经济摩擦问题，而是在经济问题和军事问题交叉地带发生的事件。同时，从第三部分的分析来看，FSX问题似乎远不止于此，明显体现出经济摩擦、军事摩擦和文化摩擦纵横交织、错综复杂的现象。FSX事件发生至今虽然已过去20年，但必须充分考虑到，这种复杂构造的本质并未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可以说FSX问题是体现日美关系构造性特质的典型事例，日美双方应该谋求使日美关系的这种构造向更为协调的方向发展而努力。
“日本异质论”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冷战结束和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从论坛上消失。然而，日美之间的谈判，无论是涉及日美安保体制的现代化层面，还是在资本、金融和生产相关的开放日本市场的层面，尚面临着诸多依然存在而有待解决的困难课题。同时，目前仍然听到很多美国方面的谈判者流露出的对于日本不遵守与美国奉行相同准则的不满。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日本异质论”依然在现代社会被继承下来。
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处于强势的时代，美国激烈地“敲打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经济陷入长期萧条，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在世界经济中的存在感日趋淡薄，遂将如下的英语文字游戏抛给了日本人：20世纪80年代的“敲打日本”（JapanBashing）→20世纪90年代的“忽略日本”（Japan Passing）→21世纪的“无视日本”（JapanNothing）。
（作者：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田庆立译）
【注释】
[1]“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COCOM，简称“巴统”，1950年成立，1994年解散。
[2]［日］大月信次、本田优：《日美FSX战争：动摇日美同盟的技术摩擦》，论创社1991年版第116—118页。
[3]同上，第120—121页。
[4]同上，第121页。
[5]［美］《纽约时报》1989年2月12日。
[6]Hearings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conomic Stabilization，House of Representatives，April 18，May5，1989.
[7]［美］R.F.多纳：《图表解读美国人的日本观》，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第132—133页。
[8]［日］大月信次、本田优：《日美FSX战争：动摇日美同盟的技术摩擦》，第ⅲ页。
[9]［日］草野厚：《美国国会与日美关系》，中央公论社1991年版，第44页。
[10]Leonard J.Shoppa，Bargainingwith Japaan：WhatAmerican Pr'essure canand cannotdo，ColumbiaUniversity Press，1997，p71.
[11]詹姆斯·法罗斯：《封锁日本：强势日本与反攻的美国》，TBS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页。
[12]［日］大月信次、本田优：《日美FSX战争：动摇日美同盟的技术摩擦》，第45页。
[13]朝日新闻社：《图表解读美国人的日本观》，朝日新闻社1987年版，第106—110页。
[14]比尔·托特：《美国将日本变为世界孤儿》，ごま书房1998年版，第50—51页。
[15]Woondo Coi，Japanese Bargaining Behaviorand U.S.-Japan Relationship：FSX Co-Development Project，Global Economic Review，30，2001，p20.
[16]［美］埃兹拉·F.沃格尔：《日本名列第一再考：日本的成功与美国的复归》，TBS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17]同上，第ⅲ页。
[18]［荷］K.V.沃尔夫廉：《日本权力构造之谜（上）》，早川书房1990年版，第37—39页、第72—98页。
[19]［美］詹姆斯·法罗斯：《封锁日本：强势日本与反攻的美国》，TBS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13—116页。
[20]［日］东乡茂彦、久世笃：《日本问题：美国如何进行报道》，かんき出版1988年版，第96—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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