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第一章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制度变迁与路径依赖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是20世纪西方经济学中发展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现在已经发展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它不仅继承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精髓思想，而且还大量吸收自然科学中的前沿研究成果，大大拓宽了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围。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核心，对制度的含义、起源、本质、变迁给予了深刻、系统的分析，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这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道格拉斯·诺思（Douglas C.North）为分析制度的动态演化过程而引入的制度变迁理论。诺思也因成功阐释了经济制度的演进规律而获得199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把制度看成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和内在动因。他们认为，制度变迁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源泉，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不仅揭示了制度的本质内涵，而且构建了这一理论完善的分析框架和严密的宏观与微观理论体系”。^[1]

与正统经济学或新旧古典经济理论相比，新制度经济学理论存在以下独特性：^[2]一是把历史作为重要的分析向量，他们认为，只有在历史长河中考察制度的作用及其变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问题才有现实意义；二是把制度看成是影响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内在的和可变的因素，同时强调制度的效用，分析了有效制度和无效制度的特征与条件；三是放弃了古典经济学“信息费用、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非现实的假定，使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更接近客观存在的状况；四是赋予经济人或理性人更丰富的内涵；五是提出了新的假定，即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行为主体或利益主体总是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他们认为，这种潜在利润或外部利润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无法得以内部化，因而不可能被行为主体获取或分配，只有通过新的制度安排，即进行相应制度的边际调整或更改，才能实现人们对这种外部利润内部化的预期。

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研究已进入较成熟的阶段，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尤其对转型国家的制度转轨现象有非常强的解释力。制度变迁理论作为一个研究从制度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的理论体系，成为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工具之一。高校产业管理体制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为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来深入剖析高校产业管理体制改革的规律，本章首先对制度变迁理论进行概述。

第一节　制　度

一、制度

制度是社会科学诸多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范畴，作为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制度的界定是展开研究的基础。制度是一个内涵极为丰富的概念，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给制度下了种种不同的定义，《韦伯斯特词典》给出的定义是“制度就是行为规范”。表1-1列出了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部分定义。

表1-1　古典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部分定义

①凡勃伦.有闲阶级论［M］.商务印书馆，1964：149-150.

②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2：87.

③Nelson.The Co-evolution of Technology，Industry Structure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J］.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1994，（3）：57-58.

④Schultz Theodore W. Institutions and the Rising Economic Value of Man［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1968，（50）：1313-1322.

⑤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8.

⑥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2000：35.

⑦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225.

⑧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3.

1990年，我国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美国《卡托杂志》春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汇总新制度经济学观点的论文《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与强制性变迁》，他认为：“制度可以定义为社会中个人所遵循的行为规则。”^[3]张曙光认为：“制度是人们交换活动和发生联系的行为准则，它是由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选择和决定的，反过来又规定着人们的行为，决定了人们行为的特殊方式和社会特征。”樊纲认为：“所谓制度，是由当时在社会上通行或被社会所采纳的习惯、道德、戒律、法律、规章等构成的一组约束个人社会行为因而调节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则，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一种社会机制。”^[4]

综合以上学者对制度的定义和描述，新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的理解具有如下三重含义：①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从最初意义上讲，制度就是一种约束和规制人们社会关系和行为的社会准则或尺度，是社会成员共同认可的、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体系。它在约束人们行为的同时，又为人们提供了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②制度是一系列权利和义务或责任的集合。一套制度安排的核心就是其下各类人的不同权利及其相对称的义务的总和，权利的实质就是规定人们的行为规则和活动空间，义务则是行使权利后的约束与责任。无权利人们将不承担义务，无义务人们将滥施权利，两者均会导致制度的毁灭。③广义而言，制度不仅包括正式的、理性化的、成文的行为规范如法律、法令、法规等，同时也包括非正式的、非系统化的、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如伦理道德、风俗习惯、传统文化、意识形态等，此外制度还包括动态运行中的体制架构，也即行动中、实践中的制度。

二、制度的构成

制度的种类繁多，覆盖面广。可以从不同的层次或角度对制度构成或结构进行考察。诺思先后有过几次不同的分析。诺思首先将制度分为“基础性制度安排”和“第二级制度安排”。其次，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又把制度区分为宪法、执行法和行为规范。再次，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诺思依据作用方式与演进替代机理，认为制度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国家与组织规定的正式规则和实施机制构成，这是制度构成的基本要素。

1.非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也叫非正式约束或非正式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等，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持久生命力，并构成世代相因、渐进演化的文化的一部分。从历史上看，在正式规则设立之前，人际关系是靠非正式的习惯和道德约束的。在现代社会中，正式规则也只是社会总约束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生活的大部分空间仍然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

2.正式规则

正式规则也叫正式约束或正式制度安排。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以正式成文方式表达出来的，并通过正式组织和程序来实施的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一种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再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

3.实施机制

实施机制包括实施的主体（组织或个人）、实施的手段、实施的程序等。为合作者提供足够的信息，监测对契约的偏离，通过强制性的措施保证契约的实施。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除了看正式规则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完善以外，还要看这个制度的实施机制是否健全。

三、制度的功能

制度是一个覆盖面很广的概念，因而其功能和作用也是极其广泛和复杂的。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制度的功能和作用包括以下六点：

（1）降低交易成本。这是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制度通过构造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框架，界定和限制行动者的选择集合，约束人们的行为在一定的规范中来进行，减少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从而降低交易成本。

（2）提供经济服务。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

（3）降低行为风险。经济活动中的风险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人们行为的不确定性。制度安排通过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增强了人们行为的确定性和可预期性，这样就可以大大降低人们的行为风险。

（4）形成激励机制。有效的制度通过使个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而创造一个持续的制度化的激励机制。个人收益率是经济单位从其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所获得的总收益量；社会收益率则是社会从同一种活动中获得的纯收益量，它是个人收益率与这种活动对社会其他成员所造成的最终影响之和。通过制度明确规定每个人的专有权，并为这种专有权提供保护，使活动主体得到最大的个人收益，减少“外部性”，克服“搭便车”现象，从而激励组织和个人不断努力、不断创新。

（5）提供合作框架。制度为人们广泛的社会分工与合作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通过规范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把阻碍合作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促进合作的顺利进行。

（6）利益分配功能。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往往是一个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人们通过新的制度安排来重新界定相关主体的责、权、利关系，形成一种新的分配格局。一般来说，不论是强制性的利益分配还是协议性的利益分配，都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实现的。

第二节　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Institutional Changes）是指：“创新主体为实现一定目标而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或制度结构的重新调整。它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交易与创新的过程。”^[5]制度变迁的本质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机制所作的边际调整，制度变迁不仅意味着利益格局的调整，更意味着权力结构的变化。制度变迁的过程，同时也是制度创新实现的过程，最理想的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制度文明。制度变迁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要，最小限度地限制人的需要。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等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效率，表现为对制度均衡的动态搜寻。”^[6]从制度变迁的结果来看，它是一种社会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低效益制度的替代过程。

制度变迁是一个动态的现实过程。它以新制度产生，旧制度的否定、扬弃或改变为表现形式。制度变迁有以下四种表现形式：①原有各种制度保存，产生新的制度。这样，制度结构发生变迁，增加新的构成因素，并且可能改变原来的相对地位。②原有制度本身演变成新制度。或许还保留了过去的一些特征，但是已不再等同于原来的制度。这样，不仅改变了这种制度本身，而且可能改变它在制度结构中的相对地位，从而使制度结构发生变迁。③原有制度结构中的一些制度因失去存在意义而消亡，这也使制度结构发生变迁。④原有制度结构中，制度的性质种类不变，但是，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从而使制度结构发生变迁。

一、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

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三大理论作为基础：^[7]描述一个经济体系中激励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②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③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的不同反映的意识形态理论。

1.产权理论

诺思把产权分析以及私有财产制度视为制度变迁理论的第一块基石。产权理论是根据产权的概念和性质，研究经济组织内部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产权结构、产权边界的确定以及明晰产权对经济人的激励作用等方面的理论，它所关注的焦点是产权界定、交易费用、激励机制以及资源的有效配置等。诺思把科斯的现代产权理论成功地运用于经济史研究，并对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史作出了新的解释。在《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中，诺思认为充分界定的产权对17、18世纪的经济发展有重大的影响，“市场规模扩大以及发明的产权得到更好的界定，从而在创新收益率提高的同时，创新成本得到根本的降低”。①正是这一系列的相互促进、相互关联的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的变化，为西欧经济的持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2.国家理论

产权结构是由国家界定的，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要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国家理论必须对造成无效率产权的政治—经济单位的内在倾向作出解释。在这个意义上，诺思指出：“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心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要占据显要的一席。”^[8]

按照诺思的解释，理解国家的关键，在于国家“为实行对资源的控制而尽可能地利用暴力”。^[9]一个国家如果想要具有福利或是效用的最大化，就要具有两个特征：其一是统治者在与选民的交换过程中，国家为取得收入而向选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的服务；其二是国家统治者为达到国家收入最大化而为每一个社会集团设计产权。由于国家组织者总是面临其他国家和现存社会中可能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个人的潜在竞争，因此，统治者垄断权力的程度是“各个不同选民集团替代度的函数”。以这两个特征为基础，诺思认为国家所提供的服务是社会博弈的基本规则，它包括：①以规则和条令的形式建立一套行为约束机制。②设计一套发现违反和保证遵守规则与条令的程序。^[10]明确一套能降低交易费用的道德与伦理行为规范。因此，国家基本结构的创立就在于界定和实施一套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原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产权结构），以保证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

3.意识形态理论

诺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指关于世界的一整套信念体系，它提供了一套规范人类行为的价值和伦理道德准则。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三方面的特征：“意识形态是一种节省的方法，个人用它来与外界协调，并且靠提供一种世界观使决策过程简化；意识形态与个人所领会的关于世界公平的道德伦理判断不可分割地交织着；当个人的经验与他的意识形态不一致时，他们便会改变自己的思想观念。”③

诺思认为，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中的主要作用有：①具有确认现行制度的合法性或凝聚某些团结的功能，使制度变迁获得观念上的认同和一致；②可以减少个人与社会达成协议的费用和成本，并且还可以减少制度实施的成本费用；③能有效解决“搭便车”的问题。此外，1990年以后，诺思开始研究人的认知能力对人类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转变以及对制度变迁的影响问题，他认为，人的认知能力影响人的学习方式和效率，进而影响人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转变，而且人的认知模式和知识存量（即经验）牵引着制度变迁的方向，影响着制度变迁的速率，不同人的认知模式和知识存量造成了社会发展的差异。

综上可知，诺思认为由有理性的个人之间的交易决定的产权理论决定着经济的绩效；由国家规定所有权结构，对所有权的效率负责；同时，意识形态影响着个人的心理偏好和效用函数。因此，诺思的制度结构是由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二、制度变迁的机制

1.制度变迁的一般均衡分析

一些学者根据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对制度变迁的机制进行了分析，认为引起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是制度不均衡，即现有制度安排不能满足人们对制度的需求。这种不满足从宏观讲：一是不能满足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从而社会产出不能最大化；二是不能满足一定阶级或阶层对利益追求的需要，即一定阶级或阶层不能在现有制度中获得与其实力相当的、应该得到的最大利益。

引起制度变迁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一定阶级或阶层在社会中地位的变化使现有制度安排与现有阶级或阶层实力和要求不一致，产生制度不均衡，因而要求重新建立责、权、利关系，促使制度的变迁。制度是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则，不同制度安排确定了人们之间不同的责、权、利关系，因而制度实质上是不同利益集团或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从宏观上说，就是不同阶级或阶层相互斗争所形成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制衡结构。

2.制度变迁的边际演化理论

诺思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把制度研究的边界全面地推进了一步，开始从习惯或非正式约束入手研究制度的变迁。^[11]诺思认为，正式规则的演变总是先从非正式约束的“边际的”演变开始。由于存在执行规则的成本，所以正式规则总是存在变通的余地，所谓的“边际”就是指这种变通的余地。规则的执行成本越高，边际就越大。换句话说，在边际上，规则是不起作用的。于是，规则的边际上是习惯在起协调分工的作用，习惯之所以取代规则，是因为它相对于正式规则而言具有比较成本的优势。另外，习惯能够操作于规则的边际上，是因为行为在这里没有大的变化，行为在边际以内的区域受着规则的约束。诺思声称，正是制度在边际上的连续演变造成了制度中正式的也是可见的规则的变迁。

根据诺思的“边际演化”理论，一般来讲，制度变迁总是从人们的习惯性行为——非正式规则的演变开始的，由于习惯的运行成本要低于正式规则的运行成本，因此在制度的边际上，习惯是协调分工的主要力量。制定和修改正式规则的交易费用高于人们从经验中获得习惯的交易费用，因此制度的变迁往往表现为从非正式的规则的连续演变开始，而非正式规则的演变最终会通过人们达成的一致认识而上升为正式的规则。在一个竞争和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中，制度变迁正是沿着边际演变——整体演变——边际演变的循环路径不断向前发展，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和路径。

3.制度变迁的演化博弈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制度经济学引入演进博弈理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来研究和解释社会制度的起源与变迁。一般的博弈理论对博弈局的所有行为人理性做了严格的规定，它不仅要求每个行为人都是完全理性的，而且还要求这种理性是所有参与人所共有的。而演进博弈理论要求的是过程理性，它并不保证博弈方或决策方在博弈开始前通过推理分析就能准确判断出其他博弈方的策略及博弈的均衡结果，并作出在整个博弈中都正确和适用的策略——一种长远的计划，它只要求博弈方具有获得信息、收集资料、学习和总结经验并正确调整行为的能力。在这种过程理性假设下，单个行为人追求的是逐步改善的目标。演进博弈论认为，博弈局中行为人的战略不仅由个人理性决定，而且还由社会习俗、惯例来决定，它将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互动行为的动态调整过程模拟为类似于生物学中的进化演进过程。因此，其均衡的实现不是依赖于参与人精确的一次性理性计算，而是更多地依赖于通过一种稳定的自然进化演进的机制来实现的，其均衡含义更接近于生物学意义的稳定演进。

最早把演进博弈论思想引入制度分析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A.绍特。^[12]他把制度当作是参与人的行为均衡，在这种制度作为博弈均衡的分析方法中，博弈仅是一种关于现实生活的简化和描述。一种制度是一个基本博弈中的一个均衡，不同的制度结构对应着不同的均衡。用演进博弈理论分析解释制度，强调的是制度，一种社会习俗、传统和行为规范，这些制度的起源及变迁是在一个演进稳定的博弈结构中进行的。

演进博弈理论对制度的变迁有着不同的解释。目前主要有三种分析方法：社会习俗（惯例）的演进理论、交易选择理论（或契约理论）和讨价还价理论。此外，以克雷普斯、霍奇森^[13]为代表的进化制度分析经济学家在进化博弈的框架下，发展了一个由认知能力和学习模型支持的制度变迁理论。

三、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

1.探索制度变迁的根源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有三个要件：①信息成本大于零是制度变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若交易成本为零，则一切制度都等价于科斯定理。^[14]制度变迁的终极动力在于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用威廉姆森②的概念，是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和双方防备对方机会主义行为的努力。③生产性资产的“专有性”问题。“迂回的生产方式”要求生产工具的专门化，越是专门化的工具，在用于其他目的时就越减少其价值，存在着巨大的“沉没成本”。

对应于以上三个要件，制度变迁理论分析的三个基本假设前提是：①信息成本大于零；②技术条件是给定的；③个人具有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动机。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交易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获取信息的成本（诺思，巴塞尔）。信息成本来源于环境中的不确定性。奈特将不确定性定义为完全不可预见的事变，“风险”则是指可以用概率来描述的事件。“风险”可以通过保险机制加以平滑，而“不确定性”是大自然的常态，是完全不可预知的。生产的技术特征和环境特征在给定的人性特征下决定了交易成本的特征，为了降低不断上升的交易费用，获取现行制度下的“潜在收益”，新的组织以及一些新的制度得以创建起来。当利润与创新之间的联系成为社会共享的信息时，利润将不再仅仅是创新的可能结果，它变成了创新的激励，使社会变迁过程不断地持续下去。这就是制度变迁的一般理论。

2.确定制度变迁的主体

诺思基于个人主义的经济人假设，吸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理论，认为“广义企业家”是制度变迁的主体。他认为：“在稀缺经济下的竞争导致企业家和组织加紧学习以求生存，在学习过程中，发现潜在利润，创新现有制度。”^[15]这里诺思所说的组织既包括经济组织也包括政治组织。在诺思看来，政治组织就是政治性企业，政治家也是企业家。诺思认为，制度变迁有个人、团体和政府三个层次的主体，这三个层次制度变迁的主体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家。特别要提出的是，诺思把政府也等同于其他主体，将政府在制度变迁方式、动力、组织实施方面的复杂性、差异性高度简化为企业家的经济行为。

诺思在分析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将制度变迁主体分成“初级行动团体”和“次级行动团体”，创新的第一步是由“初级行动团体”进行，而“任何一个初级行动团体的成员至少是一个熊彼特以上的企业家”，^[16]因此，首先从事制度创新的是能预见潜在利润存在的企业家。“次级行动团体”是用于帮助初级行动团体获取收入而进行制度变迁的团体。但是，它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参与变迁的，不过其追求利润目标的实现是通过社会的收入再分配方式来实现，因此，其应是一个“准企业家”团体。

3.分析制度变迁的机制

诺思运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成本—收益分析法来研究制度变迁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所谓潜在利润就是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主体无法获取的利润，即“外部利润”，其来源包括：

（1）规模经济。生产中的规模经济是一种技术现象，最有效的产出可能需要企业的规模很大，以致要求由一个比单个所有者或合伙制形式能够负担的费用更大、组织更为复杂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现代公司制度就被创新出来。

（2）外部性。“外部性”是指有些成本或收益对于决策单位是外在的事实。外部成本和收益的存在，无助于市场产生最有效的结果。外部性的存在是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从某种程度上讲，制度创新的过程实际上是外部性内在化的过程。制度的再组织旨在使外部性内在化，因而它可能增加社会的总收益，但也可能使它们降低。

（3）克服对风险的厌恶。风险的存在是削弱经济活动的一个因素，对风险的分散和克服也能带来利润。人们倾向于有更为确定结果的活动，而避开那些报酬变化很大的活动。由于利润的预期值在那些没有人从事的高变异活动中要高于低变异活动，如果有些能够克服厌恶风险的机制被创新，总利润就可能增加。专门市场的发展、保险公司的建立就是克服对风险厌恶的制度创新。

（4）交易费用转移与降低带来的利润。西方传统的主流经济学假定市场都是完全的。这一假定排除了由市场运作失败所引起的任何可能的潜在利润。但是，在现实世界中，信息并不是免费的，信息成本越低，市场的运作就越好。由于存在市场失败和市场不完善，引起了潜在利润和制度创新的必然性。正是不完全市场的存在，就有可能建立一些制度再安排来使他们更容易运作，并有可能增加社会的净收益。

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下，收入潜在增加不能内在化时，一种新制度的产生可能使这种外在利润内在化。然而，社会产生外部利润并不一定必然发生制度变迁，因为制度变迁还涉及成本问题。只有当制度创新可能获得的潜在利润大于为获取这种利润而支付的成本时，制度创新才可能发生。戴维（David）和诺思根据美国的历史发展情况，列举了以下四种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因素：

（1）组织费用的节省。在设立任何推动制度变迁的组织所需的成本中，组织费用几乎总是一个主要部分。如果组织费用被支付的话，使一种安排调整到实现新目标的方向上来的边际成本可以低到足以使革新变得有利可图。

（2）技术的革新。技术革新不仅增加了改变安排的潜在利润，而且降低了某些安排的操作成本。

（3）知识的积累和教育体制的发展。这两点导致社会和技术信息的广泛传播，以及与工商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密切相关的统计资料储备的增长，减少了与某种安排革新相联系的成本。

（4）政府权力的上升和对社会生活的广泛渗透明显减少了政府性安排革新的成本。原因在于：^[17]一旦一个政府性安排为人们所接受，推广的政治成本就会下降。②因某项计划而建立起来的现存官僚政治的基础，经常可以相对更便宜地扩展到另一个方案的使用上。

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创新成本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制度变迁还只是一种可能性，是否发生变迁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舒尔茨的理论把制度的供求分析方法置于均衡框架中。根据舒尔茨的思想，制度也是一种生产要素，为经济提供服务。社会经济达到均衡，就是各个要素的投入到达边际效用相等的那一点，只有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大于资本等要素的边际收益时，制度企业家才进行制度创新，否则，他们宁愿增加其他要素的投入。

4.确定制度变迁的类型

经济学家林毅夫在诺思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制度变迁的不同路径，提出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类模型。①“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新制度安排的创造，是由单个行为主体个人或利益集团在给定条件下，为确立预期能导致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力界定而自发组织实施的自下而上的制度创新，是个人或群体在响应由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时所进行的自发性变迁”。盈利性、自发性和渐进性是这一制度变迁类型的基本特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政府借助行政、经济、法律手段，自上而下组织实施的制度创新，它可以纯粹因在不同选民集团之间对现有收入进行再分配而发生”。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既相互区别、各具特点，又相互依存、相互补充。一般来说，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制度变迁都是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合，制度变迁往往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借强制性制度变迁来推进，然后达到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合。任何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总是既有诱致性因素作用，也有强制性因素的作用，制度变迁过程实质上是诱致性因素与强制性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就某一个具体的变迁来看，当诱致性因素起决定作用时，则被认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而如果是强制性因素起决定性作用时，则被看作强制性制度变迁。一个社会的制度变迁如果能够有效地将二者统一起来，就会比较容易推进和获得成功；反之，如果二者相背离，制度变迁就难以推进，不可能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创新。

5.制度变迁的约束条件

制度变迁的具体实现并达到预期目的，要受到诸多条件的约束。这些约束条件制约着制度变迁是否发生、怎样发生，以及变迁的绩效。

（1）政治约束。政治约束首先来自一定的政治制度对主体制度变革行为的约束。在不同政治制度中，人们拥有的权利是不一样的，人们进行制度变革的自由度是不一样的，这就决定了制度变革的主体为实施变革付出的成本不一样。政治制度规定了人们进行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范围程度。

制度变迁的制度约束，还表现在一个国家国内外政治势力的竞争对人们变革制度行为选择的约束。任何国家的统治者的政治权力都不是绝对的，都会面临现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特别是现代社会更是如此。

（2）经济约束。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的潜在利益或外在利润，但制度变迁或制度创新是需要耗费成本的，只有当变迁的预期收入大于其成本时，制度变迁才有发生的可能。同时，一项制度变迁的发生不仅涉及该制度自身的成本—收益分析，而且还涉及与旧制度收益的比较，只有新制度的预期收益减去预期成本还大于旧制度的净收益时，制度变迁才会发生。

在制度变迁的经济约束中，交易费用的约束是至关重要的。变革中各种矛盾冲突、各种阻力带来的困难都是交易成本。历史和现实中有很多的制度创新都是因为交易成本太高而夭折的。因此，在制度变革中如何来协调各种矛盾，减少冲突，降低交易成本，是制度变革中必须注意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3）观念和知识的约束。观念的约束主要是指意识形态的约束，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约束条件。意识形态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诺思把意识形态定义为一套包罗万象的关于世界的信念，它们倾向于从道德上判定劳动分工、收入分配和社会现行制度结构。诺思认为，意识形态构成了一定制度创新的先验模式，并且是节约制度变迁中交易费用的工具。除意识形态外，传统观念、伦理道德、行为习惯等观念性因素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约束条件。这些观念性因素对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过程的约束方式和作用表现与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约束基本是一致的，有些已包含在意识形态中。与观念约束紧密相连，知识也是制度变迁的重要约束条件。无论是制度变迁还是制度创新，都是在人们一定的知识指导下进行的，知识的有无或多少以及知识的性质、特征直接制约着制度变迁能否进行和以何种方式进行。

四、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从广义上讲，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系统包含着制度，制度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的精神因素必然会反映、形成习俗、规则等制度因素，但制度因素产生和形成以后，就会使人的精神因素通过制度因素转化为物质成果。在一个社会实存体系结构中，制度是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实现方式或产物。从狭义上来看，文化是精神层面的，其核心是价值观念，是属于第一层面的，它解决的是价值层面本质的东西，而制度是一种秩序、规则，是属于第二层面上的。从唯物主义价值观出发，文化始终影响和指导着制度及其变迁。文化的精神观念是制度形成的基础，制度的产生、发展到变迁都受到文化的“无形支配”，任何制度的制定和实施都是文化价值观选择的结果，制度背后的差异就是价值观选择的不同。

1.文化与制度的关系

（1）文化对制度的决定作用。任何制度都是存在于一定文化氛围中的，是一定文化价值观念的实现方式。特定的文化为制度安排在形式上提供了一种先验模式，并为制度安排框架中所规定的各种社会角色及其功能、责任、权利和义务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认同和共同的行为预期，即制度的形成、安排依赖于其从属的文化观念的导向和推动，依赖于文化对人的行为取向的培养造就。制度只有成为一定价值观念下人们的自觉行为取向，才能成为有机的自我维持系统。按照演进博弈论的分析思路，任何社会既存的文化观念决定和影响了处于一定社会博弈安排中的每个博弈者对他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预期。也就是说，人是存在于一定的文化氛围中的，每个个体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动，甚至情感本身都是文化的产物。而在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一些意见和想法都会影响他人的行为和决策结果，也会影响自己对别人的结果的估计，从而影响社会博弈的均衡，对社会博弈规则及其实施机制的形成产生作用。

（2）制度对文化具有反作用。某种制度一旦确定下来，就通过鼓励、压制、奖励、惩罚向别人传递行为信息，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调整和改变人们的习俗、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制度所传达的信息逐渐内化为人们的心理，积淀成为文化观念。具体地说，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植根于人类的遗传之中，人类行为特征促使制度的形成，而制度也设定人类行为的界限，或者订立人类行为的规则，或者约束人类行为，提供给其他当事者以信息。这种约束告诉每个人其他当事者可能的行为，因而他就可以相应采取行动。某种既定的行为准则得到社会成员的遵从，并逐渐成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一方面，在社会成员会将这种规则默许为习惯或习俗而固定下来，成为文化价值观念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若制度安排者过度强调权力的重要，而忽视环境的变化，则会导致共同知识交流的中断。

2.文化与制度变迁的关系

（1）文化演化是制度变迁的根源之一。诺思指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再缔约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带来收益的原因是“相对价格或偏好的变化”。其中，相对价格的变化包括要素价格比率、信息成本、技术的变化等，偏好的变化则来自观念、宗教教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方面的变化，以及相对价格变化引起的精神结构和行为方式的变化。在诺思看来，大多数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是内生的，是各种军事、经济、政治组织及其他行为主体在原有制度框架内为追求自身收益最大化的结果。另外一些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则是外生的，即来自制度框架之外。诺思认为，在经济史上引致制度变革的根本动力都是外生的。所以，在他的理论体系中外生因素占有突出的地位。因此，无论是内生意识形态的变化，还是外生文化价值观念的改变，都会带来原有制度框架之外的潜在收益，从而导致制度变迁。

（2）文化价值内核会决定制度变迁的方向和路径选择。意识形态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重要力量之一，文化价值内核也同样如此。文化为制度设计提供基本价值前提。从整个人类时期过程看，文化演化往往是缓慢的和渐进的，一段历史时期的制度、技术、经济增长都可能因国家行动或政府政策进行激进变动，但人的心智或精神构架的发展只能是渐进的。所以文化演化并不能表现为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而是更多地体现为细小革新的逐步累积过程，这就意味着一种新的先进文化观念的形成实际上是很漫长的。因此，人们在处理新的有形制度提供的信息时，很大程度上是以原先已有文化概念框架为基础的，原有文化价值观念中与社会发展进程、个体的创造力相冲突的部分，则会成为制约和阻碍制度变迁的主力因素。个人的惰性或者对现有规则的依赖，导致创新动力的弱化，这就是所谓个人对传统文化依赖导致的制度“锁定”效应。当文化与制度创新相互冲突时，会导致已经建立的正式制度发生变形或流于形式。

（3）文化价值体系影响制度变迁成本的高低。制度变迁或新制度的诞生能否长久下去，关键在于这种新文化观念能否对制度创新的“路径依赖”起到正作用。即在这种文化观念下，新制度的预期收益要大于原有制度的收益，而新制度实施的预期成本要低于原有制度的成本，以及制度变迁的成本要比较低廉，报酬递增普遍形成，制度的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和巩固，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沿着良性循环的轨迹发展。若文化观念的转变使得制度变迁成本变得昂贵，则这种新制度无法长期执行下去。也就是说，新的正式制度安排与文化传统的相容性越大，创新就越容易，制度变迁的成本也就越低。

（4）制度变迁对文化传播的作用。一个民族在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变化都可能使后代的文化观念发生变化。当两种异质文化接触时，文化的表层部分即文化中的物质部分易于变动和改进，会同化到已有认识结构中去，比较容易被彼此接受和借用。但对文化的深层部分即制度、意识和心理部分的吸收必然要延伸到制度层次，有着很强的稳定性。同时，一旦新制度安排确立下来，则会成为引导人们改变旧认知模式的基本力量。所以只有长期在新制度安排中交往生活，并充分考虑人们的理解、预期和适应能力，才能促使与这一制度相适应的文化观念传播和深化。

第三节　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最先是生物学家用以描述生物演进路径的，后来美国经济史学家戴维于1975年在著作《技术选择、创新和经济增长》中首次将“路径依赖”概念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之中。到了20世纪80年代，戴维和阿瑟（Arthur）将这一概念引入到技术变迁的分析中，^[18]从而对路径依赖的内涵和作用机理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最后由阿瑟将其用来探讨报酬递增对于经济系统运转的影响，开创了路径依赖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先河。路径依赖被用来描述技术变迁过程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性质，即新技术的采用往往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由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用普遍流行等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同技术所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行，人们也就越来越相信它会更加流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一种具有较之其他技术更为优良品质的技术也可能由于晚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闭锁”在某种被动状态，无从解脱。

一、路径依赖的定义

目前，路径依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表1-2是相关学者对路径依赖的解释。

表1-2　有关路径依赖的概念

①David，P.A.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85，（75）：332-337.

②Arthur，W. B.Competing Technologies，Increasing Returns，and Lock-in by Historical Events［J］. Economic Journal，1989，（99）：116-131.

③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3.

④Sewell，W.H. Three Temporalities：Toward an Eventful Sociology［A］. In T. J.McDonald 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M］.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

续表

James Mahoney^[19]总结了不同学者对路径依赖的认识，认为路径依赖有三个特点：^[20]路径依赖是对因果过程的研究，这种过程对早期历史阶段非常灵敏；^[21]按照路径依赖的观点，早期的历史事件是随机发生的，这种随机性是不能被先前的事件或“初始状态”解释的；③一旦随机性历史事件发生，路径依赖就具有相关确定性的因果模式或者可以称作“惰性”。在此基础上，他总结出路径依赖的原理，如图1-1所示。

图1-1　路径依赖原理图

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逐渐把路径依赖的研究重心由技术变迁转向制度变迁。诺思在1990年指出：技术变迁机制也同样适用于制度变迁，^[22]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其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强化。沿着既定的路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有可能顺着错误的路径走下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中，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走出这种境地就非常困难。

诺思指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有两种极端形式，即诺思路径依赖Ⅰ和诺思路径依赖Ⅱ，两者之间有许多中间情形。诺思路径依赖Ⅰ指：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进行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加强这一进程。一种具有适应性的有效制度演进轨迹将允许组织在环境的不确定下选择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允许组织进行各种试验，允许组织建立有效的反馈机制，去识别和消除相对无效的选择，并保护组织的产权，从而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诺思路径依赖Ⅱ指：在起始阶段带来报酬递增的制度，一旦在市场不完全、组织无效的情况下，阻碍了生产活动的发展，便会产生一些与现有制度共存共荣的组织和利益集团，那么这些组织和利益集团就不会推动现有制度的变迁，而只会加强现有制度，由此产生维持现有制度的政治组织，从而使这种无效的制度变迁的路径持续下去。这种制度只能激励进行简单的财富再分配，却给生产活动带来较少的报酬，也不鼓励增加和扩散有关生产活动的特殊组织。结果不仅会出现不佳的增长实绩，而且会使其保持下去并得到自我强化。

但是，戴维在1998年提出诺思引入路径依赖的方法值得怀疑。他指出，诺思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方式”是与一个特定的均衡解联系在一起的，基本上是对有效制度的路径依赖，排除了对无效制度的路径依赖，这自然难以解释为什么无效的制度普遍存在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戴维指出了路径依赖导入制度变迁分析可能存在着三种方式：第一，在不存在个人经济行为主体集权式导向的情况下，处理历史经验在相互一致的预期的信息结构中的作用；第二，分析多人组织所拥有的为了发挥最小的可行的效率水平的信息渠道和编码与长久的物理资本品之间的类似性；第三，分析这些因素在复杂的人类组织中强烈的互补性或依存性以及形成的连续性和兼容性的必然结果。^[23]从戴维所作的限定来看，这三种方式可以分别看成是知识集合、行为集合和制度集合。路径依赖是在这三种集合的互动中实现的，对技术变迁是如此，对制度变迁也是如此。^[24]Stark也将路径依赖思想用于制度分析之中，他主要是将路径依赖思想用于分析后社会主义经济，特别是私有化战略。^[25]Campbell^[26]、Hausner^[27]、Federowicz^[28]等人对制度性路径依赖的不同机制的解释也有贡献。国内也有学者指出了技术变迁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之间的异同。秦海指出，关于路径依赖的讨论，无论从技术演化的角度，还是从制度变迁的角度，其实质含义都是非常清楚的：对于技术变迁而言，它充分强调需求、技术和制度之间的互动性。也就是说，一种技术标准的选择会引导后来的技术选择；而对于制度而言，如果说制度就是一种“标准”，它显然包含技术变迁过程的所有的路径依赖特性。^[29]但是，制度变迁路径依赖过程有其特殊的含义：①制度的无效率是一个非历态的过程，制度无效率是一个永恒的存在。②制度和组织是互动的，这一过程互动是广泛的社会秩序化的过程，构成这一互动维度的不仅是包容正式规则和各种非正式规则的个人、组织，而且包括制度变迁的过程。初始性制度安排影响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制度变迁的过程更会严重影响制度的进一步选择和变迁。③人类社会的一切制度变迁过程都是一个适应性的学习过程，这种学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学习，而是基于个人心智、历史和文化以及意识形态的学习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习俗或社会规范在制度变迁的速度和方向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诺思指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运行机制包括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四个步骤，如图1-2所示。

图1-2　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运行机制

（1）给定条件。指随机偶然事件的发生，即启动并决定路径选择的外部偶然性事件发生，如偶然性战争的爆发。

（2）启动机制。指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收益递增机制。它随给定条件的成立而启动，通常有四种表现，包括初始设置成本、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预期。

（3）形成状态。指收益递增机制的运行使系统出现某种状态或结果，而通常的结果是：①多重均衡，即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存在多种可能性结局；②闭锁，即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系统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③可能的非效率选择，即由于其他方案的开发利用和动态认识被阻止，使陷入闭锁的方案并非最优；④路径连贯，即系统演进的路径敏感地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

（4）退出闭锁。指通过政府干预和一致行动等外部力量的作用，实现路径替代。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构成要素包括偶然性事件、专用性成本、行为主体、制度、市场、政府、压力集团、意识形态等。

三、路径依赖的理论分析框架

路径依赖理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Pierson在2000年简要总结了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理论的基本分析框架。

1.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

自增强是指在一定的条件下，微小的事件会被扩大和发展，而不是趋于消失。一般来说，制度变迁过程中存在的自增强机制越多，制度路径依赖出现的概率就越大。

诺思把自我强化机制概括为四种形式：^[30]①制度重新建立时的建设成本，即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行，单位成本和追加成本都会下降。②与现存的制度框架和网络外部性以及制度矩阵有关的学习效应，适应新的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迫使组织和组织成员积极学习，以获取更大的利益和适应发展与生存的需要。③协调效应，通过适应制度而产生的组织与其他组织缔约，以及其他互利性的组织的产生与对制度的进一步投资，进而实现协调效应。更为重要的是，一项正式规则的产生将导致其他正式规则以及其他一系列非正式规则的产生，以补充和协调这项正式规则发挥作用。④适应性预期，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约盛行，将减少这种维持现存制度的不确定性。

戴维（1985，1995，2001）和阿瑟（1989，1990，1994，1996）给出了自增强机制的五种来源：高昂的转换成本、递增的报酬、网络外部性（这种效应使其与其他采取相同行动的参与人在“和睦相处”时占有优势）、学习效应（该效应能降低生产成本）和适应性预期（某种产品在市场上的普遍流行使人们相信它还会进一步流行）。

Greif（1997）、Kemp（1997）、Windrum（1999）和Pierson （2000）把阿瑟的分析扩展到法学和经济学、政治学中，尽管没有阿瑟那样系统和完整，但也考虑了自增强的影响，给出了其他五种自增强机制：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人们的主观理解、既得利益约束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诺思、Pierson等人认为，形成技术路径依赖的各种因素可以完全套用到制度领域，用来分析制度路径依赖特征。但是，Woerdman却认为，制度变迁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制度路径依赖过程有其特殊的含义，在确定形成制度路径依赖的各种自增强机制时，要和技术路径依赖过程进行区别。他认为，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过程中的自增强机制可以进行类比，^[31]如表1-3所示。

表1-3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的自增强机制类比

Woerdman分析了上述10种自增强机制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判别自增强机制的方法，并对各种自增强机制在制度路径依赖过程中的作用大小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在这10种自增强机制中，转换成本、运行成本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造成制度锁定的关键因素，而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虽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决定了转换成本的大小，起到强化或者减弱制度锁定效应的作用。同样，网络外部性和学习效应也不直接造成制度锁定，但它们决定了运行成本的大小。人们的主观理解和适应性预期是更次要的机制，通过影响以上八种机制起作用。Woerdman用图1-3来表示这10种自增强机制之间的关系。

图1-3　自增强机制之间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各种自增强机制之间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它们彼此影响，以复杂的方式建立起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推动动态系统走向路径依赖。

2.分析制度演化的过程及其性质

阿瑟（1989，1994）和Pierson（2000）指出，自增强机制会使制度演化过程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1）多重均衡。系统演进的结果不是单一的，而是存在多种选择的方案。

（2）闭锁。一旦偶然性因素使某一方案被采纳，收益递增机制便会阻止它受外部因素的干扰或被其他方案替代。

（3）可能非效率。由于收益递增机制和其他因素阻止人们对其他方案的开发利用和动态认识，从而使陷入闭锁状态的方案并非最优。

（4）结果的不确定性。阿瑟认为，多重均衡在报酬递增过程中是可能发生的，而具有报酬递增特点的制度变迁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是不可预测的。

（5）历史上的偶然事件对最终结果有显著影响。历史上的偶然事件不能被当作“噪音”来处理，其影响是不容忽视的。

3.确定退出“闭锁”状态的条件和作用机制

诺思指出，起始阶段形成的制度可能会在现有制度下创造出一些组织和强有力的利益集团，它们以自己的利益来影响政治实体，从而导致制度的无效率，并在经济中演化出一些加强现有激励与组织的政策，使无效制度持续下去，直到进入“锁定”状态。要从次优的状态中退出这种制度“锁定”状态，其条件取决于形成自我强化机制的各种因素的性质，即该路径产生的递增收益是否具有可逆性和可转移性。^[32]Cowan和Gunby（1996）指出：“任何以改变现有状况为目的的政策都不得不面对强化现有状况的机制造成的困难。”^[33]

（1）学习效应和网络外部性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学习效应通常是不可逆转的，因为人们不大可能忘记他们所学到的有关现有的制度，大部分人都遵循现有制度去办事。人们学会了在给定的制度下更快地工作，这种“干中学”带来的自增强效应是很难逆转的。网络外部性在理论上是有可能逆转的，但是，政府官员往往不愿意逆转这种有利于他们的正网络外部性。他们会竭力地维护现有的网络，从而导致网络外部性产生的自增强效应也很难逆转。

（2）转换成本产生的自增强效应相对容易逆转。转换成本能够降低，这意味着它是可逆转的。转换成本需要一直降低，直到转换到更好的制度的可观察到的收益超过转换成本。决定转换成本的自增强效应程度的因素——正式的法律约束、非正式的文化约束和既得利益约束，也都是可以逆转的。^[34]因此，在退出闭锁的过程中，政府的干预和一致性行动十分重要。

第四节　本章小结

新制度经济学以制度分析为核心，对制度的含义、起源、本质、变迁给予了深刻、系统的分析。制度变迁理论研究制度从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组成部分。本书将高校产业体制管理的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因此，本章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和路径依赖理论进行了概述，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本章介绍了制度的概念、构成和功能，在此基础上，介绍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和机制，并构建了制度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分析了文化与制度、制度变迁的关系。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的另一个重要概念，本章介绍了路径依赖的定义和理论分析框架。

【注释】

[1]马洪，孙尚清.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87.

[2]林荣日.制度变迁中的权力博弈［M］.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Lin Yifu. An Economic Theory of Institutional Change：Induced and Imposed Change［J］. Cato J.，1990，9（1）.

[4]樊纲.渐进改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M］.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3.

[5]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225-226.

[6]彭德琳.新制度经济学［M］.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178.

[7]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80.

[8]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17.

[9]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21.

[10]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革［M］.商务印书馆，1992：50.

[1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12]Schotter，Andrew.The Economic Theory of Social Institutions［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

[13]戴维·M.克雷普斯.博弈论与经济模型［M］.商务印书馆，2006.

[14]O.Williamson.The Firm as a Nexus of Treatie：An Introduction［A］.M.Aoki，B.Gustafaon，and O. Williamson，（eds）.The Firm as a Nexus of Treaties［M］.Sage Publication Ltd.，London，1990.

[15]诺思.制度变迁理论纲要［J］.改革，1995，（3）.

[16]科斯，阿尔钦，诺思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18]Arthur. Economics：Old and New，from Complexity Vision and the Teaching of Economics［M］. Edward Elgar，2000.

[19]James Mahoney.Path Dependence in Historical Sociology［J］.Theory and Society，2000，（29）：507-548.

[20]Paul A.David.Evolution and Path Dependence in Economic Ideas：Pastand Present［M］.Cheltenham，England，2000.

[21]Pierson，P. Increasing Returns，Path Dependence and the Study of Politics［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0，（94）：252-267.

[22]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3]David，Paul A.Why are Institutions the Carriers of History？Path Dependence and the Evolution of Conventions，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J］.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1994，5（2）：205-220.

[24]傅沂.产业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论文，2006.

[25]Stark，D. Path Dependence and Privatisation Strategies in East Central Europe［J］.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1992，6（1）：17-54.

[26]Campbell，J.，Hollingsworth，J.，Lindberg，L.Governance of the American Economy［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

[27]Hausner，J.，Jessop，B.，Nielsen，K.Strategic Choice and Path-Dependency in Post-Socialism［A］.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M］.Elgar，Aldershot，1995.

[28]Federowicz，M. Anticipated Institutions：the Power of Path Finding Expectations［A］. Institution Building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and Eastern Societies［C］.Budapest，1997.

[29]秦海.制度、演化与路径依赖［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4.

[30]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31]Woerdman，E.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market-based climate policy［M］.Amsterdam，Boston：Elsevier，2004.

[32]Arthur.W.B.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M］.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4.

[33]Cowan R.，Gunby P. Sprayed to Death：Path Dependence，Lock-in and Pest Control Strategies［J］. The Economic Journal，1996，（106）：540.

[34]Woerdman E.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of market-based climate policy［M］. Amsterdam，Boston：Elsevier，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