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增强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地位在美、苏、中的三角关系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西欧联合运动获得了全面的增强，日本对外政策的自主性也有了新的发展。这些变化客观上促进了世界的多极化，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西方关系的第三次缓和。

1．中国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地位的提升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行，中国在美、苏、中三角关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重要。

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分裂和70年代的中美和解，打破了全球的力量平衡，使之发生了不利于苏联的变化。为了扭转这种局面，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和巴库先后表示，希望通过谈判消除阻碍中苏关系发展的障碍。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关系正常化问题开始了副外长级的磋商。但是，双方在谈判中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中国方面提出，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苏联方面必须做到三点：减少在中苏、中蒙边境的驻军；不以任何形式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并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从阿富汗撤军。苏联方面首先关注的则是恢复两国的正常关系，并以两国关系正常化不应损害第三国利益为由拒绝了中国的要求。尽管如此，翌年中苏关系仍然有了显著的改善，双方的贸易和人员交流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此时开始的苏联领导人的频繁更迭阻挠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在“新思维”的推动下，戈尔巴乔夫对中苏关系的改善赋予了更多的重视。1986年7月28日，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就亚洲问题发表谈话时说，鉴于“历史的经验、不断增长的相互依存的规律和经济的一体化需求”，应当“寻找通向协调、通向这一地区内部及外部国家之间搞好公开联系的途径”；“我要重申的是，苏联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任何级别上同中国最认真地讨论关于建立睦邻气氛的补充措施问题”。戈尔巴乔夫还作出了下述许诺：将从蒙古撤出“相当大一部分苏联军队”；同意“以主航道为界”划分中苏两国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的边界。而这些正是以前的苏联领导人所拒绝的。此外，戈尔巴乔夫还宣布，苏联“愿意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使驻在这个国家的苏联军队回国”。^[15]中国领导人对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作出了谨慎和积极的反应。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1986年10月和1987年4月，两国政府的特使先后在北京和莫斯科讨论了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问题。苏联国防部随后宣布，将从蒙古撤出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另外几个团。1987年的2月和8月，两国副外长还在莫斯科和北京举行了第一、二轮的边界谈判，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就合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原则取得了一致。1988年中苏两国真正开始了关系正常化进程。12月中国外长钱其琛访问了苏联，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就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柬埔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加深了相互了解，增加了共同点。他们还就翌年上半年戈尔巴乔夫访华一事达成了协议。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北京，同邓小平就中苏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这一标志着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会晤不仅符合两国自身的利益，也有助于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和平和稳定。

在中苏关系逐步实现正常化的同时，20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也在不断克服和削弱当时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的过程中有了新的发展，两国之间加强了战略合作。特别是在1984年4月里根访华以后，两国关系又有了进一步的改善，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

首先，为缓解在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上的分歧，1982年8月17日，中美两国政府在各自首都同时发表了中美间的第三个联合公报，即通常所说的“八一七公报”。虽然双方对这一文件的解释仍有分歧，但它表明在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上里根已经从最初的立场后撤，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尖锐矛盾已经有所缓和。其次，两国政府比较妥善地处理了美国限制来自中国的纺织品的问题，加强了经济合作。再次，美国加强了与中国的技术和情报合作。它突出表明，里根政府继续将中国视为一个战略伙伴，相信中国军事能力的加强不仅会削弱苏联在与中国军事力量对比中具有的巨大优势，而且会加剧苏联的防务负担，从而缓解华盛顿所承受的压力。

2．西欧联合运动的全面加强

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共同体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继希腊于1981年成为欧共体的第十个成员国之后，西班牙和葡萄牙也在1986年1月正式加入了共同体。这时，欧共体包括了12个国家，3亿多人口。

在欧共体扩大了成员范围的同时，其内部联合的程度又有了新的进展。这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1984年一年间，共同体先后在布鲁塞尔、巴黎郊外的枫丹白露以及都柏林举行了三次首脑会议，调整了农业政策，增加了限制生产、促进竞争的因素，对农业补贴制度进行了改革，解决了英国的预算问题。1986年2月，欧共体各成员国更是签署了《单一欧洲文件》，规定了在1992年建成共同体内部市场的计划，即通过制定和实施300项立法（后调整为279项），以“消除共同体内部存在的边界、技术与服务三大障碍，实现商品、人员、劳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16]在这一计划发布后的最初两年中，进展比较缓慢，完成了立法程序的只有67项，远远落后于预定的193项的目标。但是，1988年取得了重大突破。在这一年，欧共体各成员国通过了一系列的重要协议或立法，涉及资本流动、金融市场的开放、公路运输的开放、公共采购和公共工程的开放、职业资格的相互承认等。尽管各成员国间还存在着不少的分歧和矛盾，欧共体毕竟在实现内部市场计划方面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其次，欧共体在政治合作方面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1981年10月，欧共体各国的外交部长们在通过的《伦敦报告》中宣布，政治合作虽已成为成员国外交政策中的关键因素，但它们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与其联合力量尚不相适应。为此，部长们重申了在采取外交政策立场以前首先相互进行协商的承诺，同意将“安全的政治方面”问题纳入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的范畴之中（这是在此机制的框架下首次提到安全问题），并设想了超越协商而采取“联合行动”的前景。^[17]1983年6月，欧共体各国首脑又在斯图加特会议上签署了《关于欧洲联盟的庄严宣言》。该文件反映了对共同立场的要求以及对联合行动的希望，形成了一条欧共体成员国越来越难以背离的政策底线，在它们中间培育了一种萌芽状态的政治联盟精神，使得欧共体逐步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相对凝聚的因素。1986年签署的《单一欧洲法案》不仅使经济一体化过程获得了新的动力，而且也因为下述原因成为欧共体政治合作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第一，通过将共同体和欧洲政治合作置于一个“单一”的文件中，两者的平行性质得到了肯定，或者说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的重要性得到了强调。第二，该法案使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获得了一个比较明确和系统的机构形式。第三，该法案明确规定了欧共体政治合作的内容，并正式扩大了这一合作的内涵，使欧共体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出现在国际舞台上，尽管这种合作仍然非常有限并是非义务性的。

当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在法律地位和机构建设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时，它们的实践活动也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不仅促进了成员国的协商，而且推动了成员国协调政策和采取共同行动。1980年6月，欧共体首脑会议通过了《威尼斯宣言》，首次承认了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中东和谈进程。这与当时美国的政策明显不同，使美国和以色列极为不满。在1981年12月波兰宣布全国处于战时状态并实行军事管制以后，欧共体成员国决定采取与美国不尽相同的立场，拒绝对苏联和波兰实行经济制裁。

再次，欧共体成员国还加强了在安全问题的军事方面——防务政策领域——的双边或多边政治合作。这一努力是在欧洲政治合作（EPC）机制框架以外进行的，其核心成分则是法德合作。1982年10月，法国总统密特朗和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达成了加强军事合作协议，规定双方每半年举行一次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防务政策问题，并成立协调军事政策的“安全与防务委员会”和工作小组。1984年2月，他们在会晤中确定了两国在防务领域的进一步合作的目标，明确表示“德法联盟是可以想象的”；法国还建议西欧联盟最终取消对联邦德国生产常规武器的限制。^[18]5月底，密特朗和科尔再次举行会晤，签署了法德军备合作协定。1986年2月，他们又就法德的安全和防务合作达成了新的协议，包括协商法军在德的作战计划，与其他西欧国家一起研制对付中短程导弹的防御系统，在联邦德国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以及联合培训青年军官等。法国方面甚至首次表示，愿同联邦德国建立战时在其领土上使用法国战术核武器的磋商制度。^[19]法德防务合作的加强促进了西欧各国通过复活西欧联盟的方式建立西欧独立防务的努力。由于西欧在防务上主要依靠北约，西欧联盟在成立后并未实际发挥其防务职能，基本上没有重大活动。1984年6月，西欧联盟七国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了恢复这一联盟的活动的问题，力图使它“获得新的生命”，并成为推动北约的主要欧洲成员之间防务合作的一个“论坛”。紧接着，西欧联盟议会也在巴黎举行会议，就联盟各成员国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包括调整北约结构“以正确反映欧洲关于防务需求的意见和加强它的效能”，保持西欧的仅次于美苏两国的“第三个空间大国”地位等。^[20]四个月以后，1984年10月，西欧联盟七国外长和国防部长在罗马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罗马宣言》和题为《关于西欧联盟机构改革》的文件，作出了四项重要决定：（1）由外交部长组成的部长理事会将吸收国防部长参加，每年开会两次（过去每年一次）；（2）改组并加强联盟的军备委员会结构，推动成员国间的军备生产合作；（3）加强联盟部长理事会和议会间的联系，通过议会争取群众对政府防务政策的支持；（4）正式批准从1986年1月起取消对联邦德国生产和储存常规军备的一切限制（1980年已取消了对其军舰制造的限制）。^[21]这一部长联席会议在西欧联盟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标志着该组织的复活，是西欧国家在促进防务合作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1986年10月美苏首脑冰岛会晤进一步促进了西欧联盟作用的加强。由于这一会晤涉及西欧的安全，特别是英、法核力量的生存与发展，在先同法国和联邦德国磋商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向里根总统强烈地表达了西欧的立场和要求。与此同时，英法两国还就在核军备问题上进行某种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商讨。以此为基础，12月初，法国总理希拉克在西欧联盟议员会议上号召加强西欧在安全防务领域的合作，并提出了包括五点内容的《西欧安全原则宪章》。其基本点是：核威慑仍然是西欧维护安全的重要手段；除了美国的核保护外，今后将主要依靠西欧的政治团结和英、法自己的独立核力量。

西欧防务合作还导致了某些具体的、实质性的成果。1985年，以法国、联邦德国为中心的西欧国家决定实施发展尖端科学技术的联合行动计划——尤里卡计划。1987年，法国和联邦德国达成了组建一支约3　000—4　000人的陆军联合旅的协议。此外，法国、联邦德国和英国一致同意共同研制第三代反坦克导弹，法德两国还准备一起开发反坦克飞机以及航天飞机。

3．日本积极谋求发挥独立作用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的对外政策出现了新的变化，即积极谋求“政治大国”的地位。为此，它在强调日美“同盟关系”和“西方一员”的身份的同时，又表现出要在世界特别是亚洲舞台上独立发挥作用的强烈愿望。这种状况的出现并非偶然。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加强，为其实现政治大国的目标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许多日本人相信，当今的世界是“军事两极化，但政治与经济却是多元化”，日本应当善于利用这种环境。^[22]另一方面，20世纪70年代后期苏联在远东的军事力量的增加以及它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主义活动，使日本感受到了严重的军事威胁。1986年版的日本防务白皮书指出：“苏联在我国周边地区部署了强大的兵力。迄今的特点是它一直在质量和数量两个方面加强兵力。这种事实不仅使这个地区的国际军事形势严峻起来，而且也使我国所受到的潜在威胁不断增大。”^[23]

尽管从1951年日本与美国签署安全条约起两国间的同盟关系即已事实存在，直到1978年美日签署《防卫合作指导方针》后，日本官方才对此公开加以承认。1980年，日本首相大平正芳访美时首次使用了“同盟”一词。翌年，日美“同盟关系”的提法再次被写进了铃木幸善首相与里根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当时，日本政府对此关系所作的解释是：政治信仰上“志同道合”，经济文化上“交流融洽”，军事防务上“通力合作”。然而，铃木不久就否认日美同盟关系包含着军事内容，并且对美国提出的希望日本增加防务费用和责任的要求采取了消极的态度。中曾根康弘担任首相后迅速纠正了铃木的这一立场。他公开声明，日美军事合作是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一项重要内容，日本将以年增长率7%的速度增加防务开支。1983年1月，中曾根访美时进一步保证，日美两国是位于太平洋两侧的“命运共同体”，日本将成为西方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和遏制苏联的“安全屏障”，日本将依据自己的力量和地位在防务上“承担比过去更多的责任”。^[24]1983年版的日本防务白皮书第一次明确指出，日本周围数百海里、海上航线一千海里左右的海域为日本防御的地理范围。1987年日本终于作出了撤销防务费用不超过日本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制的决定。

在这种加强日美军事合作的思想的指导下，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一，自1986年秋日美两国首次举行了为期五天的陆海空演习后，这种联合演习和训练获得了进一步的加强。第二，随着日本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迅速发展，日美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改变了过去仅由美国向日本提供先进军事技术的做法。1985年12月，中曾根内阁就日本向美国转让先进军事技术的具体实施方案与里根政府达成了协议。日本首先向美国提供的是导弹跟踪技术和补给舰的建造技术。1987年，日驻美大使又和美国防部长正式签署了《关于参加战略防御设想的日美协定》，从而使日本成为继英国、联邦德国、以色列和意大利之后第五个正式参加战略防御研究计划的国家。1988年，日本同意与美国合作研究开发FSX战斗机，它既可进行空战，又可被用于携带攻击潜艇的导弹。

但是，与此同时，在与美国有着分歧和矛盾的问题上，日本也比较敢于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主要表现在经济特别是贸易方面。在日美双边贸易中，美国长期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在1965—1983年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共达1　000亿美元，1984年美国对日贸易逆差更是高达368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对日出口的1．5倍。1985和1986年，这一数字继续上升为497亿美元和520亿美元，约占美国全年外贸逆差总额的三分之一。为了克服这种严重的失衡状态，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里根政府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要求日本自动限制对美出口以及将日元升值。由于这些措施仍然不能扭转在两国贸易中美国的逆差大幅上升的趋势，里根政府遂决心采取强制性措施。以日本坚持用低价在国际市场上倾销半导体芯片为由，1987年3月，美国政府宣布，从4月17日起，将对从日本进口的部分电子产品（电视机、电冰箱、计算机、自动控制处理机等）征收100%的关税。这一制裁性措施使日美贸易摩擦达到了高潮。与此同时，针对日本东芝机械公司违反巴黎统筹委员会的规定向苏联出口高级数控机床一事，美国也作出了强烈反应。此举固然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但也是为了打击日本的出口竞争能力。由于在军事上对美国的依赖，此后日本政府作出了一系列让步，以缓和日美之间的经济矛盾，包括允许美商进入利润丰厚的日本公共工程市场。但是，这一问题并未获得真正的解决。

在20世纪80年代争取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日本除了继续保持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外，还显著地加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立活动能力。这尤其体现在它对苏联和中国的政策、对东盟国家的政策以及在世界热点地区的政策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积极调整了过去苏联对日本推行的强硬政策，转而实行比较务实和灵活的“微笑外交”。对此中曾根康弘也作出了积极的回应。这样，日美关系在80年代后半期得到了显著的缓和。1986年初，苏联外长应邀正式访问日本，与日本外相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日苏首脑将在适当时机互访，恢复中断八年之久的两国外长定期磋商，重新开始缔结日苏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他们还签署了为期五年的贸易支付协定、避免双重课税的租税条约以及延长文化交流期限的换文。这些为日苏关系的进一步缓和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中曾根政府在对华政策上也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态度，努力促进两国间业已建立的友好睦邻关系。由于双方的共同努力，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一方面是人员往来频繁，尤其是两国领导人之间有着通畅的交流渠道。80年代的日本各任首相，除宇野宗佑因在任时间只有两个月从而未能访华之外，余者均有在任期间的访华经历。与此同时，当时的中国的主要党政领导也都访问过日本。另一方面，两国的贸易和日本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不断扩大。1980年日本自中国的进口和向中国的出口各为200．20亿美元与181．12亿美元，1989年这两个数字则分别上升到692．06亿美元和525．38亿美元。1979年日本开始进行对华直接投资，并着手向中国提供日元贷款和其他形式的经济援助。当然，日本国内的右翼分子以及残余的军国主义思潮仍然是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日本还竭力增加对东南亚国家（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援助和改善与它们的关系，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并进而取得处理亚洲事务的主导权。事实上，日本指望以东南亚作为通向世界舞台的桥梁。1983年5月，中曾根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的演说中一再表示：“日本把维持同东盟各国的紧密友好关系作为外交的最基本政策之一”，“决不改变把东盟作为日本对外援助的重点地区的政策”。他还声称，“一定要带着东盟各国首脑的愿望前去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25]1984年底他蝉联首相后，日本加快了推行“环太平洋联合”的设想，谋求建立一个包括太平洋沿岸国家和地区在内的政治经济联合体。1987年11月成为首相的竹下登则比较具体地提出了“东亚经济圈”的设想，试图在日本、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台湾地区及香港）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涉及贸易、投资及货币的“三位一体”的合作。到80年代末时，日本在东盟国家的投资占了它们的外来投资总额的一半，日本政府的对外援助中有60%用于东盟国家。

20世纪80年代日本还积极推行“热点外交”，谋求介入中东问题和柬埔寨问题的解决。它是西方大国中最先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建立了关系的国家，1981年该组织的主席阿拉法特应邀访问了日本。此后日本领导人曾多次表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权利。1985年，安倍晋太郎外相在出席东盟外长扩大会议时提出了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四原则。1988年，宇野宗佑外相在参加东盟年会时再次宣称，要在和平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