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增长的极限

对世界经济增长极限的探讨，并不是最近才开始的，最早可以上溯到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

一、世界经济增长极限论的思想渊源

亚当·斯密曾预言，只要有合适的市场规模和一定量的资本积累，通过劳动分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就能自行持续下去。随着运输和通讯技术的改进，又可以开辟新的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加强经济增长的势头。但是，经济增长不会无限期地进行下去，最后将会由于自然资源的匮乏而告停止。因为，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将它的土壤、天时和地理位置的潜力充分利用以后，经济就无法进一步发展了，但也不会倒退，处在一个均衡状态，不过这时工资和利润都可能是很低的^〔2〕。

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增加到一定程度以后，将会导致工资基金的扩大；工资上涨引起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从而增加粮食需求，但是由于耕地的数量有限，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粮食价格将会上涨。这种情况将使优等土地的地租增加，从而使得地主占有这些土地生产物的更大份额，缩小了资本家和工人所占的份额。这表现为利润率的降低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当地租继续上涨到边际土地的产量只够支付所雇工人的生存工资（刚够维持生活的工资）时，利润等于零，资本家毫无所获，从而整个经济情况变成为一种静止状态。在这个状态中，资本积累完全停止，劳动需求也就不会增加，工资处于刚够维持生活的自然水平上，技术不再进展，整个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3〕。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也认为，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使得不加节制的人口增长必然会超过生产资料的增加，从而引起的粮食短缺，成为阻止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

古典经济学家们讨论的经济长期发展的侧重点并不相同，但是他们对其长期发展的结局都抱极度悲观的态度，因为他们都认为世界经济的长期均衡状态只能是维持人们刚够生存的水平，很难有改善的希望。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种悲观结论，当时的西方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沮丧的科学”（Dismal Science）。

二、经济增长有限论^〔4〕

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频繁发生的经济危机，普遍采纳了凯恩斯学派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由于这些经济措施产生的暂时的刺激作用，整个20世纪50—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段。但随着二十多年工农业的增长，生态、环境等方面的不良后果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三废严重的地方，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野生生物大量死亡，生态失去平衡。此外，由于工农业产品产量的增加，消耗了大量的、不能再生的矿产和其他有用资源，造成了这些物资的短缺，似乎预示着亚当·斯密等揭示的资源枯竭时代的提前到来。

1．经济增长的自然限制。即使在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人们也没有减少对诸如人口增长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关注和忧虑。许多学者把未来的地球形象化地比作宇宙飞船，其中的物质存量是不变的，其所能支持的人口数量和所能容纳的污染是有限的。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经济体中，人们只能尽可能地节约存量的使用，以便使得存量的使用寿命为最大，但是总会有用完的一天，因此他们对经济的未来发展持悲观态度。有人认为从世界生态资源来衡量，至少在发达工业化国家，经济已经发展过度了。地球完全不能忍受极度的工业化，当前地球支持人类生存的能力已经受到不可逆转的损害，“地球飞船”已经达到了充分载荷，甚至已超载，并正在失去控制。尤其是如果人口继续无节制的增加，就有可能发生瘟疫、热核战争直至导致人类灭亡。

这种经济悲观论随着《增长的极限》一书的出版达到了极点，其代表人物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夫雷斯特尔和他的学生丹·麦多斯。他们发展了系统动态学方法，并将其应用于世界经济研究中。所谓系统动态学是用以研究一个系统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一定时期以后的动态行为或动态结果的一种方法体系。在他们的动态系统世界经济模型中包括人口、农业、资本和工业生产、不可再生资源与污染等五个子系统，分别对世界人口增长、粮食供应、资本投资（工业化）、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等五种经济增长因素作出了一定的假设，主要包括：

（1）以上各种增长因素的阶段增长量是按指数方式增加的，即每经过一段时间后，各种增长因素就比前一时期增加一个固定的百分比。它的计算方法就如同计算复利的方法一样。比如我们把单期时间设为一年，并设某一增长因素的基期数量为N₀，每年的增长率为r，第k年的数量为N，则有

N＝N₀（1＋r）^k

由于指数函数的特殊性，其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例如，假定某一变量每隔十年增加一倍，即它的年增长率约为7％，但是过了十年后其数量就是原来的2倍，再过十年后数量就成了原来的4倍，第三个十年后则猛增为原来的8倍，越到后来增速越快。这种情形在一个古老的传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传说国际象棋的发明者向国君要求赏赐，只要在国际象棋棋盘的第一个格子里放一颗麦子，在第二格里放两颗麦子，第三格放四颗麦子，每一格里的麦子都是前一格的2倍。最后国王发现倾其所有，也无法填满小小的64格棋盘。

在平时经济生活中，某一要素数量并不起眼，但随着指数增长，经过一段时间后人们也许会发现它已经成为了压倒一切因素。而且在一个经济体中，各种要素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人口的指数增长引起粮食需求的指数增长，而工业生产的指数增长则带来自然资源的指数消耗和环境污染程度的指数加深。比如千百年前人们也许还以为地球上的森林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人类的小小砍伐量算得了什么，所以会以豪迈的心情描写道“蜀山兀，阿房出”。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步伐，时至今日，人们突然发现已难觅心中的绿洲，地球实在是太小了。这也正是麦多斯等人反对经济增长，认为经济增长必须有所限制的重要原因。

（2）麦多斯等人对这个世界经济模型的各个子系统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在每个子系统中要素不仅存在指数形式增加的趋势，同时还存在使其数量减少的趋势。即对每一个子系统来说，存在一个使其数量增加的正反馈循环，如假设（1）所述；同时存在一种负反馈循环。比如人口增长取决于平均出生率的大小和两代人之间的平均生育年龄间隔。如果出生率一定，一国原有的人口越多，则每年出生的人数也就越多，这就是正反馈循环；而每年也会有一定的死亡人数，使得人口的增长不会纯粹按出生率增加，这就是人口系统的负反馈循环。如果两种趋势相抵，则该子系统将会维持某种平衡。

有了以上对各个子系统的假设，我们就可以构建整体的世界经济模型，部分示意图见图4-1所示^〔5〕。

图4-1　世界经济模型图

如图4-1中所示，该世界经济模型的系统结构不仅包括各个子系统元素自身的动态变化，而且还包括各元素之间众多的循环、连锁和元素变化的时间先后等关系在内。例如，人口增长形成对粮食的指数增长需求。粮食生产的增加，需要资本的增长。资本的增长产生对不可再生资源（如金属矿产等）的指数需求。废弃的资源变成污染。污染影响了人口和粮食的增长。这意味着任一子系统的数量变化，最终经过各种因素的激荡都会反馈回来影响它自身。这充分说明麦多斯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即使每个子系统由于正负反馈循环的作用是可以达到平衡的，如工业产量的增长，由于可以把一部分产出作为投资以增加资本存量，从而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形成一个正反馈循环；也可以通过加速折旧形成的负反馈循环达到本子系统的平衡。但是如果平衡的各子系统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平衡分布同样会使整个系统崩溃。比如20世纪70年代初，世界工业产量年增长率为7％，人口年增长率约为2％，按照这种增长方式，世界人均物质占有量将不断增加。但是由于世界投资区域性的不平衡，绝大部分工业产品出自有充分产出积累的工业化国家，而那里的人口却增长很慢；而大多数非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产出积累少，相应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量也少，因而工业产量增加很慢，人口却增长很快，其结果将是“富国愈富，贫国多子”的失衡局面。

麦多斯等人对这个模型进行了定量模拟，他们设计了一个计算机模拟程序，其中1900—1970年间的五种增长因素的数量完全按照实际统计数据输入，而1970年以后的情况则由计算机模拟程序按照假设条件自动模拟。结果表明，早在公元2100年之前，由于资源的迅速耗竭，迫使工业增长变慢直至倒退。由于粮食和医药的生产依赖于工业产出，也随之减慢，最终导致人口增长的停止，最后整个世界经济由于资源危机而崩溃。正是由于麦多斯对人类未来做出这样悲观的预测，以至于他们的世界经济模型被人们称之为“世界末日”模型。

2．经济增长的社会限制。希尔斯在1976年出版了的《增长的社会限制》一书，它从一个完全不同的侧面讨论了经济增长的有限性。

他认为麦多斯等人关注于“遥远的和不确定的增长的物质限制”，而“忽视了眼前存在的增长的社会限制”，是把注意力“放错了地方”。他认为麦多斯他们是从供给方面来讨论增长的有限问题，而社会限制则是从需求方面来研究增长问题。

相对于衣、食、住、行等物质需求，人们还有旅游、假期别墅以及其他个人服务项目。希尔斯把前者定义为物质商品需求，后者定义为地位商品需求。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们的物质商品需求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同时也使人们对人和自然的依赖异化为对机器的依赖。农业机械化使农村人口大为减少，造成人们失去接触土地和自然的机会；通讯和交通设施越发达，使用月票往返的时间就越长，人们分离的情况就越普遍；电视机越普及，人们面对面交换信息的机会就越少。健康、自然、闲暇、本能的享受、安全感和自尊都是美好生活的组成部分，而西方的经济增长却日益使人们远离这些美好的东西。

地位商品给予消费者的满足或快乐来源于它的社会稀缺性，即只有它们不被普遍使用时才能给予人们享受的效用，而当地位商品使用的越来越广泛时，它的效用就会下降。例如郊区住宅，既有新鲜空气和田园之美，又有一切现代化的设施。但如果迁入家庭过多、居住条件拥挤，生活质量也就下降了。由此可见，郊区生活的可得性，或者说一切地位商品的可得性，都要受到它的环境情况的限制。为了获得好的地位商品，必须对社会环境进行限制，从而也就限制了经济增长^〔6〕。

三、对经济增长有限论的评价

麦多斯等人的增长有限论，就实质来说，其实是在新的假设条件下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再现。麦多斯等人直言不讳的承认，“至少在概括的、整体的意义上说，我们的确是马尔萨斯主义者”。与反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理由一样，人们对增长有限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其假设的机械性的质疑上。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经济增长所需的各要素的变化也会随之进一步协调发展，而非增长悲观论者们所认为的世界是一个凝固的、不变的实体，各要素也是机械变化的。

首先，对于人口增长，人们发现它和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极不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增长并不快；随着经济的一定程度的发展，由于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得死亡率大幅降低，但出生率未能同步下降，人口增长加快；但经济进一步发展后，随着城市化程度的加强，文化水平的提高和节育技术的普及，出生率的降低使得人口增长趋于零，甚至成为负数。因此，人口增长并不始终具有指数增长性质。

其次，对于不能再生的资源和能源问题，一般的看法不像麦多斯等人那样悲观，因为在“世界末日”模型中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的发现率（包括回收率），有人根据麦多斯的模型，加上一些新的参数，比如假定自1970年起，自然资源发现率（包括回收率）每年增长2％，控制污染的技术能力每年增长2％，粮食产量每年增长2％，计算机模拟的结果表明，经济的增长将不受限制，崩溃永远不会发生。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低品位的矿产可以进一步开发利用，更深埋的矿藏可以发掘等等。另外，西方经济学家索洛等人认为，对于不能再生的自然资源节约利用，市场价格机制将起重要作用，但某种资源短缺使其价格上涨到一定程度，工业就会有意识地进行节约该资源的发明，还会促进它的代用品生产的技术革新。当然，以替代品来取代稀缺资源的想法由来已久，但是限于目前人类技术的发展，有些物资像银、铬等金属尚无法替代；而且，使用替代品不过是增加了一种需求，可能会加深资源的短缺程度，争论并没有结束。

第三，对于生态环境问题，有的学者指出，经济增长固然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另一方面它又是消除污染后果的手段。因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主的科技革新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尤其是以克隆技术为代表的遗传工程的发展，为我们重新构造生态结构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以前完全是无法逆转的物种灭绝等问题，由于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完全可能得到补救。所有这一切都将极大地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增长的乐观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经济增长有限论者的思想，其机械和僵化的特征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对世界的前景完全悲观也是不可取的。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模式也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人口、资源和环境正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把人们的目光引向这里，并对其作一些未雨绸缪的探索，这也应当是经济增长悲观论者们的有益贡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