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国来说, 尽管对于日本经济发展与政策实践存在很多争议, 但日本产业政策对后发国家尤其是东亚地区, 所产生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 必须承认, 从亚洲四小龙, 到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日本都是学习的对象和追赶的目标。 主导产业选择、 出口导向、 贸易促进、 汇率控制, 等等, 这些日本产业政策的主要措施, 都曾或多或少地被东亚地区国家广泛吸纳采用。 东亚经济增长的实践, 证明这些政策中相当一部分是有效的, 至少在特定时期是有效的。 面对工业4.0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 对于依托《中国制造2025》 实施制造业强国战略的我国来讲, 日本新一轮产业政策的创新之处及其政策导向工具的使用是否具有借鉴价值, 将是本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关于日本发展与政策实践的一些争论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 日本经历了一段 “失去的20年”。 长期的国内经济低迷状态, 使日本曾经拥有的二战后迅速赶超成功的光环不再。 但我们应该注意到, 虽然日本经济增长表现持续低迷,但这绝对不等同于日本经济社会在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发展进步。与此相反, 过去的20多年间, 日本经济社会领域的现代化进程不仅并非看上去的那样 “停滞” 了, 而是在基础科学研发、 公司治理结构变迁、 产业政策体系构建、 社会诚信制度建设、 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创建及国民综合素质水平等各个方面, 都取得了甚至是在其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都没能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可谓是实现了低增长状态下的华丽转身。 从日本制造领域来看, 尽管饱受高成本与价值链分散化等因素困扰, 但通过加大对机器人、 3D打印等新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研发投入, 日本制造业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 同时, 借助物联网与云计算等技术手段, 推动管理创新与商业模式变革创新, 辅之以日元贬值、 “安倍经济学” 的刺激, 以及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等因素影响, 日本制造业整体运行环境已经有所改善, 微观经济层面的活力有所恢复, 制造业企业利润在增长, 融资能力有所增强, 制成品出口规模提高。 尤其是以汽车、 电子机械及大型设备等为代表, 日本传统优势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日本制造业的回暖迹象明显, 能否真正演化为长期可持续的向好趋势, 还有待观察。 从全球范围内看,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 经过对次贷危机的反思, 为纠正自身经济结构 “过度虚拟化” 问题, 开始推行 “再工业化” 战略, 旨在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 重振实体经济。 在新的工业革命的背景下,全球工业发展进入4.0时代。 正如前面章节中提到的, 技术革新以智能装备、 信息技术及大数据、 云计算、 物联网等领域生产与模式的变革为特征。 虽然同样是世界知名的制造业强国, 但客观地说,日本、 德国与美国等面向工业4.0的技术基础与优势各不相同。 美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3D打印机、 智能硬件及生物科技等领域为代表, 德国则在高端装备、 机器人等领域存在优势, 日本则在人工智能、 精密零部件及高端传感器、 新材料等领域具有技术与产业优势。 总体上看, 美、 日、 德国的工业4.0重点领域与政策工具有所不同, 但主要目标相似, 就是通过实施产业政策, 强化优势, 弥补不足, 占领工业4.0时代的全球高端领域制高点与竞争先机。 日本为工业4.0采取了一系列规划与政策措施, 使得日本产业政策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话题。
对于日本产业政策与成效的关注, 事实上没有完全停止过。 早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西方各界普遍认为, 日本实施的赶超策略是日本二战后经济腾飞并实现成功赶超的关键所在。 日本主流学界也认同这种说法。 青木昌彦等 (1999)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学者认为, 政府或组织可以发挥协调作用, 弥补市场调节机能存在的不足甚至失败, 产业政策正好能发挥这种有效协调的作用。 但是最早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 日本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家, 则多对产业政策持有批评怀疑论调。 同一学派的波特及竹内弘高 (2000) 就通过研究20个日本成功产业, 认为在这些产业的成长过程中, 政府并没有起到什么积极作用, 反倒是那些日本缺乏竞争力的产业,多数都是由于政府产业政策失效所引致的。 三轮芳朗 (2002) 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 他认为日本高速增长时期的产业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 日本经济陷入长期的低迷阶段, 引发一系列反思, 曾经对日本产业政策的诸多赞誉, 转向了对其进行否定和批判。 此时学界普遍倾向于认为, 日本政府推行的产业政策及实施过度保护的后果, 是造成日本金融市场保守封闭、 服务业落后、 农业缺乏竞争力等的重要原因。
在这一时期, 日本对产业政策的诟病, 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在经济赶超阶段, 大量选择性政策工具是产业政策的主要实施载体, 制约了企业技术选择的自主性。 二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后期, 日本产业政策导向转为鼓励企业共同研发活动, 尽管有半导体产业等的成功作为其有效的例证, 但实际上多数产业领域的效果都不理想, 最大的弊病是导致了技术趋同。 三是政府在制定实施产业政策过程中, 角色出现了错位, 对市场实施了过多干预, 在市场真正发生失灵的领域, 却没能实施有效的干预引导。 四是误导了市场需求, 扭曲了企业的市场判断与决策。 例如, 为了普及绿色环保产品, 重振日本家电产业,2009—2011年期间, 日本实施了家电环保积分制。 这一政策在短期内确实刺激了电冰箱、 空调、 电视机等的更新换代。 但在政府补贴刺激下, 市场需求提前集中释放, 企业对市场形势做出 “极大向好” 的误判, 进行了大规模投资扩张。 很快, 家电市场出现产能过剩, 开工率下降, 企业严重亏损。 同时,产业政策实施中出现的企业寻租现象也同样存在于日本。
二、 技术内生化重塑日本面向工业4.0的竞争优势
随着全球经济开启工业4.0时代, 首先要对日本应对工业4.0的技术条件与创新能力有最基本的了解。 对于日本制造的核心竞争力由什么构成、 来源是什么的问题, 学界有不同的看法。 黄群慧与贺俊 (2015) 认为, 日本制造业的核心优势存在于密切关联并相互作用的三个方面, 一是以精益制造与质量管理为特色的 “日本式管理”, 二是独特的柔性制造体系及成熟领先的一体化架构产品, 三是更多附着在高技能员工中的 “Know-how” 及以强大的技术搜寻与沟通能力为支撑的、 丰富的 “Know-who” 在内的多元化能力,共同构筑而成。[1]引人注意的是, 日本多元化能力体系中, 似乎并不包含技术原创这个最被推崇和重视的关键因素。 长期以来, 日本式创新被贴上的是仿制标签, 日本的 “成本优势+模仿式创新+精益管理” 模式是重要利器, 为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快速占领国际市场立下了汗马功劳。 实际上, 日本基础科学研究领域实力略显单薄, 导致日本缺少原创技术, 也制约了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 现在的问题是, 对于像日本这样, 已经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并且经济社会高度发达的国家来说, 是否始终无法摆脱后起国家的“跟班” 定位, 是否能够在新的工业4.0背景下, 凭借自身内生化的技术创新能力, 实现核心竞争力的再造与升级? 简单地说, 日本是否能够凭借内生技术创新动力, 去重塑自身竞争优势, 并在工业4.0时代抢占新一轮制造强国的优势地位?
有观点认为, 创新能够引领支撑并实现自我强化过程。 究其原因, 知识的积累原则上并不受物质的限制; 在无限的未来, 研发所适用的资源可能对新技术产生正的非递减效应; 除了从实验室获得技术及相关信息, 现代工业企业还有很多获取相关技术与信息的渠道; 企业从实验室之外获得的信息, 同样能对市场做出相应回馈,因此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生产效率的提升, 同样可以归为 “有意识的产业创新” 范畴。 从这种观点的角度来看, 尽管以往很多活动不属于研发范畴, 但其经验不断积累, 所得出的成果同样有可能成为支撑日本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并且, 这种对技术的本土化吸收对于技术变革非常重要, 因为与特定环境相关的重要技术的获得, 唯有身处这种环境当中, 并且运用现有知识加以实践, 才能实现。
因此也就不难理解, 日本一贯主张的 “技术立国”, 表明了日本重视技术本土化的吸收及应用。 尽管进入了后工业化时期, 日本制造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也呈现下降趋势, 但制造业仍然是引领和支撑日本经济保持增长的重要引擎。 日本完成了后发式的技术赶超, 技术进步对日本制造业转型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 统计数据表明,2000—2011年间, 日本制造业实际年均增长1.50%, 而非制造业实际年均增幅仅为0.42%。 从制造业内部来看, 全要素生产率、 资本及劳动三个要素对制造业增长带来的拉动作用分别为1.99、0.38及-0.87, 而非制造业三个要素的拉动作用分别为0.05、0.19及0.18。 由此可见, 技术不但是拉动日本制造业的第一要素, 且制造业技术进步对第一、 第三产业都有正向辐射带动效应, 说明日本制造业技术内生化态势在增强。
技术内生化重构日本制造业优势, 还表现在日本价值链构造的积极变动。 在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上, 以往日本企业重视的是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制造和组装环节, 相对而言, 那些附加价值相对较低的上游开发、 设计、 试制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则没有受到足够重视。 这使得以往的日本制造业呈现出 “逆微笑曲线” 的特征。 2004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主导的一项调查结果还显示, 受访日本企业更多倾向于制造与组装环节的经营, 但2012年的问卷调查则反映出日本这一期间的制造业价值链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 拥有上下游环节的企业占比大幅度上升, 拥有研发等上游环节的企业、 拥有营销与品牌开发环节的企业、 拥有维护及售后服务环节的企业都大幅度上升, 而拥有制造、 加工与组装环节的企业占比下降。 这充分表明,日本企业从重视组装加工的中游环节, 向研发与营销服务等上下游环节延展迁移。
作为产业技术的源泉, 基础科学研发是技术创新的首要推动力。 过去, 这曾经是日本的短板。 但近年来, 日本产业界、 学界与政府官方三个层面长期持续增强研发能力的行为, 其效果开始逐渐显现。2000年以来, 在物理、 化学及生物或医学等基础研究领域,日本多人次陆续获得诺贝尔奖。 尽管研发成果从实验室到工厂、 再到接受市场检验, 是一个存在诸多不确定性的过程, 但诸多得到世界认可的重量级成果的诞生, 无疑是日本科技综合实力提升的重要表现, 一定程度上表明日本基础科学研究正在推动技术内生化取得实效, 为日本制造业优势的重塑注入了新动力。 经过这些年积累,日本综合创新能力已位居世界前列。 而在技术应用领域, 日本新一代超性能计算机开发、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设施、 大型放射光源设施、 高强度质子加速器设施共享、 多层传感器等基础产业技术研发取得重大突破, 为日本工业4.0所需的人工智能、 再生医疗、 新药开发、 燃料电池、 纳米技术、 环境能源等领域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基础科研领域, 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摆脱和已经摆脱了模仿式的路径依赖, 佳能、 马自达、 大发、 夏蒙、 松下及音户等一大批企业的创新活动出现新特点, 即投入长期性、 需求引领性及路径排他性等。 一些企业的科研攻关项目投入周期长达10—20年, 而这些在日本曾经的赶超时期是非常少有的, 是当时的市场与资金实力无法支撑的。
在尖端信息技术领域, 随着传感器技术及计算机性能与技术经济性的提升, 物联网、 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技术在日本企业得到普及, 不仅极大提高了原本的优势产业生产效率, 更进一步重构日本制造业的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 (见下表[2])。 必须指出的是, 日本政府尽管一再强调, 要缩小与美国及德国等在软件开发应用等方面的差距, 但落实到具体产业层面的时候, 业界运用人工智能、 物联网、 大数据及云计算等手段, 对生产流程与管理系统乃至商业模式进行塑造过程中, 更多的是 “自下而上” 的自主行为。 这一点, 既是日本企业为应对成本压力与市场竞争, 从而对管理和商业模式领域大趋势做出的适应性的应对, 也客观上成为日本把握工业4.0潜在机遇及应对相应挑战的战略布局。 这种局势的达成, 本质上以企业层面为主导力量。 因此, 可以这样说, 日本经济发展到如今, 企业已经真真正正成为推动工业4.0的主体力量。 这种状态表明, 对于日本来说, 产业政策的作用, 必然是也只能是为企业提供一个战略角度的愿景与方向, 并且具体的实施方式也不可能是政府指定与主观选择, 而只能是以提供服务与相关支持为主, 而这正是功能型产业政策的作用方向与机制。
三、 日本制造业产业升级方向与重点
从日本制造业发展的现实国际环境来看, 日本既要面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工业制成品的低成本与高性价比带来的竞争,又要迎接美国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所引领的工业4.0战略的挑战。在左右夹击的环境下, 日本民族惯有的危机意识与相应机制发挥了重大作用。 有史以来, 日本民族就具有深重强烈的危机感, 这种危机意识形成于长期应对频繁突发的自然灾害及各种可能的外部冲击的过程中, 使得日本不仅具备较强的抗危机能力, 更构筑了深度危机意识与体系。 这种危机感与行动力固化于日本民族心理中, 表现出全社会各阶层快速响应、 相互协作、 多点齐发、 集中突破等可贵的品质。 纵观日本应对多次能源资源领域危机的表现, 每一次都化危机为动力。 尤其是两次石油危机, 促使日本建立了灵活的资源战略储备体系, 推动汽车等产业转向开发节能低耗产品, 从而迅速占领国际市场。
同样的, 工业4.0时代也促发了日本的民族紧迫感。 近年来,日本政府对制造业提升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作用有着充分认知。2013年, 日本推出面向长期成长的 《日本再兴战略》;2014年的OECD理事会上, 安倍提出将机器人产业革命, 作为日本 “成长战略” 的支柱之一, 并于同年6月修订 《日本再兴战略》, 确立了以机器人技术的创新, 带动制造业、 医疗与护理、 农业、 交通等领域实现结构变革。2015年, 日本政府在 “推进成长战略的方针” 中, 强调以 “实现机器人革命” 为突破口, 利用大数据、 人工智能及物联网等技术, 对日本制造业的生产、 流通与销售等多个环节进行重构,推动产业结构变革 (见下表)。 针对日本老龄化及出生率低的现实国情, 推动飞机与食品制造等行业利用人工智能改造提升生产效率, 并且这种节约人力的产业走势, 有望在日本得到不断加强。
从政策变化与走势来看, 从2009年发布 《2010年经济产业政策的重点》 提出的建立 “日本式的低碳社会, 以及稳定健康长寿的社会”, 到历年 《日本制造业白皮书》 中的重点发展领域, 再到日本政府一度极为关注的3D打印技术, 日本近期一直在对产业政策重心进行微调。 通过这种动态调整, 日本面向工业4.0的战略方向走向清晰, 突出重视未来制造系统的协调性, 强调机器人等智能硬件的推广, 重视物联网与云计算等的应用, 进而改造与重构整个制造业生产服务系统与运营模式。 日本确立上述重点领域的目的, 一方面, 意在加快缩小日本企业与美国德国等在物联网及软件开发上的差距, 带有强烈的 “战略盯住” 顶级国家的色彩; 另一方面, 从长远角度布局, 兼顾经济社会长期发展需要, 以降低对外部资源的依赖、 应对老龄化与劳动力供给压力等潜在风险。 为配合新一轮产业政策的实施, 日本还相继成立了 “机器人革命促进会”, 包括其下设立的 “物联网升级制造模式工作组” 等一批专门委员会和特别小组。 这些机构以政府部门为依托, 面向产业界与专家学者提供咨询建议, 延续了体制机制建设的日本特色, 保证了日本产业政策实施中的连续性与针对性。
四、 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应用与工具选择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 美国与德国等制造业强国掀起了 “再工业化” 浪潮, 相继重新重视产业政策地位与作用, 以应对工业4.0时代技术路线与商业模式的不确定性, 通过实施功能型与普适性的产业政策, 推动本国企业参与创新, 并试图从中识别和描绘出未来的产业技术路线。 随着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 产业国际化程度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 对于曾经实施赶超战略的日本来说, 其产业政策在国内的运用一直在萎缩, 也就很难再将日本归类为强干预型的政府。 再工业化浪潮下, 工业4.0扑面而来, 为看上去迷失了多年的日本昭示了新方向, 使得日本产业政策重新找到了广泛的作用空间。 以 《日本再兴战略》 的行动纲领为基础, 一系列政策的配套实施为支撑, 日本已然初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政策体系。 面向工业4.0, 日本政策工具的选择与实施, 透露出强烈的时代特征。
一是致力于构建数据驱动型社会。 新时期的到来, 不但对企业和产业转型提出更高要求, 更对相应的社会响应机制与民众参与提出新要求。 在重视日本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同时, 日本政府还做出了相应的安排, 引导社会与民众参与到与工业4.0相兼容的新型生产生活模式中来。2014年12月, 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下属的商务流通信息分科委员会信息经济小委员会, 就开始探讨政府与企业如何构建基于CPS (信息物理系统) 的数据驱动型社会。2015年提出设立 “CPS推进协会 (暂称)”, 修改既有的妨碍CPS的相关制度, 促进制造业模式创新, 改写跨领域、 跨企业合作的市场规范, 为尽早建成数据驱动型社会打造安全性、 技术及人才基础。
二是激活中小企业的政策体系。 曾经在赶超时期, 日本实施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 由政府指定技术路线, 对优胜企业进行挑选性支持。 在这种政策体制下, 获胜的往往是大财阀, 他们与政府有着密切关系, 因此这种政策广受争议。 然而, 选择性产业政策的实施, 并没有真正抹杀中小企业在产业体系内的重要性。 在长期与大企业分工配套过程中, 日本中小企业逐渐聚焦发展领域, 形成了专业化的技术与产品、 技能型工人增多、 蓄积Know-how的独特运营生态。 近年来, 日本政府极为重视扶持中小企业自主创新活动, 早在1999年, 就制定了 《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制度 (SBIR)》, 为中小企业技术开发提供特定补贴与资助, 为确立与国际接轨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及产业化扶持的政策架构奠定了基础。2014年, 日本政府支出高达1400亿日元, 用于对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援助, 对小企业开展产品试制、 服务开发及设备投资等予以资金支持。 在日本面向工业4.0的政策体系中, 中小企业更是重中之重, 强调政府的作用在于产业化支援, 仍然以SBIR制度为核心政策框架, 灵活运用相关政策工具, 激发中小企业挑战风险与创造价值的积极性, 为其营造良好的创新发展环境。 日本面向中小企业的工业4.0政策体系细致、 完整而富有针对性, 综合运用财政、 税收与特别项目等手段, 实施多样化组合式的政策措施, 为中小企业提供人才输送、 风险投资、 财税优惠、 研发合作与创新成果转化等多个环节的支持帮助 (工业4.0时代日本面向中小企业的政策措施与主要政策工具详见下表)。 需要指出的是, 中小企业政策中的减税与资金投入手段,明显倾向于支持研发活动, 对WTO有关政府补贴的法规带来的限制进行了有效规避。 种种政策实践表明, 日本在打造专业化程度高、 高技能人才多、 日本式工匠精神得到重要传承的中小企业群体, 这一群体将有力支撑日本更好面对工业4.0的机遇与挑战。
三是培育新型知识型技工。 一直以来, 日本制造业拥有的突出优势之一, 就是一线工人拥有较高的技术水平, 大量高技能劳动者与具有精益求精品质的工匠充实了日本制造业。 总体来说, 日本在技术人才这一核心能力的构建上, 与德国较为相近, 二者企业组织形态与制造业文化氛围有相似之处。 这与美国的制造业竞争优势所在有着明显差别。 美国靠的是持续的军工需求、 先导性原创技术及移民引进多样化人才等为支撑。 日本在实践中秉持着制造业吸纳就业贡献较大的观念, 特别是促进地方就业及推动区域创新, 日本认为制造业能对此产生重要影响。 体现在政策安排上, 日本在历年发布的 《日本制造业白皮书》 中, 以及相关的战略规划中, 人才培养及相关政策的规定, 都占有较大篇幅。 针对日本就业领域的性别结构偏于男性的特点, 日本继续鼓励家庭主妇参与就业, 以此为制造业补充新的劳动力。 同时, 日本在 《2015年制造业白皮书》 中,还强调要促进劳动者技能实现深度开发, 培养独当一面的知识型熟练技工, 以适应物联网应用的快速进步。 为提高日本制造的品质,政府支持各地建设工业技术专门学校等公共职业技能开发机构, 面向初中生, 经常组织学生参与职业体验活动, 加深学生对制造业的了解与认知。 日本文部科学省与经济产业省合作, 加大在校学生的职业意识与工匠精神培育。 与近几年我国倡导的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截然不同, 日本面向工业4.0的人才政策更倾向于在固有的就业体系框架内, 通过培育和输送具有更高素质的人才来进行充实提升, 而不是激励个体创新的路径。 这种模式的选择, 当然与日本一以贯之的雇佣文化与相应的创新理念密切相关。 总体来说, 日本模式下的集体创新氛围与机制高效稳固, 能够满足未来发展的基本需求。 当然, 日本政府还特别重视培养理工人才, 推动研发和工程技术人才队伍的年轻化。 2015年, 日本发布 《理工人才培养战略》, 致力于加大理工人才培育的力度, 并尽快使其发挥创造新价值并实现技术革新、 开创新的业务领域、 促进产业基础技术进步、影响包括第三产业在内的多个产业发展等重要作用。
四是深化产学官联动的创新机制。 作为具有不同利益诉求、 不同组织运营管理方式、 不同的人力资源构成等明显区别的三类主体, 产业界、 学界及政府官方三者之间, 看似很简单就能形成清晰的产学官合作体制架构, 但要把他们组织和串联起来并发挥协同作用, 实际上需要跨越多重障碍。 作为日本传统产业政策体系形成的一种合作基础, 产学官一体化同样是日本支撑面向工业4.0的创新机制的重要力量。 随着产学官结合运作的逐步加深, 其运作的核心主要集中在三个层面。 一是推动大学加快创新。 日本通过 “大学新产业创造计划 (START)”, 对大学开发机器人等的研发与产业化活动, 提供相应资助, 因为这些创新行为具有较高市场风险, 但是一旦研发成功, 就能够开拓新市场。 二是推动实现革命性的技术创新。 自2013年起, 日本开始实施 《革命性创新创出计划 (COI STREAM)》, 推动产业界与社会联合建立产学合作基地, 加快基础研究到商业化阶段转化速度, 并至少已经建立了18个产学合作的创新基地。 三是加快创新成果商业化应用。 应该说, 这是日本应对工业4.0最核心的政策环节, 政策力度非常大, 政策工具也更为多元, 充分挖掘历史上积淀的基础科研潜力, 加快向智能制造与医疗工程等新兴领域高地发起冲击。
五是鼓励日本企业主导与国际接轨的行业标准。 面对当前的全球制造业快速发展的事实, 谁掌握了相关领域的标准化制定权, 谁就能在相关产业领域拥有先机。20世纪末, 日本在汽车及家电等领域, 占有较大的国际市场份额, 一些日本企业试图抛开国际通行的标准体系, 通过制定独特的行业技术与产业标准, 抢占标准制定先机。 在接下来的至少十年时间里, 日本企业之间开展了掌控标准主导权的激烈竞争。 最典型的案例, 是索尼与东芝公司对DVD产品的格式之争。 这次标准之争影响之大, 甚至波及日本整个家电业, 双方投入巨大, 但最终结果是两败俱伤。 在汲取这些教训的基础上, 日本政府不想在国际竞争中再走弯路, 而是鼓励本国企业与国际标准接轨。 日本标准领域回归国际主流的实践告诉我们, 对于技术及产品标准来说, “世界的” 要优先于 “民族的”。 即使是在具有突出民族优势的产业领域, 参与甚至主导相关行业标准制定,也要充分考虑全球市场与国际组织的接纳要求, 遵循制定标准的国际程式, 对我国推出的 《中国制造2025》 中加强标准体系建设内容的实施, 具有重要启发。
五、 结论与对我国的启示
从产业政策的历史实践过程可以看出, 时至今日, 产业政策的实施, 已然不必再纠结于是对是错、 应不应该的问题上, 而是如何制定与实施, 才能更好发挥其促进作用的问题。 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不同的实际需求, 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 产业政策都应进行相应的导向与作用机制的调整, 以真正促进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客观来讲, 日本政府及其制定与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 在快速找准差距、 锁定追赶目标、 动员学习能力、 判断跟随的路径及本土化适用的制度安排等方面, 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 日本面向工业4.0的战略导向、 重点领域及政策工具, 都既延续了独特的日本传统, 又增添了新的思路。 首先是作为制造业强国, 日本新一轮产业政策更多依托产业政策审议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 广泛接受专家咨询的合作与协调, 传承了日本产业政策的核心机制带来的优势。 其次, 产业政策更为细化。 日本政府与相关机构每年发布各种白皮书、 研发计划等, 涉及各个领域, 政策工具设计十分详细, 为其落实提供了清晰路径, 也为企业提供了翔实的政策导向信息。 三是决策透明。 日本产业政策透明度较高, 从各类政府补贴额度到减免税幅度, 从资金投入方向到资助对象等, 全部公开发布, 便于国内外社会各界监督, 对投资者与企业真正形成引导作用。 四是重视中小企业政策。 从整体来看, 日本几乎所有的政策工具, 都会被应用于支持中小企业。 从这些政策工具性质上来看, 大部分是功能型措施, 但在一些特定领域, 日本仍然保留传统, 实施的是选择性产业政策。 五是日本对重点领域的引导机制上下畅通。面对工业4.0, 日本不再由政府代替市场选择哪些产业胜出, 也不再指定具体技术路线, 而是更重视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相结合, 发挥日本特色的产学官联动的科技投入与创新机制的作用。
同日本一样, 我国也是制造业大国, 也被称为 “世界工厂”。尽管就目前来看, 我们同日本的工业化阶段不同, 但所面临的工业4.0时代的 “双重挤压” 的机遇与挑战是一样的。 日本经验对于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 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参考价值。对我国来说, 一是要塑造核心能力。 诚然, 产业政策的市场化导向是主流与必然, 但各国制造业必然不可能都塑造成一个样。 塑造中国制造的核心能力, 要对目前中国制造具备怎样的核心能力, 进行更有前瞻眼光的、 更客观的判断, 据此导入和构建更有利于核心能力建设所需的要素条件、 制度环境及文化氛围。 二是立法先行。 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的构建上, 要先行一步。 做好立法环节工作, 对构建创新联动机制非常重要。 确保企业创新主体与文化载体的核心地位, 保证大学等科研机构为创新源头、 政府为服务与信息提供与疏通者的三方有机对接合作。 三是加快体制机制创新。 密切跟踪制造业技术创新、 商业模式、 市场环境与竞争环境的最新进展与趋势, 不断细化和落实 《中国制造2025》 的重点领域与各项支撑保障措施, 提高政策透明度, 细化政策可操作落实的路径, 引导企业和投资者优化战略决策。 四是构建集成的政策体系。 政策站位应高瞻远瞩, 整合现有产业政策, 形成相互有机促进的政策体系, 增强政策的实际意义, 提高规范性, 构建和完善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良性运作的产业生态。 五是疏通与连接 “最后一公里”。 立足于“工业强基” 的中国制造, 应提高制造业吸纳高端要素的能力, 培育能够满足互联网条件下现实需求的、 面向工业4.0的企业家群体、 创新人才群体与产业工人群体, 夯实中国制造的微观基础与支撑。
[1] 黄群慧, 贺俊: 《中国制造业的核心能力、 功能定位与发展战略——兼评 掖中国制造2025业》 [J] . 中国工业经济,2015年第6期。
[2] 方晓霞等: 《日本应对工业4.0: 竞争优势重构与产业政策的角色》 [J] . 经济管理,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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