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概述

19世纪，广州被认为是美国在摆脱了大英帝国的控制之后所谋求的第一个海外市场。然而，这种跨越了太平洋的交往随之产生了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传教士和商人认为美国的使命是改造中国古老的文明并使之现代化，但另一方面，中国的移民却在美国受到了嘲笑和仇视，并在1882年遭到驱逐^[1]。

1899年9月，美国国务卿约翰·米尔顿·海伊（John Milton Hay，又译作“海约翰”）向德国、英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发送了关于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声明。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孤立主义与干涉主义之间，在目的与手段之间，美国时常为了保持平衡而事实上处于摇摆不稳的状态。正如美籍学者邹谠所云：“从送交门户开放政策的照会到北朝鲜进军前夕这段时间内，美国的中国政策的失败是由一个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所决定的，这就是目的和手段之间失去了平衡。”^[2]美国所说的门户开放政策包括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和最为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必然：“尊重中国的领土与主权的完整的原则首先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必然结果，是以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标，或者说，只有维护中国的主权完整才能最有效地坚持贸易机会均等的原则。”^[3]在这一利益驱动下，美国在远东的政策是积极的、“干涉主义的”，而在欧洲的政策则是消极的、“孤立主义的”。但是，在维护这一政策的实施上，政治目的和军事手段的正确顺序被颠倒。

在这样近一个世纪的历史区间中，在强权即“公理”的国际环境下，不能不从美对华所为中清醒地进行简要总结：（1）美国是一个用商业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的国家，利益是其始终不变的首要追求；（2）美国精于玩转贸易、军事与外交“三球不落”的手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3）作为英国的学生，美国很快掌握了对华“态度坚定是最重要的，凡有必要时就用武力”的“适用办法”，借英国实力达到自己的目的——“狮子一吼，猎物到手；豺狼微笑，拾起骨头”^[4]；（4）尽管美国由于自身实力还不足以如英法两国般施展军事与外交的手腕，是一个“腼腆”的侵略者，但这并不改变“侵略者”这一本质；（5）在“炮舰”之后，美国传教士们得以不加约束地在清末的中国输出其文化，试图将自认为“优越”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中国人。

与当时的美国相比，清朝政府对美则带有太多的一厢情愿，尽管有识之士对现实有着清醒的认识，但依然不能击碎清廷耽溺于对美国的幼稚幻想。在对虎狼世界懵然不知、对“国际法”及规则的意义不知更不能为已所用、对技术改变国家发展现状后知后觉等诸多因素背后，最后的也是最为真实的因素是实力——除了实力，还是实力。在没有规则的世界，强权即是规则；在规则正在形成中的世界，拥有实力者制定规则；在规则既定的世界里，实力者才有可能改变规则。这是列强用耻辱和强权给近代中国上的一堂深入骨髓的国际政治课。但，这是开始，也是结束。

20世纪20年代，美国对华的态度继续徘徊在吸引和排斥两极之间。美国宣布采取门户开放政策，保持和发展在中国的贸易，但是并没有促其实施；美国提倡变革和现代化，却对20年代在中国涌现的革命派蹙额疾首^[5]。

20世纪30年代，美国把中国列为一战的第三等参战国，只给了蒋介石象征性的援助；而当日本将侵略的战火推向中国领土腹地，珍珠港遭到袭击后，美国使用了武力，但即使此时，美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使中国能够继续参战。在雅尔塔，罗斯福事先并没有征得蒋介石同意便把中国东北的铁路和港口控制权转让给了苏联。这一段历史的回顾让人对美对华政策印象深刻。

也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与美军开始了一段军事交往。抗战初期，毛泽东首次正式批准了西方新闻记者斯诺对苏区的采访，并以坦诚开放的态度向他详细介绍了中共的军事革命，由此打开了中国人民军队与外部世界接触的大门。1941年2月，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访问期间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尽管此次会见没有取得美对中共的援助，但却是中共领导人与美国高级官员的第一次正式面谈。第二年，以谢伟思（John S.Service）、戴维斯（John Davis）为代表的部分驻华使节及美军在华军事顾问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呼吁下，主张去延安进行考察。全面抗战时期，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于1944年7月和8月分两批到达延安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军方的第一次接触，也正是在这次接触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制定了第一份外交工作方针性的文件——塑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雏形^[6]。

1944年9月，毛泽东、刘少奇给饶漱石等的电报中明确提出了与美军进行军事合作的方针：“放手与美军合作，处处表示诚恳欢迎，是我党的既定方针。”^[7]在高层交流方面，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人亲自接见观察组并系统宣传了中共的抗日方针和革命政策。在军事训练方面，边区官兵和美军观察组人员进行了多次的军事技术、技能及训练方法交流，为了让观察组成员更深入地了解延安的军队和地方建设情况，中共安排了参观延安的活动，还组织部分成员分赴晋绥、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考察。在军事情报合作方面，中共根据美方提出的迫切要求，决定在敌后各战略基地的司令部增设战略性的情报机关，即联络处，其职能是当同盟国家派遣军官到达抗日根据地时，由联络处给予情报业务上的帮助。据八路军不完全统计，直到抗战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向美方提供经整理过的情报共120多份，而美方也相应地给予了中共军队一定的情报支持^[8]。典型的战例是在1944年底至1945年初，美军第十四航空队组织实施对武汉附近地区日军机场的进攻作战，由于新四军五师与美军在军事情报上的有效合作，美军以极小的代价，击毁击伤日机近百架，基本上消灭了武汉地区日军的空中力量，重新夺回了华中地区的制空权。在作战配合方面，对于美军提出我军在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配合美军登陆部署的问题，中共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中共方面所作出的努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David D.Barret）在向上级的报告中说：“中共当局给予了观察组最热心的合作。”抗战后期，随着日军逐渐走向覆灭，美国对华政策开始调整，美国与中共军事关系开始发生逆转。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作为主张援助中共的美军在中国的最高指挥官，在蒋介石的外交压力下，罗斯福在1944年10月将其召回国。之后，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在接任的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导演下进一步恶化。1945年7月起，按照军委指示，中共停止向美军观察组提供机密性情报，对到前方各地区活动的观察组成员，也作出相应的限制。1947年3月11日，美军观察组在胡宗南向延安进行轰炸的前一天撤离。中共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彻底破裂。

如果拂去历史的光斑，直视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人民军队与美军的军事交往，历史性的总结值得回味。

其一，利益需求决定了军事交往的长久与短暂。“任何持久而有效的交往与合作都必然建立在利益互补的基础上”^[9]，尤其是战争中的军事合作，无不是以利益互补的多少作为关系维系时间的测量。在抗日战争开始前，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等因素的考虑，为国民党提供大量的军事援助，国民党用这些军援来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战开始后，面对共同的日本法西斯敌人，美国对国共两党争端采取的是不愿介入的态度。随着抗战的展开，当美国对国民党的表现感到失望，同时出于“调查日本军事情报”“准备美军在共区作战之方法”“调查中共实力”“视察华北、东北有无成苏联傀儡政权之可能”^[10]的目的，派出军事观察团前往延安。客观了解到真实的中国共产党时，美军与中共军队曾有过一段不错的军事合作。而到了抗战后期，随着共同的敌人逐渐走向失败，双方合作的前提也就不复存在。很显然，美国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始终是为了维护自身利益。不仅是美国，苏联也同样如此，抗战期间之所以苏联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飘忽不定，正是苏联严重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这些都印证了外交关系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的著名论断。正是基于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军事外交实践，发展自身的力量愈发明确地成为了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其二，战争背景决定了军事交往的原则性与灵活性。中国共产党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的历史经验表明，“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1]，因此，“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2]。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武装斗争的背景往往是较为复杂的，各种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在不断变化着的战争背景下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因应这样一种战争背景的复杂性，中国共产党在对外军事交往中始终坚持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的灵活性相统一。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尽管与英美等国意识形态不同，但中国共产党并不以此来划分敌友，不过早定性，而是利用有利的国内国际条件，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抗战政策，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与其所领导的人民军队坚决抗战的能力与决心，从而在国际上树立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是中国抗日的主力军的形象。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同时，也同“任何形式的东方慕尼黑”做着坚决的斗争，强调中国抗日的外交政策是“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不放弃一切可能争取的外援”^[13]，在务实地坚持策略上的灵活性的同时，也确保了原则上的坚定性，实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辩证统一。

其三，军事外交的功能发挥以军事力量的强大为前提。革命战争年代里的对外军事交往实践告诉我们，无论是要实现军事外交在战争中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功能，还是要实现在和平时期为国防与军队现代建设的服务功能，亦或者战争与和平时期的外交作用，无不是以自身力量的强大为前提的。抗日战争时期美军和苏军对我人民军队的有限援助是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诠释。在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中国之所以成为了美、苏两国之间讨价还价的筹码，就在于实力外交法则里力量弱小者总是被动地接受利益分割的命运。

新中国建立后，1950—1967年中国围绕着朝鲜问题、印度支那问题、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了顽强的较量，其中既有兵戎相见的军事斗争，也有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取代美国成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和直接的威胁。中美两国领导人都开始考虑打开中美关系的僵局。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之间隔绝对立的局面，开启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由此拉开了两个不同意识形态的大国构建大国关系的帷幕。而1979年1月邓小平对美国的访问，更是帮助他完成了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准确定位，实现了中国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性转变。

1979年1月1日，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研究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时间刻度，在那之前的中美军事交往因两国尚未建立正式外交关系而带有更多机动性、策略性，在此之后的中美军事关系则伴随着两国关系的变迁，一波三折、摩擦与博弈交错，可谓是险象环生，为我们深入分析和总结中美军事交往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素材。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使得中美军事关系结束了十年的“蜜月”，降到了建交以来的冰点，这成为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个重要时间结点。

1991年苏联的解体，更让中国的抗衡作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1993年7月爆发“银河号事件”，9月，中国申奥由于美国阻挠而未果；1995年夏天，李登辉以“校友叙旧”的名义对美国进行所谓的私人访问，美国的出尔反尔打破了16年不准台湾最高层领导访美的“禁令”，严重损害了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1996年早春，解放军在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美国的两艘航空母舰进入演习区域与解放军形成对峙。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和2001年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使得两国之间的紧张气氛似乎一触即发。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改变了一切。美国战略重心向中东和反恐的转移，使中国获得了宝贵的战略机遇。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经济发展一日千里。2001年之前的中美军事关系在各类事件的发生中进行磨合，而在此之后，中美两国都意识到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对自身和区域安全的重要意义。至此，2001年成为我们梳理中美军事关系的另一重要时间结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受到的打击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美国把战略重心转向太平洋地区，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态势已是十分明显。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了为期五天的正式访问，提出“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历史性命题。此时，距毛泽东主席和尼克松总统的握手已经过去了40年。在40年的时间里，两国贸易额增长了180多倍。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互为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是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第六大进口来源地、最大的外资来源地之一。中国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大进口来源地。

从克林顿时期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到小布什的“战略竞争关系”“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再到奥巴马时代的“战略再保证”和全面互利的经济伙伴关系，战略角色定位的变化提醒中美两国需要认真处理两国关系，尤其是在安全议题上的探索还有更多未知空间。

2013年6月7日至8日，习近平在与奥巴马的会晤中提出关于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议题，美方表示接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美开启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里程。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必然组成部分。正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下棋如此，战争也是如此。”^[14]战争如此，外交也是如此。对于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这一棋局而言，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就是全盘中带有全局性意义的局部，相对于这个局部，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则是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其成功构建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完成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这一历史性创举，更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在其他外交关系中中国国家和平理念和外交道义价值的示范效应以及可能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因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成功构建意味着中美两国跨越了“修昔底德陷阱”，在要么对抗要么结盟的关系模式之外，分明还有第三条更符合人类和平愿景的道路值得探索、可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