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内涵分析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提出既有其历史发展的必然、亦有其理论建构的应然，更具有现实维度的迫切性。

一、历史维度的分析

1.从世界历史维度考察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

如果抽取传统模式中崛起大国对军事力量的运用来进行专门考察，会发现：客观上，军事力量是大国崛起的重要支撑。16世纪西班牙靠军事力量为支撑，建立起强大的哈布斯堡王朝；18世纪，英国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强大的海军舰队，通过海战打败西班牙、荷兰和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海上强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经济总量超过英国后，立即向英国的世界领导权发起挑战，谋求建立与英国舰队规模相等的海军，建立独霸地位。而在一战后1927年的美、英、日三国日内瓦海军会议上，英国对美国欲修改三国海军舰船比例的提议坚决反对，意在确保自身保持一支总吨位上仍然超过美国的英国舰队。这些都说明军事力量在维持领导权方面的重要意义。

主观上，军事力量的战略运用取向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关键。从既有大国兴衰的历史看，凡是通过军事崛起的国家都难逃失败的恶果。譬如一战和二战时期的德国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军事力量运用上，武力成为其拓展利益的利器；军事力量建设上，穷兵黩武，最终未能化解国家经济力量升降曲线与军事安全曲线间的“时间滞差”；军事战略思维则以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丛林法则为思维特征，具有天然的强权基因，并导致了世界范围的冲突与战争。

今天中国的发展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不同于此前的大国崛起。

客观上，中国的军事实力与既有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还存在相当的差距。考察国家军事力量的强弱需要对其武器装备、战斗人员、组织体制、支持装备研发的技术能力、生产武器装备的经费投入等进行系统地比较分析。以一战前德国对英国领导权的挑战为例，如图1-1所示：1898年之后德国迅速建设海军，其海军的规模在蒂尔皮茨的领导下从世界的第6位变为仅次于英国的帝国海军；其陆军虽然由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原因，军队控制在一定的规模，但当1911年和1912年柏林开始大规模发展陆军时，其装备发生了迅速而明显的变化。如果再对德国军队的组织体制进行比较的话，其著名的参谋体制更体现出先天的制度优势。

图1-1　1880—1914年英、德的陆海军人数变化（单位：万人）
资料来源：［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陈景彪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6年版，第197页。

从图1-1可以看出，作为崛起大国德国与作为守成大国的英国在一战前34年的军事力量建设的比对中，德国呈现逐年增强的迅猛态势，而英国军力的增长则相对平稳。

与上述分析不同的是，客观上，当前的中国与美国军事力量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国防政策差异。每个民族都获得独立自主、和平成为国际原则，道德与正义成为至高无上的准则——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时代以哲学家的目光对未来国际关系的眺望，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所遵循的对外交往的基本理念。在国家与国家间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剧，摩擦与竞争也因此俱增的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一个致力于建设和平民主的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大国，如何以和平的方式运用军事力量实现维护国家利益与维护世界和平的统一？这是在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依然存在的今天，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御性国防政策所面临的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题。中国军队对这一难题的回答是“坚持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安全观，发展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军事关系，推动建立公平有效的集体安全机制和军事互信机制，积极拓展军事安全合作空间，营造有利于国家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2]。中国将自身视为世界体系中的一支和平力量，是与世界各国共进退共发展的“命运共同体”，因而视世界繁荣稳定为中国的机遇，也努力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为世界创造机遇。这也决定了中国军队始终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历来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2015年9月，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阅兵仪式上宣布裁军30万，再次向世界表明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中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与地区各国加强安全对话合作，共同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的努力不会有丝毫动摇和改变。

资本主义的掠夺性决定了美国不断以扩张来焕发资本主义的青春。而国家利益的扩张始终以强大的作为军事力量杠杆，催生出在各个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的攻势战略和进攻性的国防政策。譬如，冷战时期，美军从要求具有打“两个半战争”^[3]的能力到打“一个半战争”^[4]的能力；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又相继提出美军要具有对付“威胁美国全球利益”的“四种威胁”^[5]的能力、强调要有“打赢两场几乎同时发生的大规模战区战争”为重点并兼顾应付其他的危机和冲突的能力，小布什时期更是提出要具有“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在所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取得胜利”^[6]的能力。

中美一防一攻的国防政策，两国也都没有将对方锁定为必然的战争对手，尤其是在当前美国试图将“修昔底德陷阱”作为两国关系主流话语之际，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概念对“陷阱”论调进行话语替代，始终保持战略克制，坚持不结盟的根本原则。这种差异性确保了中美实现“不冲突、不对抗”这一目标的可能性。

（2）军事实力差异。尽管美军军事实力稳居世界第一，但是美军领跑于世界新军事变革的步伐一刻也不愿放缓。小布什政府阶段，美军基本完成了军队向联合作战方向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奥巴马上任后美国军事战略总体上继承了小布什时期美军谋求绝对军事优势的主旨，将“打赢当前战争”作为优先战略目标的重中之重，并围绕六项核心任务^[7]对美军的军事能力进行了重新规划，更强调联合部队建设的灵活性、机动性。2012年1月6日，美国国防部在防务战略指南中明确提出要在经济危机延续、国防开支缩减的战略背景下采取措施在网络化战争中建立一支全球、联网和全频谱联合部队，以塑造更精干、更灵敏、更易于部署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空海一体战”的提出意味着要在海军和空军之间建立战略关系以实现两个军种在体制上的融合、海空军作战行动的一体化以及开发先进的武器装备。而2014年3月5日公布的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则对“防务战略指南”的“兵力规划构想”进行了细化，要求美军发展和保持“八项关键能力”^[8]。

相对于美军基于维护美国世界领导权的强大军事力量，中国坚持防御性的国防政策，发展适度规模的防御性军事力量，致力于“不断提高以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能力为核心的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9]。2015年9月13日，在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仪式上，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多次裁军的基础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军队将再次裁减员额30万。相较于美国有利的地缘安全环境，“中国有2.2万多公里陆地边界和1.8万多公里大陆海岸线，是世界上邻国最多、陆地边界最长的国家之一。中国有500平方米以上的岛屿6 500多个，岛屿岸线1.4万多公里。中国武装力量对陆地边界和管辖海域实施防卫、管辖，维护边海防安全的任务复杂繁重”^[10]。面对复杂多变的安全环境，中国军队主要担负八项战略任务：“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军事威胁，有效维护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安全；坚决捍卫祖国统一；维护新型领域安全和利益；维护海外利益安全；保持战略威慑，组织核反击行动；参加地区和国际安全合作，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加强反渗透、反分裂、反恐怖斗争，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担负抢险救灾、维护权益、安保警戒和支援国家经济社会建设等任务”^[11]。

（3）军事技术差异。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这些巨大的科技优势确保美国以优异的军事技术积累领先世界，即使与自己的盟友也保持着十多年的技术优势。

譬如在航母方面，美国是当前全球拥有最多、排水量最大、体积最大、舰载机搭载数量最多、作战效率最强大并全部使用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国家。作为美军的主力战舰，航空母舰代表着美国的军事实力，也投射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以“福特”级航母的首舰正式投入使用为标志，美国将许多高精尖技术集合到了这个新的作战平台上：其舰载机电磁弹射系统使得舰载机的日出动量由原来的120架次增加到160架次，这一弹射技术为美国所特有，目前世界上拥有航母的国家主要使用滑跃起飞、弹射器或蒸汽弹射起飞技术，美国掌握最成熟的蒸汽弹射技术；采用更为先进的电子系统，具有了更高的自动化程度。作为当今世界最新型、实力最强的大型水上战舰，“杰拉尔德·福特”号航母的问世对全球海军装备形成了巨大冲击，而该级别的航母还将建造10艘。“福特”级航母将确保美军的海洋力量领先于他国，同时也与其他国家在航母技术领域保持一种不可撼动的“代差”优势^[12]。再如，在隐形飞机技术方面，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启动“回形针行动”起就开始了隐形技术的开发；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全面研究隐形飞机以来，在隐形技术方面保持了三十年的垄断地位，F117“夜鹰”、B2“幽灵”、F22“猛禽”和F35“闪电”等都是其拥有的著名的隐形战机。

今天，战争胜负的门槛已经前移至战争准备时期的国家科技实力上。以军事技术优势进行比较，中美差异是显见的。美军是以雄厚技术优势为基础资源的军队，而中国则是正在累积技术优势的军队。

美国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航天航空技术、海洋技术等重要科技领域仍占有很大优势。美军不仅有雄厚的技术优势的积累，而且有着将科技成果迅速变为先进生产力的良好转化机制。这些技术优势是其在军事领域持有强大基础资源的重要支撑。武器出口是对其这一技术优势的集中反映。2015年10月13日，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主管宣布，美国2015年对外军售额达到了466亿美元。据悉，这一数字比2014年增长了36%，美国对外军售总额从2013年的278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342亿美元，最终在2015年9月30日2015财年结束时达到了466亿美元^[13]。不仅近三年如此，事实上，2012年，美国国会研究处公布了《2004—2011年面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常规武器》年度报告，美国出口总额为663亿美元，居于榜首，而中国仅为21亿美元。仅从最近四年的武器出口形势分析，中国武器出口总额为71.35亿美元，市场份额为2.93%，仅位居世界第八位，而美国则以绝对份额踞世界第一。

与引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美军相比，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新军事变革的积极参与者，起步较晚，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构想，到2020年，中国军队的建设目标是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面对“武器装备远程精确化、智能化、隐身化、无人化趋势明显，太空和网络空间成为各方战略竞争新的制高点，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战争演变”^[14]的严峻挑战，中国军队贯彻新形势下积极防御军事战略方针，“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着眼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全面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15]。显然，中国军队正在努力跟上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节奏，在武器装备建设方面“坚持信息主导、体系建设，坚持自主创新、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加快武器装备更新换代，构建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武器装备体系”^[16]。近年来，中国军队发展了部分“撒手锏”武器，但也是为了防御来犯之敌，有效应对国家核心利益面临的安全威胁，是中国塑造有利态势，综合管控危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或以己之长攻敌之长、坚决遏制和打赢的必然要求，并不影响中国军队贯彻和执行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主观上，中美之间不仅存在着国防政策的差异——中国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而美国奉行的则是维护其全球霸权的进攻性国防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当前中美所要构建的新型军事关系既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美苏军事对峙关系，也不同于传统模式中的德、日角色。因为中国无意寻求意识形态扩张和颠覆现有国际体系，所以中美不会重蹈美苏之间对抗冷战的覆辙，而是要创造性地回答社会制度迥异的两个国家军队如何超越传统安全困境、为维护共同安全目标合作努力的问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和和平共处基本原则，因此更不会构建二战后美国同欧、日的军事同盟关系模式。中方更希望与美军一道致力于构建有利于地区和平与安全稳定的军事合作关系，从事富有建设性的军事行动，冀美军通过军事力量展示其“超级合作伙伴”的形象，而非“超级军事势力”的存在。

2.从中美两军关系发展的历史维度考察，中美之间已经累积了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经验基础

中美两军最早的军事交流始自抗日战争。抗战初期，面对共同的日本法西斯敌人，美国派出美军观察组（史称“迪克西使团”）分别于1944年7月和8月两批到达延安访问。这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军方的第一次接触，也正是在这次接触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制定了第一份外交工作方针性的文件——塑造了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雏形^[17]。

自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到十八大前，中美两军间的交流可谓是一波三折、起伏不定，期间曾中断过几次，但始终是斗而不破、螺旋上升。尤其是改革开放近40年的实践证明，两军之间不仅成功管控了危机，在磨合中不断增进了了解，通过新的交流机制巩固了两军关系，而且不断刷新着两个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发展阶段截然不同的大国在其军事力量强弱不同、信息化程度不同、军事力量运用方式不同的情形下的军事关系。在各种军事外交方式的接触中，两军之间在军事领域的相互依存点逐渐清晰，军队形象愈益立体，了解不断加深，在安全问题上逐步开始了良性互动，这已然在建立事实上的新型军事关系。

二、理论维度的分析

事物的两面性决定了历史在给后人以借鉴与启迪的同时，也会带来思维的限制和行动的羁绊。以传统的“权力转移”视角来看，作为现存国际秩序领导者和最具潜力接班人，各自的合理行为很容易被对方误读为具有强烈的进攻性^[18]。与此同时，以米尔斯海默（J.Mear－sheimer）为代表的美国“进攻性现实主义”也的确在为永葆美国强权开出“药方”，明确提出，强大的中国会对美国构成挑战。

然而，大国关系的规则在“9·11”事件后已然发生了改变，再以传统威慑、遏制的“冷战思维”来描述当下的大国关系已经不合时宜。欧洲一体化的现实推进就已经打破了旧有的“均势—打破均势—新均势”的战争与和平的交替逻辑，改变了旧有历史定则。进攻性现实主义无论是从历史的视角还是现实的视角，都因忽略了历史特殊性中所涉及的国家个性、国家意志、人民意愿等要素，而得出了一个片面的结论。

历史的普遍性中必然地包含着特殊性。思维的惰性让美方忽略了中国以“和合”为主题的传统文化，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生”理念，坚持和平发展的国家意志，这些构成了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中重要的主体个性。最先提出构建新型大国军事关系的中国，与世界上创新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相比，更富有创新的胆识和气魄。中方的建议超越了军事丛林法则和军事达尔文主义，摆脱了冷战时期的简单对抗思维，不做非敌即友的粗糙战略定位，冀与美军完成地区安全事务上的合作与互联。然而，两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争取并不仅仅取决于中国，更需要美国也迈过历史思维惯性这道坎儿，实现战略上的“去冷战化”。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ghan）和约瑟夫·奈（Joseph Nye）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19]“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信赖的政治至关重要。”^[20]依此可以进一步分析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相互依存关系。

美国在题为《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的防务重点》的防务战略指南中指出“美国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与一条弧形地带的发展息息相关”，“从长远看，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出现，将有潜力以多种方式影响美国的经济和安全。中美两国对于东亚的和平与稳定负有重大责任，构建双边合作关系符合彼此利益”^[21]。这一论断从战略层面表明美国已清醒认识到中美在实现亚太安全方面彼此的深度依赖关系。为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中美两国在推动热点问题的解决中，虽然思路与方式不尽相同，但却拥有相同或相近的战略目标，因而能够协调配合，形成有效合力。譬如，在朝鲜半岛稳定和实现无核化目标上有着利益共同点。为此，双方自2003年朝核问题发生后，共同合作努力促成六方会谈并致力于在此框架下解决朝核问题。在维持南亚次大陆稳定和防止印巴战争方面，中美也进行了积极工作，有效缓和了印巴两国的关系。在处理敏感问题时，双方能够照顾彼此关切，有效管控分歧和风险。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国家利益，美方也认识到台湾问题是“美中关系改善程度的试金石，同时又是两国关系中的一个一触即发的敏感问题”，中美两国在防止“台独”分裂势力改变台海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有共同点。为维护亚太地区的海上安全，中美两军也已建立并实施了海上安全合作机制。而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基于双向互利的原则，中美建立了中长期反恐交流与合作机制，美国应中方的要求将“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列入美国国务院恐怖组织名单；在联合搜救、军事网络安全等领域也已进行着军事合作。多层面、不断发展着的，出于相互影响和需要而非可有可无的，双方为此均付出了代价和努力的军事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已然形成。

中美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正是中美军事领域的这种非对称性相互依赖关系才使得中美军事关系一直以来呈现出敏感性与重要性、脆弱性与适应性、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特点。同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经济和安全为其两大支柱相似，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以传统军事领域合作和非传统军事安全领域合作为其两大支柱，以利益共同点为支撑，以军事互信为其提升合作强度的基本保障，在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中寻求发展的确定性。

三、现实维度的分析

新型军事关系的提出是对中美军事关系主客观条件变化的现实反映，其主要表现如下。

1.安全威胁之变

当今世界所特有的“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和威胁多元化”的复合性的时代条件决定着新时期大国对安全环境的界定发生着变化。综合威胁取代单纯的军事威胁，安全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增加，具有更多层次性和相互依赖特质。这一变化牵引着大国间的关系走向既有摩擦又有妥协，以合作来制约斗争的新阶段，制定军事手段的暴力运用与非暴力运用相结合的复合化军事战略。同时，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旧同盟的基础上建立“意愿同盟”之举表明，美国已经认识到今天的世界是一个“多结”世界，国与国之间很难再由某几个国家形成固定的联盟关系。基于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利益、不同的文化在经济、政治、军事和外交等不同领域形成利益驱动的、短暂的、不固定的利益交汇同盟的可能性增大。这一认识与中国一直以来强调的灵活多元的“伙伴关系”概念相呼应，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框架下的“新型军事关系”的理念相契合。再者，中美没有主权、领土或领海争端，用彼此优势增加军事合作强度，用军事互信抵消博弈烈度成为时代变迁的必然要求。

2.军事力量之变

2012年1月，在对全球安全环境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美国《防务战略指南》对美国军队提出了完成抗击恐怖主义和打赢非正规战、威慑和击败侵略等十大任务，从而在国力收缩中谋求发展，在调整中重新布局，以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然而，经济危机的影响始终令美军军事变革的深化面临着财政赤字和经济危机的压力^[22]。军队建设空心化的担忧、军人待遇的下降、新兵征募之困^[23]都是国防预算削减给美军军队建设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24]。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军将削弱自身同时应对数种冲突的能力。依据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以《防务战略指南》中列出的“向亚太地区再平衡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加倍努力构建新型伙伴关系，加强关键性联盟关系和伙伴关系”为优先任务^[25]。作为美国的战略重心，美国意图在亚太地区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这一战略意图与中国希望以“责权力相一致”原则为前提，在安全事务上有所作为，在国际安全领域尤其是亚太地区提供更多“公共品”的主张相呼应。中美都有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稳定的战略意图，这为遭遇国防费削减之困^[26]的美军与中国军队在一系列安全议题上的合作提供了现实基础。

3.既有机制条件

至今，中美之间已经确立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防务安全磋商机制、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机制等。这些机制的形成与不断运作使得中美两军之间在战略层面的磋商与交流始终处于持续稳定状态，增加了提升信任机率、减少信息真空而可能导致的战略误判的可能，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制度基础。对此，美国防部在《2014年关于中国的军力报告》中也做出了积极肯定，认为沟通渠道的畅通和持续、实质性的对话机制在两军努力开发“新型军事关系模式”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7]。与此同时，相关机制在落实层面因应问题的出现不断完善和充实，以使其在执行中更富有效果。譬如，中美于2014年11月初签订了包含有“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术语”和“舰舰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部分内容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和《中美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谅解备忘录》；2015年9月18日，中美双方就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机制新增“军事危机通报”附件以及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新增“空中相遇”附件完成正式签署，这标志着“两个互信机制”建设取得了新的成果。同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美时，中美签署首份陆军合作协议。此举表明中美两军的交往在机制化轨道化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