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

虽然中美两国建交后，双边关系发展迅速，但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和冲突不断出现，里根任总统期间，为了共同对抗苏联，中美关系仍然持续发展并且加强。但冷战结束后，中美战略关系的基础突然消失，两国关系经历了不平凡的年代。中国有一句成语，叫“同床异梦”，生动地形容两个人虽然密切相关地生活在一起，但相互间却基本不作沟通。中国问题专家、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蓝普顿（David M.Lampton）以《同床异梦》（Same Bed，Different DreamsManaging U.S.-China Relations，1989- 2000，2001）为题撰写了论述1989年至2000年中美关系的著作。^[26]

蓝普顿把中美关系（1972—1989）比作是大协议架构。这个大协议范围包括中美战略关系、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利益、台湾问题。蓝普顿指出：“关于美国的安全同盟，北京方面抑制了它对美日安全同盟及美国在其他地区安保条约的忧虑，因为在七八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它觉得这些同盟可以用来遏制苏联。”^[27]80年代后半期中苏关系开始缓和，尤其是1991年苏联的突然解体，大大地削弱了中美两国在处理相互关系时抑制潜在摩擦的基础。

蓝普顿论述了导致中美关系结构性矛盾的原因：

第一，中国在现代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比外国人七八十年代的预计更好，其结果是中国的利益与美国的利益经常地、激烈地发生冲突。第二，台湾问题，七八十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在谁应该统一谁的问题上各执己见，但它们共有“一个中国”的概念，这提供了一个维持稳定的基础。但80年代后期和整个90年代乃至步入新世纪之际，台湾领导人越来越积极地回应岛内选民的要求，即：他们有权利在国际体系中获得更崇高的尊严和更优越的地位。而随着多党政治制度的发展，岛内民众确立了一种新的、更自主的认同感。政治上统一的中国成为一个海峡两岸愈益不能达成一致的概念。第三，在冷战后的中美两国，国内政治的重要性都显得超过对国际政治的关注；两国国内日益增强的社会和官僚机制多样性，则加强了这股内转倾向的效果。两个政治领导集团的特性从冷战斗士转变为政治技术官僚和平衡者，削弱了两国行政部门首脑确定并坚持优先考虑国际事务的能力。第四，冷战走向终结后，美国和中国（以及其他国家）都将注意力转向经济增长的同时，令人难以招架而又意义深远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在蓬勃发展。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亚洲其他地区转到中国，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急速增长，两国的民众都开始觉得，自己一方可能受到对方经济决策的前所未有的严重伤害。最后，海湾战争后，中国感到自己的军事能量与美国能量之间差距的扩大，中国不得不努力面对这一现实。蓝普顿认为，这些都说明，七八十年代的中美大协议在90年代土崩瓦解了。^[28]

按照蓝普顿的观点，“经济和资讯的全球化进程，连同国际机制和多边合作组织的发展，已经使中美两国在同一张地球之‘床’上靠得越来越近，但我们两国各自的制度、利益、领导人和大众的观念，以及我们两个民族的固有特征，却使我们两国做着完全不同的梦。这已经构成了冷战结束后十年来中美关系发展的潜在动力”。^[29]

蓝普顿将中美关系放在三个层次上分析，认为每个层次都给处理中美关系的人们设置了特殊的挑战。首先是全球层次：其特点是（世界性和地区性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国际市场的运行以及第三者行为。其次是国内层次：其表现形式为政府和公民机制、国内政治、意识形态以及中美两国的公民舆论。最后是政治和社会领导人个人层次：这些人对双边关系具有众所周知的影响力。蓝普顿强调，不论我们是讨论美国多元化政治和社会制度中的官员，还是谈论中国的政要名流，两国领导人都面临着两类完全不同的服务对象——国内对象和国际对象。^[30]

蓝普顿在《同床异梦》中对中美关系进行全景式的研究。他认为，中美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是乔治·布什当选总统后，北京发生政治风波后的中美关系发展与变化。第二个转折是1993年克林顿政府把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中国人权状况挂钩的困境。第三个转折点是1995年至1996年中美的台海对峙及其后果。第四个转折点是1999年4月至11月间内外事件的交汇。对于这个转折，蓝普顿指出：1989年到2000年之间的种种事件使两国国内的许多人相信，中美关系充其量只是各种竞争性利益与互补性利益的混杂物，而且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仍将如此。蓝普顿称，两国乐观派人士固然可以指望努力构建起一种真正的伙伴关系，但目前的任务却是，一旦可能，即抓住机遇推进共同利益，避免恶化到公开敌对的地步。^[31]

蓝普顿在该书的第二编第四章“全球机制与经济潮流”中论述了全球性政治、经济和军控机制下中美相互依存及其矛盾，他认为：“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使中美双边关系变得难以处理。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政治领导人往往要被迫回应分散在全球范围内的千百万购买人和销售人的恐慌。市场是由个人的贪婪和恐惧推动的，而这两种动力都迅捷地回应事实，但也同样地回应虚假的资讯和错觉。在金融市场的流动中，不存在一个全球性的决策者，可以让某个国家的领导人去诉求或威胁要实施报复。但这些不可控制的市场流动又在制造每个国家领导人都必须回应的政治机遇和政治挑战。第二，在每个社会内部，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都会造就一些赢家和输家，而这些国内集团又要努力影响政府的政策符合它们各自的利益。当每个国家政治家在对这些国内集团作反映时，他们经常会挑起与国外经济伙伴之间的冲突。第三，美国发现，对中国威胁实施经济报复，将不经意地对第三方造成损害，美国并不希望损害第三方，但它们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和中国连接在一起。”^[32]全球化时代经济上的相互依存是中美关系既合作又对抗的根源。

蓝普顿从“国家与市民社会层面”分析了中美两国不同的历史、哲学、文化背景和不同的价值观念，他指出：美国的经验在美国人中造就了这样一种意识：他们的民主和自由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物，美国有义务在国外推广这些价值观。^[33]而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验与美国的经验迥然相异。中国背负着作为一个“受害”国家的自我形象，虽然这个国家怀着最终走上再现辉煌之路的抱负，这种受害者情结，加上中国的抱负和日益增强的国力，产生了一种权利感——这种混杂的情感使中国在与美国打交道时显得脾气很大。^[34]从蓝普顿的著作中可以看出，在美国占主流的观念是，从19世纪初期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基本上是博爱和人道主义式的事业，它们留下了永久性的遗产，尤其是在教育和医疗领域；中国人则强调这种传教活动以恩人自居的面目。美国人宣称他们从未在中国占据“通商口岸”；中国人则记着美国直到1943年才放弃治外法权。美国人认为从1899—1900年起开始执行的门户开放政策是企图防止中国被瓜分成无法进行通商的外国殖民地；而中国人则认为，美国人更关心保住他们自己的贸易进出通道及维护治外法权所授予的特权。美国人固然把他们在30年代对日本在华侵略的“不承认”政策视为支援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中国人看到的则是美国在1941年之前始终采取的袖手旁观态度。^[35]蓝普顿认为，在中美关系中存在一些源于意识形态的意义重大的紧张关系，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中国控制布导他们内部事务的意图和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适当关注中国的内部事务的这两个信念之不同。^[36]蓝普顿强调，政治环境对中美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力。在美国，政治循环周期是中期选举和大选日程；在中国，政治环境周期则是不规则的接班节奏和比较规则的党代会程式。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领导人都必须为这些总是影响两国双边互动的事件储存他们的政治资本。由于这类事务的循环周期不一致，人们不能指望中美两国的政治日程会出现经常性的、建设性的吻合。^[37]

蓝普顿论述中美关系的“个人层面”时称：20世纪70年代后，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个人单独决定中美关系的能力已下降了。在中国，制度已经历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毛泽东的好恶通常是决定性的，邓小平的意向是极其重要的，而江泽民及其同事们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来组织和维持同盟者，以保证其政策得到支持。^[38]在美国也出现了这样一种渐进的趋势，即领导人越来越无法主宰对华政策。尼克松和基辛格一手遮天与中国谈成了一项新的关系。吉米·卡特包办了美国与中国建交的谈判过程，但后来他被迫默认了国会搞出的“台湾关系法”。他们的继任者不得不在一个由国家制度、社会因素和全球市场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环境下处理更加复杂的双边关系。

蓝普顿在预测未来中美关系的前景时认为，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也许会不时出现紧张万分的时刻，届时，对中美关系的把握将受到严重挑战。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和人民应该渴求进行广泛的合作，最至关重要的是要避免一种广泛冲突的相互关系。他提出中美关系的几种情景：一是广泛合作的关系；二是混杂的关系；三是广泛冲突的关系。他强调，对中美关系产生最大影响的事态，莫过于中国是否能够安然应付在社会和政府机制中正在进行的多元化所造成的后果。^[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