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机制设计

军事交流机制的建立是中美在军事领域通过沟通对话解决分歧、寻求合作、创造性化解矛盾从而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重要条件。基于中美两军交往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中美两军间应循序推进机制建立，从消除信任障碍开始，进一步获得更广泛更深刻交往合作的发展空间，更多着眼于双方都必须做的事，而非“着重于各自希望对方做的事”。

一、和平红利评估与危机管控机制

和平红利是一个与“战争成本”息息相关的概念，这组概念本质上反映着战争与和平的内在关联及其相互转化的规律。综观人类战争历史，战争与和平的力量此消彼长，在人类相对短暂的和平时期，战争的危险暗流涌动；而在战争阴云密布时，制约战争爆发的因素亦若隐若现。战争与和平如影随形，而战争成本和和平红利成为各国战略决策者们权衡是否拔出国之利器开动战争机器的主要考量。1945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停战之时，面对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英国首相丘吉尔感慨道：“不计代价的投入虽然使我们赢得了战争，但却失去了和平和繁荣。”^[83]

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歼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结果并不为现代军事指挥家认同为赢得战争。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一句名言可对此做出概括：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可以说，成本和收益的比对已经成为现代高技术战争的鲜明特点。

一方面，现代战争需要全面计算战争成本。战争成本，即战争主体为特定战争付出的各种费用和战争损失的总和。根据战争的进程，战争费用有战前、战中和战后费用。譬如，美国著名战略问题专家托马斯·巴尼特（Thomas Barnet），曾在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的演讲中指出，美国军队并没有在伊拉克战争中失败，美国军队在5周的时间内结束了主要战斗，但是美国在战后重建中失败了。也就是说，美国是战争胜利者、战略失败者。美国在战争与和平的过渡和衔接上做得很差。在伊拉克，美国宣布战争结束是在2003年5月，而宣布开始重建却是在2004年4月，因此整整一年的时间被荒废掉了。当今世界的战争变得越来越短，而战后重建变得越来越长。获得战争的胜利越来越容易，但是要赢得持久的和平却越来越困难。战争变得相对便宜，而重建的费用却越来越昂贵。美国可以用很小一部分军力来取得胜利，但是却要投入极大的精力来进行重建。

另一方面，需要综合衡量综合效益。战争是战争主体在特殊状态下的特殊活动，是追求国家利益的极端选择，由于所追逐利益的最终经济性，因而，同样存在着涵盖经济利益在内的综合效益^[84]。在战争成本既定的情况下，获得的利益越多，战争综合效益就越高。换言之，以最少的战争资源投入达成预期的战争目的就是现代战争的最高效益，而《孙子兵法》中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正是这一境界的精辟概括。20世纪的历史证明，巨大的战争伤亡并不能换来和平，任何一个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国家，最终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在追求霸权过程中逐渐消耗自己的力量，且这一目标设置得越高其衰退的速度愈快，总有超过其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的一天。二战以来，美国先后打了几场局部战争，不仅在军事上付出高昂代价，而且在国际政治上也没有得分，甚至是失大分。从战争综合效益来看，无论其经济效益还是其政治效益，其综合收益评估是不高的。

和平红利作为一个在战争成本计算基础上的增殖概念，是基于和平环境对国家发展的红利评估基础上做出的。当今世界，和平、繁荣、相互依赖已经达到空前程度，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合作的持久性决定了世界互利发展的未来。当前，中美已经构建起利益攸关的大国关系。自2006年至2015年的九年间，中美两国贸易额翻了一番，中国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之一，美国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重要目的地。过去六年，中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增长了5倍，雇用美国员工超过8万人。美方一项研究表明，到2020年中国企业累计对美投资将达1 000亿—2 00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20万—40万个就业岗位。两国利益整合之深超出想象^[85]。中国的经济向前发展为美国巩固既有国际政治中的领导地位提供倚重之力。

从中美两国各自的主体性因素来看，一方面，中国无意挑战美国主导下的既有国际秩序，同时，美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主导者，其在东亚地区传统的军事、经济和价值影响力，不可能凭借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扩大就被取代。另一方面，美国也无法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回顾历史上大国崛起的五百年历史，不难发现，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的周期都约为一百年，美国的霸权周期作为全球化历史中的一个阶段自然也会完成从诞生到衰亡的过程。这是历史的规律。因此，对于国力不断发展上升的国家，既有世界秩序主导者最好的选择是顺其自然，而非施以霸权。中美关系的历史表明，施以强力所获得的并非阻遏的目的，而是给予了发展的加速度，就像在20世纪初，美国的错误选择所曾经起到过的作用那样——中国人民最终以更快的速度和更坚强的意志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就是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力的辩证统一。因此，不仅仅是战争成本和和平红利的评估要求中美两国进行有效的危机管控，中美两国各自从亚太地区稳定、和平与繁荣出发，从各自战略利益确保出发也需要建立有效的危机管控机制。

目前的问题在于，从全球视阈看，中国无意争夺美国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是在全球问题上寻求与美国的合作，但美国作为当前世界秩序的主导国家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且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特点。从地区视阈看，中国作为一个地区大国，必然追求符合自身发展需求的地区秩序，但美国对亚太地区原来缺少安全框架的状况加以利用，保持可控紧张，激发矛盾争端，以军事力量为杠杆让东亚整体处于美国的控制之下，使自身充分发挥“离岸平衡手”的干预作用。这一被称之为“结构性矛盾”现状表明中美在安全领域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迫切性。

显然，建立危机管控机制从而共同维护和平而非制造或激化战争因素并实现中美两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是当前中美军事交流中必需回答的首要问题。从目前中美之间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判断，中美两军之间需要尽快建立和完善危机管控机制，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确保这些危机管控机制常态化。

关于危机管控机制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危机管控就是和平解决冲突，认为其成功与否完全取决于能否避免战争，目的是为了防止成为导致战争的诱因；或者是在有限时间内制定正确对策防止危机扩大化的过程，并在最大程度上用和平手段保护自己的国家利益^[86]。合作的动力来自合作的收益超过单边行动的收益^[87]。但合作归根到底是“通过谈判的过程（即通常所说的政策协调）将各个独立的个体或组织的行动（并不是处于先在的和谐状态）变得互相一致起来”^[88]。

必须看到，事物的发展总具有两面性，危机之中有危险但也潜藏机会。譬如，美军机抵近侦察事件在引发了中美两军摩擦的同时，也进一步提醒中美两军需要有效管控分歧，避免误判，加快建立两军海空相遇军事安全机制。为此，中美两军在2014年下半年做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并于11月有了实质性结果。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国元首共同宣布，两国国防部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的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这为两军有效管控危机，确保两军关系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机制化保障。当然，机制的形成只是达成了行为规制的第一步，还需要通过实践加以落实。2014年12月中旬，中国海军第18批护航编队运城舰、巢湖舰与美国海军“斯特莱特”号导弹驱逐舰，在亚丁湾海域就《海上意外相遇规则》的运用进行了演练。这是中美海军首次在该海域举行这样的演练，对于双方增进互信、避免误解误判具有积极意义。

机制的建设同时也具有示范效应。在一个领域里形成切实管用的机制必然会引申到其他安全领域，譬如中美两军之间的网络安全。当然，在建构机制时，中美双方都需要客观理性地评估各自的利益得失，同一个领域里应确定和区别好不同层次的议题，并不是所有的议题都采用同一种模式。譬如，对于南海危机，针对岛礁建设问题，由于中国宣称主权的大多数岛礁分别被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占据，是公然对中国主权的践踏。在这一议题上，中国只能采取双边危机管控方式。因为，中国政府一直以来所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被有关国家错误地理解为“搁置主权，共同开发”。邓小平曾经针对南海问题所说的：“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89]邓小平这里所说的搁置是指针对“主权问题”这个争议，而不是“主权”本身。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插手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对于南海危机的其他议题，譬如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就可建构中美在内的多边危机管控机制，从而产生多赢的利益格局。

二、复合相互依存与战略稳定机制

正如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所指出的那样：“世界政治中的相互依赖，指的是以国家之间或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相互影响为特征的情形。”^[90]“当交往产生需要有关各方付出代价的相互影响时（这些影响并不必然是对等的），相互依赖便出现了。如果交往并没有带来显著的需要各方都付出代价的结果，则它不过是相互联系而已。这种区别对我们理解相互信赖的政治至关重要。”^[91]今天，中美之间的“齿轮咬合”使得双方都需要小心维护双方利益的共赢领域，这种状态同样也表现在安全领域。

首先，安全领域上的“复合相互依存”消弭了双方对于国家相对收益的理性计算，使得任何一方都难以判断究竟谁比谁收益更高；其次，这种“复合相互依存”增加了中美之间的冲突成本，从而使双方都更希望遏制潜在冲突萌芽；再次，这种关系状态还增加了双方都更注重遵循制度和规则的规束力，它使得双方无论是博弈还是合作都必须处于既定的或者更具创新性、更为公平正义且被接纳的国际规则中，在增加了承诺可信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彼此对对方行为的可预期性。基于这一“复合相互依存”状态，中美两军间可以在危机管控机制基础上建构战略稳定机制。

世界历史上有两种基本的大国战略稳定机制。一种是同盟性质的战略合作机制。譬如19世纪初期拿破仑战争后建立在维也纳体系之上的“欧洲协调”，即当时的英国、沙俄和奥匈帝国以战略合作的方式维持欧洲秩序^[92]。最终，这种战略合作机制随着德国的统一，欧洲权力格局的改变而最终瓦解。而20世纪上半叶的英美联合对德国两次战争所带来的挑战，也是大国间建立战略合作机制的体现。另一种是美苏冷战时期的战略对峙机制。虽然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采取彼此敌对政策，但双方在主观愿望上极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美苏双方在相互确保摧毁的基础上形成了“恐怖的平衡”。这种对峙机制事实上成功避免了战争的爆发。而中美两军间形成的战略稳定机制既不同于历史上同盟性质的战略合作机制，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机制。中国没有试图发起针对美国的结盟性对峙，没有对美国模式进行攻击的战略意图，两国在经济上来往甚密，可谓水乳交融。中国并不谋求以一种激进的方式改变现有国际秩序，而美国也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中国在既有体系中追求自己的利益。总体上，中国还是在同一个全球化体系下依照大致相同的基本规则行事^[93]。中美两军要建构的是从属于中美战略竞合关系的新型战略稳定机制。为确保两国之间的良性竞争关系，同时确保两国合作与利益共赢，中美两军在安全领域需要着力建构以下机制。

1.不断完善中美两军对话机制

2015年6月22日，在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在美国《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中美对话为什么重要？》的署名文章。汪洋认为，解决分歧和摩擦的办法不止一种，对话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方式。这一分析对中美两军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同样有效。对话让中美两军找到并扩大了重大利益契合点，实现了互利共赢；对话有效管控了分歧，避免了一时一事的争端干扰中美军事合作大局；对话使双方加深了了解，增强了军事合作基础。中美两军间从高层对话到国防部工作会晤机制，从院校交流对话到安全论坛的对话，对话平台在不断拓展，对话内容在不断深入，对话机制的完善使得中美打消战略疑虑、增进战略信任提供了重要路径。基于中美之间存在着“三大障碍”和“三大差距”（军力差距、任务差距、体制差距），其一，可以采取“2＋2”的方式来（“有高层政治领导人参与，与各自军方一起”）来加强两国的军事安全对话，并使两军的对话能长期保持下去^[94]；其二，可以加大各个层次的中美军事关系论坛建设，尤其是中美两军军事研究学者的对话与交流，理论研究的创新带动军事实践，两军学术领域的交融背后是军事文化的互动与传播。

2.确立并完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机制

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智库的确立可以完成以下主要任务。一是承担起创新军事外交思想的任务，智库是突破旧模式，形成新思想、新方案的地方，通过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战略规划传播，促进中美两军、两军与对方民众间、两军与对方政党间、两军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与交流。二是承担起有利于中美两国核心国家利益维护、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决策的咨询任务，促进中美两军间的信任与合作。智库为军队提供有关公共政策的决策咨询服务，同时也在影响决策、影响舆论、影响公众。三是承担起推动中美两军双边和“中美＋N”的多边军事沟通的任务。军事外交智库作为容纳官方、军方和民间的研究机构，可以通过机构和研究人员之间军方、非军方的广泛接触和学术交流，架起中美两国军队与对方国家政府、军队和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交流的桥梁，以便增信释疑，化解矛盾，协调关系，促进合作，维护国家和军事关系的稳定，促进国际战略的安全与稳定。四是承担培养推进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军事外交人才的任务。智库是知识密集和智力密集型组织，提供浓厚的学术氛围、开放的研究方式和国际化的交流平台，有利于培养出思维敏捷、视野开阔、善于沟通和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军事外交精英人才，这些人才将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建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是今后中美军事外交管理和决策部门的重要的人才储备，在未来的国家安全领域担当重任^[95]。

另外，智库并不必然吸纳中美两国战略人才，事实上，那些关注中美军事关系、能够担任中美两国军事交流桥梁的人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他们对中美两军均有了解，同时也有着作为极为重要的“第三方”的视角和声音，这些对于客观全面的策略的提出、更具有可信度的舆论的传播，从而塑造有利于中美军事关系发展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都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3.确立外围战略环境控制机制

军事外交作为一种国家的军事行为，在战略决策层面由政府主导，但在分歧或危机发生之时，往往被伙伴或同盟关系、大众传媒和即时通信工具所影响，加速对某一军事外交事件中的作用-反作用循环，这导致事情在因果未清、外围环境尚处于非理性状态下就会被迫对之做出不适当裁定，其结果可能会引发事态向恶化的方向发展，最终失控。因此，在通过各式各样的途径增强两军军事互信的同时，国家政府层面需要通过官方相关渠道及时对信息给予有效积极的发布或引导，在危机或失误、意外发生时保持直接对话与沟通，尽可能相互确保清晰彼此意图，不做无谓揣测，减少第三方因素、国际舆论因素、国内民意因素等的外围环境影响。

控制好外围战略环境。当前，“亚太地区存在一种风险，即形成类似冷战时期欧洲‘集团阵营’，比方由日本、美国领导一个阵营以及中国影响下的另一个阵营，我觉得这种类似两极化的态势会产生很负面的影响”^[96]。确如西班牙加利西亚国际研究学者胡里奥所说，遏制住地区敌对阵营的出现对中国而言迫在眉睫，譬如在处理东海方向的中日钓鱼岛问题时，中国面对的是美日联盟。不仅如此，作为一直试图增强军事投入、“修宪”的日本往往以中国力量的和平发展为借口，甚至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中国抗衡^[97]。而在中国南海，中国同样也面临着美国与其联盟阵营问题。由于外围环境的改变具有系统性，因此关键因素的影响也会引发“裂变”，导致事态向反方向发展。譬如，在不恰当时期或沟通不畅条件下与对方国敏感关系中的第三国签订军事条约、协议或举行军事演习。此前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这样的举动只能增加重量级的负面效果，无益于双方已经形成的信任局面。

第三方因素的存在使得中美之间存在间接冲突的可能。解决好这一问题，需要双方在密切交流的同时，加大对“第三方”的管理和对矛盾的妥善协调。给予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提供良好的外围战略环境。这一战略环境本身既是美国的战略需要也是中国的战略需要，因此中美有深度军事合作、彼此进入对方阵营的必要，从而破解阵营难题。此前，中国与美国合作共同通过六方会谈的形式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朝核问题的解决就已经说明中国对此持包容开放态度、致力亚太安全与稳定的基本立场。与此相应，美方在一些敏感和热点问题上是否也愿意让中方参与，并形成密切合作态势，中国不仅是作为当事人身份出现，更为重要地是作为亚太地区有着关键影响力的大国身份出现，是以中美携手解决一系列安全议题的角色出现。在这个问题上，美方应当为中方提供腾挪的足够空间。

控制好外围舆论和民意环境。一方面，中美两国本身要控制好舆论与民意环境，另一方面，美国也有必要敦促自己的盟友控制好舆论与民意环境。以中日钓鱼岛争端为例，日本一些政治家在处理日中矛盾时带着国内政治目的，对中国的态度愈是恶劣，在国内就会获得愈多的支持。与此同时，一些美国政客也会偶尔到访日本，对钓鱼岛问题发出不利于问题解决、引发事态恶化的声音。这无疑在助长日本国内的不良舆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不应成为争论问题的旁观者，而应担纲好管理者的角色。

4.形成军事外交的战略传播机制

无论是刻意为之，抑或无意间形成，很显然的一个事实是，中美两军双方对彼此的形象认知是模糊的，在有些部分甚至是缺损的。就两军间的相互了解来看，中国军队对美军的认知客观程度大于美军对中国军队的认知。

对于美方对中国军队的错误认知已在书中第三章认知性因素部分做过专门分析，不再赘述。对此，两军可以考虑形成专门的对口战略传播机制，进行长期的战略传播规划。就中国方面而言，可以在战略传播内容上有所作为。意识形态的差异是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别有用心地“妖魔化”中国的根本原因，而求同存异也是我们一直强调的新安全观理论的重要内容。之前的传播思维是更多地强调“同”的那一面，而有意回避“异”的那一面。但这又会造成两个问题：一是美国社会对中国军队认知不完整；二是以美主导的西方媒体反而在回避的“异”的部分大做文章，有了更多话语空间。显然，中国在军事外交中需要创造性地回答好两个问题：一是将“我是谁”讲清楚——把中国人民军队的性质讲清楚，把中国人民军队服务人民的根本宗旨讲清楚，把中国人民军队的根本作风讲清楚；二是将“我将以何种方式与你相处”讲清楚——把中国和平发展战略说清楚，把中国防御性的国防政策说清楚，把中国军队维护和平的使命意识说清楚。只有用中国的声音说明好这两件事，中国军事外交才能真正地将中国军队的形象真实而立体地塑造起来，中国国家和军队的吸引力、影响力和亲和力才能在军事外交过程中形成。

中国军事外交的战略传播体系的打造是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过程，不能指望一两个事例或者一个阶段的努力就会一蹴而就。因此，中方在确立战略传播机制时需注意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注重战略传播话语的稳定性。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具体内涵，在与美方进行交流时，应注意把握核心内容的稳定性，尽可能用相对固定的词语去表述，不轻易换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去表述。通过战略传播话语的稳定性增加中美军事交往的确定性。

二是着力于把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具象化。在这方面政策性研究成果应尽快进入到战略传播通道中去。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需要具体议题加以落实，而不能停留在宏观、原则性层面，否则会使得美方不知所措、无从应对。在富有协商空间的领域可以使用具有选择性的弹性话语；但对于涉及国家核心利益的议题，中方应清晰、准确、坚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当然，语气温和但言词坚定是中方在战略传播中应掌握的技巧之一。

三是打造好中国军队形象塑造的舆论品牌、用美国人的叙述方式去说明中国军队、用耐心和长久的舆论战略步骤设计去完成传播运作只是其中一部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军事文化的传播、对此类传播人才的积累、对美国国会和美军会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的联系和人脉网络建设，这些资源的长期建设和经营才会最终使中国军队的形象认知在美国民众和军队那里逐渐清晰。

三、有限目标设置与交流机制建设

1.有限目标设置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在对美军事交往中更偏好从整体视角提出比较宏大的外交原则，而对设置议题、引导进程的经验往往表现不够充分。对此，“总体上，中国应该保持自己善于提出宏观概念的特长，但也要强化应对具体议题的能力，在大国外交尤其是对美外交中，除了核能力等少数重大事项外，有必要使自己的实力与政策主张更为清晰化”^[98]。在对美军事交往中进行有限目标设置，从而渐进式地推进两军交往是当前一种可行的机制设计。

所谓有限目标设置是指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步骤中预期目标的有限性，具体内涵如下。一是意在强调，双方需要清醒地认识中美军事关系中存在的三大障碍、三大差距，但也需要务实理性地分析去除障碍需要或长或短的努力，这一过程有待时机、形势、需求等诸要素的变化。“三大障碍”的形成有其特有的历史成因，去除亦需一个历史过程。就去除这些障碍而谈障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变化的形势会提供给我们一个去除契机，而只有保持积极交往的态势，才可能把握机遇扩大合作。正是基于这一现实，对于建构中美军事互信的定义需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阈加以理解。在不同的历史区间里，赋予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有限目标应当加以区别，应当是阶梯式的、环环递进的，而非一蹴而就的。二是，应当有这样的基本认知，危机和冲突管控与建立战略互信是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过程中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而非先后关系，两者同时存在在中美军事交往中将会是长期现象，不是必然地要以去除“三大障碍”为前提才能建立战略互信，两者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如果只强调危机和冲突管控，“对中美关系过于悲观，是将中美关系等同了当年的美苏……但是如果只强调后者，又过于乐观，脱离实际，一旦做不到，或者遇到较大挫折，就会动摇，甚至迅速转向前一种观点”^[99]。一直以来的两手对两手的政策将会在两国间建立起全面的战略互信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期存在，只有准确地区分和把握主导方面和辅助方面，才能充分利用积极因素，减少消极因素的作用。当然，随着中美两国战略角色的变化，中国应当做应对美国在全球和地区、国家层面的多重角色准备；而美国对中国的角色定位也应是动态变化的。

2.渐进式交流机制

在既往中美军事交流过程中，反映着一个基本的路径，那就是尽管美方一直敦促中方开放基层交流，但中方坚持的步伐是先高层后中层再基层的基本思路，小步稳定前进，虽有曲折和回落，但总体方向保持向前。而实现这种状态的是渐进式的机制落实。步步稳扎稳打、不急不躁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所特有的影响基因，这为两军近年来实质性交流成果的取得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做法值得借鉴到今后中美军事外交的其他领域，包括在网络空间里的安全议题的探讨。中方曾经在这一领域建议制定一个行为准则，这为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对话基础。从目前中美军事关系中的机制建设来看，还有很多领域可以着手进行机制建设，从第一轨到第二轨，从联演联训到军事艺术，从现役军人到退役将军，愈多的接触点愈会加深自身在对方那里长远利益的认识，但也会增加引发争论、意外事件的机率。尽管如此，交流及保障交流的机制的存在是必要的，它使中美双方实现了“相互确保抑制”^[100]，逐步让双方信任升级，在磨合中最终形成军事领域的更为充分的协作。

中美两军可以就中美新型军事关系设计一个五年、十年和十五年规划，以及更长远的规划。探讨在各个计划阶段内能做些什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如何解决双方间的分歧，提高双方着眼未来的合作能力，等等。这一规划应当具体并具有可操作性，使其具有功能意义，成为中美双方进行军事外交计划的时间表，两军可能通过探讨这些计划中的相关事务形成阶段内的共同目标。因应这些规划，不同时期计划的有限目标就构成了两军关系的路线图。

3.从“中美＋X”三边到“中美＋NX”的多边防长会晤机制

当前中美军事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往往受到第三方因素掣肘。从历史上看，被第三方因素绑架的大国关系从来没有向积极的方向发展，往往成为危机冲突或战争之源。因此，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处理好第三方因素的作用是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题中之义。这里的第三方多处于中国周边敏感地带，有的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有的与中国有深厚友好关系，有的是美国的盟国。在深化各自伙伴关系基础上，应当逐步推进“中美＋X”三边防长会晤机制，再进一步推进“中美＋NX”的多边防长会晤机制。基于美国在亚太地区双边军事联盟扩大化的现状，为更好地发挥中国地区性大国的重要影响和作用，在军事安全领域，美国可以在其双边军事同盟的军事行动中请中国加入，譬如，在其“2＋2”会晤中应当加入中国外长与防长或至少加入涉及安全议题解决的中国防长的席位；而在多边军事关系的建构中，应当推进以“中美”为先导的多边军事外交，从而建立符合两国利益、代表亚太最广大国家需求的地区安全关系网络。

【注释】

[1]参考王红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外交理念及其文化渊源》，《当代世界》2011年第8期。

[2]参见俞可平主编：《中国模式与“北京共识”：超越“华盛顿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郑永年：《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5页。

[5]《荀子》，〔唐〕杨倞注，耿芸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6]同上书，第75页。

[7]同上书，第275页。

[8]《管子》，李山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43页。

[9]《论语》，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10]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03页。

[11]孙武：《孙子兵法》，〔三国〕曹操注，郭化若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2]《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2014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9/content_2649512.htm，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9日。

[13]《论语》，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14]《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5页。

[15]《论语》，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16]《墨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27页。

[17]《荀子》，〔唐〕杨倞注，耿芸标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18]《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05页。

[19]《荀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5页。

[20]《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234页。

[21]《墨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242页。

[22]同上书，第26页。

[23]同上书，第162页。

[24]同上书，第80页。

[25]《墨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16页。

[26]同上书，第167页。

[27]同上书，第221页。

[28]《荀子》，〔唐〕杨倞注，耿芸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26页。

[29]《论语》，南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04页。

[30]《孟子译注》，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页。

[31]《墨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页。

[32]《墨子》，〔清〕毕沅校注，吴旭明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36页。

[33]孙武：《孙子》，〔三国〕曹操注，郭化若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77页。

[34]同上书，第120页。

[35]同上书，第86页。

[36]《习近平在“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全文）》（2012年7月7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2-07/07/c_112383083.htm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37]张松如：《老子说解》，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09页。

[38]孙武：《孙子兵法》，〔三国〕曹操注，郭化若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39]同上书，第141页。

[40]同上书，第25页。

[41]同上。

[42]孙武：《孙子兵法》，〔三国〕曹操注，郭化若今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

[43]董秀丽等：《外交的文化阐释（美国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2年版，第40页。

[44]陈乐民：《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45]Geir Lundstad，TheA mercian Empire and other Studies of U.S.Foreign Policy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46]［美］J·斯帕尼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外交政策》，段若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206页。

[47]［美］乔治·华盛顿：《华盛顿选集》，聂崇信、吕德本、熊希龄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22页。

[48]Sterling Johnson，Global Search and Seizure：The U.S.National Interest v.International Law，Aldershot：Brookfield，1994，p.5.

[49]Paul F.Boller，Jr.，Amercian thought in Transition：the Impact of Evolutionary Nationalism，1865—1900，Lanham：University Press of Amercia，1981，p.217.

[50]参见陈乐民主编：《西方外交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15页。

[51]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52]［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54页。

[53]同上书，第661页。

[54]Jerel A.Rosati，The Politics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N.Y.：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1991，p.442.

[55]John Lewis Gaddis，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214.

[56]周丕启：《美国全球战略思想的文化渊源》，《中国军事科学》2001年第5期。

[57]参见［美］约翰·刘易斯·盖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东方编译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58]［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59]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1863—1952），美国诗人和哲学家，生于西班牙。

[60]［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61]《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全文）》（2013年4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ldhd/2013-04/07/content_2371801.htm，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62]《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全文）》（2014年3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gov.cn/xinwen/2014-03/29/content_2649512.htm，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4月16日。

[63]同上。

[64]傅莹：《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全球秩序”》，《人民日报》，2015年8月3日，第5版。

[65]同上。

[66]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弁言第7页。

[67]罗荣渠：《美国在东亚的全球战略和美国对华政策（1931—1949）》，载［美］入江昭、孔华润：《巨大的转变：美国与东亚（1931—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4—265页。

[68]［美］谢伟思：《美国对华政策（1944—1945）》，王益、王昭明译，杨若云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8页。

[69]《美国和赫尔利将军呈蒋委员长有关国共协议之基本条件建设》，载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五编中共活动真相（四）》，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89页。

[70]《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395、393、394页。

[71]［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中美关系的历史剖析》，张静尔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53页。

[72]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28、34、35页。

[7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03页。

[74]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版，第326页。

[75]周恩来：《关于和平谈判的报告》，载《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15页。

[76]［美］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二次大战时期白宫实录（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48页。

[77]［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陈启迪、王伟明、马宁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14页。

[78]《中国战区史料》第2卷，转引自资中筠：《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43—44页。

[79]［美］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基辛格回忆录（第四册）》，陈瑶华、方辉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第30—31页。

[80]［美］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0—411页。

[81]朱明权主编：《尼克松—福特时期的美国对华政策（1973—1976）》，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页。

[82]同上书，第187—188页。

[83]转引自杜超：《战争效益：从不计代价到合理投入》，《中国国防报》，2004年6月3日，第3版。

[84]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战争战略论》，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第603页。

[85]《汪洋：中美对话为什么重要？》（2015年6月23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6/23/c_1115694104.htm，最后浏览日期：2015年12月5日。

[86]郑伟：《国际危机管理与信息沟通》，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页。

[87]［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544页。

[88]［美］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苏长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2页。

[89]胡键：《南海危机管理模式及其制约因素》，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地缘关系与区域秩序的建构》，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28页。

[90]［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页。

[91]［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门洪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92]胡键：《南海危机管理模式及其制约因素》，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编：《地缘关系与区域秩序的建构》，时事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93]李巍：《战略竞争时代的新型中美关系》，《国际政治科学》2015年第1期。

[94]张沱生：《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增信释疑》，载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4页。

[95]刘源：《新时代防务智库的使命和挑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2006）香山论坛论文集》，载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军事分会编：《亚太地区的和平发展与地区安全》，军事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6—20页。

[96]［西班牙］胡里奥·里奥斯：《“中国梦”不是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参考消息》，2013年11月11日，第11版。

[97]2013年1月12日，安倍就通过世界报业辛迪加发表文章，称“中国试图把它对争议岛屿周边水域的管辖变成既成事实”，南中国海“似乎要变成‘北京湖’”。

[98]薛力：《中国需重塑对外话语体系》（2015年6月29日），英国《金融时报》FT中文网，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2719？full＝y，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2月29日。

[99]张沱生：《发展中美关系必须增信释疑》，载王缉思、李侃如：《中美战略互疑：解析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9—104页。

[100]《美国学者称中美“相互确保抑制”对世界有利》，参考消息网，http://m.cankaoxiaoxi.com/china/20130924/276570.shtml，最后浏览日期：2016年3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