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空间里的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有学者分析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构建中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大国之间存在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种纷争包括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和纠合传统安全问题的复合型利益矛盾两种类型；另一种是大国之间不存在明显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这类问题更容易让大国间产生合作共同面对和解决的欲望^[8]。对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而言，一些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显示出许多新问题，一些问题领域存在利益交错和“规则空白”。一方面这些规则空白为两国间进一步实现安全合作从而达成新的规则提供了空间；但另一方面，如若处理不好，不愿做出妥协和让步的国家为了谋求绝对的战略优势，寻求自身的绝对安全，也容易在规则制定上与他国产生摩擦，最终将一个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溃疡”演变为大国间博弈与竞争的“病灶”。

以网络安全问题为例。近年来，美方在网络等安全领域里对中方的指责体现出美国对中国力量发展所产生的焦虑感在不断上升。尤其是在2013年更因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曼迪昂特诬蔑“中国军方从事网络间谍活动”，而使得中美双方在网络安全议题上的争论愈演愈烈。

中美之间在网络空间里的竞争与博弈，其背后是网络空间治理权和战略优势的谋求，其中网络战略优势竞争包括网络技术优势的夺取、网络军备竞赛和网络话语权竞争^[9]。由于互联网的发展由美国开始，因此美国一直保持着对互联网域名及根服务器的控制。在提供域名解析的多级服务器中，处于最顶端的是13台域名根服务器，均由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ICANN）统一管理，负责全球互联网域名根服务器、域名体系和IP地址的管理。其中1个为主根服务器，放置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杜勒斯，其余12个为辅根服务器。有9个在美国，2个在英国和瑞典，另1个在日本。美国在网络维护上表现出强势姿态，一直寻求保持自身在网络安全领域的领先地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已经把网络袭击的威胁置于跨国威胁清单的最前列，其严重性超过了通常主导该清单的大规模恐怖主义袭击以及在2009年被视为美国头号威胁的金融危机。其全球网络战略体现在其2011年推出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之中^[10]。《网络空间国际战略》体现了美国对网络空间国际合作的重视，而《网络空间行动战略》则是美国军方对《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积极响应和具体落实，为美军在全球开展网络空间行动提供了路线图，标志着美军网络空间军事行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2012年1月，美国发布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再次提出网络安全对于现代武装力量采取快速、有效的行动的重要意义，并首次将网络安全的重要性提高到确保有效的核威慑之前。2009年6月创建的美军网络司令部是美军战略司令部下属的二级司令部，为强化其网络战能力，2011年和2012年美国网络司令部在内华达州的内利斯空军基地组织了两次“网络旗帜”演习，演习汇集了国防部、四军种、政府机构、国家实验室，以及美国盟友的网络和信息技术专业人士，通过应用全球靶场互联网模拟器，为国防部下属众多司令部提供阻止、挫败网络攻击的仿真训练。2011年12月，以美国为首的23个北约成员国和六个伙伴国举行了代号为“2011网络联盟”的演习，表明北约在网络空间军事化的背景下努力进行网络战合作的考虑。美国通过演习增强了网络攻防能力的同时，也确立了自己在国际网络军事合作中的领导地位，保证并发展了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权地位。自2013年，美国网络军事战略由防御型转向进攻型。2013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Pempsey）上将表示，未来四年美国网络部队将增加4 000人，并增加230亿美元的网络安全投资。美国国会将“根据国防部长的提议，考虑把网络司令部从二级司令部提升为一级司令部”^[11]。

一直以来，中国倡导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2011年中国与俄罗斯等国家向联合国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该草案被称为网络空间国际规则的“中国方案”，是中国希望在网络安全议题中所提供的公共安全产品。

习奥“庄园会晤”达成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共识后不久，斯诺登事件曝光，从而引发了两国外交官的唇枪舌战，并最终同意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通过网络安全小组谈判解决分歧。但美方窃密中国军方网络的行为却并未停止。2014年年初，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头条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一项代号“量子”窃听项目的大量细节，美国在全球范围内部署“监听”网络的事实再次呈现给世人。根据《纽约时报》的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已经在全球将近10万台电脑中植入了相关软件以便于监听，并以此构建一套“信息高速路”系统以备发动网络攻击。与通过网络入侵对方计算机的方式不同，这项技术可以在被监听计算机不接入互联网的情况下完成侵入，而“中国军方是监听的目标之一”。新加坡《联合早报》以《“量子”计划的潘多拉梦魇》为题，发表社论指出，美国政府曾指责中国黑客袭击美国政府和商业机构网站、窃取情报和资料，但对比“量子”计划的新闻，其严重性俨然小巫见大巫。

当然，网络安全的共同威胁也使中美在一定程度上获得寻求共同认知和合作意愿的空间。尤其是斯诺登事件的发生，美国在网络问题上的谈判筹码降低，中美在网络问题上形成对话机制的迫切性凸显^[12]。2013年6月，美国防部长哈格尔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以“美国亚太区域安全政策”为题发表演讲，提出网络入侵的行为已经影响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这表明亚太地区各国有基于这一问题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加强网络安全合作，是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胁下的必然选择^[13]。2013年7月，中美在战略安全对话框架下举行了第一次网络工作组会议，会议就网络工作组机制建设、两国网络关系、网络空间国际规则、双边对话合作措施等问题展开对话。

2014年5月19日，美国指控五名中国公民为中国军方黑客，宣称他们在美国的企业和工会中从事网络经济间谍活动以获取商业机密给中国的竞争对手包括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就这一事件向美国国务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指出美国的起诉系捏造的事实，而美国对中国的网络窃密、监听则是路人皆知。这一事件也迫使中国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14]。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其立即撤销错误决定。“棱镜门”事件曝光已经快一年，美方一直未就其对外国政要、企业、个人进行网络窃密和监听监控的行为做出清楚解释。中国自身是世界上最主要的黑客攻击受害国之一，中国政府和军队坚定维护网络安全，个别国家对中国政府、国防、重要网站实施攻击，这些证据中方是掌握的。与这一时间点相联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表示，美国计划于2016年将网络司令部网络部队人数增至6 000人。此举让人不禁做出联系，每当美军需要扩编网络战部队时，都会借机炒作他国网络威胁，为其发展进攻性网络作战力量制造借口。美方的这一“起诉事件”，与中美构建新型军事关系的良好势头背道而驰，严重损害双方互信。中国政府为此决定中止中美网络工作组活动，中美两军在这个框架下的对话交流也随之中止。美国对中国网络安全规制化的压力不会降低，其试图主导网络空间行为规则并以此约束中国在该领域日益提升实力的战略目标不会改变。

对于中美而言，网络空间安全属于存在利益纷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两国间在这一领域往往会产生包括争夺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摩擦。两军在网络空间里的不充分军事交流往往激发威胁螺旋式增长的现象，而且，愈是“沉默”就越是快速上升，即所谓“沉默的螺旋”原理。所以，发生摩擦中止两军在该领域的交往非长宜之计。两军可以就该问题效仿两军在重大军事行动和海空相遇准则方面的作法，先签订在网络空间里保持交流畅通的备忘，商讨并形成重大问题的相互通告机制，确保两军在网络空间都不去把对方视为敌人而采取进攻行为的机制承诺，进而在解决问题的部分循序形成一些共识；其次，再循机制规则的阶梯上行，最终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确立两军都可以相互让步从而形成有利于共同安全利益的新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