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亚太军事部署与中美新型军事关系

2012年1月，美国政府出台题为《维持美国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防务战略指南》，明确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此为标志，美国加速对其亚太军事部署的调整。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继北约东扩、中东南亚反恐之后，美国对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又一重大调整。此举对亚太地区安全态势产生着深远影响，同样成为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必须“迎面”回答的一个重要议题。

一、美国亚太军事部署

2014年3月4日，美国国防部发布了新版《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DR），阐述了美军的三大主要任务——保卫本土、维护世界和平及全球投送力量，并为美军如何转型指明了方向。在报告正文中，平衡（balance）、平衡的（balanced）、不平衡的（unbalanced）等词累计出现了26次，“再平衡（rebalancing；rebalance）”累计出现了36次，成为了该报告最大的特点，也是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核心。较之前报告有所不同的是，美国重申全球战略布局“再平衡”，提出在重返亚太的同时兼顾中东与欧洲，而推进亚太“再平衡”的调门有所调整。这反映出美方既强调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其全球军事战略部署中的重要地位，也不想因亚太“再平衡”而毁了其中东战略与大西洋联盟，希望全球战略布局有一个“再平衡”。

总体来看，调整军力布署、确保力量优势、强化联盟网络、应对广谱冲突构成了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四大支柱”。为实现再平衡的战略目标，美军对其战略手段、战略力量、战略途径等战略要素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1.加大亚太军力部署

首当其冲的是增加驻亚太海军力量。2012年6月，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高调宣布，2020年前，美国海军力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分配将从当时的5∶5转为6∶4，这包括六艘航空母舰、大部分巡洋舰、驱逐舰、濒海战斗舰以及潜艇^[1]。美国还推进“睡莲计划”，强化第二岛链围堵。为了优化岛链军事部署，美国将9 000名海军陆战队员由日本冲绳迁至关岛、夏威夷等地，重点将关岛基地打造为新军事枢纽，把关岛、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建成美军在亚太地区的“战略三角”。2014年5月，美参联会主席邓普西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将美国战略概括为“2＋2＋2＋1”，即面对着两个重量级威胁——中俄，两个中量级威胁——朝伊，两个必须对付的团伙——基地组织和国际犯罪，一个威胁即网络安全威胁。无论是帕内塔的军事部署，还是邓普西的“2＋2＋2＋1”，美国剑指中国之意再明确不过。尤其是2015年以来，美国在中国周边动作频频，“按部就班”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2015年3月13日，美国发布了最新版的《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报告首次提出印亚太地区新概念，并计划进一步增加驻亚太海军力量。

2.确保力量优势

虽然美军的“再平衡”战略是在其自身实力下滑、国防费用减持的背景下进行的，但美国在调整中注重保持自身力量优势，尤其是通过重塑技术优势以确保整体军力领先。对此，奥巴马在2011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已有明确表示，他将保证美国在亚洲安全方面的投入不会受到美国防务开支在未来任何削减的影响^[2]，而在2015年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奥巴马更加强调“我们将维护我们的科学和技术基础，在我们战胜任何敌手所需的能力方面保持优势”^[3]。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也强调：“各国审视美国（亚太）军力的数字的同时也要着重其增进的技术能力。”^[4]譬如，美国大力推进的“空海一体战”集中体现在“网络化”（建立稳固的海空通信网络，保持决策优势）、“一体化”（密切协调，如利用网络力量打击空中威胁，利用空中力量打击海上威胁等）、“深入打击”（发动系统进攻，直接争夺核心区）三方面，而这些都有赖于高科技手段的支撑^[5]。在实际部署中，美国的确提升了在亚太的高精尖军力的部署，也做到了奥巴马在《防务战略指南》中所强调的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将变得更加灵活，但在能力上不会因为未来的任何防务开支限制而下降的要求。当然，为了节省开支，美军也着手优化军事存在模式，譬如“睡莲基地”的设想，而“轮换驻扎”则是其有效控制开支、提高军事部署灵活性、增强军事力量存在动态化的主要方式。在其2015年3月发布的《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中，美国基于减少成本昂贵的轮换和部署考虑，提出将采取进一步措施，包括增加海外前沿基地的驻军，减少高昂的轮换和部署开支；使用遍布全球的网络化远征部队，与盟国和伙伴合作；运用模块化平台在船只本身不轮换的前提下进行任务和装备轮换，以节约时间和资金。凡此种种皆可看到美国维持海上霸权的雄心丝毫未减，其海上作战能力将不会减弱。

3.强化联盟网络

一直以来，联盟战略在美国军事战略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2月6日，奥巴马在其《2015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清楚地界定了其在亚太地区的盟国关系：“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以及我们同新西兰的亲密合作伙伴，仍是互操作性的典范，与此同时，我们重振了我们与菲律宾的关系，保持了我们与泰国的关系。我们在其他地区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包括我们与以色列的安全伙伴关系和民间关系，对于推进我们的利益必不可少。”^[6]在其2015年3月13日发布的最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中更是明确提出：“基于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国将致力于加强印亚太地区传统盟国和新伙伴关系网络建设。美军将通过各种联合演习提高与盟国和伙伴国的联合作战效能，特别是在印亚太地区和欧洲的两栖作战协同能力。”^[7]

一方面，美军通过加快在亚太地区的前沿部署与导弹防御系统强化联盟网络。美国为维护和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加强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前沿部署和力量投送能力。目前，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共驻有军队30万人。自“9·11”事件后，因应美国新提出的“预先防御”战略，美军将冷战时期留下的庞大军队转为更加轻型灵活的，近年来，这支驻亚太军队一直致力于以增强快速机动能力、远程力量投送能力和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主要内容的质量建设，并通过这一过程加强美与日、韩、澳、泰、菲等国的双边防务联盟，在减少陆军部队数量的同时，增加海、空军力量，以提高美军整体战力。美军的这一做法虽然对其实现打击恐怖主义有利，但使亚太地区的政治形势更加错综复杂，一些亚太国家从平衡亚太地区的大国力量意图出发，在某种程度上希望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但也有国家恃美国军事存在撑腰，在与中国的领土、海洋权益争端中采取较为强硬的立场，更倾向于用军事行动解决问题，这些对中国和平发展的安全环境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军把建立弹道导弹防御系统作为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导弹防御系统，美国在亚太地区形成了以自身为主导的联接日、韩、澳和中国台湾的“多边防务”网络。由于美国坚持以首先使用核武器为基础的核战略，并对一些亚太盟国提供核保护伞，这势必加大美国在亚太地区进行军事干预的系数，并刺激亚太地区出现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对中国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洲际弹道导弹数量很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势必会削弱中国必要的核威慑能力和中国慑止“台独”的弹道导弹能力，这增加了台湾问题的变数，进而导致中美关系在安全领域出现不稳定。

另一方面，美国利用联合军演，借助安全对话平台，推动双边同盟实心化、网络化。美国升级与日本等主要盟友的军事合作，继1996年、2000年后，美日于2012年5月出台第三份联合声明，深化美日“行动合作”与“动态防御”，筹建关岛联合军事设施，推进军事一体化。与此同时，继美韩建立“2＋2”战略对话机制后，美国与菲律宾于2012年4月进行了首次“2＋2”对话。除巩固双边军事关系外，美日澳、美日韩三边对话机制稳步推进，三边联合军演趋于常态化、机制化，美日印澳四边关系网络初显雏形。与此同时，美国还撺掇相关国家逐步激化东海、南海争端，打造西太“海洋争端链”：支持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在西南诸岛部署先进武器；默许菲律宾占仁爱礁并抓扣中国渔民，声援越南袭扰我钻井平台及大规模反华示威。美国还支持印度“东向”战略，借助东海、南海海洋权益争端拉拢相关国家，从而在事实上对我构筑“新月形”包围。

4.应对广谱冲突

美国防部发布于2014年3月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军将加强行动能力的“再平衡”，应对广谱冲突。美军未来面对的冲突既有可能是极端组织或恐怖分子发动的暴乱事件，也有可能是国家发起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反介入威胁。多元化的威胁必然要求多元化的能力，美军必须做好应对复杂对手的准备。这里所说的“广谱”，实质上意味着以反恐为中心的防务政策将正式结束，美军正将战略重心转至应对国家造成的传统安全威胁。报告强调，在反恐及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美军应该构建更均衡的手段，军事打击和威慑要与经济、外交、情报、执法等手段综合匹配，盟友及伙伴的支持与合作不可或缺，尽量规避单打独斗。与此相呼应，奥巴马政府在其2015年2月6日发布的《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建立防止冲突的能力”部分特别强调“朝鲜的挑衅以及东海和南海的紧张局势，提醒人们注意升级的风险。在一支强大军队的支持下，美国的外交和领导作用，对于阻止未来的国家间侵略挑衅行为必不可少，我们可重申我们对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帮助他们建立承受胁迫的能力，让威胁其邻国或违反基本国际准则的国家付出代价，以实际行动实施范围更广的区域战略”^[8]。这其中无论是涉及朝鲜的核武问题，还是东海和南海的海洋权益问题，中国毫无疑问是其广谱应对的重点对象。这一做法强化了中国军队在美军战略设计中的“对手!敌人意象”，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增加了难度，使得中美两军互信的罅隙被人为扩大。

二、美国亚太军事部署对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影响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军事关系虽然多有波折，但总体向前，由于其涉及军事领域，具有较强敏感度，因而受政治关系和政治气候变化的影响颇为明显，往往陷于发展—停滞—再发展的怪圈。中美军事关系仍然存在互信脆弱、交流层级较低、结构性矛盾尚未消除等突出问题，而美国亚太军事部署则在加深了既有难题的同时，又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这些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建构提出了新的议题。

正如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李侃如所言：“如果北京方面确信美国仍具备长期领导亚洲的能力并且华盛顿欢迎中国的崛起（只要北京不挑战美国在该地区的总体地位或关键利益的话），北京会以着眼未来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方式进行很好的适应。如果美国采取一种连贯清晰的亚洲战略且这一战略在该地区受到广泛尊重并被认为是可信的话，北京不太可能与美国‘较量’。”^[9]

然而，事非所愿。中美军事关系的主动权掌握在美方手中，但美方并未对此善加使用，在调整亚太新一轮军事部署的同时，无论是从双方意象塑造方面，还是从军事摩擦发生的可能性方面，美方所为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带来了又一波次的负能量。

一是对手意象进一步深化。随着美军在亚太新一轮战略部署的展开，美军种种所为均在加深中国作为其亚太主要军事对手的意象。美国推行的“空海一体战”、强化与亚太同盟关系的军事网络以及频繁的联合军演、明显加强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的国家的军事关系以及直接介入南海争端等都在刺激着中国。2015年3月13日，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和海岸警卫队联合发布的新版《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在威胁判断上，新战略用了较多的文字描述中国，并认为：“中国海军力量增长也构成了挑战”，给中国标记上了深刻的“对手”印迹。不仅如此，美方在亚太的军事部署也激起了中国民众关于“美国试图包围中国”的看法，再加上美国国内的一系列政治因素的作用，譬如美国国会法案提请、美国军方及军工利益集团对中国军力的有意渲染，这些因素的作用是双重的，不仅在强化美国防务部门视中国为“对手”的意象，也在强化中国政府、军方和民众对于美国对中国国防安全带来巨大威胁的意象。

二是军事摩擦发生几率进一步增大。根据美国最新版的《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美国在兵力运用上将更加突出前沿存在和前沿作战。在作战能力上，首次提出全域进入新概念，即美国海上力量必须在传统的威慑、海上控制、力量投送和海上安保四种必备能力的基础上，增加第五种必备能力，即全域进入。全域进入能力就是确保美军在海、陆、空、天、网络空间和电磁频谱六个领域空间的行动自由，并将美军在六个领域空间的各种行动整合起来，与海上控制和力量投送相结合，打败潜在对手旨在阻止美军进入其濒海和内陆而实施的反进入/区域拒止战略。一直以来，中美两军间就围绕介入和反介入进行着长期的斗争。2012年的美国“防务战略指针”就明确地将中国视为“反介入”作战主要对手，而《21世纪海上合作战略》对美军全域介入能力的强调则使得这一斗争更为激烈，在可预见的未来在海空和网络领域中美发生摩擦的风险有所增加。

三是中美两军关系在中美两国关系中的权重不断上升。伴随着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新型军事关系的建立对于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重要意义愈益突显。在西方现实主义看来，国强必霸的霸权取得靠的是武力的使用，所以，两国军事力量的运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两个大国间不冲突、不对抗的关系成立与否。从这个角度看，中美新型军事关系构建成功与否恰恰决定着新型大国关系建立的顺利与否。换句话说，如果中美两军之间合作关系没有成功建立，就不能够说新型大国关系已经建立起来了。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至少在相当长一个阶段里，中美双方都必须接纳这样一个观点。即，新型军事关系的“新”，首先是在分歧基础上建立的合作关系。不是先去分歧再合作，也不是先有信任再合作，恰恰相反，其“新意”正在于一边保持互疑和分歧，一边还要合作、还要管控分歧，确保不冲突，不对抗。

其次，中国提出的新型军事关系超越了军事丛林法则和军事达尔文主义，摆脱了冷战时期的简单对抗思维，不做非敌即友的粗糙战略定位。对于中方而言，主张地区共同和平，但不是建立反美联盟，也不是取代美国称霸；致力于建设适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军队，而不是与美军比拼军力的强大；探索中美两军交流合作路径，欢迎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建设性存在，充分认识到美国霸权现实的双重性，既承认具有一定的历史客观性，同时反对霸权的主观能动性，清楚反霸不是反美，在反霸中发展中美两军关系，探索发展与美军霸权既合作又斗争的新路线。

最后，新型军事关系是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需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军事力量的和平效能。战略指导重心前移，注重通过军事的非战争手段进行安全态势的塑造，既要针锋相对，又要批亢捣虚。

由于美方在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的构建中居于主动地位，对于后两点认识，中方还需要通过各种途径的沟通，获得美方的理解和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