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工业需求探讨

时间：2023-03-12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政府对暴力产品的购买，构成了对军事工业的主要需求。英国自近代大规模向海外扩张，一直把海军作为其武装力量的重点，因此军舰在其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一直占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国家战略的变化导致对军事工业需求结构的变化。核武器和陆军用装备成为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的重点。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防止台湾独立，战略重点转移到东南沿海，海空军的需求比重自然在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不断得到提升。

军事工业需求探讨_纪念中国社会科学院建院三十周年学术论文集·工业经济研究所卷

军事工业需求探讨

赵　英

一、军事工业需求的定义

军事工业广义而言包括3个部分：军事装备，主要是武器的生产；部队生活以及日常活动所需用品；军事装备的修理与保养。笔者探讨的是狭义的军事工业的需求，即生产军事装备的军事工业的需求。狭义的军事工业需求可以分成直接需求与间接需求（或派生需求）两部分。军事工业的直接需求（也即对军事工业最终产品的需求），主要由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和既定的国内、国际环境中，出于对内维护国家稳定与秩序，对外维护国家安全与国家利益需要，而形成的对军事装备（也即军事工业最终产品）的需求；组织甚至个人出于某些需要对军事装备的需求，则构成了军事工业直接需求的次要部分。军事工业的间接需求（或派生需求）指的是：由于军事工业生产、运营对其他相关工业产生的需求（我们称为间接需求1）和由于军事工业发展、建设以及研究开发所引发的需求（我们称为间接需求2）。

军事工业直接需求表明，军事工业主要用户与产品购买者是政府，这一根本特征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其他特点，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本质上存在着远离市场的特征。军事工业的直接需求，从主要方面来说，是政府对暴力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对暴力产品的购买，构成了对军事工业的主要需求。军事工业作为暴力产品的提供者，实际上提供的是一种公共产品。因此，政府的安全战略与政策对军事工业需求具有决定作用。由于政府的安全战略与政策，是由当时政府的官员通过必要的政治决策程序制定，是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购买行为，因而军事工业需求是一个“公共选择”过程，具有很强的政治经济色彩。政府对军事工业产品的直接需求如果通过国内来满足，那么一般会通过政府订货来解决；如果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一般来说也带有较强的政府管制色彩，或者直接在政府间进行交易。

除了政府购买之外，对军工产品还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组织与个人的需求。尽管军工产品在国内、国际上的销售都是处于政府严密管制之下，但是由于对军事工业的产品需求是多方面的，军工产品仍然是商品,军工企业也要追求利润，因此仍然存在着不同程度上的组织和个人对军事工业产品市场需求。例如，世界上的恐怖主义集团、黑社会团伙均是军火黑市上的大买家。有些国家的私人侦探公司、保安公司也是武器的合法买主。有时某些国家政府为了达到某种战略目的，以各种掩护渠道向武器市场销售产品,这种政府支持的销售行为，有时规模相当大。组织和个人对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尽管从整体上难以与政府需求相比，但是在某些领域对军事工业企业仍然有着较大的影响。例如。美国是世界上居民持有枪支最多的国家，美国生产枪支的军工企业把美国国内市场作为其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军事工业生产、运营必然对其他相关工业产生较大的连带需求（间接需求1）。例如，建造军舰的工厂，既需要钢铁生产企业向其提供特殊钢材；需要电子生产企业向其提供仪器仪表以及雷达系统；也需要生产生活用品的企业向其提供生活用品。军事工业的发展、建设自身会带来对军事工业企业所需设备、材料、人员、资金的需求（间接需求2）。例如，建设一个坦克厂，需要机床、建材、检测实验设备、工人和技术人员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军事工业一般来说属于高技术产业，因此军事工业科研开发带来的新技术、新装备的间接需求，对国民经济往往有重大推动作用，甚至催生新的产业。例如，随着美国核武器的开发，推动了一代又一代超大型计算机的研究开发；互联网就起源于美国军方为了保障核战争时指挥畅通而开发的通讯系统。

军事工业产生的间接需求1，一般来说是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发生的,而军事工业间接需求2则是在扩大再产生过程中发生的,这两个过程难以绝对分开。我国的战斗机由歼8Ⅰ改为歼8Ⅱ，基本生产设备与工艺流程不变，但是也要添置一些设备，改进一些工艺。

军事工业基本上是一个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工业，关联产业很多，产业关联的层次也相当高，因此其间接需求的影响面很广，会对国民经济产生波及效果。

二、军事工业需求结构分析

政府需求构成了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基本结构。政府根据稳定国家内部秩序、维护国家利益的需求，制定的国家安全战略，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具体结构。由于国家规模不同、国家利益的主要体现不同、国家所处的地缘政治位置不同、国家面临的军事威胁不同、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义务不同等，导致了不同国家采取不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导致了武装力量的不同结构，也导致了对军事工业不同的需求结构。

英国自近代大规模向海外扩张，一直把海军作为其武装力量的重点，因此军舰在其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一直占有压倒性的重要地位。1860年英国第一艘装甲舰下水，从此开始了建造巨舰的竞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军备竞赛主要体现为“无畏”舰的建造。英国的战略意图就是，使英国的两个完整舰队，每一个都比德国在战时所能动员的全部舰队还大。国家战略的变化导致对军事工业需求结构的变化。我国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末，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威胁，因此一直以防卫来自北方陆上的全面入侵为战略重点。核武器和陆军用装备成为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的重点。目前我国面临的安全问题主要是防止台湾独立，战略重点转移到东南沿海，海空军的需求比重自然在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不断得到提升。

军事工业的技术和产品构成影响着国家的安全战略，影响着国家对军事工业产品采购的能力，同时也就反过来影响着军事工业的需求结构（包括直接需求结构和间接需求结构）。一般来说，军事工业中，技术、资金比较密集的行业，往往处于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中较为重要的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芯片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美国对军事产品的需求结构明显地向航天和电子产业转移。“由于宇航业、电讯设备和电子元件具有军事意义，它们也同样获得了为制造业提供的财政拨款的几乎80%”（罗拉·迪森，1996）。

军事工业产品大部分是政府财政采购，因而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购买资金的软约束。但是，由于政府不可能不顾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的需要长期保持大量的军费支出，政府财政支出受到各方面的监督与掣肘，受到财政能力的限制，因此政府的军费支出实际上存在着一个最高边界。如果超过这一边界，政府和政治家就难以忍受经济、政治上的压力。由于军事产品的购买必须以能够满足国家最低安全需求为目标，政府对军事产品的需求也存在着一个最低边界。因此。尽管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弹性较小，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在价格、技术水平以及国际环境变化不大的一定区间内，仍然基本上符合“需求向下倾斜规律”。

图1　军事工业产品需求曲线（以军用飞机为例）

从图1可见，飞机价格越低，购买数量越多。但是在单机价格4000万～5000万美元的区间内数量不再发生变化，这就是政府为了维护国家最低安全需求，导致军事工业产品需求缺乏弹性的表现。一个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其战机必须维持一个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的最低数量，在这一范围内，需求弹性很小。同样，我们在图1可以看到，在单机价格2000万美元左右的时候，需求弹性也很小。这是因为尽管价格低廉，但是由于政府受到的财政和政治束缚（例如议会对军费开支的监督，民众对政府盲目增加军费不予以支持等），政府在国际环境不发生重大变化，边际效用已经很低的情况下，只能满足于一定数量的采购。对战略武器来说，由于其威慑能力与打击能力可以“科学”地计算，因此政府采购受到的约束更大，需求弹性更小。以原子弹为例，10颗原子弹与30颗原子弹在核威慑中作用是一样的，但是不能少于10颗。这样有关国家政府在10颗范围内可能不计成本。因为10颗原子弹带来的综合效益是国家可以不受核讹诈，可以具有国际威望，可以有效地维护国家经济利益等。

正因为军事工业产品需求也要受一般经济规律束缚，因此在技术比较密集、资金比较密集的行业，政府军事装备采购往往是中批量、小批量的。例如，政府对某种飞机的采购，一般是以百计的（如F16战斗机）；大型军舰的采购，一般是以十计，甚至是单件生产的（如三叉戟级核潜艇）；航天飞机的采购则只能是单件的。尽管采购数量少，但是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的军工产品在政府军费支出中所占比例却是最高的，在政府国家安全战略中所占地位也最重要，其需求也往往缺乏弹性。例如，“美国在海湾战争中使用的各种制导弹药，其数量占全部弹药的8%，而费用却占了全部弹药总费用的84%”（安·马库森、肖恩·斯科蒂冈，2000）。

尽管作用不同、技术与资金密集程度不同的军事装备，在政府需求结构中占不同的地位，但是，由于军事力量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由于武器装备的技术特点，由于战争的客观规律，在军事装备需求结构中，各种军事装备必须保持相对的均衡。一是在战略武器与战术武器之间要保持相对均衡。如果在战略武器与战术武器间失去均衡，就可能导致国家受到威胁时，难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灵活反应。例如，古巴“导弹危机”中，由于前苏联海军难以在公海上与美国海军抗衡，使赫鲁晓夫大丢其脸。二是在陆海空三军武器装备之间要保持相对均衡。例如，在采购战斗机的同时，也必须采购一定数量的军舰和大炮、枪支。不同的国家由于其国家规模、地缘位置等方面的不同。其陆海空三军的均衡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内陆国家甚至不需要海军。三是在先进武器装备与相对落后的武器装备之间要保持相对均衡。世界各国的军事力量都是先进武器装备与相对落后的武器装备搭配使用的。国家面临的安全问题是多种多样的，不同武器针对国家安全的不同需求，使用寿命是不同的，具有不同的成本效益比。高技术武器在特定战场中，对使用低技术武器的敌人并不一定有效。武器寿命可以通过不断改进得以延长。例如，美国的B52轰炸机通过不断改装成为巡航导弹的搭载平台，至今仍大有用武之地。更重要的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可能不顾预算约束，一味地采购先进武器。四是在各兵种内部、各种成建制的部队内部，武器装备构成上更要保持均衡。在各军种内部，这种均衡性要求表现得更加强烈。一个机械化步兵集团军，必须配备相应的坦克、大炮、汽车、直升机才能形成合成战斗力。这种均衡还表现为紧密的技术、战术上的联系。例如，为了满足一定数量的大炮投入战斗，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汽车为之供应弹药。特定的部队序列、编成，就意味着特定的武器均衡配置，意味着对武器装备的特定结构性需求。

笔者之所以对武器需求的相对结构均衡进行比较深入的论述，意在说明：一是武器需求的相对结构均衡，使得武器需求具有结构性的“强制性”。一旦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和利益的考虑，决定在军事力量、军事装备的规模、水平方面有所变化，那么这种变化必然是整体性的，存在着一个最小有效规模。低于这一规模，非均衡的武器采购将使军事力量的实际作用大大降低，使新武器装备的边际效用大减。因此，军事工业的各个行业也必然要相对均衡地发展。武器装备需求具有结构性的相对稳定性。一旦一种相对均衡的结构形成，由于其整体性，必然对政府、军队考虑新武器系统的发展与使用产生影响。二是武器装备之间紧密的技术、战术联系，不仅对政府采购具有强制性，而且使武器的需求往往成为“系统的需求”。当代战争已经由武器对武器的对抗转变为系统对系统的对抗。从是否具有高技术武器系统的集成能力，可以确定一个国家军事工业的真正能力与水平。例如，侦察卫星的使用必须在陆海空三军配备相应的接受装置；核潜艇必须配备专门设计的潜射导弹；核武器必须具有运载、指挥、通讯系统。三是由于这种结构上的强制性，使相同规模、国力基本相同的国家，在国家安全力量的形成与编成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使它们在军事装备的需求方面也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例如，任何核大国，其核打击力量都是由陆基远程战略导弹、战略轰炸机、核潜艇构成的。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有效的“第二次打击力量”，才能使核威慑可信。结构上的强制性对世界军备竞争产生重要影响。同一级别的对手，势必采取与对手大致相同的军备发展态势，于是世界范围内的军备扩张就进一步发展，对某一领域中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就不断“水涨船高”。四是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与采购，必然带有强烈的整体性与计划性。武器装备结构上的强制性，使军事工业内部产业结构也必须保持一定的均衡性，使军事工业的间接需求也必然带有比较强烈的整体性与计划性。当国家安全战略或者军事技术发生巨大变化，仅仅靠扩大军事工业现生产能力难以满足国家安全要求时，军事工业间接需求2的变化也就相当大了。

三、经济发展与军事工业需求的相互关系

（一）经济发展是军事工业需求的基础

只有经济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国家才可能有支持军事工业发展的强大财政能力，才可能有对军事工业产品的较大需求。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能够满足军事工业需求的供给状况，决定了可用于支持军事工业发展以及军事产品订货的资源边界。国家税收是强大财政能力的基础，税收多少，则取决于经济的发展状况。在当代，高级武器系统越来越贵，例如，一架F-117A战斗机的造价为1.1亿美元，一架B-2型轰炸机造价为8.1亿美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西方国家一辆坦克的造价约为10万美元，90年代末美国一辆M1A1坦克价格为251.7万美元；俄罗斯一辆T-72MBl价格为298.9万美元；法国的一辆勒克莱尔坦克价格则高达850万美元。产品价格高昂使得财政对军事工业产品需求的约束越来越明显，对一些中小国家来说尤其如此。

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是该国政府发展军事工业，提出军事工业发展目标，确定军事工业需求的基本出发点。维护与发展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主要内容，因此国家安全战略与政策的制定不能不以经济利益的状况作为指导方针。维护与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的需求，自然对军事工业需求起着引导作用。国家的经济利益是动态的，随着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和经济需求的变化而发生变动。例如，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石油供应基本上可以由国内来满足。而到了1998年中国石油进口已经达到5739万吨。大量进口石油使中国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安全扩展到中亚、中东，必然对相关的军事工业需求与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经济发展的既定阶段，政府对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是相对稳定的。政府出于国际环境变化、遇到突发危机等原因增加军事工业产品需求时，可以通过充分发挥既有军工企业的生产能力（如由单班生产改为两班或三班生产）或动员一部分储备能力予以解决，这时扩大需求主要表现为对军工产品直接需求的扩大以及由于直接需求扩大引发的间接需求1的扩大。经济发展经过一段时间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后，提出了对维护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的新的需求，或者发生了新的军事技术革命，国家安全战略不能不发生较大变化，这时就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或者建设新的企业，经济发展对军事工业间接需求2的影响开始显现出来。

国家经济整体状况制约着对军事工业的整体需求，制约着军事工业的发展。国民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工业的发展，形成了军事工业的技术、经济基础。军事工业既是建立在一定财政基础上的，更是建立在一个国家雄厚的技术、经济基础上的。军事工业是技术、资金密集的、综合性的加工工业。一个国家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需要机械工业提供装备，需要原材料工业提供材料，需要电子工业提供仪器仪表，需要能源工业提供动力。由于在许多领域军工产品与民用产品实际上在技术经济上是难以绝对区分的，因此，为了低成本地获得零部件，军事工业必须在许多领域依靠民用工业以获得高质量的零部件供应。总之，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较为完整的、高水平的工业基础，没有比较健全的产业结构，就难以建立高水平的军事工业，就难以满足军事工业自身发展的需求。

国家的资源配置方式对军事工业的需求也产生着重要影响。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的资源配置力量很强，因而可能导致对军工产品的过度需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由于存在着对于政府支出的各种经济、政治约束，因而军事工业的需求可能会受到较大的限制。

国家天然禀赋如何，对军事工业需求也有重要影响。如英国、日本这两个缺乏自然资源，经济发展依赖与海外贸易的岛国，存在着对海军军事装备的巨大需求。

（二）军事工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军事工业需求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当代经济学中是一个热点问题，尤其是冷战期间，对于军备竞赛给予经济的影响，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从目前文献看，虽然对军事工业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还难以得出确切的结论，但是，在以下几点上认识是较为一致的：

1.军事工业需求导致的政府军费支出，在很大程度上属于非生产性支出，但这种支出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军事工业需求导致的政府军费支出，是为国家经济发展支付的“保险费”。这笔巨大的“保险费”体现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成本的一部分。马克思将人类为应付不幸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的后备资金或保险基金视为必要的扣除范畴，一个国家为安全支出的军费也属于这一范畴。

2.长期存在的、规模过大的军事工业需求、政府军费支出，无疑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使国民经济不堪重负。一是武器装备的消费是一种特殊的非生产性消费，不直接为社会再生产过程提供实现要素。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能力既定的情况下，军事工业需求增加，会导致全社会用于消费和积累的资源减少。长期存在的、规模过大的军事工业需求，将导致对军事工业间接需求2的持续扩大，长期占有对国民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资源，减少其他产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源，使全社会为军事工业需求付出的机会成本过高，降低全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益。大规模、高水平的军事工业体系发展，自身就构成了对军事工业的巨大需求。这种需求过度扩张，就会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重工业自我扩张，必然挤占其他工业发展所需的资源，使其他工业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资金、技术人员的稀缺程度更高，因此过度发展军事工业对于其他产业会产生更大的负面影响。二是长期的、规模过大的军事工业需求，导致国家经济结构失衡，资源配置失衡，使民用工业发展滞后，从而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三是长期的、规模过大的政府军费支出。将影响人民收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抑制民用消费品市场需求，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影响整个国家的政治稳定性。

基于以上两点比较一致的看法，笔者认为，如果能够在满足国家安全的前提下，保持对军事工业产品的适当需求，保持军事工业需求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占适当的比例，保持军事工业需求与其他工业需求的适当比例，保持军费开支在国家财政中占适当比例，军事工业需求对国民经济发展是可以起到积极影响的。“有人用‘大炮和黄油’类推的方法，强调防务开支与凯恩斯的需求拉升函数的作用相同，会限制经济的增长。因为这些开支同投资不同，它不会在未来产生收入。埃米尔·伯努特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他对44个经济欠发达国家1950～1965年间的发展情况的研究表明，防务开支与经济发展是正相关的”（大卫·德农，1992）。军事工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军事工业与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利益的扩展基本同步或适当超前，在平时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基本前提条件，为国民经济顺利运行提供了保障，避免或减少了由于外部政治、经济、军事环境变化给经济发展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在战争时期，为国家继续生存创造了条件。例如，如果不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集中力量发展了前苏联的军事工业，苏联红军就难以战胜德国的闪击战。

（2）由于军事工业处于产业结构中较高的层次，因而军事工业的发展对其他工业的发展起着较大的带动作用。例如，航空工业对电子工业、冶金工业、新材料工业、机械工业、纺织工业、燃料工业、兵器工业、橡胶工业、石化工业等都起着带动作用。

（3）由于军事工业基本上是高技术产业，因此政府对军事工业科研开发项目进行的公共投资，促进了科学技术进步。当代航空工业的发展就极大地促进了空气动力学技术、飞机总体设计技术、喷气推进技术、航空电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高强度合金复合材料技术、航空仿真技术等领域的技术突破。由于这些科学技术突破在很大程度上是基础理论领域、共用技术领域的突破，具有很强的正的外部性，因此其对整个科学技术、国民经济的进步，必然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军事工业在不同领域具有不同的兼容性，因而政府投资进行的研究开发项目，其成果必将转向民用。

（4）军事工业需求所带动的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同样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如我国“三线”建设中，四川省的“发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6.4%。这期间建成的几条干线铁路，沟通了省内外及与全国的联系，1975年底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883公里，占全国铁路营业里程的6.27%；其他如公路、内河通航里程分别在全国通车、通航里程中占7.8%和8.4%（马泉山，1998）。

（5）军事工业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对于一个国家工业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对国际贸易收支有巨大影响。美国和俄罗斯的军火出口，在其总出口额中占有重要地位。由于国际军火市场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军工产品往往价格昂贵。因此，依靠军火出口，有关国家既可以降低军工产品的生产成本，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平衡贸易收支；反之，如果一个国家的军事装备长期依赖进口，则可能导致较大的贸易逆差。

（6）由于现代高技术产业研究开发的投资规模越来越大，投资失败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因此在战略性高技术领域中，即使是实力很强的私人企业也难以承受投资失败的风险。即使研究开发可能获得成功，如果没有使之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市场前景，仍然足以使任何私人企业却步。在高技术产业尤其是与军事需求密切相关的产业刚刚开始起步时，政府对军事工业的投资起着风险投资的作用，而且由于政府订货可以承受较高的价格。因此对有关产品逐步降低价格，转入民用领域起着市场导入作用。

（三）军事工业需求与经济发展周期的关系

扩大军事装备的采购，作为一种扩大需求的政府公共政策由来已久。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转向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经济发展周期以及形态与西方国家有了越来越多相似之处。我国政府也正在采取与西方国家政府相似的“反周期”宏观经济政策，对周期予以“烫平”。因此，有必要对军事工业需求与经济周期的关系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从近代世界经济发展史看，在经济周期处于谷底的时候，西方列强往往把扩大军事工业需求作为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尤其如此。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国都把扩大军费支出作为走出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例如，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后历次经济危机中，把扩大军费支出、增加军事装备研究开发与订货，作为“反周期”的手段。“军备开支通常是作为一批措施中的一种，在每一次商业周期用来对抗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就这种意义讲，它有助于提前结束了几次经济衰退”（维克托·佩洛，1975）。军事工业需求的规模变化（包括直接需求与间接需求），也成为影响经济周期波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军事工业规模较大的国家来说。军事工业需求突然大规模缩减，可能导致经济衰退；而军事工业需求突然扩大则可能导致经济景气。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凭借美国的“军火特需”实现了经济高涨。

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扩大军费开支刺激经济发展，有两种选择:第一种类似德国、日本、意大利、美国等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所做的，使整个经济转到了战时经济的轨道;第二种是根据经济危机情况，适当地增加军费开支，在经济危机得到缓解后逐步降低军费开支。第一种选择，将持续地、全面增加军事工业需求，对于爱好和平国家来说不遇到危及自身生存重大威胁，不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可以做进一步研究。从经济理论上看，在经济周期的谷底，用政府支出去架桥铺路，还是购买坦克对经济增长都会产生刺激作用。不同的是，两者谁对经济恢复的刺激更大，更有效。从带动就业，为国家经济今后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推动消费而言，可能加大政府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更加有效。对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是如此。但是，扩大政府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选择受到两方面制约。一是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投资到了一定规模，就失去了对经济增长的带动力，因为基础设施也存在着过剩、过度的问题。基础设施过剩、过度，不仅使政府投资起不到拉动经济的效果，而且将增加政府对基础设施运营的财政补贴。20世纪90年代的日本，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二是基础设施投资带动的产业层次不高，拉动的产业链条短，对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有限。因此，即便是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周期的谷底也有必要考虑适当扩大对军事工业的需求。

军事工业产业链条长、附加值高、涉及工业部门广。通过对军事工业订货和投资，不仅将使军事工业获得市场和技术开发能力，还将带动产业结构中处于高层次的产业持续发展，同时对机械、电子、化工、新材料、钢铁等产业也产生波及效果。由于政府在平时总要给军事工业企业一定的补贴和军品生产线的维持费，如果把这些费用再加上一些军费以订货款拨给企业，则可以减少军事工业国有企业亏损，同时也可使企业装备和技术有所提高。我国通过“863”计划等已研究出一批高新技术装备，这些装备如果长期不投入生产，将不利于继续改进和提高，也难以了解其实际效果。更重要的是，我国军工生产队伍的科研开发能力将得不到锻炼，一旦遇到危机，动员能力也相应下降。

我国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的挑战。而下一步产业的发展与选择不可避免地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如宇航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等）。因此，在经济周期的谷底，政府扩大对军事工业的需求，可以在经济周期谷底，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为经济新一轮发展创造新的增长点和支柱。由于我国军事工业已走上了军民结合的道路，建立了军民兼容的体制，因此国家对军事工业订货和投资，必然产生“外溢”效应，使民品生产受益，提高我国工业整体水平。我国曾有过以扩大军费开支来刺激经济的成功案例。如汽车工业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几次不景气中，就是由于国家给军队换汽车，进行订货，而走出了低谷。美国布什政府在“9·11”事件后，立即增加了军费开支，其用意就是为了刺激美国经济增长。处于经济周期低谷时，增加军费开支不仅对烫平经济周期有作用，更重要的是保持一个国家战略性产业的科研、生产能力。从长远的经济发展角度看，战略性产业的能力比即期的获利更重要。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济周期处于谷底时，适当扩大军费开支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

四、军事工业需求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

（一）国家安全战略对军事工业需求的影响

1.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基本威胁的确定，决定了政府在财政方面用于军事工业需求的总量（包括直接与间接需求），决定军事工业产品需求总量与军事工业规模。如冷战结束后，俄罗斯与美国都对核武器数量进行了较大幅度削减。

2.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对国家面临的基本威胁的确定，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战略重点。国家安全战略基本目标的变化，则可能导致军事工业基本需求的变化，导致军事工业需求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国家对基本战略目标的确定，不仅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轻重缓急，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顺序，而且决定了军事工业内部的产业组织结构。在政府支持下，军工企业有稳定的需求规模和高额利润，而现有企业又难以满足时，就会有新的竞争者进入军事工业的有关产业，军事工业内部的竞争就会加剧，军事工业企业的专业化程度（军品生产在企业中所占比重、产品的集中程度、专用设备的比重）就会提高。而当需求突然大规模减少时，军事工业内部的兼并、重组就会加剧，就会形成若干垄断寡头。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军事工业需求大幅度减少，经过合并重组形成了波音公司、洛克希得-马丁公司、雷神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四大军火公司，它们在各自领域中都处于垄断地位。当军事工业需求突然大规模减少时，军事工业企业也会朝着军民兼容型企业发展。

3.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国家安全状态的判断，决定了军事工业需求的状况。在国家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时，军事工业需求在国家整体需求中处于优先满足的地位，国家资源配置整体地向军事工业倾斜。战争时期，国家安全战略随着军事战略的急剧变化而变化，因此战时军事工业需求也以很快速度发生变化。和平时期，军事工业需求一般较大程度地低于生产能力，而进入战争状态，则需要把相当大部分民用企业转用满足军事装备的需要。由于军事工业需求在平时与战时的极大不同，就必须进行生产能力的储备，也即军工动员能力的储备，储备能力的确定则取决于政府对国家安全状态的判断。

4.国家安全战略对于军事工业的长远发展，起着一种需求信息引导的作用。根据国家安全战略，减少了政府采购行为的不确定性，军事工业企业可以具有足够的预见，大致预测政府需求的重点与方向，从而在科研开发、生产经营等方面做出相应的努力。由于重大军事装备从预研到定型生产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才、设备，因此通过国家安全战略保持军事工业发展与国家安全需求同步非常重要。军事工业的发展，必须以政府的安全战略为前提。

5.由于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状态的战略判断带有很大主观成分，因而对于军事工业的需求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政府对危机的判断失误，就可能导致军事工业需求过大或者过小，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实际需要。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判断往往以主要敌对国家行动为转移，容易处于“囚徒困境”，过高估计国家面临的风险。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政府官员与机构对国家安全态势的判断与偏好，也对军事工业需求产生重要影响。

6.国家安全战略中对于国家安全状态的判断，对于战争形式与特点的预测，对于未来武装力量任务与方法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军事装备的具体技术、经济指标和战略、战术性能。对于战略武器尤其如此。

（二）军事工业需求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影响

1.只有满足必要的军事工业需求，才能保证国家安全战略力量的核心——军事力量能够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

2.军事工业需求的满足程度与能力，成为政府考虑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对国家安全战略形成重要的制约条件，成为政府选择获取安全途径的重要因素。由于不具备自主开发制造能力，许多国家不得不选择从国际市场购买武器；中小国家不能不联合起来制造或购买武器。例如，欧洲战斗机（EF2000）研制费和采购费分别为90亿美元和330亿美元，由于耗资巨大，英国、德国、法国、西班牙等国家只能联合研制，分摊费用。

3.由于反映当代国家军事实力的武器系统技术越来越高，研究开发费用和武器造价越来越昂贵，研究开发周期越来越长，风险越来越大，使军事工业具有很高的进入门槛。军事工业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指标，军备发展战略本身就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中国军事工业需求的特点与政策

（一）军事工业需求的一般市场特征

1.军事工业的主要产品，在相当大程度上具有公共产品性质，购买者主要是政府。政府采购是军工产品销售的主要渠道，如洲际导弹、核潜艇、歼8战斗机等，只能由政府购买。巨大的政府军费支出，足以在军工产品市场上对军工产业发展形成决定性影响。由于政府处于买方垄断地位，军工企业只有在政府的支持下，按照国家安全战略的需要，才能规划长远的科研开发与发展。因此，政府实际上对军事工业间接需求也具有决定性影响。政府不仅决定着军事工业需求总量、需求方向，而且还决定着产品的技术水平、性能、标准、质量。战略导弹的研制，首先要符合政府的核战略；坦克、大炮、步枪等兵器的研制，首先要考虑部队提出的战术要求。武器的定型验收、生产、配套、列装等一定要经过军方的认可。各国政府在采购中普遍采取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很多国家对武器采购制定了法律，以保证武器采购合同的实施。

2.由于军事工业的主要产品往往具有很强外部性，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全与国际战略的实施，因而国内、国际军工产品市场处于政府与国际组织的高度管制之下。核武器如果流失到恐怖主义分子手中，将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军工产品出售往往与国家的安全战略联系在一起，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国际军事工业市场不能不处于各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的高度管制之下。主要的军事工业产品是在国家间由政府直接进行交易的，或者由有关国家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对有关产品在国际市场流通进行控制。例如，冷战时期，西方国家通过“巴统”（COCOM）对相当多的军事工业的产品、技术、材料以及军民两用的产品、技术、材料进行市场管制。继“巴统”之后成立的“瓦森纳安排”（WA），则负责专门对军品、军民两用技术、物质的出口进行管制；“桑戈委员会”（Zangger Committee）负责制定对非核国家出口核材料、设备、技术的控制条件和程序。军事工业的国际市场受到国际政治以及大国安全战略的巨大影响。战略性军工高技术产品以及相应的军民两用产品的销售，往往取决于有关国家的全球战略安排。具有制造高技术军事工业产品能力的某些大国，可能会组成大国俱乐部或战略同盟，对有关产业的技术、产品的出售、转移进行垄断、封锁以巩固既得利益，维持一定时期内的力量均衡和国际秩序。

3.军事工业产品销售中，从来不存在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相反，这些产业的国内市场结构一般也是不完全竞争的，往往由几个大公司形成寡头垄断或垄断竞争。在某些情况下，由一个厂商（或政府）作市场的供给者，在这种情况下，该企业的市场供给量，就是该产业的市场供给量。实际上这些企业也面临着一个高度买方垄断的市场，产品往往只有一个买主——中央政府。买主出价决定了该产业主要产品的利润，买主购买量往往取决于国家财政状况及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做出的政治决定。买卖双方交易不是通过市场讨价还价，而是通过协商达成的。虽然由于存在着垄断或垄断竞争的状况，军事工业大企业在市场中的地位会较加强，在西方国家通过“院外活动”，使其具有与政府谈判的实力，但由于政府做出的是政治决定，大企业对政府还是属于较弱的一方。有关国家政府的国际武器销售政策中，经济决策与政治决策往往是合一的，因此军事工业面临的国际市场是高度管制的。由于武器国际市场受到高度管制，购买者有限，需求有限，必须以国际市场为目标才能达到经济规模，才能生存（例如任何一个欧盟国家的市场都不足以支持航空工业的独立存在）。因此，这些产业在国际舞台的竞争，往往是以国家为后盾的竞争，有时就直接是国家间的竞争。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在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向沙特阿拉伯出售飞机的竞争中，由中央情报局提供了支持。

4.军事工业产品的需求必然与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经济计划有密切的关系，同时又随时可能产生突发性、爆炸性需求。由于随时可能产生突发性、爆炸性需求，导致军事工业需求波动很大。

5.除政府间的购买合同外，在国际市场上还存在着一个军工产品的“交易市场”，也即由军工生产企业与购买者（政府、企业、某些组织甚至个人）直接达成交易的市场。由于各国政府及国际组织对军工产品交易的严格管制，军工产品在许多领域存在着垄断，军工产品交易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因此这一市场与民品交易市场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交易规则不透明、交易渠道与交易手段繁多、产品价格高昂，缺乏足够的价格信息等特点。这些特点使军工产品“民间交易”在很大程度上处于“灰市场”或“黑市场”状态。尽管如此，军工产品的“交易市场”的存在，仍然可能对军工产品的国内、国际市场产生较大的影响。一是军工产品“交易市场”，使政府可在国内生产还是从国际市场上购买两者间进行选择；从自己开发技术还是引进技术两者间进行选择；从单独制造还是国际合作制造两者间进行选择。选择结果将对一个国家军事工业体系，获得安全的方式，安全成本产生巨大影响。二是军工产品“交易市场”的存在，使政府间交易的价格由于影子价格的存在而受到影响。在国内市场上，政府有时也可以用国际军工产品“交易市场”的价格作为招标的标底，或用来压低国内军工企业的产品价格。三是政府可以选择这一市场作为打破国际管制，改变在市场中的地位，获得军工产品与技术的途径；可以利用这一市场实现自己的某些战略与政策。

（二）中国军事工业需求的特点

1.21世纪初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已经由冷战时期准备打一场来自北方的全面战争转变为准备打一场高技术的局部战争。国家安全战略转变，必然导致军事工业需求的转变。21世纪初局部战争危险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因此海空军装备成为常规武器需求的重点。由于核武器在大国军事战略中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核武器仍然是军备重点之一。

2.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使中国的军事工业需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引进技术，开展国际合作来解决。

3.产品水平的提高，是军事工业面临的主要需求问题，规模、数量是第二位的。

4.军工需求进一步多样化。由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了更多的国际义务（例如派部队、警察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由于军事战略的变化，军队作战方向与范围的变化，保持国内稳定的需求，因而，军工需求日趋多样化。

5.军事工业生产体系已经转为军民兼容的体系，规模大大缩小，经济效益成为军事工业企业必须重视的指标。

6.由于军事工业生产体系规模缩小，保持一个快速反应的军事工业动员体系更加重要。

7.国际市场军工产品竞争激烈，某些国家对中国出口军品指手画脚，因此通过产品出口达到经济规模以降低成本，减少军费支出受到相当局限。

8.政府对军工产品的购买，仍然实行固定价格（成本加5%利润），使军工企业难以在军工产品销售中获得较大利润。军工企业的发展，仍然要依靠政府的科研开发投入。军工企业难以通过在国内销售军工产品实现良性循环，进行扩大再生产，内部机制转换也非常困难。

（三）有关政策构想

1.军事工业需求的招标、订货向民用企业开放（包括非国有企业），通过竞争降低成本，使更多的企业具有军工生产经验，加速军工生产体系的专业化，扩大军事工业的动员基础。

2.进一步加强军工生产部门、企业与部队的预先战略沟通，使军工企业具有足够的前瞻性，发挥军事工业企业的主动性与创造性。

3.政府要在充分考虑国家安全战略、外交战略的前提下，大力支持军工企业在国际舞台上进行竞争，使军工企业面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通过武器出口降低成本，提高水平。

4.在可能的情况下，通过开展国际合作，引进技术等方式，提高我国军工企业的技术水平，降低研究开发的风险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