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军事语言学研究

第二节　国内军事语言学研究

我国的军事语言研究历史比较悠久，而且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有各自的研究重点。从清末至20世纪90年代，军事语言研究都以编纂辞书辞典为主要内容，而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较为零散，不成系统。直到1990年，刘伶的《军事语言学》出版，我国才算正式走上了系统化、理论化的军事语言研究道路。在此之后，特别是近五年，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研究成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提高，在研究范围上也大为扩展。

一　军事语言的综合研究

这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军事语言学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这些研究成果阐释了军事语言的研究对象、介绍了国内和国外军事语言研究的情况、概括了军事语言的发展脉络，对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军事语言的性质特点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成果有：

刘伶的《军事语言学》（1990）是我国军事语言研究的发轫之作。这本书确定了军事语言研究的研究对象及内容体系，全面阐释了军事现象与语言现象的关系，并对军事语体的特点和语言理论的军事应用等方面作了系统的研究；向音，姚亚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系统研究》（2006）全面论述了军语的结构类型、军语的特征、军语和全民通用语及其他术语的相互关系以及军语的发展变化等问题；李苏鸣的《军事语言学研究》（2010）综合考察了国内和国外的军事语言研究，论述了语言现象与军事现象的共变关系。又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深入探究了军事语言运用的特点和基本规律，对军事书面语的特点和主要军事文体写作的语言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马鸣春的《军事语言学通论》（2008）对军事语言的语音特点、语汇特点、语法特点和修辞特点作了系统的描述，并对军事语言的要素作了细致的分析；周大军，汪云的《军语研究发展概观》（2008）在描述了国内和国外的军语研究概况后，指出：一方面，军语的实践促进了军语理论的发展，军语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备带动了军语研究的不断深入。另一方面，军语研究的成果也必将对军语的制定、使用和规范工作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11]周大军的《军语研究述评》（2008）界定了军语的定义和内涵，解析了军语的形式，并回顾了军语的产生和发展；李苏鸣的《军语导论》（2010）将军语区分为广义的军语和狭义的军语，记述了军语的演变历程，对军语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作了详细的分析，还介绍了武警军语的特点和台湾军语的研究情况，此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还有向音的《HNC理论框架下的军语概念体系研究》（2011）、《军语社群中语码转换研究》（2011）等。

二　对我国古代军事语言的研究

我国有着悠久的军事语言使用历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军事活动是古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语言是记录社会生活的工具，因而军事活动必然要影响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使用，对军事语言的记录和训释就出现于各种古典文献之中，这些文献为学者研究古代军事语言提供了丰富的语料。记录我国古代军事语言的书籍主要有以下几本：西汉史游《急就篇》，专设“兵器”一章，对古代兵器的名称予以训解；《尔雅》、《释名》、《方言》等，是以训释字义和词义为主；《尔雅·释天》设有“讲武”篇，训释了苗、狩、撩、宜、治兵等军语；《释名·释兵》也保有弓、弩等军事词语；而《说文解字》和《玉篇》是音、形、义兼而有之，训释也更为详细；《左传》等文献则是以其正文对军语进行辨析解释，后代的注疏又有详证训诂；《孙子》等传注古籍对军语进行了夹注或附注。这些古籍对研究古代军事字词的起源、发展和演化有着重大的研究及参考价值。^[12]

此外，伴随着我国几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出土了各类与古代军事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物，也促进了对古代军事语言的研究。

（一）综述性研究

对我国古代军事语言研究最为突出的成果当属褚良才的《中国古代军语研究导论》（1998），全面描述了我国古代军语的研究历程，探讨了我国古代军语研究的意义和作用，概括了古代军语的研究方法，总结了古代军语的性质特点。它是一部对古代军语专门化、系统化和理论化研究的著作，张永言称其为“在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新贡献”。^[13]同时，褚良才的《汉语史研究的新领域——古代军语研究》（1995）指出，对我国古代军语的研究拓宽了汉语史的研究领域。^[14]

这类综述性的成果还有：曲彦斌的《中国民间秘密语》（1990）对唐宋至明清以及民国的军事语言进行了概括的描述和分析；刘伶的《军事语言学》（1990）则根据大量的古代文献，对代表军旅事物和军事行为的常用词进行了考证，探寻了这些词的起源、演化和延伸；侯昂妤的《中国近代军事学的兴起——学科史的几个问题研究》（2007）则从“学科史”的角度进行了宏观研究，概略地探讨了西方的军事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近代中国军事学的形成与演变、近代军事教育的兴起对学科史的意义、近代军事术语体系的确立以及军事期刊的创办、运行等问题。

（二）对古籍著作中军语的研究

一　些学者还对古籍著作当中的军事语言进行了研究。例如，傅朝的《〈孙子兵法〉军语研究》（2001）用现代词汇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孙子兵法》中的军事语言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对其概念系统的内容、范围、渊源、发展和变化规律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进行研究的还有孟娇的《〈孙子兵法〉军事用语研究》（2006），这篇硕士论文依据军事用语的意义和使用范围，从《孙子兵法》中择选出129个军事用语，将其分为制度、军需、战略战策、自然条件、战事等五个大类，对每一个词语的基本意义和语用意义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并研究了它们的来源、使用和发展情况以及部分军事用语在意义表达上的共同特征；^[15]罗蓓蕾的《〈左传〉军事词语研究》则论述了《左传》中各个军语之间的联系，并对其中部分军语的音、形、义进行了探本求源的分析，并对局部的原始意义进行推求，从而为汉语词汇史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语言材料。

对其他古籍著作中军事语言进行了研究的还有：刘小文的《〈尉缭子〉军事用语研究》（2003），邓飞的《西周金文军事动词研究》（2003），张祥友的《〈说文解字〉军事词研究》（2006），白冰的《论金文军礼系列字》（2007），刘小文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军事用语研究》（2007），吴战君的《〈说文解字〉与古代军事》（2008）等。

（三）其他研究

曲彦斌的《〈军语〉，一部北洋陆军的军事要素词典》（1988）对清光绪三十二年北洋陆军督练处编纂的《军语》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李卫中的《军事成语的文化内涵及修辞特征》（2001）认为军事成语具有其独特的军事文化内涵，它反映了古人对战争的谨慎态度和“以谋为本”的思想以及诸多的谋略原则，在表达上运用了比喻、警策等修辞手法；^[16]褚良才的《中外古代军语的比较研究》（1995）对“汉字文化圈”内的中外古代军语进行了比较性研究。

三　对国外军事语言的研究

国外军语对我国部队军语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人民军队创建后，因为一直和前苏联红军有着友好的交往，所以在军队的建设等诸多方面都吸取了前苏联军队的经验，从他们那里吸收了许多新出现的军事术语。而且刘伯承等老一辈军事家还翻译过前苏联的军语，其中的许多军语甚至沿用至今。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方面我军与国外军队的交流日益增多，另一方面现代体现军事新思想、新战法、新装备的军语也不断出现，进而我国对国外军语的研究也不断加强。对于国外军语的研究除了在双语和多语军语辞书编译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果以外，对国外军语的描述性研究和翻译理论的研究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17]

（一）辞典的翻译和编纂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为给我军的军语建设提供经验借鉴，同时也为从事国外军队研究以及阅读外文军事文献的军队内外人员提供依据，我国一方面发展我军军语辞书的编纂工作，另一方面开始了我军对国外军语的翻译和编纂工作。

1.翻译出版国外军语辞书

这一领域的研究方式是把国外军语翻译成汉语，再编纂成辞典的形式出版，这一方面的成果有：中央人民政府情报署编译的《英汉军语词典》（1952），《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中译本编译组编译的《军事术语选编》（1981），王志川等译的《美军军语释义·作战篇》（1984），军事译文出版社编纂的《外军缩略语辞典》（美国陆军、空军和海军部分三册）（1985）等。

2．外汉/汉外综合军语辞书

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编印的《装甲兵华俄军语划一（初稿）》（1953），俄汉军事辞典编纂委员会编印的《俄汉军事辞典》（1960），中国科学院编译出版委员会名词室编纂的《英汉军语词汇》（1963）、《英汉军语缩略辞典》（1976），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编纂的《新英汉军语辞典》（1983），卫敬贽的《日汉军语常用词汇》（1983），姜康的《英汉军事与技术辞典》（1985），军事科学院外军研究部根据美国国防部《军语及有关术语辞典》编译的《英汉双解军语词典》（1985），海洋出版社编译的《（美）海军术语辞典》（1986），居祖纯的《汉英常用军事词汇》（1987），温金全的《俄英汉军语缩略语词典》（1987），高强的《汉英军事术语手册》（1987），赵常欣的《汉英军语分类词汇》（1989），何正德等编译的《英汉海军术语辞典》（1989），崔长琦的《英汉科技和军事缩略语词典》（1991），刘新强的《英汉军事/技术缩略语词典》（1991），马继东的《英汉/汉英海军常用词词典》（1992），沈国梁的《德汉军语辞典》（1996），崔长琦的《新编英汉/汉英军事词典》（1999），邓万学的《美军常用军语释义》（2000），王启明的《英汉军语辞典》（2002），李思哲的《英汉军事缩略语词典》（2002）等。

（二）理论研究

对国外军语的理论研究集中在对英美国家的英语军语研究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是对英语军语的语言特征进行描写和分析；二是外军军语翻译理论的研究和探索。

1.对英语军语语言特征的研究

顾志鸿的《漫谈英语军语及其缩略语》（1983）从英语军语近义词和多义词词义的辨析、透过字面意义理解军语的真正含义、美军军语和英军军语的差异等方面探讨如何挖掘军语的准确含义，同时还指出了认识和掌握英语军语缩略语的方法；^[18]涂寿鹏的《美军广播电台新闻词语释义——军事英语琐谈》（1984）对美军电台新闻广播材料中一些军事词语的语义进行了分析，同时指出：对于这类军事词语的理解，除了语言因素外，还广泛涉及美军的战略战术思想、组织编制以及武器装备等多方面的知识；^[19]此外还有吕经风，从莱庭的《英语缩略词探讨》（1981），路式成的《谈谈军事英语的理解难点》（1986），胡志敏《试谈军事英语的文体特征》（1994），金经国、魏孟宏的《军事素材中的缩略语》（1995），周大军、汪云的《英语军队俚语探源》（1996），周大军、谷兆明的《英语军语的语言特征》（2001），周大军的《英语军语的语言特征》（2002），《英语军语的词语特征》（2003），李卫中的《汉英军语比较》（2006），曲正梅的《英语军语的词汇构成及语义特点》（2006），杨安良的《美军常用语趣谈》（2007），魏师兰的《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军语缩略语研究》（2009），成凤圣的《军事英语的基本特征分析》（2010）等。

2.外军军语翻译的理论研究

这一领域研究相对比较充分，主要的成果有：高学国的《日文中军事用语的翻译》（1980），居祖纯的《翻译军事文章，一张词汇表就够了吗》（1982），郑襄的《浅谈俄语军语的构成和翻译》（1985），张亚和的《浅谈军事文学作品中的军语翻译问题》（1989），张亚和的《再论军事文学作品中的军语翻译问题》（1990），胡志敏、贾遂山的《对军事英语汉译中若干问题的探讨》（1996），韩子满的《试论英语军事论文的汉译》（2001），周大军的《论英语军语的翻译原则》（2006），张灿的《论军事科技英语文献翻译中的接受问题》（2006），王伦的《目的论指导下的军事术语英汉翻译》（2008），麻丽莉、王祥兵的《军事平行语料库的建立及其在军事翻译方面的应用》（2009），邢敏、于洁、王晶晶的《军事英语的文体特征和翻译》（2009），梁晓波、谭桔玲《国外军事语言研究现状》（2011），杨晓璐、李青《由文体特征谈军事英语文学中军语翻译策略》（2011），于鑫《论俄语军事术语的翻译》（2011），张菊《军事英语的语言特点和翻译原则》（2011）等。

国内目前所研究的国外军语的语种比较单一，因此还需要加强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军语的研究，因为它们反映了更多国家军队军语的特点和军语的建设情况，对他们的研究必将拓宽我们对外军军语的认识，使军语研究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20]

四　军事语言的泛化研究

军语和全民用语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这一方面促进了军语的扩大和发展，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全民用语的词汇。国内学者主要从军语泛化的原因和影响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

（一）研究泛化的原因

对于军语泛化的原因，国内学者的研究角度虽然各不相同，但都比较认同的是，人类的思维方式、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以及语言系统的发展规律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论述军语泛化原因的著作和论文有：

周刚的《试论现代汉语军事术语》（1989）从完全借用和改造借用、完全进入和改造进入两方面，分别分析了军语借用全民用语和进入全民用语的两种情况；^[21]他的另一篇《军语生活话语文化心态》（1990）观察了军事语言在军队内部的泛化使用，指出这种军人在军旅非正式场合下运用的语言变异形式是军语生活化的表现，它反映出军人的特有的文化心态；^[22]刁晏斌的《军事词语的泛化及其变迁》（1994）探究了军事词语在使用中出现大量泛化现象的原因，并通过对军事词语从盛极一时到日渐式微的变化的分析，剖析了社会生活与语言的同步关系；^[23]张峰屹的《军事成语通用化缘由探析》认为军事成语得以泛化的原因在于中国人的独特思维方式；^[24]王雪梅的《军事语言泛化现象产生缘由及其语用价值》（2007）认为语言系统的缺位、人类隐喻认知的思维方式、语用的功能价值以及社会文化的导向作用等因素是军事语言泛化现象生成的主要原因。泛化后军事语言的语用价值主要表现在语言的表现力度、美学意味和创新价值上；^[25]刁晏斌的《“文革”语言中军事词语的泛化现象》（2007）指出在文革期间，军事词语经常用于军事以外的其他领域或方面，并认为这是文革语言的重要特点之一，并对这种现象分两种类型进行讨论，最后探讨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26]周大军的《泛化军语解读的认知过程》（2009）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军事语言泛化的内在机制，认为军事语境以外泛化使用的军语，其语义解读的认知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是对军语隐喻意义的概念整合进行描述，并揭示隐藏在军语隐喻幕后的在线心理认知机制，旨在解释实时动态的军语隐喻意义；第二则是对军语认知主体作用进行分析，旨在解决军语认知主体间差异导致的军语隐喻意义理解的差异问题。这两个步骤的结合可使泛化军语解读的认知研究更为细致、合理和全面。^[27]

（二）军语泛化的影响

对这一问题的探究，大多数学者不仅论述了军语泛化的影响，往往还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这一方面的成果主要有：

刘英凯、钟尚离的《股市语中军事语泛化的语言学分析》（2005）指出股市中的军事语言存在着四个方面过度使用的问题。这种过度使用与历次政治运动的负面影响、股市自身的弊端以及一些作者过于求新求异的心理有关；^[28]刘宇红、余晓梅的《现代汉语中的军事隐喻研究》（2007）发现人们习惯于把紧迫的、对抗性的工作看做一次军事行动，并以此隐喻生成八类派生隐喻以及更多的次级隐喻，认为现代汉语中军事隐喻的普遍现象不仅是一种语用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29]邱明波的《亚文化视野下的军事词语泛化研究》（2008）在亚文化的研究视野下，分析了军事词语泛化的理据、途径、方式、级阶，探讨了词语演变的轨迹和语用规律，探讨了军事词语泛化对语言风格、传播效果的影响；^[30]王德的《军事熟语的文化特征》认为军事熟语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文化倾向、治军传统和民族气节；^[31]向音、李峰的《军事领域言语社区研究》（2011）把军事社群可以看做一个言语社区，并且是一个精神层面的言语社区。认为应该通过合理的语言功能规划，使军事社群各种语言现象各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所长。^[32]在这方面，还有高远、程浩的《军语在商业用语中语义泛化的认知研究》（2011）。

五　军事语言的规范化研究

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和战斗任务的社会群体，工作和行动都必须有统一的规范。这就要求使用规范的语言，才能使意志和行动整齐划一。尤其是战备、训练、作战，更要使用规范化的军事语言，因为在这些活动中更加需要意志统一、步调一致。在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军事语言的规范化、标准化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军队，传达上级指示、下达作战命令、制定训练计划等必须使用规范的语言，否则，会因不能准确地表述或理解指示、命令和计划而造成训练、作战的混乱，甚至贻误战机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所以，我国一直重视军语规范化的研究，所获成果也值得称赞。

（一）军语语义、语法规范化研究

军语语义的规范主要研究的是如何保证军语的准确性和单义性，在使用中不会出现歧义，使命令能够准确、及时地传达到指定单位。对提高部队日常工作效率及作战能力有重要的意义。周大军、汪云的《军语定义的形成及语义规范》（2008）指出在军语的单义性特征之外，一些军语还存在着多义、同（近）义和异义现象，对这类现象的处理是军语语义规范化的主要任务。^[33]

翰承的《军语中的V/N结构》（1997）对军语中普遍存在的动词性成分修饰名词性成分结构进行了细致考察，分析了这一结构在意义、层次、音节和功能等方面的特点，并针对这一结构的修饰语所存在的争议提出了独特见解.^[34]

（二）术语名称的规范化研究

关于军语专业术语规范化的成果有：李苏鸣的《确定武警术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1992）和《建立规范的武警术语体系》针对武警术语的规范化问题，提出了建立与武警军事概念系统相一致的武警军语规范体系的设想；^[35]陈太一的《军事信息方面若干属于定名的探讨》（1999）指出最初源于国外的一些军事信息中的术语，在定名时应该与国际接轨，必须在内涵和外延上与国际相一致；^[36]此外还有，刘悦耕的《军事术语与术语标准化》（1989），万长珍的《我军军事后勤科技装备术语的发展》（1999），王琦的《导弹武器术语标准化探讨》（2001），李苏鸣的《军事语言学研究》（2006），向音的《军事语言规范化探要》（2007），黄英、雷智勇的《〈军语〉规范化问题研究》（2009），张国君的《略谈军事术语定义的撰写》（2009）等。

六　军事语言的思维认知研究

认知语言学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80年代中期走向成熟，现已成为语言研究领域的前沿学科，受到了广泛关注，并开始影响军事语言研究。而军事语言的认知研究主要依靠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语义学理论作为其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对军语的语义进行全新的阐释。^[37]国内的研究主要在于探讨军事语言与人类思维和认知的关系。

国内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较为零散，并不充分，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从思维角度的研究

张峰屹的《军事成语通用化缘由探析》（1994）论述了中国思维方式具有整体系统、直觉体悟和取象类比特点，认为文化的深层基因决定了军语通用的必然性；^[38]毕文波、郭世贞的《军事思维学论纲（第二版）》在军事思维学的框架内，就军语与军事概念的相互关系作了直接的考察，认为两者的关系反映的就是军事领域中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提出了通过军语理解军事概念的若干途径；^[39]；李卫中的《军事用语语义泛化缘由探析》研究了人们使用语言过程中的摹仿、类推心理和求新心理，这些心理因素可能是促使军语语义泛化的原因之一。^[40]

（二）从认知角度的研究

张道新的《军语简称的认知分析》（2003）从认知的角度论述了军语缩略语的基本结构规律，阐述了军语缩略语产生发展的认知基础和认知原则，提出了军语缩略语的族化和类化问题；^[41]周大军的《军语的认知研究》（2008）基于认知语义学相关理论，同时吸取了军事理论和术语学相关的理论和观点，在汉语和英语的语料基础上，采取内省思辨和实证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地研究了军语发生的认知基础、军语语义发展变化的认知途径和军语意义理解的认知过程；^[42]周大军、何星的《“枪”词汇演化的认知理据》（2008）从认知的角度分析了“枪”这一军语体系中的基本词语，认为“枪”范畴的形成造成了其词汇范畴的产生，导致“枪”的基本范畴词和基本意义发展了上、下级词汇和扩展意义；^[43]周大军的《从“兵”看军语语义扩展》（2009）以认知语义学中的隐喻和转喻理论为根据，对“兵”的语义扩展认知机制进行分析。发现，在“兵”的语义扩展的过程中，语义的辐射型变化交织着连锁型变化，隐喻和转喻在其中共同发挥作用。认为“兵”的语义扩展模式可以为认识军语的语义扩展的普遍规律提供启示；^[44]周大军的《泛化军语解读的认知过程》（2009）认为，对于泛化军语的语义理解，其认知过程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是对军语隐喻意义的概念整合进行描述，并揭示军语隐喻背后的心理认知机制，旨在解释军语的隐喻意义；第二是对军语认知主体的作用进行分析，旨在解决由认知主体间的差异导致的隐喻意义的理解差异问题。通过这两个步骤，可以使泛化军语理解的认知研究更为合理和全面。^[45]

七　军语辞典的编纂

（一）古代和近代辞书的编纂

1712年出版的《兵镜或问》是我国关于军事语言辞书的雏形，该书根据我国历代军事词语的使用情况，选择了最常用且最具价值的军事词语，例如，“兵法”、“阴阳”、“奇正”、“虚实”、“主客”、“攻守”、“诡道”等，并对其产生、含义和运用等方面进行解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

清末光绪年间，由北洋陆军编译局出版的《军语》一书是我国军语辞书的发轫之作，现在可以见到的仅为1906年出版的第2版，初版年份不详。该书共收词1075条，分战事、队形、地形、行军、驻军、宿营、供给、工程、演习和军器等10类，基本包括了近代中国军队军事生活和军事制度的基本术语。

民国时期，北洋政府陆军训练总监处下属的军学编辑局编纂了《军语类解》（出版年份不详）一书。该书收共录2080条军语，分为作战、编制、输送、地形、兵器、筑垒和交通等七类，在七类之下又分32部。较清代军语相比，释义更加明确，内容也更加广泛。

由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军学编译处编纂的《军语释要》出版于1929年（民国十八年），后又多次再版。该书共收军语1676条，分为军制、作战、兵器、射击、地形、筑城、交通、航空和技术等九部，九部之下分为26类。该书释义质量有所提高，影响范围也更加广泛，而且在编纂体例上也有新的发展。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广东军事政治学院编辑出版了《军语》。该书共收军语2372条，分为普通、编制、队形、行军、驻军、地形、测绘、兵器、筑城和交通等10部分。这本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基本反映了当时军队的制式。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廖蔚文编写的《军语诠释》共收军语4367条，分为军制、军队教育、战术、地形、兵器、射击、筑城、交通、铁道、通信、架桥、航空、技术和测绘等14个部分。该书收词量大幅度增加，分类也更为细致，新军语较多。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由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印发的《陆海空军军语汇编》将全书5408条军语分为陆、海、空三编，分别释义。这是我国首次按陆海空三军军种进行分类，也是我国近代收词最多的一部军语辞书。

（二）现代辞书的编纂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就更加重视军语的编纂及军语使用的规范化。

1951年，由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军训部组织编写的《军语汇编》（初稿）出版发行。全书收录军语词目约4650条，按编、章、节体例编写，分为陆军、海军、空军三编；第一编陆军部分分为军队建设、作战、地形、兵器、筑城、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装甲兵、通信和后方勤务等12章，每章又分为若干节；第二编海军和第三编空军不分节。《军语汇编》在收词、分类、编排和释义上，都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我军在近代军语使用的实际情况，成为我军军语使用规范化的开端。

1957年1月，军事学院编辑出版了《军语画一》（初稿），是我军继《军语汇编》之后编写的第二部军语辞书。全书共收录2千多个词目。该书的编写体制独具特色，采用表格形式，分为四个纵向栏目，第一栏是“画一的军语”，第二栏是“俄文原文”，第三栏是“过去未画一的军语”，第四栏是“说明”。后来大多数都被正式确定为解放军军语，沿用至今。

1972年，在中央军委的指示下，由总参谋部有关部门、总后勤部、各军兵种和军事科学院共同编纂了我军新一代的《军语》（试行本）。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共10.7万字，收录军语词目1348条，采用按问题分类编排的办法，分为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综合用语、进攻、防御、指挥、侦察、警戒、行军、宿营、导弹、火箭、核武器、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海军、空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后方勤务、地形、测绘和气象等17类。和以往我军的军语辞书相比，《军语》（试行本）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军语体系基本形成，明确区分了合成军队共同用语和各军兵种、专业用语。收词更为广泛，释义也比较规范。

1982年，《军语》（试行本）的增修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出版。本书共61.2万字，收录军语词目5227条，比1972年版《军语》（军内试行本）增加了3879条，主要增收了合成军队作战、建军和战备工作中的常用语词。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于1982年1月发出通知，将该增修本印发全军试行，1972年《军语》（试行本）即行作废。

1993年，军事科学院编纂的军语增补本出版发行。增补本是为配合我军第二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增修本，1982年版）的使用而编纂的。全书约60万字，共收入军语词目近4000条。主要增补的是军事科技、专业技术和军种兵种方面的语词。全书共分34类，其中合成军队通用语词共12类1139条；军事科技和专业技术类共10类1004条；军种语词共4类644条；陆军兵种语词共7类1035条；武警语词1类98条。

1997年，军事科学院又印发了新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1997年版）。这本书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增修本，1982年版）为基础，对军语进行了重新编纂，增收了大量新出现并已相对稳定的军语，并淘汰了一部分已经陈旧、少用的军语。全书分为综合、国防、战争·战略、战役·战役法、战斗·战术、警戒·行军·宿营、组织指挥、体制编制、军事训练、行政管理·装备管理、政治工作、后方勤务、侦察·情报、电子对抗、国防科技、射击·轻武器、导弹·核武器·航天、海军、空军、第二炮兵、炮兵、装甲兵、防空兵、陆军航空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三防、军事地理·测绘和军事气象·水文等29类，收词6562条，插图（表）182幅。本版《军语》分为全本和简本两种版本。本版军语一直沿用至今。

杨鲁《〈军语〉编修的往事今情》（2008）全面回顾了《军语》的编订过程。

2003年，解放军出版社又出版了国防大学科研部编纂的《军事变革中的新概念》。这本书不仅有基本的概念解释，还阐述了一些旧有概念在新时代所产生的新变化，通过对这些新概念的研究反映新军事变革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这本书收集、整理了200条新的军事术语，按照“新战争概念、新战略概念、新安全概念、新作战、新部队、新行动、新装备”等方面，分类研究，厘正来源、确定涵义、规范内容、逐条解读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