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军事关系的“蜜月期”（—年）

邓小平复出时，中国正面临着苏联和越南的合作有增无减，与苏、越两国的关系都已经严重恶化的战略环境。他复出后的13个月的出访则凸显两大关键词：安全和现代化。新的形势下，邓小平做出了深刻分析：

这几年我们仔细观察了形势，认为就打世界大战来说，只有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美苏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毁灭人类恐怕还办不到，但有本事把世界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了，因此谁也不敢先动手。其次，苏美两家还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因此都不敢动^[15]。

作为国家军事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共同组成部分，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服从服务于外交整体大局的对外军事交往时期。这一时期不结盟的安全战略使中国在美苏的军事对峙中寻求合适的战略位置，与美苏均保持适度距离。一方面拉开与美国的距离，不与之搞针对苏联的联盟；另一方面，有意识地缩短与苏联的距离，但决不重返苏联的大家庭。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军事友好关系得到巩固，同以美军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军事交往得以迅速拓展。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交往坚持从国家利益出发，在斗争与合作中掌握主动，使军事外交向既定目标发展实为不易。历史上就曾有许多转型中的发展中大国因为采取的策略不当，最终不是成为大国的政治依附，就是被孤立于大国体系之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却在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战略关系中掌握了军事外交的主动，始终坚持外交原则，既捍卫了国家利益，又融入了国际社会，创造了中美苏大三角战略的特例。其重要原因在于邓小平基于对世界战略形势的判断，务实推进了外交变革，其主要内容包括：外交政策的非意识形态化，独立自主不结盟政策的确立以及指导方针的根本性转变。这些转变包含着对国家利益的判断和认识，用发展的利益取代了革命的利益，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主题，用彻底的和平共处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发展了新国际主义原则，这就使中国规避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强调的国际主义原则与涉及他党内部事务的结构性矛盾。正是这些外交改革所产生的原则使得这一时期中国政府避免了美国打“中国牌”或者苏联打“中国牌”，在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能将与苏联关系正常化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切都做得循乎其理。

虽然美苏冷战在这一时期有加剧的趋势，中国所确立的“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非但没有成为这一时期实现中美苏关系同步发展的障碍，反而使中国方面获取了更多的战略回旋空间。譬如，20世纪80年代初，当中国领导人决定推动中苏关系正常化时，这一决定又是“与美国拉开距离”联系在一起的。但实质上中美关系并未因此而受到影响，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动荡后，中美关系从1983年秋季开始稳定下来，尤其是在军事领域的合作出现了跃进式的发展。

可以说，正是由于中国对苏联政策的调整，使得美国不得不在对华关系上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在中美关系中掌握更多主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又使得中国处理对苏关系时处于一个更为有利的地位，使得中苏之间因中方提出的“三大障碍”的消除为前提的关系正常化的恢复获得更多谈判的筹码。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特别的地缘政治原因，中美俄之间一直存在一种特殊的相互关联性，这不仅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发展常常以第三国为考虑出发点或归宿……而且表现在双边关系的变化自然而然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即使三国之间的双边关系并不以第三国为目标或对象，这种关系也会对第三国和它们的相互关系发生作用。”^[16]

在美苏对峙时期，中国与美国关系的改善产生了一定的辐射效应，在与美国加强军事往来的同时，中国也先后与英、法、意、澳等西方军事强国建立起军事合作关系。然而，军事外交对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服务功能的发挥是有限的。由于中美军事合作是基于对付苏联威胁的背景之上，加之美对台军售的负面因素的存在，中方明显地感觉到美方对中美军事合作始终存有的戒心。美在对华军事技术上的交流始终是有限制的，对于有助于提高中国军队整体作战能力及稍具战略性的武器现代化合作项目往往是口惠而实不至，如“和平珍珠”歼-8Ⅱ型战斗机改造项目，美方故意为关键性技术和电控系统的转交模糊最晚时限，费用也是一再上调，其合作完全失去了信誉基础，1990年中方被迫宣布中止这一合作。

由于里根上台前未能正确判断中国对美国战略的重要作用，其所言所行更是加剧了中美两国在对台售武上的分歧。副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黑格都曾造访中国，向中国领导人表示美国对于建立一种合作性关系很感兴趣。但中国方面继续与美国划清界限，在诸如联合国的一些议题上拒绝支持美国的立场。

《八·一七公报》发表的当天，美国总统里根就公报发表声明说：“同中国建立牢固而持久的关系，一直是连续四届美国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这种关系对我们国家安全的长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而且有助于东亚地区的稳定。”但他又宣称：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将继续根据《与台湾关系法》进行”^[17]。

同一天，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方面承诺售台武器经过一段时间后将会完全停止。”^[18]

虽然《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中美两国就美国对台售武问题上的僵局，但也仅仅掩盖了未能解决的分歧，而美国之后的所作所为证明，美国并没有严格履行《公报》的各项规定，并由此成为横亘在中美军事关系中的一大症结。

美方矛盾的态度使得台湾问题从中美建交之始就注定成为中美军事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障碍。1978年12月16日，两国政府分别就中美建交发表了声明。美国政府在声明中曾表示：“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19]1979年4月10日，《中美建交公报》公布后不久，美国国会又通过了以调整美国与台湾的贸易、交往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为主要内容的《与台湾关系法》，该法案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必要的自卫武器，并宣布，以和平手段以外的任何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都将引起美国的严重关切。在美国看来，“《与台湾关系法》的精神在美国政治中的含义是：美国忠实于它的盟友”^[20]。但是它违背了与中国谈判的精神，也违背了1972年的《上海公报》的精神。1979年4月19日，邓小平副总理接见美国参议院外委会访华团时指出：我们对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不满意。这个法案最本质的问题就是不承认只有一个中国，法案的许多条款表示要保护台湾，说这是美国的利益，还说要卖军火给台湾。一旦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因此，这个法案损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21]。虽经多次试探，中国方面始终对美国对台售武持强硬态度。中美关于售台武器的谈判在1982年春陷入僵局，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侵犯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在事关本国主权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人民是决不会退让的。美国如果一意孤行，将不可避免地把中美关系带到危险的境地”。

经过冗长的谈判过程，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协议明确对美国售台武器做出限制，表示美国“无意侵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政策”。《公报》还规定，向台湾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美国愿意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达成最后的解决”。至此，1982年的《八·一七公报》与1972年2月27日的《上海公报》和1978年12月16日的《中美建交公报》一起，成为中美军事关系中涉及台湾问题的三个基础性文件。

自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和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美两军开始由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美国如何支持中国抗击苏联，和中国如何跟美国在朝鲜、日本和印度支那地区政策配合”^[22]为主要内容的军事交往转向探讨并实施军事合作。中美军事关系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9年至1984年的升温期，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88年的蜜月期，第三阶段是1988年至1989年的回落期。这一时期中美军事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两国间愈益密切的军事关系主要表现为：以高层互访为主、代表团访问为辅的军事交往；以军事技术合作、军事情报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军事合作等军事交往。

一、中美高层互访和代表团访问

两国军方高层人士的互访构成了两国军事交流的重要内容。

1980年美国国防部长布朗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军委秘书长耿飚实现互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刘华清也访问了美国。在会见国防部长布朗时，中美探讨了“假如苏联从中东向印度洋和东南亚方向扩张，中美两国对苏联威胁作出有效反应的具体方式”^[23]。互访中双方就训练和后勤方面的交流达成了协议，美国宣布放宽对中国的技术出口限制。中国代表团登上了美国海军CV 61“突击者”号航空母舰。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科技人员首次踏上航母。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军方领导人，看到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后，了解到中国与美国的差距。刘华清在其回忆录中称，“上舰后，其规模气势和现代作战能力，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回国后，刘华清多次建议海军发展航母。

1981年到1982年间，两国关系由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而遇到困难，军方的交往也受到影响。1983年9月温伯格（Caspar Weinberger）访华，此举恢复了由布朗访华开始的中美双方军方的高层对话，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信任，同时，它还为两国军方关系的拓展建立了一种框架，之后的两军各军兵种之间的交流以此为起点陆续开展起来。访问期间双方讨论到了两军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为今后这种合作的实践打下了交流基础。温伯格一行还访问了西安、上海，观看了北京卫戍区组织的军事表演，参观了西安附近的飞机发动机工厂和上海附近的东海舰队基地。

作为对温伯格访华的回访，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张爱萍于1984年6月访问了美国，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部长第一次访问美国，两国的军事合作可谓“更上层楼”。张爱萍与温伯格在之前北京会谈的基础上举行了多次会谈，就加强两国防务、军事技术合作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双方的第二次会谈在五角大楼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作战指挥室举行，而这里对美国的盟国都没有开放过。张爱萍一行会见了里根总统、国务卿舒尔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维西等。6月12日，里根签署了同意中国享受“对外军事销售待遇”的文件，此后中国可以用现金购买美国武器。张爱萍还访问了得克萨斯州、华盛顿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些军事基地^[24]。6月13日，张爱萍和温伯格签署了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协议，为两国将来的军事技术交流和合作确立了基本原则。作为两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军事技术合作的协议，其中提到的主要是三个项目：生产反坦克导弹以对付中苏边境的大量苏联坦克，大口径炮弹的生产，改造中国原有的歼-8战斗机的电子系统^[25]。双方还签署了一项和平利用空间技术协议，为后来中国发射“亚洲1号”通讯卫星起到了启动和保障作用。中国军事代表团在美国访问18天，除华盛顿外，还访问了5个州、参观了4个军事基地、1所军事院校和与军工有关的8家大公司。

在两国国防部长互访后，两国军方的各个方面领导人的互访更加频繁。

1984年8月，美国海军部长莱曼访华，国防部部长张爱萍、海军司令刘华清与他就双边防务问题进行了会谈。莱曼还参观了中国的海军基地。11月，由中国海军副参谋长陈裕铭率领的中国海军代表团访美，就中国水面舰队现代化问题对美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

1985年1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小约翰·W·维西陆军上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小威廉·克罗海军上将访华。这是当时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军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与维西进行了会谈，张爱萍也会见了维西一行。我国领导人在会见维西时表示，希望在里根总统的第二任期内，美国政府能够采取切实步骤和进一步行动，履行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使两国关系获得健康的发展。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说，自温伯格访华以来，美中两国一直在制定一项“进行逐步的有分寸的军事合作计划”。两国一直在讨论加强中国沿海地区防务能力，特别是反潜战能力的办法。15日，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维西访华“表明两国决心继续发展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美国“确实继续同中国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防务，特别是在反坦克、防空及指挥和控制方面讨论如何加强中国的工业基地和设施”^[26]。1月底，美国负责工程的海军部长助理佩斯利访华，讨论向中国海军出售武器和先进防务技术的具体项目问题。10月初，美国空军参谋长加布里埃尔上将率美国空军代表团访华。加布里埃尔与中国空军司令王海就两国空军的合作进行了会谈。由此，两国的高层互访已扩及陆海空三军。11月，海军司令刘华清访美，并与美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James David Watkins）进行会谈，还会见了海军部长莱曼和其他美国国防部官员。

1986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沃特金斯访华时，海军司令刘华清在会谈中与其继续商谈两国海军的合作。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杨得志访问了美国，作为对维西将军访华的回访，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对美国的第一次访问，陪同访问的有副总参谋长韩怀志等。杨得志和温伯格就国际局势和共同关心问题交换了看法，并会见了布什副总统，访问了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参观了夏威夷等地的军事设施。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三年后重访中国。邓小平会见了温伯格，尤其对中美关系总的发展感到满意。邓小平对温伯格推动两国关系，尤其是对两军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努力表示赞赏。邓小平指出，双方关系还有很大的潜力，希望双方共同努力，使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和技术转让有更大的发展。温伯格与张爱萍就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以及美向中国转让技术、军售和美舰访华等问题进行了会谈。温伯格还作为第一位在国防大学演讲的美国来访者发表了演讲。10日，温伯格参观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在结束访问时，他告诉记者：这个中心的确具有发射卫星的能力，而且还有很大潜力。这个中心还在进一步改善设施，以便执行中国自己的空间计划，并发射（外国的）商业卫星。这些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长洪学智率领解放军后勤代表团访问了美国。11月，美国陆军参谋长威克姆访华。

1988年美国新任国防部长卡卢奇（Frank Carlucci）访华。卡卢奇的访问使中美两国的军事交往在美国国防系统领导人更换的情形下始终保持着连续性。10月26日，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罗斯特（Carlyle Trost）来华访问，并参观了青岛海军基地和中国核潜艇部队。

即使将这一时期放到新中国成立到今天为止的历史时段来考察，仍不失为中美军事关系的“蜜月期”。在此之前，中美军事领导人从来没有这样频繁地互访，密切地交流与对话，正如1987年3月18日，美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防务小组举行听证会时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国防部长助理阿米蒂奇（Richard Lee Armitage）作证所总结的那样：

美中的防务关系是以高级官员互访对话、军事交往以及技术合作为特点的，这种关系的发展虽然缓慢，但却是稳步的。改善美中关系“符合美国和中国的基本利益，并大大有助于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中国在地区威慑因素，进而在世界威慑因素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从长远看，中国将继续是东北亚地区的一个稳定因素”^[27]。

代表团访问是中美军事交往的另一种形式的交流。这十年间（1979—1989年），中国赴美国访问的高级军事代表团有9个，同期美国访华的高级军事代表团达15个^[28]。中美两军间的代表团互访早在1980年和1981年时就在训练和后勤方面展开。但在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以后，两军间的交往实现了机制化。随同温伯格访华的美国陆军训练部副主任在会见国防部外事局局长张彤时讨论了1984年开展的一系列两军代表团交往的计划，并达成一致意见。1984年，中国军事训练代表团和后勤代表团分别于4月和5月访问了美国，美军代表团于10月和11月访问了中国，各代表团中都有各军种的代表。

二、中美军事技术合作

始于这一时期，但也止于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技术交流是这一时期中国对外军事交往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后来，因1989年的政治风波，这一军事交流戛然而止，直到多年后的今天也未能恢复。美国对华军售分属两个领域：军民两用的技术和设备是由商业部颁发许可证的；军用的物品和技术属于对外军售项目，列入国际军火清单控制范围，由国务院颁发许可证。后一类物品可以直接通过商业渠道由中国直接向持有许可证的公司购买，也可以通过对外军售部门办理，建立在政府对政府的基础之上^[29]。

1979年8月底，当邓小平会见美国副总统蒙代尔时再次谈到高技术转移的问题，蒙代尔回答说，美国准备了一份能向中国但不能向苏联出售的技术清单^[30]。1980年1月，美国国防部长布朗访华，这是美国第一个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新中国。这次访问主要讨论了苏联在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后的一系列安全问题，同时也是帮助推动此前蒙代尔曾经提到的技术转移的进程。会谈中，邓小平指出，乐见美国开始向巴基斯坦提供援助，这是他早就主张过的。邓小平还指出，各国应当向阿富汗提供帮助。美国不会向中国出售尖端武器，但同意以个案方式考虑出售若干军事设备。布朗的访华标志着中美两国军事技术合作关系的正式展开。

布朗访华后，国务院宣布了六大类可以向中国出售的辅助性军事设备。1980年4月，美国决定把对中国出口的限制从“Y”类（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国家为一类）改为“P”类，允许中国购买运输机、远程通信装备和军用直升机。1983年6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鲍德里奇（Malcolm Baldrige）宣布，美国政府又决定将中国从“P”类升至“V”类（即友好的非同盟国），并宣布对中国的出口实行“宽区”政策，即中国从美进口的大部分物品进入自动获准的“绿色区域”。但他同时又指出，尽管中国被列入与西方盟国同类国家，不一定会享受到同样的待遇。中美达成了一系列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例如旨在改进中国导爆和起爆剂生产的项目，价值2 200万美元；由休斯飞机公司向中国提供四项旨在改进中国火炮定位雷达的项目，价值6 250万美元；向中国提供旨在提高中国空军机动能力的24架S 70C“黑鹰”直升机项目，价值1.4亿美元；向中国提供旨在增强中国海军反潜能力的反潜鱼雷项目，价值800万美元^[31]。

1983年9月温伯格访华期间双方重新讨论了两军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问题。两军的参谋人员就两军的技术合作多次进行商谈。中方希望达成一项协定，使他们能直接与美国的厂商打交道，与之谈判转让条件；美方希望通过某种系统或项目进行两国的技术交流，将技术交流建立在政府与政府关系的基础之上。最后，双方同意签署一个会谈纪要，明确记载各自的观点。后来又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终于在1984年3月下旬达成协议，向中国转让火炮、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在美国国内，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各个具体的军事部门还要相互协调立场，并及时向国会进行通报。在讨论过程中，中美双方技术层面的官员又进行了多次互访。最后大致确定，向中国出售的武器和转让的技术属于以下四个方面：反坦克、火炮、防空、地对舰和反潜艇战。

1984年6月，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张爱萍访美，两国就将中国列入美国对外军售计划达成协议，美方答应向中国提供喷气截击机的先进航空电子设备，并为中国训练飞行员。中方则同意向美国出售一批歼-7战斗机（仿苏联米格-21型飞机），供美军演习使用。美国还原则上同意向中国出售陶式反坦克导弹、霍克防空导弹，以及提供炮兵使用的火箭增程弹、高爆炸药和穿甲弹等的生产技术。8月，美国西科尔斯基飞机公司同中国签订了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24架S 70C型直升机合同。

1985年，中国海军代表团访美，美方同意向中国出售声纳、鱼雷、船用柴油发动机和舰载反导弹火炮。同年9月，中美达成一项重大军售协议，美方向中国出售价值9 800万美元的生产线，合作改进大口径火炮性能^[32]。11月，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组织的由18名美国防工业总经理组成的代表团对中国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其中包括波音、福特、休斯飞机公司，洛克希德、马丁-玛丽埃塔、罗克尔国际公司等大公司。

1986年，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价值5.5亿美元的航空电子和火控系统，用于中国歼-8型战斗机的改进，使其作战性能与苏联米格-23相当，这是中美建交后最大一笔军事合作项目^[33]。歼-8战斗机是中国自行设计和制造的双引擎、三角形机翼的高空拦截机，用于对付苏联轰炸机的威胁。纽约长岛的格拉曼公司得到了这项合同，项目的金额约为5亿美元，预计要六年完成，包括机载雷达、导航设备、电脑系统等。主管此事的美国官员在参院外委会作证时说，这一项目在提交总统和国会之前，国务院和国防部对有关的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底研究，认为它与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转让考虑是完全吻合的。他说：“中国防空能力的这种有限的升级将增强中国保卫领空的能力。而且，由于这个项目能增进中国反对外来威胁的安全，它是符合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34]另外，中美双方还就出售或合作生产陶式反坦克导弹、改进型霍克防空导弹、轻型反潜艇鱼雷等项目进行了磋商。

1987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美国政府准备向中国出售价值6 200万美元的四组跟踪火力炮兵雷达和无线电设备。这套设备使中国军队能从对方炮弹的轨道测出对方炮兵群的位置。中国的军事人员还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塞尔要塞进行操作训练。在反潜战力方面，双方进行了联合生产鱼雷的讨论。美国向中国出售了四枚MK 46Ⅱ型鱼雷供试验和评测。10月，由于伊朗形势紧张，美国指控中国向伊朗转让蚕式导弹，暂停了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审议。经过数月，审议恢复。

1988年3月吴学谦外长访美时，舒尔茨通知吴学谦，美国已经恢复审议对中国的高技术出口。1988年7月，舒尔茨访华时，双方就中国出口导弹问题进行了讨论。中国表示，除沙特阿拉伯外，中国没有向其他国家出售导弹。9月，卡卢奇国防部长访华时，双方讨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在会见卡卢奇时强调，中国是个守信用的国家，是个负责任的国家。卡卢奇在离京前的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他相信中国会以“负责任的方式行事”，美中两国将在歼-8战斗机的航空电子设备、弹药改进、雷达系统以及鱼雷等方面进行技术合作。

正在卡卢奇访华期间，美国政府宣布，它将通知国会和盟国，美打算有条件地批准使用中国火箭发射美国休斯飞机公司为澳大利亚制造的通讯卫星及一颗名为“亚洲卫星”的卫星。12月22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说，中美两国政府最近正式签署了《关于卫星技术安全的协议备忘录》《关于卫星发射责任的协议备忘录》，并草签了《商业发射服务的国际贸易问题协议备忘录》。1989年1月26日，中美两国政府就中国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事宜正式签署了有关商业发射服务贸易问题的协议备忘录。这样，中美之间就中国发射美国制造的卫星的一切法律事宜均已完成。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美两军交往中，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逐步放宽，对华武器销售虽然缓慢，但数量也在增加。而美国对台湾的武器出口在数量上则在逐年减少。中美两军关系平稳上升。这种合作势头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三、中美海军交往

这一时期的中美海军外交在整个军事外交关系中表现活跃。1986年11月5日，美国第七舰队的“里夫斯号”巡洋舰、“奥尔登多夫号”驱逐舰、“伦兹号”护卫舰在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的率领下访问了青岛港，这是美国舰队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港口，也是中美两军第一次大规模的面对面的接触。3 000名美国海军将士访问了青岛市。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记者招待会上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军事现代化对全球，特别是对亚太地区起着稳定的作用。中美合作是维持稳定的一个关键因素。美国舰队访华后十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后勤代表团访问了美国。整个80年代，中国海军走出国门，开始了海军外交诸多的首次。1985年11月至1986年1月，中国海军有了属于新中国海军的第一次舰艇出访。1989年4月，在北海舰队司令马辛春率领下，中国远洋训练舰“郑和”号单舰横渡太平洋进入西半球，对美国夏威夷进行访问，这是中国海军军舰首次访问美国。

1989年6月，美国对华实施制裁，布什宣布暂停中美之间的一切武器销售和商业进出口、暂停中美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美国国防部长切尼发表声明，决定暂停原计划的中国海军司令张连发和国防部长秦基伟的访美安排；美国国防部称，终止中美政府间军售和商业性军售，暂停中美军事技术合作项目，中断中美两国军事人员互访，暂时中止美军方对中国驻美武官处人员的邀请活动，抵制中国武官处的邀请活动。中美之间的军事关系骤然降至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