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枢轴在自己形成和成长过程中，曾不断从其他众多文明中吸取营养来充实自己，提升自己。构成中华文明的枢轴的各家各派，也经常注意在受到其他文明的冲击时，从对方吸取对自己特别有益的东西来丰富自己，促进自己的新陈代谢。
中华文明的枢轴所受到的外来的巨大冲击，最初是来自农耕地区之外北方、西方、西南方强大的游牧文明，其后是来自印度半岛的佛教，再后是来自近代欧西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
中华文明首先经过沟通、包容、吸纳、联合，使源自中国北方、西方、西南方的游牧文明，从原始巫术到各族群独特的宗教信仰，从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到伊斯兰教，从蒙古族的《江格尔》、藏族的《格萨尔》到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三者并称中国三大英雄史诗），都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构成部分，从而使中华文明更加多姿多彩，形成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新格局。
对于来自印度半岛的佛教，来自欧西的近代西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内，中华文明一直在努力推动它们和中国实际互相结合，使之能够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实现它们的中国化。一千多年前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汉传佛教的产生与兴盛。大乘的律宗、三论宗、天台宗、净土宗、禅宗、法相宗、华严宗、真言宗、涅盘宗、地论宗、摄论宗，小乘的俱舍宗、成实宗，都是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佛教宗派。近一百多年来最显著的成果，就是在师法西方的过程中，直接将西方资本主义模式移植于中国，行不通，直接将西方包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移植于中国，也很难行得通。只有从中国实际出发，吸取真正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东西，它们才能融入中华文明，成为中华文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外来文明的冲击和挑战，还有力地促进了构成中华文明枢轴的各家各派，在应对这些冲击和挑战的过程中，广泛吸收各种新思想、新元素，实现自身的新突破和再创造。
宋明理学的诞生，传统儒学和传统道学的转型，就是主动借鉴佛教心性形上学理论的结果。宋代程颐、程颢、朱熹及陆九渊、王阳明等儒学大家，正是吸收了佛学中许多思想，方才形成他们的理学体系、心学体系。宋明理学被称作新儒学，就是因为它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形式上，都与先秦原始儒学和汉、唐儒学有了很大差异。从康有为开始所致力的儒学现代转型，从要求在宪法上把孔教规定为国教，到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钱穆、冯友兰、贺麟等极力在汇通中西方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新的儒学体系，都是为了使儒学适应新的时代条件获得新的诠释，继续发挥它道德教化、调谐社会的功能。新道家、新法家乃至新佛学，也都沿着同样的路径而形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社会主义思潮在20世纪的中国有力地激活了已冷藏多年的墨家学说，墨子及其学派为人们所重新认识。
中华文明的枢轴正因为抱有这种有容乃大、和而不同的开放胸怀，尽管在其历史演进中所遭受的内外冲击与挑战，规模之大，次数之多，并不输于希腊、以色列、印度等“轴心时代”的其他诸多文明，但并没有像它们那样中途断裂或夭折，而一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其坚韧，其弹性，其协和万邦及自我调适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均有目共睹。而这一切，应当说，正是当今“四个全面”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基础。
2014年4月1日，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中说：“2 000多年前，中国就出现了诸子百家的盛况，老子、孔子、墨子等思想家上究天文、下穷地理，广泛探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的真谛，提出了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他们提出的很多理念，如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者爱人、与人为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自强不息等，至今仍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这段论述，有助于我们理解“四个全面”同中华传统文明的关系。“四个全面”不仅继承了中华文明枢轴的优秀传统，更因应现今中国的巨大发展和现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其运用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综合了、集中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和世界其他文化的优秀成果，代表了一种深刻洞悉历史、全面把握中国与世界现状的大胆识、大智慧、大战略。十三亿中国人民今后相当一个时期的伟大实践过程，将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出它的现实的及历史的意义。
【注释】
[1]姜义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2]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1360页。
[3]《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7页。
[4]见解放社编《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9年，第88—8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页。
[6]《列宁全集》第2版，第55卷，第305—306页。
[7]参见《商君书·定分》。
[8]参见《商君书·修权》。
[9]参见《商君书·算地》。
[10]参见《商君书·壹言》。
[11]参见《商君书·佚文》。
[12]参见《韩非子·用人》。
[13]参见《韩非子·难势》。
[14]参见《韩非子·安危》。
[15]参见《韩非子·说疑》。
[16]参见《韩非子·难势》。
[17]参见《韩非子·有度》。
[18]参见《韩非子·八经》。
[19]参见《韩非子·人主》。
[20]参见《韩非子·难三》。
[21]参见《韩非子·难势》。
[22]青野、介雷：《邓小平在1976年》，春风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5页。
[23]《龙之魂——毛泽东历史笔记解析》，红旗出版社1998年，第57页。
[24]《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3页。
[2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6页。
[26]参见《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
[27]参见《墨子·兼爱下》。
[28]参见《墨子·兼爱中》。
[29]参见《墨子·兼爱中》。
[30]参见《墨子·兼爱上》。
[31]《〈伦理学原理〉批注》，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52页。
[32]参见《墨子·尚贤中》。
[33]参见《墨子·非命》。
[34]参见《墨子·非乐上》。
[35]参见《墨子·尚同上》。
[36]参见《墨子·节用中》。
[37]参见《墨子·公孟》。
[38]参见《墨子·小取》。
[39]参见《墨子·兼爱中》。
[40]参见《墨子·尚贤上》。
[41]同上。
[42]同上。
[43]同上。
[44]参见《墨子·尚贤中》。
[45]同上。
[46]同上。
[47]参见《墨子·尚同上》。
[48]参见《庄子·天下》。
[49]参见《孟子·尽心上》。
[50]参见《墨子·节用上》。
[51]参见《墨子·节用中》。
[52]参见《墨子·辞过》。
[53]参见《韩非子·显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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