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

二、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的交汇

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碰撞、交流。一方面，它在内地改造和吸收了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某些思想成果，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伊斯兰文化;另一方面，它在新疆地区又吸收、融合了突厥游牧文化，形成了具有一定游牧文化色彩的伊斯兰文化。伊斯兰文化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还是突厥游牧文化的吸收和改造，都是在坚持伊斯兰教正统信仰的前提下进行的。中国内地的回族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它具有文化上的双重特质，既含有世界伊斯兰文化的共同因子，也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丰富元素。

从文化表现形式上看，由于受历史和文化环境的影响，回族穆斯林通常用汉语和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术语和语言逻辑，作为理解、阐释、宣传伊斯兰文化的工具;新疆地区穆斯林民族通常用突厥语和波斯语作为阐释、宣传伊斯兰文化的工具。

从宗教信仰体系或宗教文化内涵上看，无论在内地，还是在新疆地区，广大穆斯林的基本信仰相同，都履行着念、礼、斋、课、朝“五桩天命”功课。但回族穆斯林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深，通过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些切近、适用的理论资料，作为自己理解、阐释伊斯兰文化的思想基础，如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学者在论述伊斯兰教本体论、创造论、人性论、认识论等方面，借鉴了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无极、太极、阴阳、五行、身心、性命、格物致知的学说，将伊斯兰教的拜主顺圣、“五功”敬修和个人道德方面的“修身养性”结合起来，实现了宗教信仰与人生修养的统一，完成了伊斯兰教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伊儒合璧，完整地构造了中国伊斯兰教的哲学体系。同时，把儒家的纲常名教纳入到宗教信仰实践中，将以“五伦十义”为核心内容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加以改造，概括成回族穆斯林的“人道五典”，建立和完善了回族遵主命、守五典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伦理观，将其与伊斯兰教的“天道五功”相提并论。回族哲学思想和伦理观的建立，不仅丰富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使当时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伊斯兰教这种外来文化产生了“隔教不隔理”、“似曾相识”的亲近感和文化上的认同感，这在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在中国内地的深入传播和发展。

新疆地区穆斯林民族在接受和传播伊斯兰教的过程中继承和保留了部分游牧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与内地相比，新疆地区接受伊斯兰教的时间相对较晚，在伊斯兰教传入之前，这里不仅存在着萨满教等原始宗教崇拜，也有较发达的摩尼教、祆教和佛教。根据伊斯兰教苏非派亚萨维教团的《大智之书》记载，在中亚到新疆的草原游牧民族中，亚萨维教团的诸教长是用突厥语传播伊斯兰教的，所以在这里存在着伊斯兰文化与突厥游牧文化相调和，以及前伊斯兰教时期其他宗教的有些仪式依然残存于伊斯兰教信仰之中的现象。^[5]

从生活习俗上看，伊斯兰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把宗教精神耕植于人们生活的各个细节，从而演化成为穆斯林共同遵守的生活习惯。在内地穆斯林的传统观念中，宗教活动中严禁鼓乐歌舞，以示严肃庄重。而在新疆，吹拉弹奏、行歌起舞却是一项十分大众化的文娱活动，成为文化生活乃至宗教节日庆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每逢开斋节和古尔邦节，或在喜庆的日子里，广大穆斯林男女群众兴高采烈，在悠扬的乐声中载歌载舞，与内地穆斯林民族形成强烈的反差。

从清真寺建筑艺术上看，内地和新疆在遵循伊斯兰教礼拜寺建筑的共同原则的同时，表现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在内地，回族穆斯林的清真寺建筑较多地采纳了中国传统的建筑方式。其结构及外形多呈传统的殿宇式——重檐或单檐起脊勾连搭式结构，并配有四合院或三合院的平面布局特点。这种建筑风格，一方面体现了回族伊斯兰文化与儒家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物化形式;另一方面，它形成了世界伊斯兰建筑的一大特色而与其他地区的礼拜寺建筑相区别。

新疆一带，清真寺建筑风格接近于波斯建筑风格。如圆形的拱顶、高耸的尖塔、绿色或蓝色的廊柱、藻井图案等等，都是波斯清真寺常用形制。

从文化内涵、表现形式、信仰制度、生活习俗和建筑风格等不同的特点来看，中国伊斯兰文化是由多元文化元素组成的综合体，当它植根于中华大地后，就成为中国各族穆斯林大众世代坚守和传承的一种传统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