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枢轴的构成

“四个全面”运用的是一种系统思维和创新思维。从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家、墨家治国理政的思想与实践中吸取经验，尤其是将这四家思想与实践综合起来使之各有所用，表现了对中国历史、中华文明的真正洞察和深度理解。回顾一下中国历史、中华文明演进的曲折过程，就能够进一步体认到“四个全面”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的独特性和创新性。

德国思想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第一次把公元前500年前后同时出现在中国、希腊、以色列、印度等地区的人类文化突破现象称之为“轴心时代”。轴心时代，人们对宇宙的本质、人类存在的基本意义、人的实际处境及应对方略有了突破性的新的认识，从而使那时成为对全部人类文化史具有控制意义、提挈意义和动力意义的年代。中国的“轴心时代”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是诸子百家争鸣的时代，是中国文化发展中一个最富原创性的时代。诸子百家所创立的各种学说，尤其是以孔子为代表创立的以伦理教化、制礼作乐为中心的儒家学说，以老子为代表创立的以“无为”即维护事物辩证法的自然发展为中心的道家学说，以商鞅、韩非为代表基于人性本恶而创立的法家学说，以墨子为代表创立的兼爱尚贤尚同文化，汇聚融合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枢轴。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部演进和变迁，都没有脱离这一枢轴；中华文明之所以连绵不断、生生不息，而没有像“轴心时代”的其他许多文明那样中途泯灭，也正因为这一枢轴一直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没有中途断裂，在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中一直发挥着控制的、提挈的、动力的强大功能，而且能够在诸多外来文明的强烈冲击中通过反思与批判提升自身，壮大自身。

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中国礼法结合、德刑兼用、权统由一、政不二门、百官修理、威令必行、王霸道杂之国家治理模式就大体定型，直至清末，在基本结构上就没有什么变化。

在这一国家治理模式中，法家依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经常处于决定性的地位。在每一个新王朝建立过程中，在这些王朝强盛时，都会特别重视法家所提供的智慧。运用程度的差异，常常会非常直接地影响到他们对国家能否进行有效治理。近代学者章太炎在后来得到毛泽东专门推荐的《秦政记》一文中写道：“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秦皇负扆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妇，筑台怀清，然亦诛灭名族，不使并兼。嗟乎！韩非道‘八奸’，‘同床’、‘在旁’、‘父兄’皆与焉。世之议政者，徒议‘同床’、‘在旁’，而‘父兄’脱然也。秦皇以贱其公子侧室，高于世主。夫其卓绝在上不与士民等夷者，独天子一人耳。天子以秉政劳民贵；帝族无功，何以得有位号？授之以政而不达，与之以爵而不衡，诚宜下替与布衣、黔首等。”以汉、唐、明各代与之相较，不少方面都不及秦，各代也多有不同：“唐、宋虽理法度，不如汉、明平也。亦有踦偶，非斠然一概者。明制，贵其宗室，孽子诸王虽不与政柄，而公卿为伏谒；耳孙疏属皆气禀于县官。非直异汉，唐、宋犹无是也。汉世游侠、兼并养威于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国之辅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窃其柄，非直异明，唐、宋亦绝矣。要以著之图法者，庆赏不遗匹夫，诛罚不避肺府，斯为直耳。”他还专门比较了秦皇与汉武及汉孝文帝，说：“末俗以秦皇方汉孝武；至于孝文，云有高山大湫之异。自法家论之，秦皇为有守。非独刑罚依科也，用人亦然。韩非有之曰：‘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夫有功者必赏，则爵禄厚而愈劝；迁官袭级，则官职大而愈治。’^[53]汉武之世，女富溢尤，宠霍光以辅幼主。平生命将，尽其劈幸卫、霍、贰师之伦；宿将爪牙若李广、程不识者，非摧抑，乃废不用。秦皇则一任李斯、王翦、蒙恬而已矣。岂无便辟之使、燕呢之谒邪？抱一司契，自胜而不为也。孝武壹怒，则大臣莫保其性；其自太守以下，虽直指得擅杀之。文帝为贤矣，淮南之狱，案诛长吏不发封者数人，迁怒无罪，以饰已名。世以秦皇为严，而不妄诛一吏也。由是言之，秦皇之与孝武，则犹高山之与大湫也；其视孝文，秦皇犹贤也。”直指，是直指使者的简称，汉武帝时置，亦称绣衣使者，可以自行处置太守以下官员。淮南之狱，指汉文帝弟淮南王刘长以谋反罪被判处流放蜀郡，途经各县，地方官俱不敢打开监车上的车封。刘长不食而死。文帝下令，处死这些地方官。通过以上历史事实，章太炎说明了能否真正像法家所要求的那样依法治国，是如何决定了在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重大影响的那些人物的成败得失。

东汉中、后期，政治日渐腐败，为改变这一状况，有志者纷纷倡导法家学说，出现了王符的《潜夫论》、仲长统的《昌言》、崔实的《政论》、姚信的《士纬》、阮武的《正论》等一批代表性的论著。如章太炎在《訄书·学变》中所说：“自汉季以至吴、魏，法家大行，而钟繇、陈群、诸葛亮之伦，皆以其道行事，治法为章。”其后各代，凡面临类似形势时，法家学说都会专门引发很多人的共鸣。

通观秦汉以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发展的全部历史，还可发现，每一新王朝建立之初，因历经前朝苛政和社会动乱、大规模战争，朝野都急需休养生息，道家的无为而治的思想于是盛行。汉初黄老之治，经济上实行轻徭薄赋，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成就了“文景之治”。后来不少所谓“盛世”出现之前，几乎都与此相类似，有一个轻徭薄赋、清静无为时期。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阐明道家要旨时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势，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他认为，唯其如此，道家故能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分裂时期，宋与辽、金、西夏、吐蕃等长期对峙时，道家影响也会明显上升。无为，其实就是为事物自身的辩证法的发展提供一个相对宽松自由的空间，不去强行约束和干预。

打天下的时候，很少人会迷恋儒家学说。每当王朝稳定并逐步强盛，以及达到鼎盛而开始中衰时，儒家则会异常活跃起来，其通过倡导德治与礼治，加强伦理教化，建立常态化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防患于未然，用温和的手段调节逐步显露的各类社会矛盾。汉代到武帝时，儒家思想方才第一次正式被确定为代表官方的意识形态。但儒家在孔子去世后，已分为八派（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战国晚期影响最大的孟子一派和荀子一派在一系列基本观点上都意见相左。同为尊儒，其实供选择的空间很大。汉武帝时，尊奉的主要是董仲舒和阴阳学相结合的春秋公羊学。这一派的理论与实践很快就遭到扬雄、王充等人的反驳，更引发经古文学的信奉者极为强烈的不满。而且，汉武帝本人一直坚持儒法必须并用，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下《轮台罪己诏》，停止远戍轮台扰劳天下，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后，减少了边事，减轻徭赋，重视农业，命赵过推行代田法，改进农具和耕作技术，又回到了与民休息、重视发展经济的轨道。

“霸王道杂之”，是汉宣帝刘询对于汉王朝治国基本宗旨所作出的一个著名概括。《汉书·元帝纪》载：“孝元皇帝，宣帝太子也。……壮大，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元帝即位后，独崇儒家，纯任德教，施政均据儒家经典文字，选官亦多用儒生。和法家一再警告的做法相反，他信用宦官石显，纵容一批儒臣结成朋党，使社会与政治危机迅速加剧。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之侄王莽乘势而起，元帝去世不多久，以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最终接受孺子婴禅让后称帝，改国号为新，并欲完全按照《周礼》所述施政，结果天下大乱，不仅西汉就此灭亡，新莽也立即覆灭。

儒家基于中为大本、和为达道的理念，提倡纲常伦理、仁政爱民，主张为政当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是一种中庸型、中和型的文化。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评论儒家时说过：“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故儒家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必须善于同其他各家相结合。儒家虽然反对导之以政，齐之以刑，但实际施政时却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导之以政，齐之以刑。同样，对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也不能断然否定。汉元帝与王莽的失败，说明单单凭借儒学即欲治天下，实在是很难行得通的。

在大一统国家建立以后，墨家似乎从中华文明的枢轴中突然消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分析墨家特点及其难以广泛传播的原因时说过：“墨者亦尚尧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阶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粝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举音不尽其哀。教丧礼，必以此为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则尊卑无别也。夫世异时移，事业不必同，故曰‘俭而难遵’。”但是，他又同时指出：“要曰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墨家并没有退出中华文明的枢轴，除去司马谈这里所说的“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之外，墨家所主张的兼爱，已演化为儒家的大同思想，墨家所主张的“一同天下之义”，已演化为法家确立中央集权的整套理论，墨家所提倡的“尚贤”，已深深渗入儒、法、道各家政治实践。墨家思想的精髓还沉淀于广大民间社会，沉淀于社会草根阶层，在一次次大规模农民战争所提出的“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赋”一类口号及其核心组织形态中展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所以，在中国历史演进中，墨家在中华文明的枢轴中从未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