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程

一、建国以来新中国对外关系的历程

（一）“一边倒”时期的中国外交（新中国建立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新中国外交也正式启动。自1949年至2009年的60年外交，是中国人民维护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谋求周边环境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并取得重大成就的60年，也是外抗霸权主义，内争祖国统一充满了艰难险阻的60年。在我们踌躇满志迈入21世纪的时候，有必要回眸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外交的光荣与梦想，以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为便于回顾，我们将60年外交史划为五个阶段，即“一边倒”时期、“两个拳头打人”时期、“一条线”时期、“大调整”时期和“大融入”时期。

从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中国奉行联苏抗美的“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外交面临着最紧要的中心任务是巩固来之不易的政治独立，为社会主义和平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和国际环境，并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世界各国的交往与合作，尽快地融入国际社会。当时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基本情况是：美国凭借在二战中急剧膨胀起来的超强力量企图独霸世界，在世界各地处处以“国际警察”自居，但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顽强反击，国际格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特征；亚非拉等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断发展，越来越有力地冲击着几百年的世界殖民主义体系；新中国的周边环境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的直接或间接威胁，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问题，美国企图挽回在中国内战中的失败，采取军事威胁、政治包围、经济封锁等种种手段对新中国进行遏制。面对这种局势，中国政府认为，为了完成新中国外交的中心任务，需要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着重加强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联合，并积极争取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为此，中国政府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进行了一系列的外交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功。

首先，新中国将三大外交方针确定为指导外交工作的基本依据。早在1949年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的三大外交方针，后经《共同纲领》加以法律化，成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指导对外政策的基本规范。“另起炉灶”，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同各国建立的旧的外交关系一律不承认，将驻在旧中国的各国使节只当作普通侨民对待而不是当作外交代表看待，对旧中国同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和协定要重新审查处理；“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不急于去解决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承认问题，把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势力和特权逐步加以肃清，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一边倒”，就是新中国将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不难看出，“另起炉灶”的方针，向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表明了新中国外交的基本立场，也彻底解决了晚清以来新中国成立前各届中国政府在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个最基本的外交立场上面临的大难题；“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做法，则是回答了如何处理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而“一边倒”战略的面世，不但阐明了对待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原则，而且也确定了建国初期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即联苏反美。“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定，在新中国外交奠基者们看来，是中美苏三方关系合乎逻辑的发展：解放战争期间，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反共打内战，而苏联则给予中共许多战略性的支援；1947年冷战全面爆发，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两大阵营对立格局已经形成。1948年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个危机，第一个是柏林危机，美苏剑拔弩张；第二个是苏南危机，南斯拉夫被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险恶的国际形势下，美国坚持敌视中共及其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政策，两者关系已无改善的余地。所以，“一边倒”是新中国的必然选择。有人认为，实行了近10年的“一边倒”外交战略有三大功绩，一是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驱逐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二是夺取了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从东北亚、台湾海峡和印度支那等三个战略方向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巩固了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三是获得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中国非常可贵的经济援助，特别是156个援建项目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其次，开始了融入国际社会的初步努力。“新中国外交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走向国际社会。”获得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承认，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是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之一。开国之初，新中国经过卓越的外交努力，迅速打开了外交局面。具体讲来，新中国区别对待各种情况，决定不经谈判就同社会主义国家迅速建交，自1949年10月2日起，先后与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阿尔巴尼亚、越南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国互派大使，与苏联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对巩固新中国的独立，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国民经济意义重大。对于非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基本上采取了先谈判、后建交的方法，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唯一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和放弃支持国民党集团或制造“两个中国”作为谈判条件。1949年末至1950年初，周边地区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锡兰、阿富汗等国相继承认中国。印度尼西亚联邦政府成立后很快承认中国，尼泊尔政府也采取了友好态度。英国、挪威、丹麦、芬兰、瑞典、瑞士和荷兰等国于1950年1—3月先后承认中国。对这些非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按照不同情况，用不同方式加以灵活处理，对其中极少数国家也采取了不经谈判即行建交的作法。另外，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倡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还于1955年积极参加在印尼万隆召开的意义重大的亚非会议，中国代表团奉行的“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以及对万隆十项原则的支持，大大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为进一步开展与亚非等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创造了条件，使中国成为世界大家庭中受尊重的一员。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最大障碍来自美国。战后初期，美国凭借超强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成为霸权国家，不但牢牢控制其盟国，而且绝大多数有影响的国际组织也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中。美国对新中国政府奉行不承认主义，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合法席位以及参加新的国际组织。新中国建立后不久，中国政府就多次致电联合国，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国民党的“代表”，并先后向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红十字会、万国邮政联盟、联合国粮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的阻挠，上述国际组织中仅万国邮政联盟一度承认新中国外，无一组织表示同意恢复新中国的合法席位。

第三，维护国家安全和主权与领土完整。在国内，开展了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特权与势力的各项斗争。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的百年间，西方列强通过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攫取了包括驻军权、自由经营权、内河航运权、海关管理权以及治外法权等大量特权，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完整，尽管当时在某种程度上也进行了“废约”努力，但由于政策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旧中国仍是一个主权被分割的国家。新中国建立后，为彻底地废除不平等条约，一洗百年耻辱，采取了一系列坚决的措施，包括果断地肃清帝国主义在中国的驻军权等各种特权，维护了中国的政治主权，及时处理了外国人在华拥有的企业和房地产，将其收归国有或进行改造，掌握了经济主权，清理了外国政府、私人和团体在中国开办的文教事业，维护了中国的文化主权，这一切从根本的意义上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自主，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开辟了道路。在周边地区，中国主要在东北亚、台湾海峡和印支半岛三个战略方向顶住了美国对中国安全的军事威胁和政治孤立。在东北亚地区，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揭露美国的战争政策，中国政府多次表态，支持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旨在确保朝鲜独立的“五国提案”，反对由美国授意企图控制朝鲜的“八国提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后，中国政府努力阐明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推动缔造和平的停战谈判，积极参加日内瓦会议，为恢复地区和平与制止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中国政府还围绕台湾问题与美国进行了不懈的外交斗争。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明确规定，要“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人民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又加以确认。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为其全球战略和遏制中国考虑，一改常态，于1950年6月27日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这种“台湾地位未定论”引起了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特别是杜鲁门政府派遣第七舰队和空军进入台湾海峡和台湾岛，企图阻止中国“解放台湾”，已对中国主权完整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现实威胁。8月，中国政府向联合国提出了控诉美国侵略案，并于10月任命伍修权为大使级特别代表，专门出席安理会讨论中国对美国的控诉。1954年12月2日，美国为了长期控制台湾，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缔约国的领土”受到“武装攻击”时，双方应采取“共同行动”。8日，针对此所谓的“条约”，周恩来外长发表严正声明，进一步揭露了美国的侵略本质，并将之视为对中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为配合外交斗争，1955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一江山岛，引发了西方所谓的“第一次台海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在继续与美国进行斗争的同时，没有关上中美对话的大门，不断通过中美大使级会谈和亚非会议等各种场合直接或间接表明，中国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缓和紧张局势，解决双方的分歧，以最终推动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中国政府在这个时期维护国家安全的另一项举措是，支持印度支那国家争取独立、反抗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斗争，并积极筹划和参加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制止了美国企图对印度支那进行直接武装干涉的计划，巩固了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总之，在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国不得不在朝鲜半岛、台湾地区、印度支那三条战线上同美国进行严肃的较量，保卫了自己的独立、主权和安全，也充分显示了中国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的诚意和努力。

（二）“两个拳头打人”时期的中国外交（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末）

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一边倒”外交战略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由于其综合国力的相对均衡发展和全球战略的某些调整，开始在共同主宰世界方面找到共同利益，由冷战初期的僵硬对抗开始向又妥协、又对抗的方向转化，中国联合苏联反抗美国的国际战略背景开始消失。二是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大分化、大动荡、大改组的变动时期，东西方阵营中独立自主的倾向有所发展，西方阵营中西欧走向联合和法国推行独立外交政策，特别是东方阵营的波匈事件和中苏分歧，都推动了两大阵营的分化。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殖民地赢得了独立，并奉行不结盟的和平、中立外交路线，开始在国际政治中形成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总之，世界多极化的进程已经启动，“一边倒”的对外战略显然不能适应急剧变化了的国际格局。三是中苏的结盟关系不断出现裂痕并走向破裂。苏联自20世纪50年代末起为推行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全球战略，不断向中国施压，恶化中苏关系，直至在中国北部施加军事压力，中苏对抗使得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边倒”战略的基础不复存在。因此，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中国要在东面应付美军在台湾海峡造成的巨大军事压力，以及在南方处理因美国推行侵越政策而带来的安全威胁；另一方面，又要在西北和北部边境时刻准备迎击苏联的武力挑衅。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中国建国以来最为困难的历史时期，不得不奉行“两个拳头打人”的对外战略，既要反美，又要反苏，在国际舞台上同时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政策。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努力捍卫国家主权不受侵犯和国家尊严不受侮辱，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在两霸挤压的外交困境中，努力从两霸之间的广阔“中间地带”探寻外交空间。

第一，顶住苏联的各种压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苏联不但对中苏两党的思想分歧耿耿于怀，而且还不断向中国提出损害中国主权的无理要求。1958年，苏联先是提出要在中国建立两国共管的大功率长波电台，后又建议两国建立一支共同潜艇部队，对于前者中国本着中苏友好的考虑同意建设，条件是一切费用由中国支付，所有权归中国，建成后共用；对于后者则以涉及主权为由而明确拒绝。实际上，影响中苏关系的最主要因素在于两国对外战略存在着巨大差异和严重矛盾：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实现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推动苏美缓和，是苏联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和全球战略；而对于中国而言，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仍然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任务。一个和美，一个反美，天壤之别。1958年8月“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金门、马祖，苏联领导人深恐此举导致美苏冲突。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前夕，苏联于6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于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议，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9月9日塔斯社发表了关于中印边境事件的声明，公然袒护印度扩张主义。9月赫鲁晓夫访美后来华期间，甚至希望中国政府放弃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并暗示中国政府可以考虑暂时让台湾地区“独立”。中国政府断然予以拒绝。1960年苏联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恶化中苏关系的步骤，6月策划了“布加勒斯特会议”，指责中国共产党是“疯子”、“要发动战争”，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是“纯粹民族主义”；7月宣布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撕毁两国协议；7、8月间又在新疆挑起边境纠纷。尽管中国政府多次声明不要把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真诚希望中苏关系能好转起来，但仍无济于事。1964年中苏两党高级会谈失败，赫鲁晓夫的继任者勃列日涅夫继续将美苏合作反华作为其既定外交方针，在边界沿线部署100万大军，严重恶化中苏关系。1969年，苏联悍然发动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中苏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中国政府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顶住了苏联的巨大压力，捍卫了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经受了严峻考验。

第二，继续反对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如果说，“一边倒时期”中美两国的斗争是“战场加谈判桌”的话，这个时期中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则主要是在外交舞台上。中国政府除了给予越南大量军事援助以抗击美国侵略外，还投入很大精力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的和平、中立和独立，凭借中美大使级会谈等渠道对美国进行外交折冲。中美大使级会谈源于1954年日内瓦国际会议期间中美两国代表就侨民问题进行的会谈，后来发展为中美两国政府沟通的主要渠道。自1955年起，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和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正式举行大使级会谈，至1970年2月，双方共举行了136次会谈，但因双方立场相去甚远，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只是在1955年9月就平民问题达成协议，规定双方承认在各自国家内的对方平民享有返回的权利，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能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会谈在禁运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毫无进展，原因在于美国执意将中国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作为讨论禁运问题的先决条件，而对于台湾问题，美国则要求在两国联合声明草案中写上：一般来说，并特别对于台湾地区来说，“除了单独和集体的自卫外”，中美放弃使用武力。这些主张是中国政府所不能接受的。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建议本质在于企图维持台湾地区现状，承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合法化，继续推行“两个中国”的政策。王炳南大使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也再三指出，台湾问题有国际方面和国内方面两个层次，美国侵占台湾已构成了国际争端，美国应放弃对华使用武力，从台湾地区撤出所有武装力量，这是台湾问题的国际方面；中国用什么方式实现台湾与大陆的统一，属中国内政，美国无权干涉，这是台湾问题的国内方面。除了大使级会谈外，中国政府还利用印支问题日内瓦会议的国际舞台同美国进行了较量，旗帜鲜明地站在印支人民一边。1960年美国一改过去的“代理人战争”手法，对越南发动了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严重威胁到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中国政府除向越南提供大量军事物资援助和后勤部队协助外，在外交场合多次严正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政策。另外，中国政府在日内瓦会议等各种国际场合，坚决反对并及时揭露美国在老挝、柬埔寨策动亲美势力，扩大“东南亚条约组织”，破坏日内瓦协议，挑起内战甚至军事入侵等一系列非法行径，大力支持老挝、柬埔寨成为一个和平、中立、独立的国家。

第三，争取两个“中间地带”，成功地拓展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并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面对美苏双重挤压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抓住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末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大力拓展了同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但有助于化解“美苏共同反华”带来的外交困难，而且有利于进一步确立和增强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重要影响力，进而为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50年代后半期起，周恩来总理三次出访亚非国家，密切了中国与访问国的关系，访问期间，他提出了中国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相互间关系的五项原则，即支持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反帝、反殖和独立；支持它们奉行不结盟政策；支持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实现团结和统一；支持它们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支持它们要求主权应当受到他国的尊重。五项原则实际上为成功地开展对亚非拉国家的外交提供了思想指导，也促进了各国对中国外交思想与外交政策的了解。在具体的外交实践中，中国政府始终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在埃及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斗争中，在伊拉克推翻费萨尔王朝的革命中，在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中，以及第三次阿以战争中，中国政府都站在正义的阿拉伯人民一边。中国政府还对非洲独立高潮给予了充分的道义支持，及时承认了所有脱离殖民主义体系的新独立国家，同时还对于南非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的斗争予以深切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援。另外，中国还坚决支持拉丁美洲人民的抗美斗争，声援古巴革命，关注巴拿马人民收回运河主权，谴责美国对多米尼加的入侵。中国政府还大力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这一切外交活动，不但反击了美国等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行径，而且铸造了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还促成了第二次建交高潮，促进了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的睦邻关系。1955年底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只有23个，到1965年底增加了1倍多，中国外交的国际空间并没有因美苏的合压而缩小，反而扩大了。中国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协商互谅的方针，公平、合理地先后解决了与缅甸、老挝、尼泊尔、蒙古、巴基斯坦、阿富汗的边界问题，解决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华侨双重国籍问题，虽然与印度发生了边境冲突，但为了用实际行动表示中国主张通过和谈而不是通过武力解决边界问题的诚意，中国政府不失时机地宣布全线停火和主动后撤，赢得了印度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好评。

针对美苏从两个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的双重背景，中国除了致力于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合作外，还试图发展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图逐步突破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孤立。1964年毛泽东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论”，将亚非拉称为美苏之间的“第一中间地带”，将西欧、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作为“第二中间地带”，提出了要巩固与第一中间地带团结的同时，争取发展与第二个中间地带的友好关系。这方面一个重大外交突破就是1964年与法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中法建交意义重大，因为法国是西方阵营的主要国家之一，也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拥有重要的国际影响。中法建交至少意味着，西方大国一致孤立中国的局面终结了，多极化必将给中国外交带来新的契机。

（三）“一条线、一大片”时期的中国外交（20世纪70年代初至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期，中国摆脱外交困境的重大契机终于到来。这时候，国际政治中的各种力量加速分化组合，挑战两极格局的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西欧国家联合自强、独立自主的势头更加猛烈，第三世界开始以集体的力量强有力地登上政治舞台，以石油等原料为武器，以消除不平等贸易条件为突破口，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向世界旧秩序与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提出挑战，两个超级大国控制世界事务的能力相对下降；即使在两极格局内部，情况也在发生战略性变化：苏联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军事力量大幅度提高，双方军力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这刺激了苏联的大国主义思想和霸权主义野心，它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战略进攻态势，而相形之下，美国因越南战争大伤元气，不但需要从越南“脱身”，而且也迫切寻求中国这个战略力量来抵制苏联对其“霸权”地位的直接挑战，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总统尼克松和基辛格等美国政要就多次发表了不愿孤立中国的言论。而中国因苏联陈兵百万于中苏、中蒙边境，支持越南侵柬反华，出兵占领阿富汗等因素而受到苏联的来自北、南、西三个方向的巨大安全威胁，实际上，1969年苏联对中国领土珍宝岛的入侵，标志着苏联成为中国安全最大的威胁。这样，出现了中美战略合作的绝好契机。中国政府及时地抓住时机，采取了毛泽东提出的“一条线、一大片”的对外战略，即按照大致的纬度划一条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条线），团结这条战略线以外的国家（一大片），抗衡侵略野心最大的苏联。

总体上讲，以联美抗苏为中心内容的“一条线”战略，有助于中国改变昔日“两只拳头打人”、“腹背受敌”的被动局面，以重拳集中迎击苏联，而将另一手腾出来实现与美国及其盟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及修复与东欧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努力利用联合国这个广阔的国际舞台进行外交斗争。应该说，这三方面外交努力，除了上述国际形势转化这个主要因素外，在国内还存在着至少三个方面的有利条件：一是中国综合国力有了一定的恢复和提高，特别是核武器的试验成功并装备部队，大大增强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二是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1971年10月25日，二十六届联大以多数票通过了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立即将蒋介石集团的代表驱逐出去的决议案，这样中国恢复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从法律上正式成为少数几个对世界安全负有主要责任的大国之一，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三是中国领导人开始改变过去在国际上以意识形态画线、以阶级画线的做法，及时实现中国国际政治角色的转换，从国家利益等新的思维角度考虑问题，将外交思想和实践建立在较为现实的基础之上，尤其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的划分，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使中国坚定地站在第三世界立场上，团结日本、欧洲、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集中力量进行反对苏美霸权主义特别是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

在上述国际、国内条件的积极推动下，中国外交在三个领域取得重大进展，其中首屈一指的成就莫过于中美友好关系大门的开启。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级大国，而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中最具有国际影响的大国，中美和好不仅有利于两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而且对于促进地区稳定和维护世界和平意义极大，实现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始终是中国政府的最重要的外交任务之一。当然，这主要取决于美国政府对新中国的逐渐了解与和平诚意。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政府开始显示出与中国和好的诚意。尼克松总统通过法国、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等联系渠道，不断向中国传出加强接触的试探信号，不但恢复了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而且一再放松对华贸易限制，1970年10月尼克松总统甚至在一次宴会上有意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词；而中国政府也默契配合，遥相呼应，先是邀请了著有《红星照耀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与毛泽东同登天安门城楼，后又通过有关渠道表示欢迎尼克松总统访华。一个脍炙人口的佳话是，1971年4月，中国政府支持正在日本名古屋参加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中国运动员邀请美国运动员访问中国，启动并促进两国的民间交往和相互了解的进程，“乒乓外交”获得极大成功，在外交史上有以“小球转动大球”的美谈。之后，中美关系迅速发展。同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次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访华，成为历史上踏上中国国土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揭开了中美关系的新篇章。尼克松访华期间，中美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现实态度，发表了《上海公报》，双方郑重声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对中国消除来自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具有重大意义。美方表示，它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无疑从杜鲁门的“台湾地位未定”论向前大大迈进了一步，有助于台湾问题的解决向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尼克松访华后，因他在水门事件中去职和美国亲台势力的阻挠等原因，中国政府提出的根据“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尽快建交的主张，没有在福特政府任期内被采纳。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趋势已不可阻挡，1977年卡特政府上台后，为应付苏联的挑战，将对华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中心因素”，并于1978年4月宣布：美国政府承认一个中国的概念，同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建交协议：（1）美国承认中国关于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2）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际，美国政府宣布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在1979年4月1日以前从台湾和台湾海峡完全撤出美国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并通知台湾当局终止“共同防御条约”；（3）从1979年1月1日起，中美双方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些谈判成果反映在1978年12月16日的《建交公报》中。中美虽未解决台湾问题上所有的重要分歧，却在“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上达成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比《上海公报》大大前进了一步。中国与美国建交是两国关系中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转折，对于东亚稳定与世界和平影响巨大，对于中国外交来说至少有几个方面的作用：极大地减轻了美国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压，部分化解了苏联对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军事压力，基本上结束了过去几十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政策，排除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主要障碍，从此，出现了对中国改革开放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外交工作也开创了新局面。

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访华，中日两国政府在1972年9月29日签署了《联合声明》，宣布结束不正常状态，日本对过去的战争作深刻反省，中国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关于“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的规定。1978年，中日两国在北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决心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发展两国的持久和平友好关系，这进一步巩固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积极成果，推动了双方在贸易、技术等各个领域全面关系的发展。同样由于中美建交的推动，中国与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关系也得到全面发展。70年代初出现了中国同西欧国家的建交高潮，1970年至1972年间，中国先后同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冰岛、马尔他、希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卢森堡建立了外交关系，中英和中荷外交关系由代办级升为大使级，还于1973年和1979年先后与西班牙和葡萄牙、爱尔兰建立了外交关系，基本上完成了同西欧国家的建交过程。

除与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外交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外，中国政府还认真处理同苏东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同第三世界的真诚团结与合作。中国政府在着重巩固和发展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注重修复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的原有友好关系。对于苏联，中国政府坚决地反对它的大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并于1979年终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本着中苏友好的过去和未来，中国政府倡议边界问题谈判和国家关系谈判。但由于苏联始终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这一现实，以及以“在谈判中不得涉及第三国”为借口，拒绝进行合作，使谈判无果而终。与此同时，中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取得令人满意的发展，出现了建国以来第三波建交热潮，自1970年到1982年，又有56个发展中国家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包括5个东南亚和南亚国家，13个拉丁美洲国家，5个大洋洲国家，26个非洲国家和7个西亚国家，外交关系的这一新成就，不但强化了周边和平环境，巩固了同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而且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东地区有了更多的朋友，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交往提供了更多的资源。

这个时期中国外交的另一大特色是，中国充分利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个权威的国际身份，开展维护国家利益和促进世界和平的外交斗争。在重返联合国的最初十年里，中国政府在这个广阔的国际舞台上的活动，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一是在有关第三世界利益的世界事务中，特别是在朝鲜问题、苏军入侵阿富汗、阿以争端、南非、中美洲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坚定地与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在联合国中支持增加第三世界的发言权，积极参加促进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南南合作、南北会谈以及旨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一切努力。二是将裁军作为一项重要活动议程，从第三世界唯一的核国家这个特殊身份出发，积极参加国际裁军大会，并提出了不同于苏美，也不同于英法等国的裁军6项原则：即裁军应同反对霸权主义、反侵略、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相结合，拥有最大核武库的两个超级大国应率先裁军，核裁军应与常规裁军相结合，一切中小国家有权保持为防御侵略、捍卫独立所必需的国防力量，应规定严格有效的国际核查措施，各国应有权以平等地位参加裁军问题的审议、谈判和监督。三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积极参加联合国的专门机构，投入到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去。四是以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作为倡导国际道义的主要途径。邓小平曾以副总理身份于1974年率团出席了第六届特别联大，提出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明确主张，即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都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包括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共同管理；发展中国家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主权；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不应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四）“大调整”时期的中国外交（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的“一条线”的外交战略，为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以联美抗苏、战略结盟为核心特征的对外战略，到80年代初已不再完全适合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际上多极化的迅猛发展和美苏的全面缓和，都要求中国外交进行新的战略调整。这次调整幅度空前，涉及许多方面，打开了外交工作的新局面，因此，习惯上称之为“大调整”。邓小平是这次外交政策调整的总设计师，他高瞻远瞩，抓住机遇，及时作出一系列重大调整。“大调整”主要涉及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作出新的判断，改变了以前“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引起革命”、“准备早打、大打、打核大战”等强调战争危险性的观点，认为有资格打大战的美苏两家相互制衡，不敢贸然发动战争，而世界多极化的发展也制约了战争的爆发，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这为我们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提供了根本依据，也为外交战略调整提供了重要条件。二是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明确地将国家利益原则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原则，更加坚定、灵活地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定为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三是实行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纠正了把自力更生同对外开放对立起来的片面认识，自力更生不等于闭关自守，也不是将西方社会的文明成果拒之门外，要依靠国际经济的合作和相互依存，在当代发展中，已不存在一个国家生产其所有必需产品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外开放是每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四是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以“一国两制”、“共同开发”等方针解决有国际背景的国家统一问题、与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五是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同盟关系，改善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对于一切国际问题，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和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关系、促进共同发展的标准，独立自主地做出判断，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这是最能体现这次外交战略转型特点的举措。这次战略大调整与前三次战略调整有着根本的不同。过去的对外战略长期是以进行革命斗争和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为指导思想，即通过结盟等方式来对抗最主要的敌人，而今以改革开放的需要为出发点，采取不与任何大国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

“大调整”的10年，是中美关系的“蜜月”时期。继续发展中美友好关系，无论对于中国的国家安全还是对外开放或祖国统一，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符合中国的根本国家利益。自1979年中美建交至1989年“六·四”风波之前的10年间，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在一个较平稳的水平上前行。这既是中美两国政府理性选择的结果，也是中国政府外交斗争的成果。1979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声称“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运来决定台湾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对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并为美国严重关切之事”，确定了美国将向台湾继续提供所谓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实质上变相地维护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制造“两个中国”，引起了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中美经过艰巨的谈判，于1982年8月17日发表了《联合公报》，又称“八·一七公报”，重申了建交公报中的各项原则，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销售，经过一段时间导致这一问题的最后解决。公报的签署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使得中美双方在解决建交时遗留下来的美国售台武器问题上，迈出重要一步。公报签署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虽然经历了如198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台湾问题”决议案、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西藏侵犯人权案”以及1987年所谓中国向伊朗出售“蚕式”导弹事件，但都因两国政府的努力而未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自1979年至1989年，双方高层互访频繁，中国向美国派出了由国家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等几乎所有国家与政府领导人率领的20多个高级代表团，而同期美国也向中国派出了由总统里根和布什，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及卡特，国务卿黑格和舒尔茨，国防部长温伯格等为首的近50个高级代表团，这意味着，10年间平均每年有7个代表团来往于北京与华盛顿之间，每隔一个月中美高层就要就重大问题进行沟通。

“大调整”的10年，也是中苏关系重返正常化轨道的10年。70年代中苏的僵冷对峙，直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发表愿意“就改善苏中关系的措施达成协议”的塔什干讲话，才稍见暖意。自1982年10月至1988年6月，中苏进行了12轮政治磋商，就中方提出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进行讨论。中方认为，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在中苏边境和蒙古驻扎重兵，武装占领阿富汗，对中国南部、北部和西部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是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直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才首次表示认真考虑中国的三个先决条件，到第12轮磋商结束前，苏联已制定了从阿富汗、蒙古撤军的时间表，并表示愿意帮助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样，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所有主要障碍得以排除。1989年5月，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在中苏高层往来中断数十年后访问中国，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了历史性会谈，并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中苏联合公报》，两国决心“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两国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关系。

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欧、东欧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关系也有了长足进步。1980年代是中国同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实现关系正常化的10年，自1982年起，中国政府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四项原则处理党与党的关系，以“相互谅解、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平等互利”的原则指导国与国的关系，先后与五国领导人实现了互访，推动了双边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中国与西欧各国的关系也有较为实质性的进展。如果说，“一条线”时期是双方建交高潮的话，那么，20世纪80年代则是中国与西欧各国从战略高度和经济利益出发全面发展关系的崭新时期。1983年11月，继1975年同欧共体建交后，中国政府又与欧洲煤钢联营、原子能共同体建立了正式关系，从而实现了同欧共体的全面建交。1984年中国总理首次访问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等西欧诸国。之后，中国与西欧各国领导人的互访增加，关系日益密切。政治关系的发展推动了经济技术合作。中国从西欧国家引进技术的总金额由1985年的9亿美元上升到1988年的30亿美元，1988年获得的政府优惠贷款和发展援助达到26亿美元。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欧关系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成果是，中国政府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的精神，考虑到历史与现实，照顾各方面的合理利益，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自1982年、1986年起，分别与英国政府、葡萄牙政府经过多次谈判，先后于1984年、1987年达成协议，中国恢复对香港、澳门行使主权，从而洗雪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极大地推动了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也为国际社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历史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标志着中国外交日臻成熟。中日关系也稳步发展。中日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互相信任成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四原则，中日关系进入了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第三世界是中国外交工作的立足点，20世纪80年代中国与第三世界的友好关系又有新的发展。中国进一步巩固了与朝鲜、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孟加拉国、尼泊尔、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等国的友好关系，还于1989年恢复了与蒙古、老挝和越南的传统关系，并于1988年以拉吉夫·甘地访华为标志，与印度结束了长期冷漠的状态，妥善处理同邻国的历史遗留问题，加强了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关系；中国还以“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等四项原则，拓展了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从战略高度切实发展同西亚北非的友好关系，与巴勒斯坦、卡塔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建立了外交关系。另外，中国与拉丁美洲的关系也有了新的发展，先后与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安提瓜和巴布达、玻利维亚、乌拉圭等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81年10月，中国总理访问墨西哥，这是中国政府首脑首次访问拉美国家，1985年中国总理又访问了哥伦比亚、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4个南美国家，使得中拉关系又迈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这种独立自主与不结盟战略的指导下，中国还日益广泛地参与了联合国等组织的多边事务和全球性活动。中国先后参加了联合国下属的几乎所有国际组织，出席了各种国际会议。这次战略大调整为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并迅速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大融入”时期的中国外交（20世纪90年代至今）

1989年“六·四”风波后，西方对中国实行集体制裁，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形成了巨大的冲击波，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形势，对此，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善于守拙，决不当头，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强调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每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指引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高科技取得重大突破，“神舟”号宇宙飞船直指苍穹，中国的国际战略地位空前提高，香港、澳门顺利回归，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被打破，中国同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发展了友好关系，特别是重视与周边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塑造了建国以来比较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外交工作取得新的成就。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一步拓展国际空间，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源，使中国发挥重大的国际作用和做出更大的国际贡献，就成为一个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任务。这就是中国必须尽快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去。中国进入了“大融入”时期。融入国际社会并非始自20世纪90年代，实际上，自新中国建立起，融入国际社会就是中国政府始终不渝的目标。20世纪80年代多边主义外交的开展，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中国以联合国为主要国际舞台，广泛参与多边外交领域，从政治、安全逐步扩大到经济、裁军、军控、社会发展、人权和环境等各个领域，共加入了105个国际多边条约，比70年代的42个增加了近2倍，为90年代开始全面融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只有在90年代，全面融入国际社会才有更大的紧迫性和可能性。首先，中国要深入推进市场经济，意味着国内经济必将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国家对外开放空前加大，外交必须为中国经济融入国际经济服务，在各个领域与世界接轨。从现实的意义看，中国经济也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在一个信息时代到来、经济相互依存和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化的世界里，如果不与世界接轨，就可能被历史再一次抛弃。以WTO为例，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十大贸易国之一的中国，若长期游离于这个最有权威性的多边贸易机制之外，无疑对外贸出口和经济开放十分不利，对世界贸易的健康发展也不利。因此，整个20世纪90年代，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努力方向就是，为尽快加入WTO而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进行贸易谈判，结果“黑头发谈成白头发”，终于在1999年底与美国等16个世贸组织成员结束谈判。其次，中国国内政治与社会形势的变化，如公民意识的提高、民主政治的完善与法治原则的宏扬，从国内的意义上推动了中国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国际互联网在国内的引入与日益普及，使得广大网民借助高技术通讯手段参与讨论，就事关国家利益的国际问题发表看法，提高民间外交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成为可能和有影响力；国内环境问题、艾滋病问题、贩毒吸毒问题日益严重，它们与世界其他国家息息相关，也促使中国政府求助于国际合作……这一切，也为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创造了更大的机会。第三，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的严重倒退，西方国家的集体制裁，迫使中国作出新的选择，加速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充分利用国际规则和机制，寻求中国外交更广阔的活动空间，免受美国等国不时地施加的种种压力和限制，同时，积极参与各种国际新机制的创建，打破西方国家的垄断，使之充分反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加速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势在必行，也标志着中国外交正在进入一个更为崭新的时代。

“大融入”初期的中国外交，主要有五个方面的举措，一是加深融入国际制度的力度，二是建立对外伙伴关系网络，三是进一步拓展建交国家的覆盖面，四是与美国建立建设性关系，五是确立新安全观与合作安全模式。

就融入国际制度来说，中国于1996年签署并批准了国际海洋法公约，不但使中国海域扩大到近300万平方公里，而且还为利用这个公认的国际海洋法律机制解决中国与东亚或东盟国家之间的争端，提供了某种有益的法律手段，有利于改善国际形象，提高大国地位。中国积极而有保留地加入由《核不扩散条约》、《导弹技术控制制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组成的国际核控制机制，并于1996年7月29日发表声明暂停核武器爆炸试验，不仅促进了国际裁军事业和世界和平，提高了国际形象，更重要的是从长远角度维护了中国周边安全不受潜在的核威胁。中国加入核控制机制顺应了国际潮流，增进了与美国等大国的战略认同，也从长远角度维护了国家安全。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还认识到，人权已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普遍信念与认同，因此需要积极地向国际人权机制靠拢，至1998年10月，中国已签署了约19个国际人权公约，包括居于核心地位的《社会、经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坚持集体人权、经济权和发展权的基础上，尊重国际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增加了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开展外交的灵活性，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从此，人权外交不再是西方国家的专利品。加入WTO，积极参与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则是中国在今后相当时期内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主要举措。全面融入国际社会，开拓了中国外交的全球空间。

在建立对外伙伴关系方面，中国外交成绩显著。冷战后，国际关系中掀起了一股“伙伴外交”的浪潮，中国也积极加入到这个“伙伴关系热潮”中，中国与东盟国家决定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与加拿大、墨西哥决定建立“跨世纪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1996年4月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7年5月中法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10月中美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以及1998年，中国与欧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与日本建立“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这预示着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取向和框架，它以和平、合作、不结盟为宗旨，以大国间的共同利益和对人类的共同责任为主要基础，不但极大地优化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和综合国际环境，而且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的总体缓和与良性互动，均产生了重大国际影响。其中，1996年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在上海举行首次会晤，确立了“上海五国”会晤机制。2001年“上海五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海会晤，共同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从此，上合组织六国的关系进入了最好的历史时期，对于稳定中亚局势起了重大的作用。

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另一重要内容是，中国与一些长期对中国不理解或因种种原因尚未建交的发展中国家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90年，中国恢复了与印尼中断长达23年的外交关系，并与新加坡、沙特阿拉伯建交，1991年与文莱建交。自1991年始，中国外长应邀参加东盟外长会议并与各外长进行磋商，使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1992年1月，中国与以色列建交，从而扩大了对中东事务的影响力。同年8月，中国还与重要的海上邻国韩国建立了大使级关系，这对于中国继续发挥在朝鲜半岛的传统影响意义重大。1995年4月中国与波黑建交。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部非洲最强大的国家南非共和国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这不但有利于中国在非洲事务中发挥更加实质性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沉重打击了台湾当局的“外交努力”，从此与台湾“建交”的国家中再没有地区性大国了，仅限于中美洲、中西非和大洋小岛的国家。1998年中国还恢复了与几内亚比绍、中非的外交关系，并与汤加正式建交。此外，90年代中国还较好地解决了与独联体各国的关系。苏联解体后，中国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和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原则立场，同独立后的前苏联各国适时地建立了新的国家关系。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外交关系又有所拓展。

在当代国际社会中，美国在国际机制的创建和运行方面，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因此，拓展与美国的合作，防止中美关系的恶性下滑，是中国外交的重中之重，但也是难中之难。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中美关系严重倒退，从“六·四”事件到全面制裁，从人权到知识产权，从地区安全到核不扩散，从西藏问题到台湾问题，摩擦不断，一波数折，几次下滑。“六·四”事件后，美国总统继1989年6月宣布暂停武器出售、官员互访和金融援助等多项制裁措施后，又于1991年6月以中国从事导弹技术扩散为由，宣布对中国进行3项高技术制裁，1992年又宣布决定向台湾出售150架F16型战斗机。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继续了对华不友好政策，将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附加了7项人权条件。中国政府理所当然地加以拒绝，两国关系在人权问题上陷入僵局。1993年秋，克林顿政府逐渐认识到中美在经贸和国际安全方面的共同点，开始奉行“全面接触”的对华政策，11月，江泽民主席应邀参加在西雅图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实现了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元首的首次会晤。1994年5月，克林顿总统宣布人权问题与最惠国待遇“脱钩”，并专门撰文强调中国因素在美国外交中的作用，这意味着“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基本告一段落。1994年秋，中美关系在短暂缓和后，由于美国内反华势力膨胀和国内中期选举等因素，又进入了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新一轮低潮期。继1994年9月实施了一系列对台关系升格措施后，1995年5月22日美国政府出尔反尔，竟准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的“私人身份”访问美国，严重违背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本原则，助长了“台独”势力，直接威胁到中国的和平统一大业，遭到了中国政府最为强烈的抗议。5月23日，中国外长召见美国驻华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也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中国政府中止和推迟了政府与军队高官访美，并召回驻美大使，6月16日，两国关系出现了自1979年建交以来第一次双方无大使的局面。为配合对美斗争和反对“台独”，中国军队于7月21—26日和8月15—25日，两度在东海海域进行导弹发射演习和导弹火炮实弹射击演习，显示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祖国、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信心，出现了海峡两岸关系和中美关系史上又一严峻局面，被称为“第四次台海危机”。8月1日，中美两国外长在文莱举行了会晤，预示着两国关系出现了转机。10月24日，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纽约出席联合国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期间，举行了正式会晤，江泽民主席重申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仍是中国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强调台湾问题是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这次会晤“显示出中美关系雨过天晴的好迹象”。但是，台海危机并未过去，1996年3月，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夕，我军在台湾海峡进行例行导弹发射训练和海空实战演习，美国却向台出售武器，并于3月中旬向台湾海峡附近派遣“独立号”、“尼米兹号”两支航空母舰特混编队，严重加剧了台海紧张局势。4月17日，美国还将日美安保范围扩大到包括台湾在内的所谓日本“周边地区”。中国政府对此作了坚决斗争，还于4月26日与俄罗斯在上海签署了以反对单极世界为主要内容的《联合声明》。5月，美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出“对华三原则”，即支持中国成为一个稳定的、开放和成功的国家，支持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通过对话与接触处理双方分歧，美国国会异常顺利地批准关于无条件延长对华最惠国待遇的决定。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莱克访华。11月，克里斯托弗访华，他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21世纪的合作”的政策性演讲，为改善中美关系作准备。1997年至1998年，中美关系总体上出现了明显的改善势头，1997年10月26日至11月3日，江泽民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发表了《中美联合声明》，双方在和平核利用、能源和环境合作、防止核扩散以及两军关系等领域达成若干一致，就人权、法律和科教文化等问题达成若干共识，决定不再把各自控制的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更重要的是，双方宣布“共同致力于建立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从而为面向21世纪的中美关系确定了一个基础性框架。1998年6月25日至7月3日，克林顿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回访。中美首脑互访意义重大，江泽民主席访美是自1979年邓小平访美以来，中国最高领导人对美国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性访问，克林顿访华则是1989年以来美国总统对中国的首次访问，也是美国在位的民主党总统第一次访华。中美两国首脑的世纪性互访，标志着中美关系终于结束了近8年的困难时期，实现了“第二次正常化”。但是，中美关系不会一帆风顺，1998年克林顿从中国返回美国不久，中美关系就因所谓的“李文和间谍案”、美国拉台湾加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和中国加入WTO等重大问题而不断下滑，尽管1999年4月中国总理访美竭力改善中美关系，但仍然没有阻遏住这种下滑趋势，1999年5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军队悍然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中美关系又陷入新的危机。中美关系终归要好起来，1999年9月，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新西兰奥克兰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会晤，又一次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向前发展，及至11月两国就中国加入WTO问题达成了协议，取得了双赢的成果，排除了中国加入WTO的主要障碍，这在中美友好关系史上又留下了光彩的一笔。2001年发生“9·11”事件后，两国关系有了新的发展，在反恐和其他领域的合作得到加强。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中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新安全观。这种新安全观以合作安全和相互安全为核心，以合作方法谋求共同安全，要求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新安全观是一种综合性的安全观，它显示安全新观念，即突破传统的政治、军事安全的局限，全面涵盖经济、社会安全。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形势处于深刻变化之中。中国紧紧抓住战略机遇期，迅速崛起。至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达3．7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体、第一大制造业大国，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一位。在这种情势下，尤其是在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爆发后，中国的国际影响迅速提升。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外交工作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第一，推动与各大国关系稳定发展。中美全面推进21世纪建设性合作关系。中俄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全面深入快速发展。中国同欧盟及其主要大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日开创了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

第二，进一步扩大和深化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周边国家中，中国同印度、印尼等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不同形式的战略伙伴关系，同哈萨克斯坦等国签订友好合作条约，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缔结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使该组织进入全面务实合作阶段。中国作为首个东盟外国家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同中国及中日韩的10＋1、10＋3机制合作成果显著。中国推动东海、南海共同开发迈出新步伐。

第三，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取得重大进展。2004年成立“中阿合作论坛”。同拉丁美洲、加勒比和南太平洋地区国家的互利合作不断深化。加强了同发展中大国的协调合作。2006年，中国成功地主办了“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这是中国外交史上主办的规模最大、高层领导人出席最多的国际会议，对中非友好关系的巩固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第四，多边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国领导人活跃在联合国、G8＋5、G20等多边舞台上，宣示我重大理念及主张，维护我形象与利益，拓展与各方关系。中国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和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迄今已向2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派出维和人员两万人次，还推动形成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机制，为推动该问题和平解决、确保东北亚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

第五，继续大力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积极开展安全外交，深化传统领域及非传统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国际上与“台独”、“藏独”、“东突”等分裂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取得了明显成效，捍卫了国家主权及领土安全。

第六，全面的经济外交成果显著。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在建的自由贸易区达12个，促成一批重大合作项目，承认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已达77个。中国还积极开展能源资源外交，为中国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服务。

第七，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初见成效。“文化年”、“文化节”、“孔子学院”、海外文化中心、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多层次多领域的公共外交及文化活动，增进了国外公众对中国的了解和友好，也进一步树立了和平、民主、文明、进步的中国国家形象。

第八，坚持以人为本、外交为民，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和法人在国外的合法权益。建立了相应的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健全海外安全风险评估和防范预警机制，成功实施多起大规模撤侨行动，妥善处置海外遇袭事件。为此，外交部设立了领事保护中心，不断加强领事保护的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