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以外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新变化

二、中国以外主要大国之间的关系新变化

（一）美俄关系

1.两国关系升温，合作进一步深化。

自2009年3月美俄关系“重启”以来，两国关系明显升温，双方合作从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方面扩展到阿富汗反恐与和平重建、伊朗核问题以及军事、经贸等多领域。美俄关系2010年有了明显改善。在安全领域美俄正式签署了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美俄关系中的消极趋势基本停止，双方表露了改善关系的友好姿态，这为双边关系下一步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在阿富汗问题上，美俄继续深化合作。北约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客观上有利于中亚国家和俄罗斯的安全。自2001年9月阿富汗战争爆发以来，俄不仅为北约军事行动提供了情报、物资上的帮助，还为北约的后勤运输提供过境走廊。2009年7月，美俄总统签署了《关于美国运往阿富汗的军事物资和武装人员过境俄罗斯的协议》，进一步表明了俄与美反恐合作的诚意。美俄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是双方关系“重启”后成效最为显著的领域，并有进一步深入和扩大趋势。在伊朗核问题上，美俄也有合作迹象。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对伊朗实施制裁的第1929号决议。在表决中，俄投了赞成票，表现出俄在此问题上与美合作的姿态。而俄之所以投赞成票是因为美国的让步:布什尔核电站等多项涉及俄重大利益的项目没有被美列入制裁清单。俄对伊朗政策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担心伊朗拥有核武器将威胁到世界安全，另一方面仍继续与伊朗签订贸易协议以获取经济利益。俄在伊朗拥有超过20年的商业利益。

在军事领域，美俄双边合作再次启动。2009年美俄首脑会晤期间，俄国防部长和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签署了《完善两国武装部队2009年军事合作计划的备忘录》，决定“重启”因俄格战争而中断的双边军事合作，并在2009年内开展20项合作活动。在经贸领域，2010年5月10日奥巴马总统将因俄格冲突而被搁置的《美俄民用核能合作协议》重新递交议会。该协议将允许两国公司交换核技术，组建核能合资公司，在和平利用核能领域进行广泛合作。俄还积极吸引美国资金在俄投资，特别是那些包含先进技术的项目。此外，俄希望得到美对其“入世”的支持。2010年6月，美俄两国总统在华盛顿会晤时定下目标，要在9月30日前完成有关俄“入世”的双边谈判。10月3日，美俄宣布两国在有关俄“入世”的所有问题上已达成一致。为推动双边合作朝着更广的领域发展，美俄于2009年7月莫斯科首脑会晤后成立了总统委员会，内设16个工作组，分别涉及核能、核安全、武器控制、国际安全、外交政策、反恐、打击毒品贩运、商贸关系、能源、环境保护、科学技术、教育、文化、卫生、救灾合作等议题。有了这样的机制，美俄合作开始朝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方向发展。比如，环境保护工作组正在协调的项目是在俄罗斯楚科奇自治专区东部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接壤地区共建一个名为“白令海峡”的国际环保公园，俄方提议两国对阿拉斯加和楚科奇地区的所有原住人口实行免签证制度。又如，公民社会工作组于2010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两国服刑者的状况和监狱公共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2.美俄分歧和竞争依然十分突出

在美俄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过程中，一些“老”问题仍旧阻碍着两国的进一步接近。目前美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问题上。

（1）俄反对美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在双方签署新的《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武器条约》时，美国宣布该条约将不会限制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俄罗斯则表示如果美导弹防御系统威胁到俄战略核力量或国家安全，俄将退出条约。两国针锋相对的表态说明双方间实质性矛盾未能解决:美坚持其在欧洲和其他地区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而俄则将削减进攻性武器问题与美部署导弹防御系统联系在一起，认为进攻能力和防御能力应当一并协商解决。

（2）北约东扩始终是美俄关系发展的重大障碍。冷战后，北约经过几轮东扩，势力范围已与俄边界接壤，其接下来的扩大目标是独联体国家。北约东扩实质上反映了美国在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的长期目标。在激烈反抗北约东扩过程中，俄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出建设新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的主张，目的是削弱美国对欧洲的影响力。北约东扩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俄于2010年2月颁布新的《俄罗斯联邦军事学说》，明确俄主要外部军事威胁是:以违反国际法的形式扩大北约的全球责任潜力，包括以扩大联盟的形式使北约成员国的军事基础设施扩大到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企图破坏个别国家和地区的战略稳定；在邻近俄罗斯的地区或其盟友国家境内或周围水域部署或者增加外国军事力量；建立和部署反导弹系统，破坏全球稳定和违反核领域的平衡政策，以及加速外空军事化，开发非核战略精准武器系统等。该文件还宣布俄在面临安全威胁情况下，将保留使用核武器的权力。这份文件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被普遍认为是俄对民主国家的威胁。美共和党还借此批评奥巴马“重启”美俄关系的做法过于仓促，考虑不周。由此推断，北约东扩问题随时可能恶化美俄关系，使美俄关系“重启”进程中断。

（3）美俄争夺中亚地区的局面未改。美国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的报告《美国军队发展的全貌与前景》阐明了美军进入中亚的长远利益，为了维护世界领袖地位，美国必须巩固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俄罗斯和中国之间打入一个楔子，以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到2010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基地已经存在了9年，其去留愈来愈受到周边国家的关注。美国为了维护在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并考虑到2010年4月吉尔吉斯斯坦发生政变后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已向吉政府许诺加倍支付“玛纳斯”空军基地的租金。

（4）美俄在格鲁吉亚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奥巴马政府在格鲁吉亚加入北约问题上态度比布什政府有所缓和，认为美国不应急于推动，而应等待条件成熟。2009年12月的北约外长会议未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问题列入议程。奥巴马的政策调整虽然减轻了对俄战略空间的挤压力度，但仍保留了对格“入约”计划的支持。美俄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位问题上更是针锋相对。俄承认两者的独立主权地位，美则支持格鲁吉亚维护领土完整，强烈反对俄罗斯的肢解政策。

（5）美俄在中东存在矛盾。俄在中东地区一贯采取积极的外交政策，其活动与美国的目标相悖，如与被美称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的哈马斯进行对话，甚至邀请哈马斯领导人访俄；向叙利亚提供先进武器，其中一些武器被转交给黎巴嫩真主党；在伊朗核问题上采取在美伊之间搞平衡、两边得利的政策，以寻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等等。

3.美俄关系的基本态势将不会在短期内改变

（1）美反对多极化构想，不希望现有国际安全结构出现变化，更不愿意削弱自身在全球事务中的领导地位。美希望保持美元全球主导货币的地位，力图尽快使本国经济走出危机让世界恢复对美国的信心。在巩固世界权力中心地位的同时，美希望发展以其为中心的辐射状双边关系，进一步维护和巩固单极霸权体系。俄试图恢复大国地位与美国竭力要打压挑战对象恰恰是对立的。从文化根源上说，俄东正教“救世”思想与美国的“灯塔”理念、“天赋使命观”何其相似。这种冲突注定了两国间的矛盾长期不可调和。

（2）美要继续推动北约东扩，加强欧洲安全向独联体渗透，进一步挤压俄战略空间，阻止俄再度崛起为像前苏联那样的竞争对手。这一目标不会因为美国总统的更换而改变，稍加改变的只可能是方法和战术。美俄之间地缘争夺的主要区域现在和未来都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处于主动地位的美国为防止俄在后苏联空间巩固领导地位，采取多种手段支持和拉拢亲美和亲西方的力量。对于俄在后苏联空间建立的集体安全和次区域联盟，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等，美国持消极看法，必欲除之而后快。

（3）美一直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认为俄政体是徒有民主之名的专制制度，力促俄政治民主化进程。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提出，美仍旧会以西方民主制度的标准来要求和促进俄罗斯改革。奥巴马政府常常以人权和自由为名对俄施压，奥巴马2009年7月访俄之前还曾发表言论，指责俄政治专制化，美国务院发表的《2009年支持世界民主报告》中继续批评俄有集权化倾向。围绕这方面的问题，美俄双方的分歧和摩擦不时发作，俄一再抨击美国干涉俄内政。

（二）美欧关系

1.特殊关系受到挑战

美国与欧洲之间的跨大西洋关系是当今国际关系中最密切同时又最复杂的双边关系。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跨大西洋关系经历了复杂深刻的变化。冷战时期美国和西欧国家为共同遏制苏联结成了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这一“特殊关系”主要受国际形势和美欧双方实力这两大因素制约；这意味着，一旦特定的历史条件削弱或消失，“特殊关系”也就难以正常维持下去。冷战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动摇了大西洋联盟的政治基础，与此同时，欧盟的建立和发展亦对传统的大西洋关系格局形成了冲击。面对双重压力，调整与重构后冷战时期的跨大西洋关系势在必行。跨大西洋关系的重构不仅直接关乎这一关系的未来走向，也将对21世纪国际格局的塑造产生重要影响。

冷战后的国际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安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在这种形势下，传统的美欧关系模式已不能满足双方外交政策的主要需求，重新定义新时期的大西洋伙伴关系并为大西洋合作确定新的基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应当说，美欧双方对于重构彼此间关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共同的认知，但是其角度和出发点并不相同。欧盟早就不满于旧的大西洋从属关系，希望同美国建立更加平等的关系。德国前总理施罗德2005年宣称，已有56年历史的北约已经过时，需要重新整合，美国与欧盟的关系应当有新的起点。前欧盟委员会主席普罗迪更明确地说，欧盟要成为“一个和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大陆上的超级大国”。欧洲人认为冷战的终结和欧盟的诞生开启了大西洋关系的新纪元，为改变旧的从属关系和建立新的平等关系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冷战后，美国也意识到了大西洋联盟的局限性。冷战期间北约联盟为美欧关系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框架，并使双方在军事安全之外其他领域的关系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但是冷战后北约已经不能满足美国外交政策的需要了。基辛格指出，冷战后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布更加趋于广泛，军事冲突的次数已经下降了”。

而经济竞争对于国际关系愈加重要，地缘政治有可能被地缘经济取代，这种情况促使美国日益从经济而非军事的视角来看待当今世界及美国与欧洲的关系。冷战后北约虽然存活下来，但是对维护美国的经济利益却起不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过去曾长期被安全关注抑制的贸易争端变得更趋激烈和频繁，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地位亦受到挑战，对此北约既无力应对也难以提供寻求解决方案的论坛。

形势的发展要求美国同欧盟建立一种新型关系，这种新关系仍将包括安全方面，但同时必须在其他方面找到力量。换言之，必须重构一个以经济合作和大西洋一体化为基础的新联盟。虽然安全关系仍占有重要地位，但是新联盟的关键却在于重组美国与欧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即便实现不了经济一体化，至少也应将这种关系从冲突转向合作。贸易将对美国—欧盟关系起到促进作用，正如英国《经济学人》的社论所指出，“贸易的发展将有助于巩固北大西洋联盟……经济和安全应齐头并进；欧盟虽有其弱点和不足，但是经济合作可以使双方拥有一个更加精细的共同事业。”美国的一些政治精英认为，构建一个拥有一定经济一体化基础的永久性美欧（盟）联盟，将会使大西洋两岸之间越来越难以分离，这同时也是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防止欧洲重新回到上世纪的战争和冲突的需要。基辛格称，大西洋关系的重建将“在帮助美国应对21世纪国际秩序演变方面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伊拉克战争造成的美欧关系危机进一步凸显了调整与重构跨大西洋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此次危机在严重程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机，使美欧关系降至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点，一些欧美人士甚至预言:“旧的跨大西洋联盟的终结已显露端倪。”美国与“老欧洲”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分歧，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冷战后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失去共同敌人的美欧难以形成新的共同战略目标，而欧盟的崛起使得美欧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凸显。美国学者库普乾在其所著《美国时代的终结》中断言，欧盟与美国的分歧早已超出贸易领域，两者正由传统的盟友变为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对手；欧盟最终成为美国势均力敌的对手和挑战美国霸权力量中心的前景不可避免。库普乾的这一论断或许有些偏激，但其所揭示的美欧关系中竞争性的一面在上升却是事实。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2004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过去两年里，欧洲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作用的支持率显著下降，欧洲人越来越希望欧盟发展成为一个脱离美国控制而自行自立的超级大国。从2005年起美欧出于各自的内政外交需要都试图修补双边关系，布什于2005年2月出访欧洲时有意放低身段，使双方关系有所改善。而欧洲政治也发生了变化，默克尔和萨科齐先后出任德国总理和法国总统，他们上台后亦寻求修补同美国的关系。有分析认为，默克尔政府采取了“新大西洋主义”路线，试图将德国带回德国外交政策的传统轨道，寻求与美国建立一种不同于施罗德时期的双边关系。萨科齐则发表了一些亲美言论，做出了一些亲美姿态，颇有些要同希拉克的对美政策划清界限的味道。此外，德法英三国以及欧盟还在伊朗、科索沃等国际热点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协调，所有这些都对促进美欧关系的缓和与改善产生了影响。

然而，双方修补关系的努力及效果终究是有限的，欧洲的政治变化和美欧之间短期利益需求的汇合确实有助于双方关系获得暂时和局部性的改善，但并不足以消除彼此间的战略分歧，更难以扭转由国际环境改变和大西洋地缘政治结构变化所导致的美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进程。正如有分析指出的，欧洲新的“亲美”领导人的上台不会导致更密切和更好的大西洋合作；仅有共同的价值观并不够，基于地缘差异而形成的利益分歧限制了未来大西洋关系的强度。欧盟委员会负责对外关系事务的委员瓦尔德纳2007年9月在纽约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称美欧关系依然位于国际体系的核心，但是她承认这种状况不会永久持续下去，毕竟当前美欧关系所处的国际环境已根本不同于冷战时期。很显然，美欧关系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打击后已元气大伤，近些年来虽然有所改善，但已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大西洋联盟式的“特殊关系”时代了。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二战后迄今美欧关系发展演变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变化。欧盟正面临着东扩后的内部协调和其他复杂问题，欧洲国家将主要精力放在自身事务解决和加强欧盟内部团结上，而不愿意过多地承担北约责任，受美国调遣。另外，美欧经贸矛盾有激化的趋势，欧元的崛起势必冲击美国霸权的基石———美元霸权，影响美国利益。

总而言之，冷战后的美欧关系已今非昔比，面对新的国际环境以及美欧外交政策需求的变化，旧的大西洋关系模式暴露出明显的不适应性，因而重构新的跨大西洋关系不可避免地被提上了日程。

2.合作始终会是两者的主旋律

美欧关系是同处西方阵营里的兄弟关系，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和价值观，整体上看比较团结。美国始终是欧盟最重要的伙伴，美欧有共同的社会政治制度，在价值观方面有共同的信念，在安全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经济上相互渗透、利益交织，两极格局时期建立起来的多种联盟体系仍起作用。虽然双方在伊拉克战争这个问题上曾一度关系紧张，矛盾激化，但是根本利益还是毫无动摇的。双方的分歧只是用什么方式和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而已。“三驾马车”新领导人上台，由于共同应对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需要，开始弥补对美政策的裂痕。最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总理默克尔提出的“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2007年4月，美欧峰会签署了《跨大西洋经济一体化计划》，不仅意味着美欧之间旧有经济矛盾的进一步舒缓和消解，而且为今后双方实现经济一体化和构建单一市场打下了基础。同时，会议决定成立“跨大西洋经济理事会”。2007年11月，法国总统萨科齐和德国总理默克尔先后访美。与此同时，“跨大西洋经济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华盛顿举行，对推动跨大西洋合作具有重要意义。美欧的对俄政策和对华政策分歧逐步缩小，尽量强调步伐一致。美国与法、德等国关系改善的真正原因还是双方共同应对重大的地区和全球问题的需要。虽然共同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把美国与法、德等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美欧合作，仍然还不能确定。所以美欧关系的未来发展将是大国关系关注的焦点之一。

（三）美日关系

1.合作遏制中国是两者关系的主要内容

冷战结束后，美国将中国作为防范和遏制的对象，并以强化美日同盟作为其主导东亚地区秩序的重要战略手段。在小布什政府和小泉、安倍政府的全力推动下，美日军事同盟和军事一体化得到空前加强，而这一过程的副产品则是日本追求“正常国家”地位的各种活动，从修改和平宪法及图谋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和向海外派出军队，到政界人士频频参拜靖国神社。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未将美日同盟作为外交优先事项。但美日两国通过希拉里访日和麻生访美强调了日美同盟的重要性。作为其重要体现，美日签署了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移驻关岛的相关协议，明确了强化美日同盟的趋向。民主党鸠山由纪夫政府成立前后，曾高调提出建立对等的日美同盟关系，引发了美国政府多次对其摆脱“追随美国型外交”的倾向进行警告。但在根本上，鸠山仍坚持日美安全条约是日本外交政策的基石。他在上台后立即向奥巴马表示，日美同盟关系不会发生改变。在2009年11月奥巴马访日期间，双方也再次强调日美同盟的重要性。美日同盟对“威胁”的认定及其战略指向，尤其是渲染朝鲜的“威胁”和遏制中国，具有从安全上分裂东亚的危险。

美日同盟自强化伊始便以遏制中国为目标，朝核问题也是美日论证同盟存在合理性的依据。2004年12月，日本在新的国家防卫计划大纲中第一次将中国作为其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2005年2月，美日首次将“鼓励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台湾海峡相关问题”列为两国共同的“战略目标”。美日联合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也具有针对中国的一面。长期以来，美日一直渲染朝鲜威胁，却罔顾朝鲜生存和发展的需求。美日对朝鲜的强硬立场，将朝鲜孤立于国际社会的行为，激发了朝鲜的对抗性反应。美日谋求主导东亚地区安全会导致东亚回归到以战略竞争、对抗甚至冲突为特征的两极安全结构。但走“日美对中国”的两极对立和竞争的道路将会逼迫东亚各国作出不合适的选择，造成地区分裂。

2.日本与美国战略的矛盾促使双方关系出现裂痕

美日同盟的军事一体化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美日平等的“权利分享”。

美日同盟的强化自始便体现出日本对美国战略的屈从。冷战结束后，日本政界和学术界曾热衷于“日美共同主导论”，意图实现“政治大国”地位，提出了“综合安保”、“后霸权时代”等论调。针对美国的“敲打”，日本国内出于“厌美”情绪，或“对美国说不”，或主张日本应成为“普通国家”，并提出要避免过度依赖美国造成长期的战略被动。但日本方面对美日同盟的新定位因其自主防卫和脱美路线的倾向受到美国质疑。在“日本威胁论”过后，美国政府和学界在质疑日本脱美倾向的基础上，考虑如何利用美日同盟应对中国，同时发挥对日本的“瓶盖”作用。面对日本对“正常国家”的追求，以迈克尔·格林为代表的渐进主义者认为美日同盟仍非一个功能齐全的军事同盟，主张重塑美日同盟。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受经济萧条的打击和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转向“脱亚入美”，主张强化美日同盟，并接受“瓶盖论”，谋求以此消除周边国家的疑虑，并应对中国的崛起。美日同盟强化的进程也体现了日本对美国战略的服从和迎合。虽然日本的作用得到加强，军事安全活动范围也得以扩大，但同盟的强化也降低了日本追求独立于美国的安全政策的可能性。

实际上，美日同盟的强化不仅没有使日本走出过于依赖美国的状态，反而强化和加深了日本对美国的附属结构关系。这种附属结构关系决定了日本难以追求一个基于自身的“价值观、传统和行为方式”的新议程，也难以形成对美中“既不过冷也不过热”，在地区舞台持“不卑不亢”立场的新安全观念。相反，它对日本和东亚地区政治具有多重负面影响。一个附属结构的美日同盟首先导致了日本国内的分歧。奉行亲美外交的小泉和安倍依据新自由主义原则改革日本，其结果是日本与美国日益趋同。对此，日本政治保守派阵营内部发出了日本沦为美国“属国”及日本成为美国一个州的批判声音。改革也使日本陷入经济社会困境，国内贫富差距、阶级差距扩大，以往的中流阶层两极分化，但主要趋势却是由“中流化”转向“下流化”，富有者和被边缘化的大众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加。不仅如此，小泉为推进改革还将民众分裂为支持者和反对者。在取悦于美国的同时，小泉和安倍又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营造天皇中心的新民族主义，两个对立的取向造成了日本的认同分裂，使日本成为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国家”。

对美国的从属又使日本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东亚国家在价值观上形成隔阂。小泉政府全力亲美。此后的安倍晋三政府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构想，推行价值观外交。同时，小泉和安倍政府又虚构内含日本优越的独特性和非亚洲性的新民族主义认同。在不能就以往的殖民与侵略行为持有正确历史观的情况下，日本天皇中心的认同更使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东亚其他国家难以接受，从而加大双方在历史问题上的裂痕。实际上，承认日本的特殊性恰恰是美国一直所坚持的，强调美日的共同价值观也是美国赞同的。这使日本在心理上和意识形态上不能融入东亚。在趋同美国的同时却又鼓吹非亚洲特性的历史与认同，使日本深陷身份危机的矛盾之中，并且日本政府与民众带着“认同恐惧”在文化上抵制其他东亚国家。

美日同盟的军事一体化和全球化并不意味着美日平等的“权利分享”，而是体现出日本对美国战略的屈从。日本依赖美国的军事存在保证其安全并遏制中国，同时在经济上谋求同中国争夺地区合作的主导权。日本战略上的内在矛盾使其无法获得其他东亚国家的信任，也使东亚面临安全结构两极化的危险。构建和谐的东亚政治世界需要中美日建立稳定的三边合作关系，并最终将美日同盟纳入地区多边安全机制的框架中。东亚国家利用现有的“10＋3”机制，切实推进地区经济合作是构建稳定东亚地区秩序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