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关系

三、主持人和嘉宾之间的关系

下面就以谈话节目为例来阐述主持人如何处理好与嘉宾之间的关系。

1．创造平等的传播关系

“平等”是谈话得以进行的前提和基本条件。平等其实就是对等，它不是单向行为或一厢情愿的事情。双方的心态、视线、距离等都要符合这个条件。但在现实中，平等往往又很难做到。比如，在谈话节目中，往往存在着嘉宾—主持人—观众初始时的不平等。嘉宾中，既有参加WTO入世谈判的首席代表，也有艾滋病患者，作为一种审视态度是很难平等的。应当说，对于嘉宾而言，主持人和现场观众所表现出的态度都应该是“不卑不亢”的。在节目把握上，能否做到平等对话，主持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崔永元将自己定位为“邻居大妈家的儿子”，就十分诚恳、平实。如果他把自己架起来，高谈阔论，那嘉宾只好休息，听主持人自己去讲“单口相声”了。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的作用是调动、激发、引导嘉宾发言，既不是自己畅所欲言，也不是嘉宾的辩论对手。如果总是与嘉宾针尖对麦芒，势必将自己置于同大家对立的位置上，节目也不再是谈话，而是舌战和混战了。

在节目中，主持人责任重大，是节目方针的体现者、策划者、组织者，是话题的驾驭者、引导者，是节目的主宰和灵魂。主持人既不应怠慢嘉宾、戏弄嘉宾，也没有必要迁就嘉宾或在嘉宾面前低人一等。云南电视台《人生》栏目主持人张齐在做对杨澜的访谈时，制片人问她有没有压力，她说：“我和她角色不一样，状态不一样，我只把她当做许多期《人生》中的一个嘉宾。”

2．倾听嘉宾的谈话

谈话节目是由主持人、嘉宾、现场观众共同组成的“谈话场”，主持人是这个“场”的组织者，是谈话的“召集人”。由于谈话节目成功的真正关键是“谈话”本身，因此，主持人在这个“谈话场”中，不但要能“说”，还要会“说”，才能成为“谈话场”的中心。不过，这个“中心”并不是让主持人口若悬河、喋喋不休，由“主持人”变成“主讲人”；相反，主持人先要学会做“耳朵”，要学会倾听，该说话时则说话，不该说话别打“岔”。

美国《奥普拉节目》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的成功有很多因素，但很主要的一点就是她在节目中能“满怀兴趣和同情”地倾听每一个嘉宾、现场观众的谈话。由于温弗瑞的善于倾听，使得她在观众中极有人缘，人们称她为“每一位妇女的朋友”、“一个好打听的邻居”。美国传记作家兼评论家麦尔指出：“一般来说，广播电视的访谈者只是提出问题，却并不认真回答，他们的心思放在其他事情或是下一个新问题上，但奥普拉仔细倾听嘉宾的谈话，并且利用谈话内容把主题步步引向深入。由于对观众和嘉宾的谈话进程充满关注，由于能和他们进行交流，这种风格大获成功。”

时下，有的谈话节目看起来“死气沉沉”，就在于没有营造好“谈话场”；究其原因，多是主持人不会倾听。试想，你提出第一个问题后，嘉宾在真诚地回答你的问题，你却自顾自个地想着第二个问题怎么说，这种“态度”如何让嘉宾有“谈话”的兴趣？

节目主持人应是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这与真正人际传播的指向是一致的。“人际传播的基本特性，是说者与听者传播关系的完整性……保持心与心对话的听，这样，倾听之后，我们才能向人与人相互理解的目标迈步。”^[17]这里的听，非单指耳之听，更指心之听。认真倾听、善于倾听，是主持人成功的共同要素。他们用“倾听”去理解、去消化、去沟通、去主持，因而胜人一筹。原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制片人兼主持人王利芬，以精英为交谈对象，把嘉宾和现场观众作为真正的对话者，突出了言语交锋，做到仔细倾听，反应机敏，围绕主旨适度插话，使节目充满智语慧风。

对于节目主持人说，首先重要的不是自己说了什么，展示了自己多少口才，而是在于能促进嘉宾表达意见。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是对谈话参与者的尊重，也是对其陈述的鼓励。“传统上把好的倾听界定为，有效的思考，有效的解释，有效的评价他人的意义。”^[18]从这一点来说，充满书卷气的董倩的倾听令人称道。从《东方之子》到《新闻调查》和《焦点访谈》，她戴着眼镜，诚恳、耐心倾听的风度，显示了女记者和女主持别样的风采。郭际生在《南方电视学刊》上对董倩给出了独到精确的评论：“她的倾听，体现出真诚和尊重，也是一种风景。”

主持人在倾听之后，还应对嘉宾的意见做出积极回应。《张越访谈》节目的成功得益于主持人张越和受众之间的情感互动。在《张越访谈》中始终充满了争辩、感叹、反问和质疑。对于嘉宾的意见，主持人可以不认同，也可以为之惊呼，正是这些生动的反馈，带给了嘉宾试图辨析、陈述的积极性。主持人不需要咄咄逼人的气势，也不需要因为追求平等而故作宽容，只需要善意地、有兴趣地倾听和发自内心的理解与互动。

3．尊重嘉宾的尊严与情感

“人际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情感交换。”^[19]只有主持人充分尊重了嘉宾的情感，作为交换，嘉宾也才更尊重主持人的情感，并采取积极的态度配合主持人来顺利完成传播，否则就会使主持人陷入被动与尴尬中。北京电视台脱口秀栏目《国际双行线》2001年11月10日曾播出过一期节目，邀请获奥斯卡奖的著名旅美音乐人谭盾和国内著名的指挥家卞祖善担任嘉宾到节目中谈音乐。在节目录制现场，谭盾由于不堪忍受卞祖善对其音乐的抨击愤而离去，导致了一场在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的“谭盾退场”事件^[20]。虽然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但事件发生之初，谭盾却对北京电视台的做法耿耿于怀，甚至扬言要将其告上法庭，因为其主持人和栏目组在事先并没有告诉他参加节目的另一位嘉宾是卞祖善，实际上是侵犯了他的知晓权。虽然谭盾最终与北京电视台并没有真的在法庭上见，但这件事却提醒主持人要充分尊重嘉宾的尊严与情感。

4．调动嘉宾的积极性

在一些谈话节目中，为了提高节目的影响力，增强话题表述的说服力，特别邀请社会上的有关专家、学者、社会名流以及行政领导参与节目。嘉宾按照介入节目、参与组织策划的程度不同，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即简单的参与性嘉宾和嘉宾主持人。嘉宾在节目中出现后，主持人的作用会因不同情况而发生某些变化。作为简单参与者的嘉宾不可能也不应该是节目的灵魂和中心，他们自始至终围绕主持人的思路和意图，在主持人的激发、引导下，发挥自己的配合作用。

被邀请做主持人的嘉宾，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专业主持人与嘉宾主持人共同主持节目；另一种情况是嘉宾主持人单独主持节目。前一种情况下，主持人是节目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是嘉宾的引入者，话题的引导者、节目的概括和总结者。嘉宾的表述实际上是节目主持人意图的体现。嘉宾作为非专业人员，必须依靠专业主持人才能充分发挥其独特作用。后一种情况下，专业主持人退到了幕后，由嘉宾单独主持，这时，专业节目主持人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选题、组稿、策划、组织、编辑上，隐藏在嘉宾身后，充当幕后主持人的角色，嘉宾则走上了前台。

主持人是节目与受众之间感情和信息交流的桥梁和纽带，是谈话节目中唯一能够出声的“调度”。主持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节目中去，恰到好处地“截流”，免得出现一个人滔滔不绝的尴尬；当谈话像野火一样遍地燃烧时，主持人必须以重复或提问、证明等方式将嘉宾谈话的精彩之处进行放大，免得众说纷纭；对于一些谈话失度的嘉宾，主持人则应该帮助把握好度。同时，主持人还应该做好开源工作。对于开得起玩笑的嘉宾，主持人不妨说几句无伤大雅的笑话；对于特别怯场或表现欲不强的嘉宾，主持人应时常将一些话题“抛递”给他（她），使嘉宾有说话的机会。

在谈话节目中，主持人一定要意识到，嘉宾并非完全的被动者，要充分调动起嘉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嘉宾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为节目注入新的活力和爆发力。嘉宾在节目中绝不是一个陪衬，更不是一个多余的摆设，而是与主持人共同组成配合默契的搭档。在节目的运作过程中，主持人要善于调动和发挥嘉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嘉宾在节目中状态积极，妙语连珠、滔滔不绝地将话题层层引向深入而又紧扣主题，充分体现主持人的意图。

【注释】

[1]张小琴：《电视节目主持人的个人化》，《现代传播》1996年第6期，第76页。

[2]阿多尔诺：《文化工业再思考》，高丙中译，《文化研究》第1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第199页。

[3]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第227页。

[4]同上书，第225页。

[5]孙玉胜：《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三联书店2004年3月第2版，第350页。

[6]东亚：《主持人：在文化超越的背后》，《现代传播》1996年第21期，第56页。

[7]孙克文主编：《焦点外的时空》，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05页。

[8]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传播学概论》，新华出版社，第226页。

[9]东亚：《主持人：在文化超越的背后》，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21期，第56页。

[10]关玲：《〈东方之子〉主持人的文化超越》，载《现代传播》1996年第2期。

[11]张颂：《语言传播文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12]白谦诚：《节目主持人：历史的昭示·现状的扫描·未来的走向》，载《主持人》第5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30页。

[13]参见杨伟光：《为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环境》，《话说节目主持人》，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年版，第151页。

[14]〔美〕芭芭拉·马图索：《美国电视明星》，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4页。

[15]张亚方、张瑞：《节目主持人的市场机制与走向》，《主持人》第7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

[16]参见中央电视台总编室研究处内部资料：《电视谈话节目的形态构成与操作理念》。

[17]王怡红：《人人之际：我与你的传播——读〈是桥不是墙　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8]王怡红：《人人之际：我与你的传播——读〈是桥不是墙　一本关于人际传播的书〉》，《新闻与传播研究》2000年第2期。

[19]刘京林：《大众传播心理学》，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4页。

[20]参见《南方电视学刊》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