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二、现代国家与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与发展

（一）资本主义与国际关系的变革

国际关系是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国际关系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巨大的变革作用，催生了现代国家和现代国际关系。

民族是国家存在、发展的基本要素。列宁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其中，“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指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取得统治地位这一最深刻的经济动因，在欧洲促使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要求建立统一的、现代的民族国家。当时，民族运动是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联系在一起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兴起后，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国家相继诞生。这是“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这种现代国家和前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由于历史与社会条件的差异，欧洲民族国家建立的时间和途径有所不同。西欧民族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廓清道路，促进国内统一的民族市场形成，使同一民族居住的地域用民族国家的形式统一起来。而在东欧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里，弱小民族的年轻的资产阶级受到压迫和排挤，他们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推翻异族统治，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总之，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的必然结果，是民族运动的必然结果。

民族国家作为国际关系体系最重要、最基本的行为主体，揭示了国家是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是一国整个对外活动的责任承担者，其国家的特性是第一性的。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必然具备下列四个要素：

1.定居的人民。这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是国家组成中最活跃的因素，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以及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2.一定界限的领土。这也是国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国家在其固定的领土上拥有全部的管辖权。领土为人民生息繁衍、国家生存发展提供土地和资源，也是国家在国际上有形存在的主要标志和发挥国际作用的客观前提。

3.一定形式的政府。这是国家的组织形式，是行使国家对内、对外职能的机构，拥有实力和强制手段。无政府的社会不成其为国家，政府是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正式代表。

4.主权。这是国家最根本的属性，也是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最重要的特征。享有主权意味着一个国家拥有独立自主处理其内外事务的固有的最高权力，并以整个国家的名义来行使，具有鲜明的权威性，在国际社会中因而享有平等的地位。

简言之，任何国家只有在拥有一定数量的定居的人民和一定界限的领土的基础上，才能实施统治，才能成为国际上的实体；任何国家只有享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通过政府进行有效的对外活动，在国际上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利益。必须指出，上述国家的四要素只是作为行为主体的国家存在的客观前提，并与前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并不能否定国家的阶级实质。

在构成国家的四要素中，主权最为重要。一个国家只有拥有主权，才能独立自主地制定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才能真正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实施对外行为，在国际上发挥作用，真正确立自身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地位。

现代国家（即民族国家）的诞生，国家利益与理性原则取代王朝利益与道德原则作为主权独立国家对外政策的准绳，奠定了现代国际关系及其运作的坚实基础。

15世纪末、16世纪初，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及其强大的生产力，开始冲破旧世界的樊篱，推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一个紧密的整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证了这一过程的历史地位。

资本主义产生后，西方先进国家于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相继完成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生产力需要原料与市场，需要国际分工与交换，竭力向国际领域拓展，促使或迫使世界各国卷入世界市场，一个世界经济体系逐步形成。同时，随着世界殖民主义体系的出现，世界被瓜分完毕，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加剧，西班牙、法国、英国先后称霸，国际政治已难分难解。大工业造就的现代交通、通讯工具，则为全球沟通和人类社会生活领域国际化进程，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世界各大洲、各地区以及各国间的交往日趋频繁、密切和复杂，突破了早期国际关系松弛、狭隘的框架，造就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

（二）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初期的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就是世界性的，具有外向性扩展的特性，生产和整个社会生活逐步国际化，密切了世界各国的联系，逐步使之形成有机的整体，为世界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奠定了基础。到19世纪中期，一个囊括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初步形成。这是资本主义产生后国际关系发展的最主要特点。国际关系发展到世界规模，是资本主义发生后产生的社会现象，是资本主义内在逻辑充分展开后的外在表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崛起于欧洲，当其他地区还处于落后的前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时，欧洲国家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成为首批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于是，民族国家开始成为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了国际关系中唯一的行为主体。国际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开始以民族国家的体制作为其活动的基础。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它才具有真正的“国际”的性质。

上述客观状况决定了该时期国际关系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欧洲占据世界中心舞台，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和起主宰作用的必然是欧洲列强，力量不相上下的欧洲群雄纵横捭阖，互相牵制，逐鹿欧洲，争霸世界，虽经多次变换组合，屡决雌雄，后来又有美国和日本参加进来，但是，大体上维持着多极均衡格局。

由于国际化进程的迅速推进，国家间联系、依存激增，越来越多的行政活动在客观上冲破了国界，须由各种国际行政联盟加以协调，来解决专门的、行政的和技术性的国际协作。接着，政治性的国际组织也开始出现。虽然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它们尚不具备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资格，但孕育着未来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多样化，从而给整个国际关系带来富有意义的深刻变化。

国际关系与国际法都讲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前者研究国际关系的事实，后者研究国际行为规范。国际关系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推进，迫切要求制定共同遵守的国际法规范，以公认的具有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准则，实现对国际关系的调整，以利其发展。从17世纪起，国际法应运而生，并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而发展，逐步形成了国际法体系，与国际关系互为补充和促进。这是国际关系发展的又一个显著的特点。

少数资本主义强国长期垄断国际事务，推行强权政治，使弱肉强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普遍现象。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形成后，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这一强权政治基本特征更加突出并典型化。在这方面最显著的特点是几个帝国主义大国争霸，力图摧毁对方霸权，通过战争来重新分割世界。因此，现代国际关系时期永恒不变的主题是：战争与和平，冲突与对抗。

（三）国际关系体系的演变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现代国际关系是以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启端的，由此形成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第一个国际关系体系。

欧洲“三十年战争”发生于1618—1648年间，是欧洲从封建时代跨进资本主义时代、中世纪国际关系转向现代国际关系关键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国际战争。它始于德国的“新教同盟”与“天主教同盟”的内战，以决定联邦或君主国的国家体制。战争是由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对波希米亚（捷克）新教徒实行镇压政策引起的，新教徒忍无可忍，于1618年5月23日在布拉格发动起义，手持铁棍长矛冲进王宫，按照古老的习惯，把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委任的斐迪南所派遣的两名天主教徒钦差，从20多米高的窗户中扔出去，摔死在护城河的垃圾堆上。“掷出窗外事件”遂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导火线。战争爆发后，丹麦、瑞典、法国站在“新教同盟”一边，并得到荷兰、英国、俄国的支持；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则站在另一边，并得到罗马教皇和波兰的支持。交战双方损失惨重，法国和瑞典取得优势，双方于1648年10月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法国和瑞典获得了相应的领土，德意志境内的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几个大诸侯都扩充了领地，各邦诸侯在其领地内享有内政、外交的自主权。荷兰和瑞士的独立地位获得承认。和约还规定德意志的加尔文教与路德教取得同天主教平等地位和权利。

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及其和约对现代国际关系的最重要贡献是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它对国际关系的全球进程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民族国家在现代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主体的地位，在实践上肯定了国家主权（包括领土主权）原则，从而使国家主权平等原则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民族国家体制成为现代国际关系活动的坚实基础。中世纪的以罗马教皇为中心的神权政治体制，让位于由主权平等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尽管当时的主权平等原则只适用于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国家”。

独立主权国家的形成和兴起，是国际法产生的必要历史条件。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国际法产生的重要标志。上述国际关系准则构成了国际法的主要原则。和会开创了以国际会议形式解决国际争端和结束国际战争的先例。这一先例虽然仅提供了初步经验，却在国际关系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立了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规定对违约国可以施行集体制裁，因此，《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被视为具有现代意义的第一个国际条约。

虽然，西欧早在15世纪就开始出现常驻外交代表使团，但是，真正确立常驻外交代表机构的制度，并在欧洲普遍实行，是在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之后。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在欧洲大陆确立了一个相对均衡的多极格局，维持了约一个半世纪。但是，实际上各国都以谋求均势为名，行夺取霸权之实。已经取得优势的法国、瑞典和英国，分别着意于欧陆霸权、波罗的海霸权与海上霸权。欧洲的均势格局并非是“一种神圣的稳定局面。事实上，各国的兴衰隆替以一种令人目眩的速度进行着”。到18世纪末，俄国和普鲁士取代了瑞典、荷兰、西班牙的大国地位。拿破仑战争则最终彻底打破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建立的欧洲国际格局，而该体系所确立的原则、先例和制度却有久远的意义。

维也纳体系

拿破仑帝国瓦解后，于1814年10月至1815年6月召开了维也纳会议。这是全欧国家都参加的一次重要国际会议。英、奥、俄、普四国操纵了会议。奥地利外交大臣梅特涅主持了会议。他为主要来自中小国家的二百多位代表安排了贵族式的豪华娱乐：舞会、音乐会、溜冰、乘雪橇、打猎、赛马、军事演习等，让他们尽情欢乐，而四大国的代表在幕后激烈地争夺赃物，重新瓜分欧洲，但是，他们都反对再现一个大国称霸欧洲的局面。

维也纳会议主要调整了拿破仑战争后欧洲各国的疆域，实现欧洲均势，重建欧洲和平。它为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创造了力量的平衡，使欧洲大国管辖的领土面积大致相等。战胜国四强为了防止法国重建霸权，增加法国周边国家的力量，堵住其向外扩张的通道。北面由荷兰与比利时合并成荷兰王国，东面的莱茵河左岸领土归普鲁士所有，东南方加强瑞士与撒丁王国的力量。

维也纳会议恢复了欧洲的多极均衡格局，即由法国一国力图称霸欧陆回归到多强争霸欧洲的局面。在这一新格局中，列强并立，相互制约，形成了英、法、奥、普、俄“五角政治”，英俄两个侧翼国家占有优势，特别是英国在维持欧洲均势方面起“平衡手”的作用。这就是维也纳体系。西方学者高度评价它是19世纪“导致稳定的国际体系”，开创了“百年和平”。

维也纳会议对国际关系的贡献还有三个：（1）《各国关于禁止贩卖黑奴的宣言》；（2）制定国际河流航行的“开放”制度；（3）《外交代表等级条例》。该条例规定外交使节分为三个等级：大使（含教皇使节或圣使）、公使和代办。各个等级的外交官的位次是按到任日期决定的。这项规定结束了先前外交官在地位高低问题上经常发生的无休止的争吵、冲突，甚至决斗。其次，关于外交语文，维也纳最后议定书声明，本条约所有文本专用法语，但不应把使用这一种语文看成一个先例，以贯彻于将来，因此，各国在将来谈判和缔约时，保留采用此前在外交关系中所使用的语文的权利。此外，这一时期所提出的“欧洲大国协调”和“会议外交”，开创了和平时期尝试解决重大国际问题的新思路和新方式。总之，这一时期在外交实践上有所创新。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和德意志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大国间的力量对比，法国战败削弱，意大利统一，德国统一后20年就一跃而成为欧陆头等强国，标志着支配欧洲政治的大国发生了位移，欧洲均势在迅速失去平衡，维也纳体系的崩溃指日可待。

与此同时，全球国际关系体系最终形成。国际均势结构也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大变化。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关系集中表现为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和争夺霸权的斗争。由于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加剧，世界范围内大国的分布及其力量对比加速变化，一个新的全球性格局的雏形浮现。仍然占据国际关系中心的欧洲列强，发动空前规模的对外扩张，德国、美国与日本以大国的姿态登上世界舞台，它们强烈要求按实力重新瓜分世界。一场扩张和争夺的狂潮，终于导致同盟国与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旷日持久的军备竞赛，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来决定霸权的归属。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英、美、法、日、意以和平的名义建立起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战败国割地赔款，殖民地被瓜分。战胜国按照战后力量对比的变化重划势力范围，建立符合其既得利益的全球体系。压制和妥协造就了短暂的均势与和平。协约国军总司令福煦元帅预言：“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战后，战败国与战胜国的矛盾，战胜国之间的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英法的霸权虽然得以维持，但已江河直下。法国执意利用德国失败之机重建它在欧陆的霸权，英国却以支持德国复兴来制约法国。新兴的美国踌躇满志，寻找着走向世界霸权的时机与途径。日本和意大利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分赃不均的强烈不满，德国复仇主义者对该体系的仇视，促使它们一起走上战争之路。列强之间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重大变化，又进一步加深和激化了这些矛盾。大国争夺天天都在破坏大国均衡格局，侵蚀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基础。短短的20年之后，希特勒德国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彻底埋葬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

雅尔塔体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在以雅尔塔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国际会议上，美英苏就结束战争与维持战后和平问题通过的各种文件、宣言、公告、原则和秘密协议，构成了雅尔塔体系。它的主要内容是美苏划分势力范围与战后维持大国合作。根据协议，欧洲一分为二，西欧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东欧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德国则由美、英、法、苏分区占领，并由此分裂为两个德国；在远东，苏联满足于收回南库页岛、获取千岛群岛、外蒙古独立，以及取得在中国东北和北纬38度线以北朝鲜地区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苏联承认美国对日本和朝鲜南方的控制及其在中国的利益。大国合作以维持世界和平，主要是依据雅尔塔体系所确定的大国一致原则行事，其主要标志是大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享有否决权。

雅尔塔体系的建立是二次大战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欧洲强国的衰竭或战败，日本的投降，急剧地减少了世界强国的数量，苏联成为唯一的欧洲强国，美国则成为超级大国，从而造成了国际战略力量的新配置。雅尔塔体系的核心是美苏两极格局。这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三百年来头一次出现两极格局。它构筑了新的世界结构，取代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多极均衡格局。

美苏两极格局具有新的特点。冷战的开始使两极格局迅速走向对抗，并一度扩大为分别以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冲突，其基本特征是长期冷战，即双方沿着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以至心理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带有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尖锐对立的浓郁色彩，在世界范围内增强紧张而恐惧的气氛。美苏总体实力对比呈现不均衡性，但在其争斗的中心地区——欧洲又呈现局部的均衡，它直接表现为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紧张对峙，以及各自势力范围的制度化。美苏两极格局冲突强度大，具有总体的不稳定性和危险性，但在核威慑条件下，有较强的控制力。美苏超级大国的先后出现，是战后新的国际现象，它们在政治上对国际事务有巨大的影响力，在经济上曾一度各自为中心，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无论是一个超级大国称霸，还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都会导致国际局势的紧张与动荡，给国际关系带来尖锐、复杂的全局性危机。两极格局的形成和超级大国的出现，给当代国际关系带来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思考题

1.早期国际关系有何特点？

2.资本主义产生与发展如何引发国际关系的变革？

3.国际关系体系是怎样演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