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发展演变

现代国家的发展演变

根据上述现代国家兴起的条件可以看出，现代国家产生的过程绝对不是一年半载。而是经历了一段极为漫长的历史过程。且不说新式机构的建立和运转必然需要长期的尝试和探索方能臻至精密，单是旧有的政治组织形态为防止手中的权力丧失，就会千方百计地阻碍现代国家的诞生。比如近代中国，且不说革命派和清政府势不两立的对抗，就是清政府内部的洋务派、守旧派和清流党^[15]，仅仅为了一两个新式衙门的创办，也会斗得头破血流，无止无休。而六七百年前的欧洲，现代国家产生的第一个阻碍，便是以教皇和教会为代表的普世性宗教权威。所以，现代国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王权与教权的斗争开始的。

●第一阶段：王权排挤教权

在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大概首先从13世纪的英国、法国开始，其典型特征是王权与教权、封建主权力的斗争。凭借着商人阶层带来的金钱和东方传来的新式火器，国王们开始征服封建庄园，把它们吞并到自己的王国之内，这种过程犹如中国春秋末期齐楚等大国纷纷吞并周边小邦一样。随着国王们变得越来越强大，有钱有枪又有地的他们开始拒绝教皇事实上、乃至名义上的政治权威，此时由路德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更是沉重打击了天主教会的力量。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欧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人成了新教徒。聪明的国王们赶紧趁热打铁，英国国王亨利八世，在16世纪初拒绝了教皇的权威，建立了英国国教会。这场改革随即触发了欧洲其他地方的世俗政权和教会之间的斗争。结果是教会节节败退，而君王们开始建立起自己至高无上的王权统治和中央集权制度，也上演了类似中国战国末期“废封建，立郡县”的历史场景^[16]。

●第二阶段：“从身份到契约”

在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的眼里，宗教改革可能还带来了一个副产品——资本主义精神。且不论这种因果关系是否绝对成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至少是萌芽）确实在宗教改革后于欧洲崭露头角，马克思笔下的资本主义手工业作坊阶段开始出现，单个的能工巧匠开始让位于原始的工厂。虽然全面的工业革命在几百年后才发生，但15世纪时，这种新的生产方式已经需要得到更多的原料来源、更大的市场和更多的劳动力了。原料和市场可以靠海外拓展来获得，但欧洲大部分的劳动力还集中在封建庄园主手中，依靠多生孩子来解决问题又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幸而封建领主们已经朝不保夕，这些曾经的土皇帝们很快就被国王们扫荡一空。于是，农奴和佃农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很快被消除，转而成为原始工厂的工人，与最早的资本家们订立了雇佣和被雇佣的契约关系，这就是梅因（Henry S．Maine）所言的“从身份到契约”。而这种身份转变的政治后果是：民众不再存在对不同封建领主的效忠，全国人民都只有一个上级——国王。这就是法国思想家、政治学家让·布丹（Jean Bodin）不朽著作《共和六书》的背景，也是他提出主权学说的实际依据^[17]。国王代表国家的一切合法权力，民众应当对主权表示忠诚和服从——这是以英法为代表的君主国当时的“国情”。而民主革命之后，这种对国王的忠诚则转化为对民族和祖国的忠诚，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出现了。

●第三阶段：各种政治机构的出现

在中世纪时期，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类似现代国家的政治机构，比如英国的议会，又如意大利北部的市镇议会等。但是，这些政治机构并没有完全成型和成熟。它们大部分无法定期开会，成员都是贵族或者上流人士，而且长期受到国王等其他势力的压制和干预，法国的议会甚至曾经因为国王过于强势而多年没有开会。直到15世纪之后，由于掌握了大量财富的工商业阶层日益不满国王随意征税的状况，议会才逐步取得自己的独立身份和足以与王室抗衡的权力。英国17世纪和法国18世纪的革命，实际上都是王权和议会的斗争，最终议会都获得了胜利（虽然法国革命的经历复杂而又漫长）。

当工商业阶层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不仅掌握立法权，而且还开始染指国王的行政权力，逐步建立了由他们主管和运作的国家机关。这固然是阶级利益使然，但也可说是形势所迫。前文已述，此前掌管国家行政机关的都是贵族子弟，靠家庭出身当上“公务员”和政务官。这与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阀政治并无二致，王谢的子孙一生下来就有官运，不用千军万马去挤独木桥考公务员，也不用风吹日晒四处竞选当政客。多为平民出身的工商阶层当然看不起这窝酒囊饭袋太子党。更何况，当时许多国家都面临外部战争的威胁，靠娇生惯养的贵族子弟去对敌求胜显然不现实。所以工商阶层为己为国，也就毫不客气抢班夺权。

前面提到的与军备紧密相关的财政问题，就是这种变革的表现之一。中世纪时期，包括英法在内的国家财政，只有税收没有预算，散乱无章。一个国家多本账，同时君王还为所欲为，胡乱开销也不受监督。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工商业阶层一方面在议会搞政治斗争，从国王手中夺取征税权（比如“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议会）；另一方面到财政部门“造反夺权”，建立年度预算制度，全国一本账，从中央管到地方^[18]。于是，在欧洲最早开始操办这件事情的英法，理所当然地脱颖而出，在海上和陆上各领风骚。当然，这一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英国从“光荣革命”开始到19世纪格莱斯顿担任财政大臣后，才基本完成财政预算制度的建立。在此期间，现代国家产生的进程已经迈进了第四个阶段。

●第四阶段：民主和法治

西方政治给人类创造出来的最大贡献，可能莫过于民主和法治。若是没有民主法治，现代国家的形成发展其实也不过就是又一次类似王朝兴衰的过程，权力依然会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只不过是从贵族王侯变成了资产阶级。简要地说，民主是民众授予统治者合法权力的方式，而法治是民众限制统治者滥用权力的办法。这个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英国自由大宪章，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和法治的开端，应该算是1689年英国的《权利法案》。它将政治权力及其运用规范到了一个成文法的框架之内，成为了后来代议制（代议制一般被视为自由民主制的政治模式）的先声。到了北美独立战争，发表了《独立宣言》，美国独立后又很快制定了《美国宪法》；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大革命爆发，国民议会发布《人权宣言》。成文宪法和人权与公民权法案的制订，使得个人可以对抗国家的胡作非为，初步解决了穆勒（John Stuart Mill）所关注的“群己权界”问题。从此以后，统治者不仅不能向商人随意征税，而且要保障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否则，就可能导致下次选举下台，或者被告上法院。即便是当时还没有实行共和制的君主专制国家，照旧逃不了民主和法治的束缚。请看下面这个看似童话但却真实的故事。

那位老兄可不是一个有妇人之仁的小角色，他是威廉一世，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镜厅被德意志各邦君主拥立为德国皇帝，他的助手就是大名鼎鼎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现在德国街头还有他骑着战马的青铜塑像。

当年他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用伟人们惯有的动作，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正欲掐腰感慨江山如此多娇，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如此不合时宜的“违章建筑”，让这位领袖非常扫兴。但他毕竟还是爱自己的子民的，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坊。

不料，这个磨坊主觉悟非常低，丝毫不顾全大局；心里只有小家，没有大家，一点不把“市政规划”和“国家形象”放在眼里，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极了，100多年以后波茨坦公告都是在这里签的。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

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给拆了。

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本来是想办件好事，现在比窦娥还要冤。而那个刁民此时躺在他的小磨坊里，一边数钞票，一边偷着乐，压根就用不着冒被遣送拘留的危险，也不担心什么打击报复，秋后算账，从此以后不管什么国际友人来访，他天天心安理得磨他的面粉。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这个故事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也许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