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的发展和演变

三　礼俗的发展和演变

汉代，中国礼仪习俗进入发展阶段。汉初，因刚刚结束战乱，叔孙通奉汉高祖之命制定礼仪，还主要是杂采古礼。至汉武帝时，王朝强盛，社会稳定，局面出现了大的变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诗》、《书》、《礼》、《易》、《春秋》合称为“五经”，奠定了经学的正统地位。其中的《礼》就是记载古代儒家传习礼仪最早的著作《仪礼》。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提倡的礼仪成为礼仪习俗的主流，有力地推动了礼俗的发展，也使得古代礼俗趋于完善。

例如，中国古代社会盛行的所谓“六礼”、“七教”、“八政”，即《礼记·王制》所说的：“六礼：冠、昏、丧、祭、乡、相见。七教：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八政：饮食、衣服、事为、异别、度、量、数、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在汉代已经成为社会成员一切行为的规范。又如夏历元旦、元宵节、清明节、上巳节、乞巧节、重阳节、春秋社日、冬祭腊日这样一些重要的传统节日以及相关的节日礼仪，也大多在汉代得以定型。⁽⁸⁾

东汉末年，郑玄分别给产生于先秦和西汉的《周礼》、《仪礼》、《礼记》三书作注，又写有《三礼目录》一卷，形成了“三礼”的提法，并被普遍接受。唐初“三礼”被列入“九经”，以后发展到“十二经”，到宋代确立“十三经”为经典，“三礼”始终都包括在内，且一直流传至今。“三礼”之说的形成，也是礼仪发展的重要例证。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动乱之中，政局动荡，战乱频仍，天灾人祸不绝，百姓痛苦不堪。一方面在知识分子阶层里盛行玄学，清谈成风；一方面佛、道二教异军突起，来势汹汹，这些都对传统礼仪构成了挑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里，普遍存在着一种“非道德化”的放任风气。有些统治者也受此影响，不再刻板地遵循古礼，而开始顺应时势，注意变革。曹操就是一个薄葬风气的倡导者。据《晋书·礼志》载，曹操死前遗诏：“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后来，曹操的葬礼果然一切从简。他的儿子曹丕也继承父志，临终制诏书坚持薄葬。上行下效，曹氏父子的薄葬主张，对曹魏乃至晋朝的丧葬礼仪都产生了积极影响。⁽⁹⁾

对于这个时期的礼仪形势，鲁迅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¹⁰⁾正是统治集团一面肆意践踏礼教的基本原则，一面又高喊礼教，暴露出礼教虚伪的一面，这才激起了玄学的反动。

另一方面，传统礼仪虽然受到严重冲击，但没有出现一蹶不振的局面。不少人有鉴于当时浮华骄矜、肆意毁誉的世风，退而致力于对家中子孙后代的教育，留下了不少家训类的文字。比如三国蜀刘备临死前告诫其子刘禅的遗诏中，有“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之言；诸葛亮《诫子书》中则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语，它们都成为千古名言，流传久远。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凡七卷二十篇，依次为序致、教子、兄弟、后娶、治家、风操、慕贤、勉学、文章、名实、涉务、省事、止足、诫兵、养生、归心、书证、音辞、杂艺和终制。堪称家礼之典范，古今家训，无不受它影响。⁽¹¹⁾这都表明这个时期里的传统礼仪并没有因为受到冲击而沉沦，它在严峻的历史风浪中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一定的调整之后，适遇盛世，便又开始了新的历程。

唐代国力空前强盛，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礼仪也达到了古代的鼎盛时期。唐初，仍沿用隋礼。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命房玄龄、魏徵组织礼官、学士，在隋礼基础上增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等内容，定吉礼61篇、宾礼4篇、军礼20篇、嘉礼42篇、凶礼11篇，称《五礼》。后世则称其为《贞观礼》。唐高宗显庆年间，又由长孙无忌等人作进一步增补，形成后世所称的《显庆礼》。唐玄宗开元年间，又在隋礼和《贞观礼》、《显庆礼》的基础上进行大规模整理，纂修完成了《大唐开元礼》。据《新唐书·礼乐志》称：“由是，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比如《开元礼》中关于丧葬仪礼的记载，共有66道程序，如果是改葬，还得有17道，比以前历代都更为完备，而且在整个封建时代也大致得以沿袭；甚至在近现代的民间礼俗中也还可以看到《开元礼》所定程序的影子，只是一部分程序被简化而已。《开元礼》较前代礼仪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成为封建礼制的最高典范，此后几个朝代的礼制基本上没有超过它。另外，唐末杜佑撰写《通典》，其中《礼典》100卷，周详而可靠地记载了唐以前礼仪的演变情况，更是仪制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还应指出的是，在隋唐之前，受周礼影响，往往礼法不分，礼涵盖一切，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出现诸多弊端。到了唐代，总结前朝在这方面的经验教训，比较注意加强法律制度的建设，使礼仪与法律、官制分离，取得较好的效果。如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颁行的《永徽律》（元以后称《永徽律》以及稍后颁行的《疏议》为《唐律疏议》），内容周详完备，节目简要，条文清晰，一准乎礼，出入得古今之平，成为此后封建社会里法律的楷模。⁽¹²⁾正是由于法律制度的完备和相对独立，才使得礼仪能摆脱重负，得以继续发展。

宋代礼仪习俗出现了新的变化，这就是礼仪开始与朝廷典章制度分离，走向民间，逐渐与今人对礼仪的理解接近起来。其时朝廷礼制基本沿袭前代，只是在一些细节上有所调整而已。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和民间宗族共同体的普遍加强，这时候的儒家开始把注意力移向民间，致力于民间礼俗的规范化。北宋司马光就曾在《仪礼》的基础上，又根据当时礼俗的实际情形，撰写《书仪》。南宋朱熹则在《书仪》的基础上撰写《家礼》。此类礼书的内容与朝廷礼制有所不同，主要侧重在冠、婚、丧、祭“四礼”和一些民间日常生活的行为规范，和民众生活更为贴近，更具实用价值。朱熹《家礼》还特别强调强本节末，简化仪节度数，比如把婚姻“六礼”简化为“四礼”，也就是将原先的纳采和问名合并、纳吉和纳征合并；又把丧礼中子女守丧三年改成了一年或半年。就传统礼仪的衍变而言，这种变革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尤其是朱熹《家礼》，在明清二代几乎传遍全国，成为家庭礼仪的圭臬。⁽¹³⁾

此外，还有人则致力于乡规民约、家训格言一类文字的撰写，也成为传统礼仪的重要补充，对于民众的行为规范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比如北宋吕大忠，京兆蓝田（今属陕西）人，曾为家乡制订乡约，人称《蓝田乡约》。这个乡约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其中“礼俗相交”部分写道：“凡行婚姻、丧葬、祭祀之礼，《礼经》具载，亦当讲求。如未能速行，且从家传旧仪；甚不经者，当渐去之。”说明他既要求乡亲们按礼仪经典行事，又尊重民间风俗，允许变通，同时提倡移风易俗。这个乡约对于婚丧礼仪的细则也都加以规范，开支原则较能注意俭朴从事，据《宋元学案》称，《乡约》一出，“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这一类乡规民约在协调乡里生活、维护宗法秩序等方面所发挥的功能是不可低估的。⁽¹⁴⁾在家训方面，北宋司马光的《居家杂仪》和南宋陆游的《放翁家训》都很有影响，谆谆告诫自己的子女“谨守礼法”、“宽厚恭谨”，充分重视家庭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¹⁵⁾

元代礼仪走向低潮。元朝统治者虽然沿袭了宋代礼制，口头上也尊孔，并且任用了一批汉族士大夫，但实际上他们是轻视汉儒的。特别是这个时期民族矛盾一直处于不可调和的状态之中，元朝贵族坚持蒙古族礼俗，蔑视汉族礼仪，而在汉儒看来，这是“灭裂礼法”。由于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矛盾没有很好解决，致使礼仪在元代未能得到发展。

明朝建立，认为“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是元朝失败的一大原因⁽¹⁶⁾，所以特别注意礼制，对各级官吏和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加以严格规定，不许他们有僭越等级的任何举动。《明史·舆服志》载：“明初，察官民房屋，不许雕刻古帝后、圣贤人物及日月、龙凤、狻猊、麒麟、犀象之形。”“庶民庐舍，洪武二十六年定制，不过三间、五架，不许用斗拱，饰彩色。”“建文四年，申饬官民，不许僭用金酒爵，其椅桌木器亦不许朱红金饰。”“洪武三年，庶人初戴四带巾，改四方平定巾，杂色盘领衣，不许用黄。又令男女衣服，不得僭用金绣、锦绣、纻丝、绫罗，止许绸、绢、素纱，其靴不得裁制花样、金线装饰。首饰、钗、镯不许用金玉、珠翠，止用银。”“正德元年，禁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甚至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来强行实施等级礼制。如《明律》规定：“凡官民房舍车服器物之类，各有等弟，若违式僭用，有官者杖一百罢职不叙。无官者笞五十，罪坐家长。工匠并笞五十。”再加上朱元璋多忌讳，大兴文字狱。明代帝王大多利用东厂、西厂、内行厂、锦衣卫等特务机构，实行高压，排斥异己，使得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活显得十分僵滞灰暗。

不过，这种律令严明、恪守礼仪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大概从嘉靖年间起，直至明亡，却出现了一段越礼逾制的浪潮，向传统礼教发起猛烈冲击。这首先是因为社会生产发展，财富积累增加，特别是在商业繁荣的城市里，普通百姓手头有的是钱，却在衣食住行各方面受到礼制的约束而不能恣意享受，这显然无法忍受。另一方面，又由于朝政腐败，法制松弛，已经管不了那么多。这样一来，庶民越礼逾制也就蔚然成风，愈演愈烈，房屋越造越豪华，衣服越穿越奢侈，各种礼仪大讲排场，甚至超过了实际消费能力，世风以奢侈为荣。这种风气还直接影响到人们的观念，许多人开始追求金钱，唯利是图，传统的忠孝节义发生动摇，当儿孙的居然为了变卖随葬财宝而掘起祖坟来了，做妻子的则以丈夫挣钱多少来决定爱憎，正如有的民歌所描述的那样：“骨肉贫相远，陌路富相亲”，“冷暖观门第，礼貌看衣服”。有人发出了“礼义相让之风邈矣！”的惊叹。⁽¹⁷⁾这种现象延续到明末，随着明清王朝的嬗递，满族入主中原，又一次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传统礼仪再度被奉为金科玉律，越礼逾制的浪潮才悄然退隐下去。

清代，汉满文化的冲撞一直十分激烈。清王朝为了加强权威，强化等级礼制，把朝廷礼仪推向了极端。据柳诒徵研究，明代朝仪，大臣只须四拜或五拜即可，清代才开始实行“三跪九叩首”；明代大臣入朝，可以在御前侍坐，奏事起立，奏毕复坐，清代则一律跪在地下；明代答诏称“卿”，有点客气，清代则斥之为“尔”，根本不在话下；清代大臣上折奏，一概自称“奴才”，这也是破天荒的。⁽¹⁸⁾

出于同样的政治目的，清王朝在强化宗族制度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康熙九年颁行“上谕十六条”中，就明确指出，要“笃宗族以昭雍睦”；康熙二十八年，又批示“族长不能教训子孙，问绞罪”，从而明确宣布族长有权教训族中子孙。雍正则在《圣谕广训》中说：“凡属一家一姓，当念乃祖乃宗，宁厚毋薄，宁亲毋疏，长幼必以序相洽，尊卑必以分相联，喜则相庆以结其绸缪，戚则相怜以通其缓急。”同时明确指示宗族要兴建祠堂，设立学校，添置族产，纂修族谱。从那时候起，国家法律明确承认宗族的司法权，族长教训子弟，治以家法，就是将其处死，也是无罪的。正是在国家政权的鼓励和支持下，宗族共同体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当时维系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¹⁹⁾在这种情形下，儒家的伦理纲常也依赖于宗族的强固而得以发扬。常州《陈氏宗谱》云：“凡小儿甫能言，则教以尊尊长长；稍就家，则教以孝悌忠信礼让廉节。”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言行，都要“娴于礼法，凡语言应对周旋动作，皆为符合规矩”，“子弟见父兄，坐必起，行必以序，不可免冠徒跣，应对毋以尔我”，“子孙受上呵责，不论是非，但当俯首默受，毋亟自辩理。媳事姑舅亦然”。由此可见，封建礼教的负面效应在这个时期已经充分地暴露了出来。⁽²⁰⁾

还应提及的是，明朝末年始，西方天主教耶稣会来中国境内传教。尽管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批传教士十分注意策略，他们穿中国服装，学会说中国话，研习中国传统文化，顺应中国风俗礼仪，使得耶稣会在中国有了较大发展。但是，由于两种文化之间存在的差异，也引起了中西礼仪的激烈冲突。至清末出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事实，这就是“随着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传统礼仪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当人们对传统礼仪产生怀疑，试图抗拒的时候，就很自然地会用西方礼仪来跟中国传统礼仪作比较。另一方面，人们在试图改革传统礼仪并创建新礼仪的时候，也总是要到西方礼仪中去拿一些东西过来为我所用”。⁽²¹⁾

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束，由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文告，开始了对传统礼仪的改革。剪辫子是礼仪改革的先声。这是因为清军入关时曾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于是随着清廷的被推翻，人们便将辫子当作一种耻辱而强烈要求剪去。不但有许多人自觉剪辫，即使在一些地方人们早已习惯了留辫子而不想剪去时，也被政府军警以强硬手段给以剪去。

接着是易服。临时政府废止了清代用来体现封建等级的官爵命服、袍褂补服、瓴领朝珠。服饰不再是等级的标志。一旦开放，人们完全可以凭自己的喜好来选择服饰，一时间西服中服、汉装满装、五颜六色、花样翻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泼气象。这时候，一部分人以穿西服为时髦，洋货畅销，甚至排挤了国货，以至引起孙中山的注意，他认为西式服装“尚有未尽合者”，而合理的衣式则应该是“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²²⁾后来，由孙中山创制并带头穿着的立领、四袋式的男式上装问世，既继承了中国传统服装而又吸取了西服的若干优点，人称“中山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人们的欢迎，这在礼仪史上也是值得一提的。

再就是人们相见时的称呼和礼节。清朝人相见时通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被废除，改为新式鞠躬礼，男子脱帽鞠躬，女子鞠躬。通用的所谓“文明仪式”是“脱帽、鞠躬、握手、鼓掌、洋式名片”等。清朝人称呼，下对上，贱对贵，称“大人”、“老爷”，此时一律改称“先生”、“君”、“同志”一类，无贵贱上下之分。封建社会“男女授受不亲”，这时候在大城市里的一些青年男女开始冲破这种礼教束缚，公然相伴着出现在公共场所，男女接触不避嫌疑，自由恋爱也时有所见。此外，南京临时政府在禁止女子缠足，提倡放足，以及禁娼、禁烟、禁赌等方面，也有不少强硬措施，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辛亥革命之后，各地还出现了毁庙反神、破除迷信的风潮，形成一定的冲击力。在城市里，一些进步人士大力提倡新式婚礼和新式丧礼，礼节上删繁就简，财用方面去奢从朴，力求破除迷信，革除陋俗，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我们必须指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礼仪改革必然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政府颁布法令文告并不困难，难就难在能否贯彻到民众之中；少数进步人士身体力行，大声疾呼，也并不等于已经唤醒了民众。在当时的广大农村，礼俗的情况实在要复杂得多。一方面，传统礼俗在中国历史上沿袭几千年，早已渗透进人们的心灵深处，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许多人习以为常，受其毒害却不知其有毒，依旧乐此不疲。另一方面，辛亥革命之后不久，就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上演，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又一次把国家民族推向灾难深重的苦海之中。底层民众忧心忡忡、忐忑不安，连基本温饱都无法得到保障，自然无法顾及礼俗的改革。凡此种种，都使得礼仪改革的步履十分沉重而艰难。”⁽²³⁾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礼仪乃至整个传统文化进行全面反思，带来了新的气象。但是由于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政局动荡，战乱频繁，中华民族经受着一次次血与火的考验，除了少数知识分子依旧在思想领域中苦苦追寻真理之外，广大民众不可能有心思去思考礼仪的革新。当时，礼仪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的局面，新礼和旧礼同时存在，显得格外杂乱。这在婚丧礼仪中表现得尤其突出。如当时江苏宜兴一带的婚礼，“自民国以来，政体虽变，而新郎之戴顶履靴者，仍属有之，然亦有喜学时髦著大礼服戴大礼帽以示特别开通者。最可笑者，新郎高冠峨峨，履声橐橐，在前面视之，固严然一新人物也，讵知背后豚尾犹存，红丝辫线，坠落及地”，在新郎边上的四位陪宾更是有趣，“有西装者，有便服者，有仍服满清时礼服者，形形色色，无奇不有”。⁽²⁴⁾

1949年后，中国礼俗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党和政府在移风易俗，建设现代礼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人际关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和谐。但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礼仪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其他领域一样，受到了“左”倾思想的严重影响和干扰，把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和许多良风美俗也一概当作“四旧”予以横扫，搞乱了人们的思想。特别是“十年动乱”时期，“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恶性膨胀，“人际关系极端恶化，人们的道德水准大大下降，也在礼仪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²⁵⁾。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大潮为现代礼仪的复兴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建立适合于经济发展的社会秩序和社会新风尚，成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主要内容。1982年1月，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等九家单位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为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我国现代礼俗建设的里程碑。同年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根据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转发中宣部《关于深入开展“五讲四美”活动的报告》，规定每年3月为“全民礼貌月”。这一年的3月1日，全国各大城市都有数万以至数十万人走上街头，宣传文明礼貌，清理环境，维持交通秩序。1983年3月，中共中央成立“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在前述“五讲四美”基础上，又加上了“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内容。从此以后，这一活动蔚然成风，遍地开花，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礼俗的建设。在此基础上，诸如建设文明家庭、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提倡文明礼貌用语；提倡建设新时期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制订市民守则、乡规民约；在全国城乡开展婚礼改革、丧葬改革等移风易俗活动，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综上所述，中国礼俗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大体说来，中国礼俗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形成于夏商周三代，汉代进入发展完善阶段，唐朝古代礼仪规范达到鼎盛，宋代之后虽多有变化，但古代社会始终保持其基本模式。现代，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礼俗随着时代的进步而变革、发展，但并未脱离古代礼俗的基础，只是进一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古代礼俗仍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本书着重叙述中国古代礼俗。

【注释】

(1)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6页。

(2)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87页。

(3)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73—75页。

(4)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23—325页。

(5)参见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6)指门、户、灶、行、中霤（liù）、司命、泰厉等七种鬼神，有的朝代只祭前五种，称五祀。

(7)参见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复旦学报》，1995年第6期。

(8)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53—458页。

(9)参见万建中：《中国历代葬礼》，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10)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13页。

(11)参见徐梓编注：《家训——父祖的叮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12)参见刘海年：《古代法制》，载谭家健主编《中国文化史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13)参见杨志刚：《〈朱子家礼〉：民间通用礼》，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4年第4期。

(14)参见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7页。

(15)参见徐梓编注：《家训——父祖的叮咛》，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

(16)参见刘志琴：《晚明城市风尚初探》，载《中国古代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

(17)参见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18)参见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710—711页。

(19)参见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2—113页。

(20)参见冯天瑜等：《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905—907页。

(21)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6页。

(22)胡绳武等：《民国初年的社会风尚变化》，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3)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18页。

(24)胡绳武等：《民国初年的社会风尚变化》，转引自《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卷三。载《中国传统文化的再估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25)顾希佳：《礼仪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