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在经过短暂的战后过渡期后，以1947年和平宪法施行、1951年《旧金山和约》与《日美安全条约》的签署为开端，日本国家战略经历了三大阶段的发展演变。这一历史过程的内在逻辑，在于日本自身条件与外部环境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引发其核心利益界定的变化、战略目标的调整，实现战略目标的政策路径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
纵观70年来日本国家战略的发展演变，追求“大国化”的基因似乎是一直存在、贯穿于三大阶段的。这促使我们思考，首先，战后“经济中心”导向型阶段与此后酝酿转型阶段、“大国化”目标导向型阶段之间，是否是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这种关系存在，那么它主要是客观形成的结果还是主观设计的产物？吉田茂在提出以牺牲部分主权为代价、换取美国安全庇护之际曾表示，“当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如今美国强于英国。如果日本现在甘当美国的殖民地，将来日本必定强于美国”。按照战后“吉田路线者”们的说法，日本走“重经济、轻军备”的和平发展道路，就是先要实现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然后以此为后盾，谋求其他问题的解决。那么，“正常国家”化是否从一开始就包含在“其他问题”之中？
其次，日本国家战略现行调整方向是否具有合理性，能否做到“可持续发展”？（1）追求包括军事大国在内的政治大国目标，是否是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之所在？“积极和平主义”倡导者将“消极和平主义”定义为“日本越是非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的错误逻辑，那么反之，是否“日本越武装化，世界就越和平”？（2）假设安倍二次执政以来所推行的全面“正常国家”化符合日本真正的国家利益，那么，现行政策路径是否真的有助于这一目标的达成？毕竟，日本深化对美国的追随，不管怎么具有“建设性”，但它首先是“追随”，它意味着日本将被更牢固地嵌入美国的战略轨道。（3）从日本自身的基本国情看，通过“强军路线”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路径选择是否可行？不仅人口问题、财政赤字的制约都对此构成难以逾越的障碍，更关键的是，主流民意是否支撑这一路线？
美国学者彼得·卡赞斯坦曾认为，日本战略文化在战后数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转型，日本已经成为和平国家，“非暴力”已经成为日本国家管理者的行为标准和认同，因此它在冷战后既不会追求中等强国的自主防卫态势，也不会担当“军事超级大国”这一不大可能的角色。[39]但现实已证明了这一论断的谬误。日本正在巧妙地借壳日美同盟，追求远远超出中等强国之上的自主防卫态势。不过，彼得·卡赞斯坦在一点上是正确的：经过战后70年的浸染，和平主义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社会、渗入多数民众的观念之中，体现这种观念的主流民意对统治层任何带有极端倾向的战略抉择都会构成根本性制约。这一点，恐怕是“吉田路线者”们所始料未及的。
（本文已在《日本学刊》2015年第5期发表，收入本书时做了部分修改。）
[1] 作者简介：杨伯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2] 1957年9月，岸信介内阁期间，日本外务省首次发表《外交蓝皮书》，称日本在战后失去了46%的“国土”。参见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军国主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吉田茂：《十年回忆》（第四卷），韩润棠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121页。
[4] http://web-japan.org/factsheet/ch/pdf/C09_consti.pdf.
[5] http://www.mofa.go.jp/mofaj/area/usa/hosho/jyoyaku.html.
[6] 转引自富森睿儿《战后日本保守党史》，吴晓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8页。
[7] 田庆立：《战后初期日本国家战略的三大转变及其原因分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8] 参见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9] 实际上，这一时期日本所处的国际环境构成促其反思“吉田路线”的重要因素。特别是1969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发表讲话，表明美国将从亚洲实施战略收缩，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安全义务——“美国将恪守对亚洲盟国的条约义务，同时希望由亚洲国家自己来承担国内安全和军事防务责任，除非存在某个核大国的威胁”——直接推动了日本加紧思考在安全军事上“何去何从”。
[10] 高阪正尭『海洋国家日本の構想』、中央公論社、1969年、174頁。
[11] 参见张帆《高坂正尧早期国际政治思想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
[12] 凌星光：《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日本研究》1985年第4期。
[13] 参见李建民《冷战后日本的“普通国家化”与中日关系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页。
[1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講談社、1993年。
[15] 在美国学术界对日本战略调整深层动力的探讨中，肯尼思·派尔论证了“在整个近代史上，外部压力决定性地造就了日本的外交政策与国内政治”，认为“国际体系的结构、运行方式、制度、原则与规范决定性地影响着近代以来日本的国际行为和国内政治结构”。参见Kenneth B.Pyle，Japan Rising：The Resurgence of Japanese Power and Purpose，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7； Kenneth B.Pyle，“Profound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Vol.32，No.2，2006，p.393。转引自马千里《冷战后日本大战略调整研究——基于结构压力与战略文化的考察》，http://www.jylw.com/49/wz1927249.html。
[16] 转引自方连庆、刘金质、王炳元主编《战后国际关系史（1945—199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8页。
[17] Kenneth N.Waltz，“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8，No.2，1993，p.60.
[18] 『軍事民論』、1995年1月号、73頁。
[19] 这一概念由小泽一郎在《日本改造计划》中首次提出，实际是80年代中曾根所提“政治大国”（或曰“国际国家”）概念的延伸，二者内涵高度一致。它不仅是小泽个人的观点，也反映了冷战后日本民族主义保守势力的共同心态。
[20]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3-contents-1.htm.
[21] http://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1991/h04-contents-1.htm.
[22] 栗山尚一『激動の90年代と日本外交の新展開―新しい国際秩序構築への積極的貢献のために―』、『外交フォーラム』1990年5月号。
[23] 参见张伯玉《制度改革与体制转型——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治行政改革分析》，《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
[24] 小沢一郎『日本改造計画』、75頁。
[25] 小泽在《日本改造计划》中提出，尽管日本克服了战后的经济混乱，创造了经济奇迹，但是长期持续的“经济优于政治”原则，导致日本在政治上与“正常国家”渐行渐远，成了一个“单肺国家”，即“非正常的国家”。
[26] 猪口孝『視野不良が晴われるまであと10年かかる』、『エコノミスト』1996年1月9日。
[27] 参见凌星光《八十年代后半期日本国家战略及其对外政策》，《日本研究》1985年第4期。
[28] Yutaka Kawashima，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t the Crossroads：Challenges and Op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151.
[29]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按现价美元计算，2000年、2010年、2013年，日本GDP占美国之比持续下滑到47.15%、38.06%、29.17%，而同期中国GDP占美国之比持续上升到12.10%、41.12%、54.65%，与日本之比上升到25.66%、108.05%、187.32%。
[30] 参见杨伯江《国家权力转移与日本的战略回应》，《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11期。
[31] 中曾根康弘『二十一世紀日本の国家戦略』、PHP研究所、2000年、37頁。
[32]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A Grand Strategy of Japan for the21st Century―』、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2011年版、61頁。
[33] 西川吉光『ポスト冷戦の国際政治と日本の国家戦略』、晃洋書房、1993年、6頁。
[34] 兼原信克『戦略外交原論―A Grand Strategy of Japan for the21st Century―』、31頁。
[35] 当然“硬件”的强化也受到重视。譬如“9·11”事件后，日本虽然没有大幅度增加防务预算，但军费的使用明显向武器研发和远洋海上行动倾斜。参见Daniel M.Kliman，Japan’s Security Strategy in the Post-9/11World：Embracing a New Realpolitik，Landon：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Praeger Publishers，2006。
[36] David Fouse，“Japan Unlikely to Redirect Defense Policy”，PacNet，Pacific Forum CSIS，May5，2011.
[37] 马千里：《冷战后日本大战略调整研究——基于结构压力与战略文化的考察》，http://www.jylw.com/49/wz1927249.html。
[38] http://www.ioc.u-tokyo.ac.jp/～worldjpn/documents/texts/JPSC/19940812.O1J.html.
[39] 参见彼得·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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