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经济学在中国发展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经济学在中国发展面临的任务和机遇

1.经济学的任务是由经济发展和时代的需要决定的。

21世纪我国正处在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重要历史时期中，经济改革方面要实现三个根本性转变，即：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基本经济制度从传统国有制和集体制的一统天下，向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转变。

发展转型、体制转轨、制度多样化这三个根本性转变，是我国跨世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三位一体”的任务。增长方式的转型，从粗放式数量型增长转为集约式效益型增长，符合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方向。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各个经济主体动力与压力并存，激励与约束兼备，能推进增长方式转变，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既是转变增长方式和体制转轨的内在要求，本身又意味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三个根本转变统一为一个目的，即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³⁾

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学面临的跨世纪目的和任务。

2.深入认识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意义，需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学走过的道路。

（1）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经济学基本上是反映大一统的国有制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把向完全的共产主义过渡作为近期目标的前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占统治地位。1955年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一版）以后，全国高等学校一律规定以它为教材。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明确地提出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国内主要矛盾的实质，“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并可用作正确判断我国所处社会发展阶段根据的科学论断。解决这一主要矛盾，应该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在1958年却提出并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当时虽也批判过“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取消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等超越社会主义阶段的“左”的错误观点，但在落后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上搞什么更“先进”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违背按比例客观规律要求去鼓干劲、大跃进，显然也是超越了阶段，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可能的。这不是发展而是破坏了生产力。这期间，各省市高等学校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组织编写了十几本以论证“三面红旗”为主线的政治经济学教材或教科书。在三年困难时期，经过贯彻对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才使生产力得到恢复。

1960年代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更提出“阶级斗争为纲”代替八大通过的“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一主要任务。1966年开始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指示下，要把农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人民公社要搞“穷过渡”，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应被限制，等等。“四人帮”在上海搞的写作组出了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经济学的概念和术语把这套“左”的观点理论化、系统化为教科书。

改革开放前的几十年中，也曾有过改革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和尝试，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治方、顾准等更有直接反对超越阶段、批评计划经济、主张市场经济的思想。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气氛以及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压抑了以至扼杀了真正符合我国国情、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经济理论的发展，更不要说让它成为指导实践的主流地位了。

（2）改革开放以来的近20年，应该说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很大发展。经过5次全国性按劳分配理论的大讨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社会主义生产目的问题的讨论等，把被“四人帮”搞乱了的理论“拨乱反正”，大体上又回到苏联教科书的水平。这是理论改革的起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兴起，开始了对农村人民公社的重新认识，探索了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现的新形式；随着体制改革从乡村扩展到城市，国有企业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国有制的形式、国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问题、商品经济问题、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几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基本理论问题都随着改革开放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引起重新探索和反思，西方经济学关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分析的传入，对东欧国家改革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借鉴，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拓展了人们的思路，传统的、不合国情的、曾被当作“金科玉律”的苏联教科书不断受到怀疑和挑战，影响逐渐减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对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突破。

（3）但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我们还没有编写出一本能充分体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能完整地、全面系统地、理论结合实际地阐明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教材和教科书；传统的苏联教科书所反映的脱离实际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还有一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学发展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在认识上还有各种分歧等等。

3.我国经济学发展面临的机遇。

（1）我国正在邓小平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我们是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二元经济向工业化、现代化的转型和社会主义制度完善这样内容丰富、变化深刻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将会产生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新现象和新问题，需要进行理论思考，寻求理论解答，进行理论总结。这既是旷古未有的大挑战，又是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2）我们正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两大主流的时代。科学技术革命不断深入，经济日益国际化，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的普遍趋势。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与各国不同的社会基本制度、不同的发展阶段和不同的民族特点及其历史文化传统因素结合一起而具有自己的特色，但仍然具有普遍适用的东西，可供我们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大胆借鉴利用。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管理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也是发展我国经济学的有利条件。

（3）最根本和最有决定性意义的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邓小平经济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理论、关于公有为主共同富裕的理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的理论、关于对外开放包括大胆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先进文明成果的理论、两个文明一起抓、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的理论等等，内容精深博大，提出了一系列划时代的经济思想。其中特别是中国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可以用市场经济手段实现社会主义本质的思想，可以说是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近二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邓小平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强大生命力，并必将越来越为新的实践所证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二、对经济学中几个基本问题的认识

1.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对象问题。

对象问题的争论是个老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发展，争论也不断注入新内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被确认，对象问题的争论集中到：以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对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没有用”，还“要不要”？

有一种意见认为：“苏联范式”的政治经济学里面，对象只规定为研究社会生产关系，“将对人与物的关系的研究排斥于‘研究对象’之外”。这就决定了“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是‘很没用’的”⁽⁴⁾。提出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无用论’，不能认为是正确的。

经济科学经历两百多年的发展，到今天已形成包括许许多多应用性分支的庞大的学科体系。就理论经济学而言，现在主要有两大体系：一类是研究人类社会各发展阶段上的生产关系或基本制度（包括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即通常称作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部分是研究一定生产关系下资源配置的社会形式或社会经济运行体制的，通常称为现代经济学或市场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生产关系即生产中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为对象，但它一步都没有离开人对物的关系或社会生产力。表现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会推动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作为认识、评价一种生产关系的存在和发展是否合理的客观标准，作为判断一个社会处于何种社会发展历史阶段的根本依据。它的意义就在于从基本经济制度上，从社会的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上达到解放生产力和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目的。当然，构成生产关系基本内容的生产资料或资源所有关系离不开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过程，离不开经济效率和所有权的实现。但马克思当年只在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本质必要的范围内才涉及经济的运行过程，对资本主义企业和全社会如何去经营管理的具体经济运行问题，常常予以抽象而不加分析。

与此不同，现代西方经济学则把资本主义所有制、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作为前提和基础，以市场经济具体的运行作为研究对象，从个别企业到全社会各层次研究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经济运行中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联系和关系。它直接研究资源配置，人对物的关系。但这也不是离开社会关系和社会形式的。因为这里说的资源配置是社会分工下的资源配置，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一般要通过市场供求关系利用货币形式进行。而货币正是人们社会劳动关系的反映。所以，资源配置也不是简单的“人对物”的技术关系，而是一定的人对人关系即社会劳动关系下的人对物的关系，这才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市场经济具体运行的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目的在于在经营管理中优化资源配置，提高资源总量的利用程度和使用效率，为一定的基本制度服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按照上面对两类经济学对象及其功能的区别和联系的分析，我们认为，研究社会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的经济学，无疑是需要的，有用的；研究社会资源所有的基本制度，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同样也是需要的、有用的，两者具有互补而不是排斥的关系。“苏联范式”政治经济学的罪过，不在于研究生产关系而排斥研究生产力，而在于脱离了现实生产力，把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当作理想的、合格的高级形式的社会主义，又否定通过改革完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必要，最终落到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地步。它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不是“很没用”，而是起了“坏作用”。

从我国的实际看，结合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更是“很有用”、“很及时”。如前所述，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政治经济学受“苏联范式”的影响，“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脱离了落后生产力的现实，最终也起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坏作用。正是改革开放，把生产关系从“天上”拉回到地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本质等理论，才使我国经济保持了近20年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显著提高，难道这还不足以证明研究生产关系的政治经济学非常“有用”、非常“及时”？

问题的关键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离开生产力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离开我国现实落后的生产力，离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单纯从书本上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片言只语找答案，必将犯“左”的错误。有人提出要“反对脱离生产关系单讲生产力”，名之曰这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论”，毫无根据。列宁倒是说过历史唯物主义要把一切社会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生产力。所谓“讲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关系”实际上还是生产关系决定论、唯生产关系论。对“四人帮”横行时期“穷过渡”的唯生产关系论的危害，人们记忆犹新。当然，取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研究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去替代它的想法，也是错误的。

2.理论经济学的阶级性、科学性和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科学性、发展性。有人提出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无“阶级性”的（《中国书评》1995年）。这个观点需要分析。

（1）经济学的阶级性。经济学研究人们的经济关系，而经济关系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这一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经济学的阶级性。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在某种经济学理论体系或学说，在阶级社会里总为特定的阶级利益服务，不管经济学家本人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站在该阶级的立场上，也不论该经济学家是公开承认理论的阶级性，或宣称自己理论的“超阶级性”。

在这一总的前提下，有两点值得探讨：

其一，经济学的阶级性，是就某一学说或学派总体倾向而言，并不是说其理论体系或学说的全部内容都只能为特定阶级利益服务，或者说总体上的阶级性并不排除部分内容的无特定阶级性，也可为其他阶级的利益服务。例如，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以私有制为前提和基础阐明资本主义经济可以均衡地、无危机地和谐发展，为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当然有很强的资产阶级性，但其以“均衡价格”为中心的关于消费、需求、生产、成本、供给等理论，实际上反映的是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是任何市场主体都可以利用来为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服务的，因此并没有特定的阶级性。

其二，阶级性实现的具体要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实践中也是不一样的，要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阶级性在实践中的最高要求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消灭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但也看条件是否成熟。在条件不成熟时，则以争取提高工资，缩减工作日，改进工作条件和劳动保护等经济目标为主。反过来西方经济学理论及对策，虽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利益服务，但也力求失业的缓解、社会的稳定和国内矛盾的缓和，体现“公共利益”。在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为主多种所有制并存共同发展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首先表现为多种所有制要共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利益上的矛盾，包括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内部的矛盾应依法律和规章进行调节，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本质的实现。如果强调阶级利益的对立，强调剥削关系，强调阶级斗争，将导致经济的破坏、政治的动荡、社会的混乱。

（2）经济学的科学性。任何一门科学，其任务就在于揭示对象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或者说对象发展的规律性。这正是经济学科学性的要求。

这里，也有两点可提出来研究。

其一，对象内在联系是有层次的，本质联系或规律因而也可以分层次。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最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本质，把这一理论发展到真正科学的新阶段。与“劳动价值论”相对立的“要素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只在现象打圈子，掩盖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为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辩护，因而马克思批评它是庸俗的。到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制度早已站稳脚跟，占了统治地位，进入较快发展时期，西方经济学的任务已从如何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进入到如何经营管理好企业，提高生产力以显示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维护其制度。马歇尔的新古典理论正好迎合了这一需要。他把私有制和自由竞争制度作为前提假定，专注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开价值，只谈“均衡价格”，研究市场上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成本与利润怎样以价格为中心取得均衡和谐的运行和发展。由于研究对象的转移，由于他把私有制作前提假定，不再论述基本制度的是或非，合理或不合理，因此在这一问题上也就不存在是不是庸俗的问题。至于他实证地描述经济运行中各种变量的联系，需求、供给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等规律，虽然与价值概念比只是表面的联系和规律，是人们日常经验可以观察到的，但它同样客观地存在着，人们在经营管理中不能不遵守这些联系和规律，不然就会被市场无情地淘汰。因此，也应该如实地承认这些理论的科学成分。

其二，理论的科学性有一定范围。因为理论所反映的事物本身及其联系有一定范围。少数经济规律，如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规律、劳动生产率提高规律、节约时间规律、积累是扩大生产和社会进步的规律等与社会生产一般有关的规律以及反映它们的“基础理论”，确实是“无国界的、无阶段性的”。此外的经济规律和“基础理论”几乎都有空间和时间范围的限定。马克思的《资本论》能“无国界的”被各国普遍接受吗？经济学的阶级性，决定了其基础理论不可能普遍地、“无国界”地被接受。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基础理论，也同样不可能无条件地被各国普遍接受。理论的科学性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由于各国经济条件有共同方面又有区别，由于经济发展会出现各种新的条件，才使人们在运用已有基础理论过程中不断形成新的基础理论。

（3）经济学的发展性和阶段性。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突破，生产向广度和深度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产业和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方式相应地发生着变化，这就不断提出需要经济学回答的新问题。随着这些新问题的解决，也就把经济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步，当出现突破时，更使经济学本身呈现阶段性。发展性，像阶级性和科学性一样，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特性之一。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脉络，就呈现出发展的阶段性。重商主义可以说是向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过渡阶段的经济思想。

由斯密开始并经李嘉图发展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一种成熟的形态。古典学派研究内容庞杂，非自觉地以经济制度研究为核心，经济运行过程的研究从属于制度研究。斯密以看不见的手说明市场经济有自动调节和均衡的功能，但对自动均衡的具体机制和过程未加深究，只说明制度本质及其怎样体现在经济运行过程中。这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任务有关。

西方经济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以马歇尔为代表开始的研究市场经济运行阶段。这一阶段持续至今，大致经过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等几个发展小阶段。从研究基本制度转到研究经济运行，要用一套新的概念、体系、方法和工具。否则很难形成系统的经济运行理论。于是，最优化、均衡、边际、替代等一套新概念被提出来了。制度被看作外生的不变因素和假定的运行前提，市场运行被置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中研究。古典制度经济学时期动态的历史的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被静态的截面分析、定量分析和实证分析所取代，形成市场运行的理论框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发展，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又相继出现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新古典综合等，形成一个小的三阶段的演绎。只要资本主义经济继续存在，西方经济学也将继续向前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样也是一个有阶段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邓小平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推进到了一个新阶段。

否认经济学发展的阶段性是不对的；同样地，不从经济学发展的实际出发，科学地、历史地评价各发展阶段，无论对现代西方经济学或是“苏联范式”，简单地扣上庸俗经济学的大帽子，也有失公允。

3.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

（1）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原则问题，也是一个学风问题。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当代中国和世界实际问题，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的理论就是真正坚持发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离开了邓小平的理论，也就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会犯“右”的或“左”的错误。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人背离了邓小平理论，超越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反对公有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发展，反对公有制实现的多种形式，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继续鼓吹计划经济。这种“左”的言论不加反对和防范将会严重损害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当然也要警惕那种全盘私有化、否定宏观调控和计划指导等“右”的言论。

（2）改革开放以前，对现代西方经济学采取错误的排斥态度。西方经济学的著作限制发行和阅读，教学中关于西方经济学内容要“批判性介绍”等，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采取这种学术封闭的方针可以理解。改革开放以后，情况已有根本变化。但也有人继续认为对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原理，如“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原理，也“应当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批判，从根本上加以改造”，这是使人难以理解的。“生产函数”无非是描述一定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与产品最大产出量之间的物质数量关系，是人对物的关系。即使把货币和价格因素加进来计算要素的成本和产出的产值，也只是说明厂商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关系，并不涉及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剥削关系。因此，虽然新古典生产函数的理论基础是“要素价值论”，也不能否定生产函数理论本身的正确性。这里，既没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分析批判和根本上改造的必要，甚至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连生产函数这种反映人对物关系和人对人一般社会劳动关系的个别原理都不可能“移植过来”，我们还怎么能够从总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经营管理经验的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学到有用的知识来提高我们的经营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呢？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条件下，对待西方经济学在批判其辩护或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同时，更要借鉴和利用它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经营管理的有用知识。当然，这种借鉴利用也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

三、中国经济学改革和发展问题探讨

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材改革的几种类型。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发展，传统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实际了。我国理论界开始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了各种改革尝试。从对象、体系、方法、理论内容看，大体有三种类型：准传统型、嫁接型、混合型。

（1）准传统型。蒋学模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海人民出版社）可做代表。这本教材从1980年第1版起至1997年已出第9版，平均2年修改再版一次，累计发行1729.2万册。说它属准传统型或改良型，表现在：①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本书一直坚持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研究任务原来只提“揭示生产关系运动变化的规律”，从1995年第8版起改为“要求连带研究社会经济运行规律”，但首先是前者。对经济运行的研究，基本上限于阐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企业、居民的具体生产经营行为和消费行为不研究。②研究和阐述方法不变，坚持唯物史观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理论，作为分析制度存在和变化发展的依据，逻辑分析、规范分析、定性分析为主，体系结构大体未变，按各版修改内容的需要作调整，章节名称也作相应改动。③内容变化较大，只有“社会主义生产是公有制基础上的商品生产”这一命题从第1版到现在一直保留不变，其他许多内容不断根据我国理论的新发展和实践的新经验作修正、补充和完善。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和优点，就是把邓小平的理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会议的重大决策及时反映到教材中去。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理论教育课程，任务在于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全面系统阐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帮助学生牢固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明确我们长期所处的历史阶段、任务和今后发展方向，阐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的科学基础。从这一要求看，本书是很合适的。由于篇幅的限制，也由于本书不涉及经营管理的具体运作过程，解释现实经济的力度还显得不够；同时，如何能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本质和丰富内涵深刻地揭示出来，用理论体系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更好地反映出来，还需作艰苦努力。

（2）嫁接型。吴树青、谷书堂、吴宣恭主编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是国家教委社科司集中全国许多著名高校的教授们集体编写的一部重要著作。近几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少也与它大同小异。这本书的研究对象，如其“前言”所述：“主要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来分析社会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全书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微观、宏观经济运行4篇，导论、结束语除外共14章。国内有些同类教材中，体制没有单列，增长与发展从宏观运行中独立，变成制度＋运行＋增长（或发展），与此相似。本书由于篇幅较大，共395页，比蒋本社会主义部分的226页多出3/4，故内容更详细，论述较有广度和深度，尤其书中有市场经济具体运行的内容，描述企业、农户、居民的经济行为等，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背景，使论述更贴近现实，增强了对实际经济现象的解释力，专业知识较多，比较适宜作为经济和管理类本科教材。

从探讨社会主义经济学改革的角度，我们认为也还有一些问题值得研究。首先，一本命名为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的教材，对象要不要包括经营管理角度的市场经济运行内容，包括进来后，又与资本主义部分如何统一？其次，基本经济制度部分的分析方法，基本与蒋本一样；微观、宏观运行分析，特别是市场主体行为的分析方法，虽然书中没有用几何图形、函数公式而只用文字说明，却基本用了新古典的边际分析、实证分析、定量分析的方法，不这样也不可能。而边际成本、平均成本、需求弹性、供给弹性等等又都以“均衡价格”为理论基础，书上却是避开了后者的；经济发展与结构优化用的又是结构分析方法，几块所用方法的不统一怎么办？再次，从内容上看，在宏观经济运行部分，对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都只规定为物质产品和物质部门，把服务一块排除在外。这与前面宏观经济运行指“总量性质的经济运行变量”规定如何协调起来，类似的矛盾，如劳动力商品性等，还有好几处；从教学看，经济类专业都既设政治经济学，又设西方经济学，前者在一年级读，后者在二年级读，两门课的重复怎样处理，与其他以这两门课为基础的后续课程的重复又如何处理，也是一个问题。

（3）混合型。这类模式的尝试不多。魏杰主编的《经济学》（上、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算得上一本。这本书把政治经济学改成了经济学，其主要内容一部分是西方经济学，一部分是政治经济学，把两者混合在一起。研究对象被规定为“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即资源有效配置”，并把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推崇为经济学的代表作。但萨氏《经济学》对象定义倒是这样的：“经济学研究社会如何使用稀缺资源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把它们在不同人之间进行分配。”⁽⁵⁾萨氏定义中至少还讲到“社会”、讲到“商品”、讲到“分配”，只是把稀缺资源的所有这个前提和基础抹去未提。魏本则把经济学完全变成“超阶级”、“超历史”单纯的“人对物”的关系。书中说到的财产关系、生产关系、计划或市场手段，其实都不仅仅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因素”，而本身就是资源配置离不开的社会形式或社会生产关系。离开社会生产关系只研究“人对物”的关系，实际上把经济学本身给否定了。

作者们的愿望不错。想给高校经济专业学生以丰富的经济学知识。因此把经济学作为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等18门经济学分支学科的基础。该书与萨本《经济学》最大的区别，是加进了一篇由7章构成的“经济制度分析”。这一篇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容。可是矛盾就从这里出来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虽都以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为背景，但其研究对象和任务、方法和体系、概念术语有根本区别，把这两部分混合在一本书中，说它是经济知识还可以，但要人们“承认经济学这门科学”却难以做到，因为在这些根本问题上两者没有统一性。

（4）上面几个经济学改革实例，对我们都很有启发，也是我们曾经或正在想的。无论是成功的经验，失败的教训，存在的问题，前进的方向，从探索改革的角度看，都是宝贵的资源。没有他们跨出的第一步，不可能有接着的第二步、第三步。

2.我们的探索。

（1）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改革，要服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任务的需要。前面说过我们面临跨世纪的发展转型、体制转轨、制度完善三个根本转变。社会主义经济学也必须包含这三方面内容，为它们服务。

由于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两者的原则区别，要使两者统一或混合成为经济学一门科学，目前此路似乎不通，当然不排斥继续探索。

（2）我们设想，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至少在目前，可分成三大块独立去发展，即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以及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联系生产力和上层建筑研究生产关系，主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方面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要根据向集约式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过渡的新实践研究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占主体地位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要研究企业与居民户、国家与企业、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产业与产业、地区与地区、国内与国外在经济运行过程各环节中的利益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等等。西方新制度学派总的说来也是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但其中有些涉及经济运行中的具体制度如委托代理关系及具体分析方法，可以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公有为主、多种所有制前提下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资源配置。关键是要研究公有制为主的所有制如何与市场经济结合，有什么特点、计划指导和市场基础在不同条件下如何具体体现，等等。在这个领域里，应更多利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因为这是经营管理市场经济几百年经验的概括，要注意从中国实际出发借鉴其理论和方法，力戒脱离实际，照搬照抄。

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也是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还比较落后，社会化大生产还不发达，存在二元经济结构，市场发展不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必须研究的。要研究邓小平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理论贡献并与我国的发展实践结合起来。如关于发展阶段、发展道路、发展战略、不平衡发展、发展动力、发展环境和机遇、发展保证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等。要利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成果，也要重视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的经济发展思想，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学。

（3）改革开放后不久，复旦大学的理论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就开始朝这一方向努力，蒋学模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伍柏麟的《新编政治经济学教程》（上）以及蒋、伍负责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对政治经济学改革的探索。我们准备把后两本修改补充成《高级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生的教材。1980年代前期复旦经济系的年轻教师史正富、符钢战、金重仁出过国内第一本《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稍后潘振民、罗首初出过《社会主义微观经济学》，都是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1990年代我们编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教程》。一批中、青年教授、博士，不论是学政治经济学专业或是西方经济学专业出身的，都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从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经济运行体制和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写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教材。

3.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要有良好的环境和学风。

（1）树立江泽民所倡导的认真学习的风气、民主讨论的风气、积极探索的风气、求真务实的风气，是理论研究工作取得成绩的重要保证。认真学习，首先要深入学习邓小平的经济理论，完整、准确地掌握其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特别要学习他如何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其次，要认真学习和领会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新概括、新发展。也要向古今中外一切有益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学习。更要向新的实践学习，向有实践经验的实际工作者学习。

民主讨论、积极探索、求真务实，是学术发展的规律，是认识真理的必然途径。在学术讨论中，各方都是平等的；有益的探索，都将受到鼓励；不同的观点，需要在争鸣中求同。在这里，谁也没有居高临下的特权，讽刺挖苦，乱扣帽子并不表明真理在手。但是，对反对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的“右”的理论要保持警惕，更主要是防止和反对在我国根深蒂固的“左”的错误东西。

（2）老、中、青年经济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团结，这是我们这些年工作中的体会。老、中、青在理论研究中各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优势和不足，相互取长补短，就能取得1＋1＞2的效果。青年学者固然要尊重老学者，老年人更要有自觉性，关键更在后者。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关于青老关系问题有过一段精辟论述：“老年人有长处，但也有很大的弱点，老年人容易固执，因此老年人也要有点自觉性。越老越不要最后犯错误，越老越要谦虚一点。”他教导我们对青年人要“帮助培养，让更多青年人成长起来”。这番谆谆教导，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多么崇高宽广的胸怀。

老、中、青学者在理论研究中团结要有基础。这个基础不可能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也不可能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阶段的邓小平理论。团结在这面伟大旗帜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一定会更茁壮地成长。

载《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

此文被《人民日报》1998年5月16日摘登，

并被《人大复印资料》（理论经济学）1998年第5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