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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

时间:2022-03-05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近几年中国连续召开了几次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关键举措,有力地促进了高职教育的大发展。中国高职教育何去何从,也需要我们做出战略筹划——进行战略选择,构思战略对策。这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战略思考

(代序)

近几年中国连续召开了几次职业技术教育工作会议,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和关键举措,有力地促进了高职教育的大发展。但是,从整个高职教育发展的格局来看,由于中国高职教育起步较晚,加上受传统的鄙视职业技术教育观念的影响,中国高职教育仍然是弱势教育,发展还很不平衡,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战略反思。中国高职教育何去何从,也需要我们做出战略筹划——进行战略选择,构思战略对策。而这都离不开深入的调查和研究,离不开对中国高职领域已经出现的一些好的经验的总结和借鉴。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高职教育的发展道路上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我们准备把我们的实践和我们的思索进行总结,近期陆续出版,并命名为“中国高职教育研究丛书”。值此丛书开始出版之际,我作为《丛书》主编,谈几点自己的看法。

一、战略反思:中国高职教育发展中的症结

中国目前高职教育的发展中,至少存在四个战略问题上的症结,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反思:

一是传统上的重文轻术导致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由盛而衰

技术是人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技术的发展水平反映了社会的发展水平和教育的水平。16世纪前,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的发明对全世界,尤其是对西方文明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都成为世界科技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著作。明初郑和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科技的伟大奇迹。但16世纪中叶后的几百年内,中国的科技一直停止不前,少有重大发明和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科学家和科技著作。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西方工业革命以后,西方的科学技术教育迅猛发展,而中国的技术教育一直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停滞不前。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重文轻工,把西方科技视为“奇技淫巧”。[1]这种观念影响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甚至进入21世纪的今天,职业技术教育虽然在法律上和一般的理论观点中,被明确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鄙视职业技术教育的传统观念仍然存在,而政府有关部门的某些政策和做法,也自觉不自觉、有意无意地轻视职业技术教育。这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是不利的。

二是中国人习惯于技术上的“拿来主义”,技术自主创新精神严重匮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我们最大的遗憾是缺乏技术创新,将引进作为终点,没有遵循国际技术转移的规律,陷入了落后—引进—再落后—再引进的泥潭。日本经济学家长谷川庆太郎在《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日本》中指出:“没有日本的机床,中国的汽车产业将寸步难行”,“没有日本钢铁的支持,中国的汽车厂家就没法生存”[2]。虽然他的观点有点片面,但论据是真实的,我国在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方面确实存在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对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过多地依赖进口,停留和满足于拿来主义,没有很好地进行技术消化、吸收与反求,造成对技术消化吸收能力的日益枯竭,对资金、技术输出国的过多依赖,也暴露我国在技术人才教育和培养上的严重问题。

三是学历型社会存在弊端,造成了严重的“技工荒”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有一种对艰苦劳作的鄙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封建思想长期以来影响着很多人的思想观念。重文凭、轻技能,重理论、轻实践的社会偏见仍然存在。人们将所有的理想都寄托于“功名”上,憧憬着一朝“金榜题名”。在今天的独生子女时代,父母们更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都希望子女成为“公务员”、“白领”、“管理者”,而不是单纯的技术人员。因此,今天的教育目标多是以某个人的学历层次不断提高为终极目标,而对技术教育却“瞧不起”,把从事技术工作视为“干苦力”,觉得学技术又苦又累又没出息。这种“唯学历”、“唯文凭”的观念使许多高中生产生了“白领情结”,他们把上高职看成是一种无奈之举,考不上大学实在没出路了才去读高职,既使考了高职也不安心于技术技能的学习与训练。结果,大批拿着“硕士”、“博士”等高文凭的毕业生找不到工作,而技术人才却极度缺乏,甚至产生严峻的“技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怪现象。

四是人才培养模式单一,造成了人才的同构化

现代化建设既需要大批高级研究型人才,也需要大批具有实践经验和较高技能的生产、管理、服务、建设第一线的应用人才。追溯到人才培养机制上,那就是大学类型应该有层次、有类型。像北大、清华那样的研究型、学科型大学固然必不可少,但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也不可或缺。但遗憾的是,许多大学都冲着北大、清华的模式奔,部分高职院校也出现了向高层次学科型大学攀升的倾向。全国有36个城市的经济结构趋同[3],但经济结构同构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大学办学模式的同构化,大学培养的人才类型的同构化。健康的生态系统需要生态多样性,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也需要人才层次的多样性和人才培养模式的多样性。尚若高等院校都办成千校一面、千人一面,就谈不上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

二、战略选择:建设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高职教育肩负着振兴民族科技,提高国家的综合竞争力和社会凝聚力的重要使命。中国在走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建设世界制造业中心的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反求、转移以及对自主技术的开发和创新,高职教育应该发挥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同时,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工人的在职培训及转岗培训,不断开发人力资源,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素质,高职教育也应起到基础性和战略性的作用。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职业技术教育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是否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高职教育教育发展必须转变观念,理清思路,重塑高职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要充分意识到抓经济就必须要抓职业技术教育,而抓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在抓经济建设,加大对职业技术教育的扶持力度,把高职教育建设成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使之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最具有活力、最能够灵敏地反映社会进步的教育类型。

在半个多世纪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整个高等教育版图是不完整的,或者说是“瘸腿”的。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为代表的一大批学术型大学,办学实力雄厚,发展势头强劲,处于发展的核心地位,占据着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而一些高职院校办学资源匮乏,办学水平参差不齐,被置于高等教育的边缘。这就造成了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出现了“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现象,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均衡发展与和谐发展。因此,当务之急,高等教育必须做出新的战略选择是:理清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思路,构建高等教育发展的两条“高速公路”。

第一条“高速公路”是构建发达的学科型大学体系。这类大学以学科为本位,以培养研究型、学术型人才为目标,高度关注自己的学术梯队,严格按照自己的“交通规则”进行运作。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条“高速公路”已经比较完善了。

第二条“高速公路”是构建同样发达的职业技术类大学体系。这类大学以市场需求和就业为导向,以职业能力为本位,采取灵活弹性的学制,来培养既有扎实的理论知识,又有熟练的职业技能的应用型人才,努力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服务。目前,这条“高速公路”还未建成,急需全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加快建设。应当看到,打造世界一流的高职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培训,这项繁重的任务比起打造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任务来说毫不逊色。

三、战略对策:修通中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条“高速公路”

为了推进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构建高等教育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必须采取以下战略对策:

一是确立高职教育的目标定位,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体系。

大学的目标定位关系到大学的方向选择和办学特色。高职教育是不同于学科型大学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大学。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本位,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所需的“能工巧匠型的大学生”或“大学水平的能工巧匠”为目标的高等教育。然而,近年来,很多高职教育院校迫于生存的压力,纷纷脱离了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定位,强行变道,将升格为学科型大学作为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出路,通过改头换面,变换身份来吸引生源。这种发展观,偏离了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方向。究其原因,除了教育观念不端正、迎合社会上轻视职业技术教育的错误思想之外,与人们只把高职教育它看作是一种层次而不是一种类型不无关系。

因此,要构建高职教育这条“高速公路”,就必须明确高职教育是一种重要类型的高等教育,它不仅有二年制、三年制的专科层次,也应当在社会经济需求时同样应有四年制本科层次的高职教育。高职教育的这种层次性,是由区域的科学技术发展程度和经济社会发达程度以及由此决定的市场对应用型技术人才的需求程度决定的。台湾地区高职教育从三年制高工专到四年制技术学院,再到可以招收研究生的科技大学的演变,就充分反映了台湾经济从加工贸易型经济到出口导向型经济,从资本、技术密集型经济到高科技经济的转型轨迹。二年制、三年制的专科在中国内地一些城市和地区仍然能满足社会需求,但在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及京津地区,产业结构正在迅速转型,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逐渐上升,已经具备了发展本科层次甚至更高层次高职教育的经济基础和现实需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电子信息工程、楼宇设备与智能化等3个专业试办四年制高职的实践也证明,四年制毕业生,比一般四年制本科毕业生有更强的竞争力,并更加受到企业的欢迎。

可见,构建完整的“第二条高速公路”并建立这条“高速公路”特有的“交通规则”,不仅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而且对于加快应用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的培养以及大批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从而大大促进中国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

二是完善资格认证制度,加速向资格型社会的转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产品科技含量的日益增加,使产品生产工艺的复杂度进一步提高,劳动岗位的准入要求更加严格,这就使得仅凭学历难以满足工作岗位的需求,人们必须获得不同级别、不同种类的职业资格或执业资格才能进入就业岗位。而且随着中国人才评价制度逐渐与国际接轨,中国的职业认证制度已初步确立,职业资格证书成为人们择业的“通行证”。目前,人事部已在23个行业建立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制度,如注册会计师、注册建筑师等。劳动部门也明确规定了数百个必须持职业资格证书就业的工种。2004年,全国共有职业技能鉴定机构9458个,全年有880万人参加不同职业技能鉴定,全国有736万人取得了不同等级的职业资格证书[4]。资格认证制度的不断完善,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那种“一张文凭定终身”的现象。传统的“学历型社会”,正在向“资格社会”转变,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种转变目前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潮流,也是中国高职教育的努力方向。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为鼓励学生考证,努力为学生创造条件,实行弹性学习制度,允许用资格证书补充学分,同时,大力引进国内外权威职业资格证书,在教学中增添一些非学历职业资格考试内容,如注册会计师、软件工程师证书教育考试等。学院已成为Corel资格认证中心、Macromedia认证考试中心、全国营销员资格培训中心等,开办的证书考试项目已达103种。学校规定毕业生必须手持双证,除了学校的毕业证书这一张学历文凭外,所有专业学生都必须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方能毕业,学生获证率达到95%以上。

总之,资格认证制度的不断推广和完善,将有利于克服“学历型社会”的负面影响,对改变轻视职业技术教育的陈腐观念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三是要建立新型的产教合作模式,不断提高职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从世界发达国家高职教育来看,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职教模式。如德国的“双元制”,美国的“合作教育”,英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与培训的资格证书体系,日本“产学合作”中的“课题制”培养创新人才。认真借鉴这些模式,加强产学合作,对于高职教育不断提高办学质量和办学水平,实现由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的战略转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为此,政府应积极推动,通过立法规范管理,建立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高职教育运行机制,共同培养职业技术人才。这种机制应突出校企合作为核心,学生在企业环境中顶岗工作,以获取工作经验、养成良好的态度、掌握熟练的岗位技能为目标,建立了一个终身学习与培训的学习体系,以职业资格证书来贯通高职教育。目前,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初步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建立专业管理委员会制度等方式,加强与企业的合作。2005年,学院设有专业管理委员会78个,与深圳760家企事业单位建立了密切联系,集中了深圳各行各业的796位专家,每个专业都拥有3个以上校外实训基地,现有校外实训基地309个。这种模式的优势表现为:专家们帮助学院确定人才培养的规格,同时对毕业生进行跟踪反馈和评价;学校有了长期的校外实训基地,在企业环境中顶岗工作;学校与企业建立了技术培训和技术开发的合作关系;许多学校毕业生通过专业管理委员会的有利渠道,寻找到了合适的就业的机会。

为加快改革和发展高职教育,政府正启动实施“卓越工程”,这是一项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重大战略决策。通过15~20年的努力,国家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特色鲜明、社会认可度较高、代表高职教育发展方向的院校,使之成为具有国内一流水平和国际影响,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服务的基地,并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产学研结合、教育教学改革、教学资源共享和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起示范带头作用,形成中国高职教育的整体优势,并在构建中国特色高职教育体系中发挥引领作用。

四、制订高职教育的发展战略需要深入调查研究

无论是战略反思、战略选择还是战略对策,都需要我们广泛调查、深入研究高职教育。没有调查,没有研究,就不可能对高职教育走过的道路进行认真地反思,也就不可能提出优秀可行的对策。

这些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探索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初步构建了适应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职教育发展模式。我们的成果集中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和“高职高专教育实践教学体系、基地建设与改革的研究与实践”上。这两个成果都获得了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但除此之外,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在很多方面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探索,如改革传统的管理机制、推动高职教育国际化、校企合作、推动学历社会向资格社会转型、把高职院校建设成“国外先进技术转移中心”、开展“一专多能”教育、机械能高级职业证书直通车试点、异地办学和连锁经营、构建高职院校“两课”教育新模式、加强创新教育和创业教育、形成学校核心价值观和校园文化建设、中层干部培养、人事制度改革、四年制高职等方面。现在,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准备花上3~5年时间,组织学院的科研力量,把我们在上述各方面的探索、经验、心得甚至反思逐步整理出来,出版出来,命名为“中国高职教育研究丛书”,提供给广大高职教育的同仁参考、借鉴,希望有助于国内的高职教育发展战略研究,希望对中国正在大力发展的高职教育有所裨益。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但是,中国的高职教育正处于一个迅速发展、急剧变革的新时代,有些新生事物在现实中还没有完全展开,我们的研究也难免会存在某些瑕纰,甚至有些观点也显得稚嫩。但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初衷:期望高职教育的同仁们,能站在我们的肩膀上,看得更高,走得更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期望中国的高职教育,能发展得更为迅速平稳,为构建和谐社会小康中国,为造福人民做出更显著的成绩!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研究员

俞仲文

2005年12月20日于深圳

【注释】

[1]张子琴.“奇技淫巧”与近代中国生活变迁——《西洋风》述评.学术批评网www.acriticism.com,2002-3-5

[2]谷川庆太郎.《呼声》(日本)(5)

[3]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1):总报告.中国网,2004-6-8,http://www.china.org.cn

[4]参见: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家统计局.2004年度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新华网,http://news.qq.com/a/2005-5-19/00172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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