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与我们（代序）

国际关系与我们（代序）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变迁最深刻的印证。当我们突然发现在1998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晚会上，三分之一以上的小品中不同程度地渗入了国际问题的用语后，我们才蓦然意识到，在20世纪末的中国，国际关系中的事例和术语已大量进入了老百姓的语言。“全球化”、“恐怖主义”、“经济一体化”、“人权”、“主权”、“国际接轨”、“霸权主义”、“新干涉主义”、“冷战思维”、“遏制”、“世界贸易组织（WTO）”、“融入国际社会”、“国际机制”、“维和”、“全方位外交”、“首脑会晤”、“全民公决”、“弹劾”、“经济制裁”、“萨达姆”等等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人们不仅在讨论国际事务时使用它们，也将之大量转用于对国内事件和人际关系的评说。这反映了，国际关系不再是一些职业外交家和决策者们的专属领域，它已成为寻常百姓的关注热点，正日益潜入和贴近我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

是全球化把国际关系与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

当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全球化的进程刚刚启动时，世界上还无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当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及“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并宣布“相互依存”时代已经到来时，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脚步正由欧洲向世界扩张，而我们故步自封的祖先却被鸦片战争中的英国大炮弄得斯文扫地，只知世间有“天朝大国”，不知国际关系为何物；当中华民族受尽百年耻辱，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很长一段时间后，由于长期处于与世界隔离的状态，除了深知祖国必须自强自主、反抗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以外，我们的祖辈父辈往往倾向于将中国的繁荣昌盛理解为完全是自力更生的国内事务。国际关系被视为大人物斗智斗勇的分内事，离芸芸众生遥不可及。

但是，全球化不断加速的步伐，科技革命与世界生产力的进步，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不断地推动着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深刻融合。国际关系与我们已息息相关，须臾不可轻怠。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际形势演变不止一次地显示，美国华尔街股市的暴跌，能够在几分钟之内波及香港金融业，几天之内可能引发香港经济的滑坡，几个月内导致大量工人和职员的失业。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减少外国纺织品进口配额的议案，就很有可能使得中国几十家纺织厂减产乃至倒闭，华北、西北大量的棉农卖不出棉花。实际上，1998年的冬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纺织工人感到最冷的日子，也是纺织专业即将毕业的大学生们最难过的季节，这与美国、欧洲等国际市场对中国纺织品的严格准入政策关系甚大。1999年5月科索沃危机中北约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全国各界义愤填膺，举行了各种示威活动，强烈抗议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侵犯中国主权的暴行，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沪深两地股市指数迅速下跌60多点，令大量股民和更多的投资者唏嘘不已。也是1999年，可能是建国以来最大的社会讨论正围绕中国是否应加入WTO，以及如何参加展开，因为进入WTO后的中国，一方面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生存危机在近期内将更加严重，经济转型中的各种矛盾将更加激化，另一方面，中国又会从加入WTO中获得巨大的、长远的经济好处，利弊得失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1998年终，上海某大报发布的民意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上海市民最关心的6件大事中，国家安全首次入围。2008年华尔街金融风暴更像一股寒潮袭人。这意味着国际关系与我们越来越利益攸关，“天涯若比邻”的时代正在到来。

莎士比亚说过，“世界仿佛一个大舞台，所有的男男女女仅为舞台上的角色”。世界政治就是这个大舞台上的一幕长演不息的宏伟大剧。面对这场历史悲喜剧，我们要么成为指点评说、欣然旁观甚至有时着迷于剧情的台下观众，要么成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积极参与其中，以微薄之力演好自身角色的演员。对于不少人来说，持前一种态度固然是情理之中的自然选择，其理由大致有三点：一是“国际关系是遥远的事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二是国际关系关乎国家间之利益折冲，区区百姓，理应“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国际事变，雷霆万钧，小小百姓，人微言轻，何以能影响天下大势呢？仔细分析一下，似乎并不尽然：

1.对于第一种理由，历史和现实中的许多例子已经昭示我们，漠视国际关系的强有力存在，扮演国际事态的冷血动物式的旁观者，很容易成为“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中的牺牲品。1938年，纳粹德国在吞并奥地利后，又把侵略矛头指向了捷克斯洛伐克。这时候捷克斯洛伐克人已决意抵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机器也远未难以阻遏，欧洲大国英国的态度成为制衡希特勒侵略的关键因素。但是英国首相张伯伦却告诉他的国民，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们知之甚少，而又离我们如此遥远的国家”，不值得数以万计的英国人去冒险介入这场冲突之中。英国人民和英国国会通过不同方式赞同和支持了张伯伦的看法，可是两年之后，希特勒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南下攻入法国并对英伦三岛实施狂轰滥炸，这时英国人才为其当初秉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是遥远的国家”的观念付出了血的代价。另外一个例子，科索沃对中国来说是远隔重洋的欧洲东部一个小国南斯拉夫联盟的自治省，甚至许多欧洲人也不知道它的大致位置。1999年3月24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对南联盟进行了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米洛舍维奇停止对科索沃反叛分子的军事围剿。5月8日以前，在大多数中国人眼里，这是一场远在天边的霸权者欺负弱者的战争游戏，许多人把国际新闻中的新式武器空袭镜头与电子游戏机中的节目作比照欣赏，很少有人在严肃地关注这场国际危机的真正含义，以及将该危机与祖国的遭遇和同胞的命运联系起来。5月8日，出乎世人预料，北约军队用5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从几个不同方向精确地命中了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造成了使馆严重毁坏、3人死亡、多人受伤的重大惨剧，从而导致中美关系急转直下。中国民众反应强烈，数以十万计的大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最强烈地抗议美国和北约对国际法基本准则的粗暴践踏和对中国主权的公然挑衅和赤裸裸的侮辱。人们可以从这次事件中得出许多结论，但其中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国际社会的经济联系、政治进程密切联动，国际关系哪怕发生在渺无人烟的南极地区，也有可能与自己的国家、民族和同胞的命运难脱干系。况且，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势必要引起霸权主义者及其伙伴们的恐惧、妒忌、防范乃至与其发生冲突，为了创造有利于国富民安的和平环境，要设法尽可能减少这种冲突的可能性和烈度，就需要具备一定的国际关系知识，增强国际意识。

2.对于国际关系与百姓无关紧要的传统观点，我们也须重新认识。这种传统的观点主要源于这样的利益估算：国际关系对于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福利和安全固然影响很大，但分摊在无数个个体公民上，对其收入、生活相对来说影响却是很小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它忽视了国际关系对于个人在经济上和生活上的双重影响。

就经济而言，由于国际经济与国内经济的相互交融，我们每个人的钱包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防预算开支等因素的巨大影响。国际关系影响个人福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各国对外贸易直接关系到国内工作岗位的增加或减少。一般情况下，一个国家对外出口的增长，会产生国民经济的倍增效应，大量地创造就业机会。美国1991年统计的数字显示，每10亿美元的出口增长可以为美国增加20万个就业岗位，所以美国至少有8840万个就业岗位来源于高达4420亿美元的对外贸易额。如果按照美国的这个出口—就业比例，以1994年中国出口贸易额为1210亿计算，中国的对外出口维持了国内至少2420万个就业岗位。这个数字显然过于保守，因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要远远低于美国。据国内一项不完全统计显示，目前包括三资企业在内的所有外经贸企业已达16万家，吸收就业人员多达8000万人。当然，出于同样道理，一国贸易如果出现了巨额赤字，即进口大大高于出口，也会大量减少该国的就业岗位。以美国为例，美国在80年代出现了持续的高额外贸赤字，1987年曾高达1592亿美元，这对美国工业领域的就业带来了极大压力，50%的纺织工人和30%的金属加工工人以及8万个机械制造工人一度失去了昔日的工作。中国也是如此，囿于国内统计上的不足，我们虽然无法用基本的数据来说明年度外贸萎缩对于国内就业的负面影响，但以中国第一大出口产品的纺织品来说，由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连年递增，美国已多次扩大对华进口的限额。1998年5月，美国再次单方面宣布双倍扣减中国输美纺织品配额，致使中国纺织业的全行业亏损进入更加困难的第三个年头，估计国有纺织行业亏损额高达80亿元人民币，涉及职工下岗人数居全国各行业之首。国际经济的变化对于个人经济情况的影响还表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支出与世界市场的原料供应有着密切联系。目前，中国拥有私人汽车的家庭越来越多，对汽油消费的需求也不断增加。有统计显示，到2010年，中国的私人、企业和事业单位用油总量将达到每年10亿吨以上，中国的石油资源并不丰裕，增加用油供应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加大原油进口，1994年起中国已经开始进口石油。21世纪世界石油市场的一点点价格变动，会像20世纪70年代影响美国那样，猛烈地影响中国各个车主的支出和社会消费秩序，由此，中东地区的国际形势，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活动，以及美国的中东政策自然将纳入拥有汽车的中国公民的国际视野。实际上，非但汽车用油，即便寻常百姓的液化气也会直接或间接受到世界石油价格波动的影响。1999年8月初，中国一些城市的液化气价格由几个月前的每瓶40余元猛增至50余元，涨幅达20%，令一些经济本不宽绰的家庭叫苦不迭，直骂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帝国主义行径”。

国际金融关系的变化能够对老百姓钱包施加影响。一般认为，当一个国家的本币升值时，居民就可以用手头的钞票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外国进口商品，而当该国货币迫于周边国家和世界主要国家走低的经济形势和金融危机压力而贬值时，钱就不值钱了。我们都不会忘记，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的要求和支持下，实行卢布自由兑换，引发了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卢布的购买力一落千丈。无数平民百姓饥寒交迫，就连前总统戈尔巴乔夫3900卢布的月退休金，贬值后也只能买到1双鞋子、7斤鸡肉和10升牛奶。这同样可以解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泰国、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等亚洲新兴国家竞相使本国货币贬值，为了确保中国经济不在金融危机前倒下，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并稳定亚洲金融形势，中国政府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并拿出了40亿美元支持东南亚稳定币值。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风暴从美国刮到中国，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领域，人们对经济减速、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予以极大关注。可见，我们未来几年的收入仍然将与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

国际安全形势变动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能够导致国防开支的增减，从而间接地影响到单个公民的切身利益。国家财政来自公民的纳税钱，本质上应遵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原则。但这个原则的具体实施往往受到国际事务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在周边环境趋于和平，世界形势总体缓和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就能在总量一定的年度财政预算中削减军费开支，拿出更多的资金用于国内公共开支，如兴建工厂和其他公共设施以促进就业，刺激经济增长；增加社会福利与卫生保健金，投资教育，以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和文化素质。反之，则往往影响公民的福利水平。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基于中美对峙、朝鲜战争、台湾海峡危机和中苏冲突等引发的几乎不间断的对安全的考虑，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是，世界大战不可避免，“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国防开支在财政预算中一直占比较大的比重，这极大地消耗了中国宝贵而有限的财政资源，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丧失掉了20世纪60—70年代这个有利于中国经济腾飞的世界经济发展“黄金时期”。三线建设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打仗出发，急急忙忙搞三线建设，前后花了十多年时间，投入两千多亿元，并且按‘山、散、洞’原则布局，难以正常运转，经济效益甚低，许多已变成包袱。”建国以来超过两千亿元的工程屈指可数，三线工程不能不说是国民财富的极大浪费。20世纪60年代中苏交恶后，苏联政府在中国面临三年自然灾害的极端困难情况下，逼中国政府偿还巨额外债，中国人民举国一心，“勒紧裤腰带”，以身体和心理上的巨大牺牲为代价，如期偿清了债务。80年代初，中国对国际关系作出了正确而深刻的判断：大规模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和平共处将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长期互动状态。以此为前提，中国抓住了一次宝贵的经济起飞时机，先后裁军100万和50万，将军费控制在GNP的4%以下，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增大科教经费比例，才导致了人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和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国防费用的降低有助于增加国民福利，这大多是从长期宏观的角度考察得出的结论，古罗马因穷兵黩武而致使民生维艰，国家衰微，就是很好的例证。当然，人民的福利也需要强大的国防来保卫，随着国际形势和综合国力的变化，两者要不断地达到平衡。

国际关系除了在上述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防开支等三个方面影响个人的经济收入和消费外，还会在环境和战争等方面损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生活质量。生态环境问题或环境安全，源于世界人口的爆炸性失控增长，以及各国向大气无节制地大量排放废气等因素，日益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严重损害了各国人民的身体健康，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之一。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测，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100亿。在生态总量既定的情况下，人口总量的陡增就会不断接近或超过生态环境为经济增长提供的自然资源供应极限，破坏或毁灭短期无法再生的耕地、森林、草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危机系数增加，计划生育的实施必要性和难度相应加大，一旦国内动荡，就会产生数以百万计的国际难民，由此加剧邻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经济危机和就业难度。由于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几将殆尽，世界各地已经或正在建造数以百计的核反应堆，以缓解用电不足。但是，核废料的处理不当和核反应堆运行中的任何疏漏，正如1985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事件一样，将给核泄漏地区人民带来无尽的灾难。另外，全世界废气排放和对地球产生的显著“温室效应”及对臭氧层的破坏已为大家所共知，前者能够引发冰川融化、温带北移、洪水频发和生态恶化，后者则能使人们接受过多的紫外线而患多种皮肤病，其中最为致命的一种叫做黑瘤。有统计显示，美国患此病的比例1935年大约为1∶1500，1994年上升至1∶120，到2000年达到1∶90。总之，生态环境问题正在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的痛苦，每年有近1350万婴儿死于营养不良和卫生落后，差不多有25%的现存动植物种类将于2020年前濒于灭绝，这些问题的解决不是靠单个国家所能奏效的，必须汇集多数国家的“精诚合作”、“众志成城”，始能有望成功。因此，如何建立有效的全球环境保护机制，已经进入国际合作的紧迫议事日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各国人民及其子孙的命运系于国际关系的良性发展。战争与环境一样，成为影响我们生活的另一大威胁。核战争对于人类的威胁最大，在核战争中，即使我们不被核武器击中，也会在劫后余生中悲惨而终。美国军事战略家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核战争”——自然生态相关性实验结果证实了这一点：核武器造成的尘埃烟雾，能够遮挡阳光对地球的日照，出现“核冬天”现象，在核打击下幸存的人类和生物自然界会因缺乏日照以及核辐射、核污染，而在漫漫无期的核冬天里无法存活。常规战争和局部战争成为折磨人类的现实威胁。就中国而言，虽然从70年代以来，我们已经维持了近一代人的和平，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后不会有战争或战争危机。避免战争不但需要增强国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外交斗争，也需要加强国际沟通，更新国际政治观念，其中包括增进我们自己对国际关系常识的把握，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我们不能最大限度地在提高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普及国际知识，促进国际合作，化解国际冲突，我们就有可能因为过分的民族主义情绪或其他类型的大众非理性行为而招致战乱之苦。

3.对国际关系持旁观者观点的第三个理由是区区百姓，人微言轻，难以对国际关系发挥影响，这个理由很具有普遍性。这种观点认为，个人介入国际关系无异于“从政”或“进入外交部”或“代表政府对国际问题发言”，把参与国际关系视为中央政府对外代表的“特权”范围。实际上，这是传统思维在作祟。不错，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看，国际关系几乎纯属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行为的主体为主权国家及其法律上的代表——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外交部官员和驻外使节，这客观上限制了各国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是自二战以来，这种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外交逐渐发展为政府外交、议会外交和公众外交等不同形式。国际关系大舞台上的主要角色，除了主权国家之外，还有像联合国、IMF、欧盟这样的国际组织，通用汽车公司、可口可乐、美国电报电话公司此类的跨国公司，以及包括伊斯兰极端组织、绿色和平运动等等。通过这些不同于国家的集团或组织，平民百姓可以借助多种手段为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进言”，个人正在享受着越来越多的国际活动空间：在冷战正酣的年代，美国某跨国公司驻英国的子公司敢于违背国家禁令与苏联做生意，从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大国对话和东西方缓和；几个绿色和平志愿者驾驶小船，将可能造成核污染的法国舰只阻挡于南太平洋水域之外。就对外政策方面，在许多国家内，公民可利用各种合法方式对本国对外政策施加影响。如在加入欧盟问题上，主要欧洲国家采取了公民投票的方式来决定国家的未来命运：爱尔兰人和法国人支持本国加入欧盟，而丹麦人则反对政府这样做；又如，在美国，数以万计的工人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在西雅图WTO峰会期间举行大规模示威活动，导致制定世界贸易新“游戏规则”的“千年谈判”无果而终；在瑞士，公民通过全民投票否决了加入世界银行和IMF的提议；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大学生、普通市民通过发表论文和见解、接受媒体采访、给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及方案，积极参加主管部门组织的民意调查、座谈会等方式，坦陈对环境保护政策、国家安全、加入WTO、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等诸多问题的不同看法。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民众对国际问题、外交政策发表意见，形成舆论压力的主要工具。

除此之外，由于国际相互依存的发展，国际交流的机会增多，交往和联系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民间外交的力度和效率都有大幅度提高，每一个个人都有可能利用自己的国际交流机会，如经商、学习、文化交流、访问、旅游、通信或网上对话等方式，通过与国际友人相识、沟通，增进相互了解和缔结友谊，从而对化解国家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敌对有所裨益；也可以利用这些机会，基于民族大义，为维护国家利益，而扮演不畏强权的角色。闻名世界的中国“乒乓外交”就是通过民间外交改善国际关系最突出的范例之一。20世纪70年代初，在中美关系仍处于黎明前黑暗的最艰难时期，中国乒乓球队抓住与美国同行交流的机会，及时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华访问，促进了两国的民间来往，“小球推动大球”，为促使中美两国关系解冻和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奠定了不可或缺的沟通基础。虽然中美关系正常化是大势所趋，但无疑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为把这个趋势尽快转化为现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80年代，中日、日中友好协会在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制定了长期互派3000名青年相互访问的沟通计划。这些青年在访问中国或日本的日子里，对访问国产生了很深的感情，双方青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友谊将不断向他们的朋友、同学和亲戚传播，对于促进中日两国“永不再战”、“睦邻友好”起到积极的作用。以自己实际行动反对强权的壮举也不乏其例。1996年，一伙日本右翼军国主义分子非法冲上钓鱼岛，企图强占我领土，挑起中日争端。此事激起了包括大陆、台湾和香港在内的广大中国人的愤怒，香港、台湾纷纷成立民间的保钓联盟或保钓协会，香港义士赵毓祥只身赴钓鱼岛护岛，最后牺牲了宝贵生命。他的捐躯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人民的保钓浪潮，也给日本政府以极大的政治压力，最后只好迫使那伙右翼分子撤走在岛上建的灯塔标记和界碑。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广大中国人民极为愤慨，纷纷通过网络、报纸或直接致信美国总统，强烈谴责美国和北约的暴行。《环球时报》、《南方周末》等有名的报刊都刊登了不少读者给克林顿总统的公开信。许多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之音、英国广播公司和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有影响力的西方对华广播机构，表达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大学生们走上街头，到美国等西方国家大使馆和领事馆前举行各种示威活动。应该说，无数个个体的呼声，给了中国政府提出的“四点要求”以强有力的支持，也给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决策者以极大的压力，这至少是美国总统多次道歉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纷纷派遣使者、记者来华了解中国民众与社会情绪的主要动机之一。

这就是说，小小老百姓，也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微薄之力，以适当的方式对国家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施加影响。应该承认，包括中国在内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上的政治文化传统，加之民间社团和新闻媒介在参政方面功能还不很完善，人们往往以对权威的尊重代替自己直接参政议政而对国家对外政策施加影响，也由此习惯于“懒得理会国际关系和国家对外战略这类大事”的思维定式。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完全可以相信，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实质性机会在增多；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高度家庭化、实用化，人民群众参政的技术手段也更加有效和多元；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和经济全球化的纵深演进，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国际政治、世界经济发展休戚相关，也迫切需要他们认真关注国际关系的变动。这种趋势是任何人改变不了，也是任何人不应该忽视的。不可否认，在国际关系这个大舞台上，我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扮演配角，而且往往是没有台词的匆匆过客。但在事关民族、国家和人类存亡与发展的紧要关头，我们完全可以一言九鼎定乾坤，维护好自身、民族和国家的合法利益，促进国际合作和世界和平，甚至改变或帮助改变国际关系发展的进程。

如果我们既认识到国际关系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又相信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积极参与其中，那么，我们就会更加有意识地学习和运用国际关系知识，将自己的发展纳入与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轨道，从而实现个人发展舞台的国际化。国际关系为个人发展提供机遇。第一，国际关系的总体缓和有助于各国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而经济建设又要求对外开放，主要是大力开展对外贸易和金融合作，以及与之有关的科技协作、学术交流、国际沟通、航运拓展、教育合作、劳务输出等，而这又为择业的外向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招生中外语、国际金融、国际贸易、远洋运输、世界经济、对外汉语、对外旅游、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专业广受考生青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公民择业的国际取向。第二，冷战的结束，两极格局的消失，标志着全球性意识形态利益至上的时代已经终结，这不但解放了各主权国家，使它们更加能够以民族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处理国际事务，而不必遵循来自意识形态中心的任何“道德命令”，而且对个人而言，也意味着长期禁锢人们思想、行动的意识形态“紧箍咒”已经解除。人们在进行国际化择业和处理国际业务时不必考虑太多的束缚，只要不有损于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就享有很大的自由空间。第三，在信息时代，综合国力的竞争是知识、科技和教育的竞争。每个国家为获取在21世纪的制高点，都加大对知识资本的投入，一方面要更加积极地派遣最优秀的学生、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先进国家学习进修，吸收先进经验，为本国的经济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也派出科技人员向欠发达国家进行科技援助。从1978年到1998年年底，中国累计共有32万人出国留学，分布在103个国家，其中国家公派5万多人，单位公派10万余人，自费出国留学近17万人，有11万多人先后学成回国。这些人在为祖国贡献自己才智的同时，也为自身的事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第四，21世纪是国际合作的世纪，一方面就世界市场而言，国际分工越来越细，一些超大型的国际科研项目需要十几个国家甚至几十个国家成百上千的科学家、工程师来完成，有时候生产一架波音777飞机需要经过十几个国家的上千道工序；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相互依存的出现，跨国关系的多层面多角度发展，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的大行其道，为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现实的要求。世界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合作，国际司法合作，共同反对国际恐怖主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对大洋海底、南极和太空的联合开发等等一系列“国际公共问题”亟待解决，这也为有志于将海外发展作为事业取向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如果你希望在这方面崭露头角，你可以尝试成为一名国际刑警，或某个国际组织的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如联合国工作人员和国际奥委会人员），或热心于全球公益事业的志愿者（如环保人士），或类似“罗马俱乐部”之类的全球思想库的未来学家，等等。

“时势造英雄”。国际关系的发展也为个人发展舞台的国际化带来了巨大挑战。首先，国际关系的发展要求每一个有志于在海外或国际舞台上建功立业的人具备一些必要的素质。要养成思维迅捷、判断准确果断、善于交际和长于协调的好习惯，因为国际关系千变万化，经贸信息稍纵即逝，同时，成功的国际合作需要充分了解、尊重和考虑到合作方与己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意识形态、科技水平和教育经历，而且还必须掌握一至两门有关外语，特别是作为第一国际语言的英语。如果你有志于到南美投资，就最好懂西班牙语；若到非洲经商，法语是至关重要的引路石；若到中亚地区和东欧地区做事，熟练的俄语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方便；而在欧洲、澳洲和北美，精通英语是最起码的谋生手段。君不见，国内各大城市的外语培训班不计其数，千军万马蜂拥在TOEFL、GRE等名目繁多的赴美、赴欧、赴澳留学考试和英语资格考试中！其次，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信息时代的到来，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演进，都要求“地球村”的村民具备与新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知识结构和发展意识。不但要经常更新本专业的知识结构，使之与世界先进水平保持尽可能小的差距，而且要吸收和学习相邻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在相关学科的交叉发展中寻找出本人专业特长的新的生长点。除了认真掌握并精通自己的业务领域外，还要将学术视野和业务视野向广阔的领域扩展，即既要成为“专才”，又要成为“通才”，这样才能为个人的国际化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机会，长久立于不败之地。最后，要精通国际关系，了解与个人发展密切相关的国际环境和国际规则。具体地讲，不但要了解世界安全形势，更要懂得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的基本走势，不要因科索沃事件中美交恶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持悲观态度，从而影响自己的个人发展计划。实际上，中美两国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仍将为两国友好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的发展与崛起需要与美国合作，而美国要想维持其现有的国际地位也不能忽视中国这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尤其要关注和通晓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知识，因为在日趋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的强大，民族的昌盛，个人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这个最基本的因素。纽约、东京、法兰克福、巴黎、伦敦等股票市场和外汇市场的行情，“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美国经济的状况，欧元地位的变化和日本经济的复苏情况，都会越来越纳入有国际意识的现代人的视野。了解国际知识还可以帮助你成为一名对国际规则、国际法和“全球文明”有相当了解并为此受益匪浅的现代人。“无规矩不成方圆”，世界文明的发展，国际关系的演进，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每一个国家、每一位世界公民都要遵循一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这些国际规则体现在数不清的现存国际法、国际制度和国际惯例中。不管它是否完全合理、公正，只有认真地遵循才能更好地被国际社会接受，才能充分利用其资源与空间，为本国和自身谋取正当利益，这也许就是中国何以作出重大让步、孜孜以求加入WTO的原因吧！

既然全球化时代给我们提供了如此广阔的国际舞台，我们就应该努力抓住这些机会，迎接挑战，在学好外语和专业知识的同时，理解并把握国际关系，将自己铸造为一个具备世界胸怀的现代人、地球村的世界公民。跳出个人利益的狭隘框架，以博大的胸怀来思考全人类的命运和世界的前途，我们就会发现，人类发展的机遇和人类危机都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也许是人类何去何从的关键世纪，我们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负起历史的责任，逐步确立全人类的忧患意识，以及全人类利益优先的意识，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祖国和地球村，做出我们每一个人应有的贡献。最后，让我们用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卡尔·多伊奇意味深长的几句话来作为序章的结语：

“在我们这个时代，研究国际关系就等于探求人类的生存之道。如果人类文明在未来30年内横遭毁灭的话，那么，凶手不是饥荒，也不是瘟疫，而是对外政策和国际关系。我们能够战胜饥荒和瘟疫，但却无法对付我们自己铸造的武器威力和我们作为民族国家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是如此重要，仅仅把它们留给专家们去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既然我们的生活如此深受国际事务的影响，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反应又如此至关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增强自己的理解能力、决断能力和行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