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代序）

做城里人，是我儿时瑰丽的梦。在我儿时的天地里，除了无边的大山，树木，就是蓝天，花鸟虫鱼野兽。单家独户，这种闭塞便更严实。在我祖父、父母、姐姐、哥哥的眼里，那些小乡镇就是“大地方”了。我在村里读小学，一次，看到同学的祖父拿一封信，信封上有邮花，无法想象来自怎样神秘的地方，是怎样了不起的人才可能收到信。我小时候，留“锅盖头”，穿家机布对襟衣，宽腰宽腿裤，只要不走长路，不进山，不太冷，全打光脚。我一家人全是这样的穿着。一家人都不会说汉话，也听不懂，见到讲汉话的人，大眼瞪小眼，一副傻乎乎的样子。大地方人送给山里人个很不雅的称呼：野佬。野佬，和野人近似，落后、野蛮、肮脏、无知无识。我们到30多华里之外的乡镇赶集，不光遭白眼，还挨骂“野佬”。为此，山里人和“大地方人”经常发生冲突，甚至群殴。我经过若干辗转，1949年春，到镇小学插班，还为被同学辱为“野佬”打过架。

我们做梦都想做城里人。父亲心目中的城里人是简单的，只要能太阳下山之前吃晚饭，再坐在屋檐下喝喝茶，消除一天疲劳，就是幸福无比的城里人了。我心目中的城里人却无明确标准，但肯定地说，不会像父亲那样理解。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学习上，我要证明山里孩子决不比城里孩子差。我入学后的第一篇作文是用文言写的，经我的第一位先生江中兴一清末秀才点评之后，用朱笔写了四个字作为批语：小子可造。这四个字鼓舞我奋斗至今。以后，我一直受到老师的重视。1951年考人天柱民族中学，初中高中阶段成绩都不错，好几年都因为成绩优秀减免学杂费。考得最差的一次是高中毕业前夕，代数78分。那一年，我在当时贵州惟一的文艺刊物《贵州文艺》以头版头篇的显著位置发表处女作话剧《小花和尚看梨》，迷上了文学，影响了学习。此后，我考上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大学前身），毕业分配贵阳第一中学任教，顺理成章地成为城里人。

但是，我常常做着“乡梦”。梦里我还在乡下，或者干脆在大山里，在曲折险峻的山道上跋涉，我还是不折不扣的山里人，乡巴佬。以前，我很怕别人知道我是少数民族，家庭出身农民，怕别人瞧不起。后来坦然了，因我知道怎样做一个城里人，而且是个不错的城里人。当然，我还会说，自己不单农民出身，还会全套农活。我觉得这样很好。

若干岁月过去，我才渐渐明白，做个城里人并不容易。农民则更难（文明程度高的农村例外）。有一次，我在某县城大街上一家面馆里等待吃面，这时，一头水牛在面店门前停住。这家伙全不看是什么地方，开始排泄废物。先排大便，后排小便，热哄哄一大堆，难闻的气味缓缓地飘进店里。这一幕，让我没法吃下那碗面。一位中年男子却不像我这么就算了，要求店老板退钱。店老板退了，还不肯罢休，找赶牛的农民理论，农民反问他说：“你光吃不厨？”店老板说：“要属也不能到大街上来厨呀！”农民说：“它要厨我有哪样办法？”

后来我发现，进县城大街的不只是牛，还有马，牛马粪便随处可见。

有一次，我一位在城里工作的老乡接老父亲来住，让他享享清福。老父亲来的时候下了大决心，说非住半年不可。不料才住10天，便吵着要回乡下。他并不是牵挂什么，而是无事可做。后来我听说，有的农民很想做城里人，花了大力气搬到城镇，但是，没法过下去，只好再搬回去。

生产水平普遍低下的山村，只要有土地，有犁耙，有锄头，有力气，就可以种出粮食来，以最简单的方式延续生命，繁衍后代。离开了土地和简单的谋生手段，如果既没文化，又没手艺，即便住进城里，也没法过下去，最终还得搬回大山里。而有些人有在城镇里生存的能力，却缺乏城镇居民应有的素质，把乡村的那一套搬到城镇里，弄得啼笑皆非，甚至闹出人命来。但是，生活在极偏僻，自然条件极差的农村农民，又是非走城镇化道路不可的。现实和形势发展之间的巨大差距，演绎了许多令人震撼的故事。这些故事我很熟悉，多多少少有自己的影子。不少故事乍看捧腹，再看便心酸落泪。这种情形，使我想起曹雪芹在《红楼梦》开卷处的表白：“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我倒希望更多的人细细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