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产生的外因

现代国家产生的外因

这些在15—17世纪间开始成型的西欧君主专制国家，一经建立便面对着无休止的外部威胁和冲突，处于不断的战争之中。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水火不容的对立、意欲成为欧洲霸主的老牌君主国的争斗、大国小国之间擦枪走火不断的摩擦、统一战争和分裂战争此起彼伏……从15世纪开始的整个近代欧洲几乎都在血与火中度过，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二战结束方告终止。

为了应付战争，欧洲各国都需要有高效的行政系统来完成动员和治理工作（尤其是处理财政问题和征兵工作），需要有人数众多的热爱本国的民众来充当兵源和后勤力量，需要拥有巨大财富的商业阶层的财政支持，需要建立强大可靠的国防常备军队。历史学家汤因比将之概括为“挑战/应战机制”，这个机制使得国家趋于完善、现代化、强大。简而言之，战争和为战争所做的准备缔造了现代国家。“近代欧洲是在战争的砧板上被敲打出来的”，而现代国家就是在战争中用以克敌制胜的利器。其典型代表是英国和法国。

首先，为了应对外部威胁和冲突，国家需要高效的行政制度、税收制度和动员能力，国家官僚体系由此建立。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对外扩张或者御敌于国门之外，都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而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由物力、财力和人力构成的。没有高效的行政制度，就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财政收入以保证战争支出，也不可能征集足够的兵力来进行对外战争。从中国的孙子到西方的克劳塞维茨都很清楚地指出，打仗至少有一半在打后勤。一场战役可能没几天就结束了，可是此前的准备却可能是经年累月。招募兵源、支付酬劳、筹集粮饷、打造装备等都需要大量的财富和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些事情若是由一批娇生惯养的纨绔子弟来操办，不坏事、不丧权辱国、不输到家破人亡才怪。于是，各国政府逐渐建立了高效专职的文官体系，建立了一系列专业化分工的官僚机构：税务局、海关、财政部、地方政府、法庭……^[11]这种趋势发展到最后，就连军队也被部分地吸纳入文官系统，形成文人治军的局面。今天的美国、欧洲，无不如此。

其次，在战争的外在压力下，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相互利用和结合，已有的君主王国和新兴的商业阶层结合，使得国家成为强有力的经济实体和战争工具。一方面，君主们需要商人提供高额税收、财政支持和管理人才。许多在城市里居住的商人改头换面，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最初，这些人组成国王的王室，主管国王私人事务。随后，随着王室成员被派去管理整个王国，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发展起来。更明确地说，政府与某些代议制议会一起，为官僚机构、法院和税收制度打下了基础。

另一方面，商人需要国家来保护他们的安全、统一市场和商业规则。作为回报，君主向商人提供保护，以反对封建领主和主教们的频繁战争和苛捐杂税。他们还为商人的利益服务，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14世纪末期，易北河上有35个征税站，莱茵河上有60多个，塞纳河上也有许多，如果船载谷物沿塞纳河行驶200英里，其费用将达这些粮食获利的一半^[12]。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随着法律和命令的实施，商人阶层们获得了更多利润，所谓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开始慢慢发展起来。

相比强制榨取民众财富的普鲁士和西班牙，以及用温和方式向商人租赁或购买军事力量的荷兰和威尼斯，英国和法国较早采用了这种政治权力和经济势力相结合方式，更快更早更成功地走上了现代国家之路。本书将在第十章介绍世界格局与大国崛起之路时再仔细探讨这一问题。

再次，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出现，有助于消除内部冲突，将政府和社会连接成一个相互支持的整体。“民族”和“民族主义”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民族”指的是现实中或想象中的文化和政治群体。“民族主义”是指以本民族为中心的思想信条和以本民族为忠诚对象的情感。这种思想信条和情感可以表现为旨在构建一个民族、追求民族独立、维护民族统一、捍卫民族主权和扩张本民族的利益甚至领土的各种活动。假如某一地域的大多数人具有民族主义情感，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那他们就能做到暂时搁置国内矛盾，团结起来保家卫国、开疆拓土。统治阶级也可以利用民族主义这种一致对外的功能，通过强调外部威胁来使国内上下一心，同仇敌忾，转移民众对国内问题（如阶级之间的对立）的注意力和消减底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国家挑选和培养的用于战争的常备军队，其凝聚力和战斗力都远胜于原先的雇佣军，从而使战争的形式发生了质的变化。原先欧洲的雇佣兵战争频率很高，但是烈度很低，打仗犹如演戏，仪式极为隆重——两军对峙，正正之旗、堂堂之阵，然后相互射击，谁顶不住便作鸟兽散。美国影星梅尔·吉布森自导自演的大片《爱国者》里英美在平原上交战的场面，可以说就是这种战争的鲜活表现（尽管当时英国已经成为八九不离十的现代国家）。但民族国家产生之后的现代战争烈度增强了，除了武器杀伤力提升的原因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参与战争的国家和民众的心态变了。具有强烈爱国情操的军队和国民打仗不是为了君王，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所谓民族的利益。

民族主义既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没有真假之分，只有相信与否的区别。诚如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言，民族就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但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之所以能现实地存在，是因为“想象”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的。没有任何一个单独的因素足以创造和维系民族和民族主义，但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地区性、文化相似性和外部威胁。

地区性指的是生活在相同的领土上。在同一个地方生活和交往，面临同样问题和挑战的人们常常会培养出共同的情感和认同感；跟地区性密切相关的是共同经济活动的影响，以及依赖同样的资源，进行同样的活动，从事同样类型的经济交往行为。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有了对世界的相似的看法和共同利益。如，农业文明时代，生活在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中国人产生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而生活在地中海沿岸依靠捕鱼和贸易为生的欧洲人却形成了不畏自然的冒险精神。

文化相似性指的是有共同的语言文字、种族背景、宗教信仰、历史经历和对未来的向往等。在没有今天的“普通话”之前，即便到了近代，中国懂得“官话”的人依然是极少的，倘若没有汉字（繁体字），仅广东省就可以分成白话区、客家区和潮汕区，这三块区域方言之间的差距不小于英语和日语，但统一的文字却把中华帝国在文化上的联系维持了两千多年，甚至创下了“中华民族”的基础。又如犹太人，虽然流离失所两千多年也未能回归故土建立国家，但其共同的犹太教信仰却使这个散居的民族一直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认同感。共同的历史经历和未来憧憬也有助于文化相似性的形成和同一民族的建构。今天的中国人，好称自己为“炎黄子孙”，说到祖宗的骄傲之处，几乎人人必提“汉唐盛世”和“四大发明”，论及中国历史的耻辱一页，几乎人人记得“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列强”，谈到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成了政府宣传到民间热炒的共识了。关于文化相似性对于民族形成的作用，东西方的文学大师们都用他们的生花妙笔创造了诸多精彩的相关段落。都德的《最后一课》便是其中之一。

现在那些家伙就有理由对我们说了：“怎么？你们还自己说是法国人呢，你们连自己的语言都不会说，不会写！”

他说，法国语言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明白，最精确；又说，我们必须把它记在心里，永远别忘了它，亡了国当了奴隶的人民，只要牢牢记住他们的语言，就好像拿着一把打开监狱大门的钥匙。

那一天，韩麦尔先生发给我们新的字帖，帖上都是美丽的圆体字：“法兰西”，“阿尔萨斯”，“法兰西”，“阿尔萨斯”。

他们该不会强迫这些鸽子也用德国话唱歌吧！

外部威胁是产生民族的重要原因。前文已经提及，现代国家往往是诞生在外部战争威胁下的，民族形成的过程和这一点基本一致。所谓“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同林鸟有之，抛弃分歧搞统一战线的国家也不少。在生死存亡之秋建立起来的这种凝聚力和认同感一旦能延续下去，就会变成强烈的民族认同。当今世界上不少国家民族文化的代表——国歌，都是诞生于与外部敌对力量作战的年代且沿用至今，比如法国的《马赛曲》和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