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西方发达国家自近代以来，依靠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生产与组织方式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迅速超越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和民族，攫取了世界秩序的领导权和话语权，以其优势的军事和物质力量，在世界范围内构建其殖民体系，通过剥削殖民地地区的人民来获得满足其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支持，并通过不断的对外侵略扩张来转嫁其国内矛盾。“二战”以后，虽然西方国家的殖民体系终结了，但由于长期以来所积累的资本和技术优势，其得以能够继续长时间把持国际秩序的主导权，因而可以继续在国际贸易等领域中，以不见血的方式，源源不绝地剥削其他欠发达地区的人民，使西方能够在战后长时间内维持较为稳定的发展态势，并逐步构建高福利社会，以掩盖其社会矛盾。但是，西方国家生产资料为少数人所掌握的情况没有得到改变，这就决定了其长期掩盖的矛盾不会消弭，反而会被一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所引爆，从而暴露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脆弱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西方国家迟迟无法走出困境，正是进行研究和思考的鲜活素材。
从伯克到熊彼特和达尔，再到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西方发达国家一直不缺乏学者为其国家治理高唱赞歌，但这些学者的理论显然是经受不住现实的“祛魅”的。本质上来看，西方国家始终未曾进行彻底的经济解放和社会解放，其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市场体制无论如何改革和完善都不会突破私有财产权的界限，因而西方国家的公民其所能实现的经济和社会权利必定会因其所拥有的社会财富的不均等而出现差异，这就决定了在政治权利的实现方面同样不会是人人平等的，也就是说，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注定是相对单一的（当然这种单一是相较于彻底进行社会解放和经济解放之后的，当前西方国家的治理结构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毋庸置疑更为合理）。虽然西方国家在“二战”后，为了缓和社会矛盾，抵制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约而同地纷纷扩大其国家公民的普选权。但选举制度本身并不足以保障公民民主权利的实现，精英集团只需要简单地提高其选举的门槛，就可以将绝大部分社会群体排除在外。这种情况下，其所谓的选举制度并不能实现“领导阶层彻底‘民主化’，而仅仅是使精英统治合法化，使精英内部更换得快一些”[27]。也有的学者针对这种情况作出解释，如达尔、林德布罗姆等，试图以“多元主义”为幌子，为其披上合法的外衣。但洛维一针见血地撕开了这层裹羞布，他指出：“以利益团体的意志来代表公民的观念，使得多元民主政治成了一个预设的骗局，一般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在政治经济实力悬殊的不平等竞争中，成为最大的输家。”[28]
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治理的体制机制建构同样不能说是尽善尽美，在选举制度建设方面，制度“被统治阶级所利用，从而固化现有的政治和利益格局，限制和排斥特定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管理的机会”[29]。在美国，“全国范围内，所有想打破两党统治的企图都以失败而告终。在英国，自由党几乎消亡，选举制度起了加速作用，它同样是阻止共产党在1945年发展的强大工具”[30]。而为了巩固和扩大精英集团的既得利益，西方发达国家甚至不惜打破其自诩多年的三权分立制度，使其劣变为行政主导型三权分立，虽然更能适应治理问题的变化要求，但却给行政机关赋予更大的权力。而过度扩张的行政权力势必会侵犯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近年来在西方国家频频发生的公职人员对普通民众施暴的现象不能说与此无关。此外，西方国家还充分利用“腐败”的相对概念，拔高其界定标准，为高收入阶层影响政治大开方便之门，“尤其是在最近20年，政治捐款成了富人的新时尚，在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口占总收入的5%，但其政治捐款则占捐款总数的40%。财富五百强的CEO和董事长中，每五个人就有四个有政治捐款”[31]，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高收入阶层与普通人民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孰轻孰重可想而知。
横亘在西方发达国家国家治理主体与参与主体之间的巨大鸿沟为其国家治理迟迟不能走出危机做了注脚。罗尔斯的鸿篇巨著《正义论》之所以在历经40余年的时间洗礼之后仍能引起人们的热议，正是因为西方国家国家治理不公正的现状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在这种环境下，个人是无法实现自身的充分发展的，更无法得到充分解放；社会也因之而难以得到完全的发育；国家则依旧会保持其“阶级统治”的本职而不会自然地走向消亡。若历史在这种状态下“终结”，那么全人类都会如黑格尔眼中的古代中国一般处于“没有历史”的状态，这无疑是极为可悲的。归根结底，西方国家治理困境的根本成因就在于未能以公正化为导向。各个国家治理参与主体之间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的差异因其所能支配的物质条件差距而被无限放大。在此条件下，国家治理主客体间任何形式的协调、互动和伙伴关系都会被物质财富所“赎买”和“异化”。而以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为前提构建的国家治理体制机制也就注定无法从根本上实现以民主化为导向，因为民主的本质形式即平等的协商和对话是注定无法在这样的国家治理结构中实现的。因此，西方国家出于以民主自我标榜的需要，对民主化导向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偷换概念”，用“投票”取代了“民主”来进行核心价值体系建构，还对国家治理过程进行有选择的“公开透明”，以此塑造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明星”，使政治娱乐化，让民众产生“民主”的错觉，从而忽略“选举结果一经公布，他们就等于零了”[32]的实质。而在民众无法参与法律法规制定的实质条件下，国家治理的法治化导向也就难免随之“异化”演变成为富有阶层服务的工具了。纵然英美法系拥有“法官造法”的传统，看似所有社会成员都能够平等地通过司法系统参与法律制定。但愈发注重当庭表演的英美法系之下，只有富有阶层才能支付得起“优秀”律师的昂贵费用，这说明西方法治体系同样会因为社会财富的占有不一而产生巨大的实质不平等。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对于国家治理议程的讨论必定无法脱离“清谈馆”[33]的形式，富有阶层出于对各自财产的“尊重”而相互扯皮，置民众的真正需要于不顾，从根本上杜绝了国家治理高效化的可能。
殷鉴不远，西方国家无法摆脱的困境足以供世人深思：一方面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固然要克服后发劣势以免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时极力吸取西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有益部分；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注意避免西方的困境在本国出现。所以，本文认为，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尤须注意国家治理主体与参与主体以及参与主体之间实际条件的差距，在进行相关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设计时更要注意实然与应然的区分，要知道单纯根据应然状态的机会均等原则设计出的制度很可能会因为实然状态中的物质条件扭曲而演变成为巨大的不平等。这种情况下，“即使真理存在，也是实际无效的”[34]。因此，就需要充分地考虑到平等的复杂性，将之贯彻到体制机制建构中来，还需要对该概念进行充分政治社会化，为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构筑必要的治理生态环境。
当然，必须承认的是，西方发达国家曾经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的技术、手段方面有过积极的探索，拉斯韦尔指出，西方发达国家早在“一战”时期就已经广泛地使用大众传媒来引导社会舆论。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后，西方国家现已能够熟练运用传统和新兴的传播媒体、宗教社团、社区团体和学校等政治社会化渠道进行国家治理，其中电视剧、电影等电视和网络传播载体更是成为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输出意识形态、影响他国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手段，近年来风靡全球的《纸牌屋》等电视剧就是其中的著名代表。在国家治理的技术和手段方面，西方国家由于其先发优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从而更容易开发出新的治理技术和理论。当然，这些国家治理的技术与手段都是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情的，深受其政治经济关系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并不一定具有普遍适用性，若不仔细考察并使之本土化就加以运用，则难免出现适得其反的情况。且这些治理技术说到底是由西方国家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所催生，并不能表明其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在本质上具有优越性。
注 释
[1]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页。
[2]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29/c399243-27755578.html。
[3]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1页。
[4] 《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年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5]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825页。
[6] Robert A.Dahl，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1，Chapter 1.
[7] 夏勇：《法治是什么？——渊源、规诫和价值》，《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
[8] 德博拉·斯通：《政策悖论——政治决策中的艺术》，顾建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页。
[9]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24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8页。
[11]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月1日。
[12] 《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9月6日。
[13]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29/c399243-27755578.html。
[14]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24页。
[15] 《列宁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页。
[16] M.坎加斯普罗：《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17] Andrei Grachev，Gorbachev’s Gamble，Soviet Foreign Polic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Cambridge-Malden： Policy Press，2008，pp.20—21.
[18] 黄宏志编写：《美国学者对苏东剧变的反思》，《国外理论动态》2000年第9期。
[19] A.H.梅杜舍夫斯基：《分析历史学视角下的苏联改革与解体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11年第12期。
[20] Jukka Pietilainen，“Perestroika and changed reporting of social problems in newspapers”，Perestroika. Process and Consequences，pp.78—80，95.
[21] M.坎加斯普罗：《苏联改革的两面性：从改革走向崩溃》，《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6期。
[22] Stephen F.Cohen，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 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p.52.
[23] Tatyana Zaslavskaya，The Second Socialist Revolution： An Alternative Soviet Strategy，trans.， S.M.Davies，Blooming and Indianapolis： Indian University Press，1990，pp.49—57.
[24]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页。
[25]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
[26] 亨廷顿：《第三波》，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59页。
[27] 科特雷·埃梅里：《选举制度》，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98页。
[28] Theodore J.Lowi，The End of Liberalism，Ideology，Policy，and the Crisis of Public Authority，N.Y.： W.W. Norton and Company，1969.
[29] 师泽生、李猛：《试论西方选举与民主的关系及其启示》，《理论学刊》2011年第8期。
[30] 科特雷·埃梅里：《选举制度》，张新木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0页。
[31] 何帆：《先放一把火》，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
[32] 让·雅克·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21页。
[33] 《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页。
[34] 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注释】
[1]陈震聃（1989—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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