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持续较高的增长，按2005年修订后的GDP数据计算，1979年至2004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为9.6%; 2005—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更是超过10%。根据IMF的估计，从1980年到2005年，中国以购买力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近18倍，占全球GDP总量的份额从3.22%上升到13.47%。中国目前是世界制造业大国、世界最具潜力的市场大国，2013年中国GDP是56.9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率为7.67%。[1]2013年10月IMF预测数据显示，2014年按PPP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6%。这其中，发达经济体整体增长2.0%，美国2.6%，日本1.2%，欧元区1.0%;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整体增长5.1%，印度5.1%，巴西2.5%，俄罗斯3.0%，南非2.9%，而中国则为7.3%。按市场汇率计算，2014年世界经济增长3.0%，2013年6月，世界银行预测2014年按PPP和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8%和3.0%。2013年5月，联合国预测2014年按PPP和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分别为3.8%和3.1%，分别较2013年1月预测数据下调0.2个和0.1个百分点。2013年5月，OECD预测2014年按PPP计算的世界经济增长率为4.0%;未来十年中国的平均潜在增长率为7.0～7.5%，远远高于世界经济增长率。[2]
中国的崛起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和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警觉，“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目前中国正如当年的日本所面临的处境一样，进入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贸易摩擦多发期。但是如果只是简单地把某一国家的经验与其他国家经济进行比较，那么就会具有某种程度的风险性。不过，从工业化的发展进程以及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产业结构急剧变化的具体事实来看，将日本作为中国的参考案例则比其他国家更有价值。[3]因此，借鉴日本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来理解与美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和贸易政策，对中国来说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21世纪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经贸关系则被称为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近60年期间，中美贸易大体经历了四个时期:封锁、禁运时期(1949—1971年)、坚冰突破时期(1972—1978年)、正常贸易发展时期(1979—1992年)和贸易快速增长时期(1993年至今)。[4]中国加入WTO以来，中美经贸关系呈现以下几大新的特点:双边贸易持续增长;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商品结构不断优化等，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依赖性越来越强。
同时中美经贸关系充满了变数，不仅受美国宏观经济、产业国际竞争力等条件的制约，而且深受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利益集团、意识形态和贸易政治化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在全球金融危机蔓延和世界经济衰退加深的形势下，中美两国贸易差额持续扩大，由此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剧，贸易摩擦剧增，如人民币汇率问题、知识产权问题、贸易失衡问题、反倾销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产品质量问题、高科技产品出口问题等，中国所面临的外贸环境不断恶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应该如何处理与美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应该如何实施对外贸易政策?主要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①国家利益决定着贸易政策的性质和方向，对中国来说也不例外，中国要按照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发展阶段来制定和调整对外贸易政策。中国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国家大政方针的指引下，渐进、有序、可控地发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同美国等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双方既要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又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照顾到对方国家的关切，同时也要保持国内政治社会的稳定。中国坚持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把既符合本国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原则，坚持在平等、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经贸关系，不断为全球贸易持续增长做出贡献。[5]
②中国是多边贸易体制的积极拥护者和参与者。中国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经济体系，争取在WTO多边贸易体制框架下解决与其他国家的贸易纠纷。外部的制度约束对中国贸易政策决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贸易改革的日程、步骤和速度必须跟上国际集体行动的步伐;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通过参加多边或双边区域贸易协定来推动国内的经济改革，以“锁定”的方式保持改革在政治上的可预见性和可信性，当然这种对外承诺对于中国内部来说必须是建立在“可接受”的公平基础上的。[6]
同时中国也要充分利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中美商贸联委会、[7]经济联委会等双边对话磋商和解决争端机制来解决国家间的摩擦。中国既要“遵守国际惯例和WTO规则，坚持在平等对话的基础上，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贸易摩擦问题”，也要在“制定和实施国内经济政策时切实考虑国际因素和国际影响，注意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给外部世界带来的经济效应。”中国也会“根据自身改革发展的需要，认真考虑中国汇率改革对周边国家、地区及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稳妥推进汇率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使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的水平上保持基本稳定。”[8]但绝不会屈服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压力，不顾中国实际发展状况强行实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必须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原则，根据中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发展的需要由中国政府自主进行，才可能有利于其他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和繁荣。
③美国的贸易政策取向始终具有鲜明的党派性，不同政党对政府或国会的控制权直接影响到美国贸易政策的性质和实施。由于政党斗争的复杂性，贸易政策的最终结果不仅取决于不同利益集团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环境。另外，许多非经济因素深刻地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和结果，因此中国应该全面、深入地了解美国贸易政策的决策过程和不同社会群体、利益集团对贸易政策的立场及其对两党政治的影响。另外，美国三权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制度特征决定了美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内部也有很多支持中国的声音，美国领导层中的大多数都对中国持冷静客观的态度，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了中国和平发展的积极意义。中国应该充分认识和了解美国政治体制、贸易谈判模式、利益集团运作机制、贸易政策制定过程等方面，积极巧妙地化解两国的贸易摩擦，避免经贸关系政治化，防止事态扩大和激化。
④为了从根本上缓解贸易摩擦，中国应该从内部着手，加大力气“练内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首先，中国必须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中国对外出口的产品大多是科技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附加值低，如果不及时调整出口产业结构，加快转变借鉴发展方式，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化，不仅中国的产品在国际上寸步难行，而且还会受到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制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要继续稳定和拓展外需，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推动外贸发展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从成本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切实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调整出口产业结构、提高质量和效益已成为我国对外贸易保持持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其次，促进出口市场多元化，途径多样化来规避国际贸易摩擦。中国应该合理布局对外贸易进出口的地区结构，扩大与欧盟国家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往来，才能规避风险，增强国际贸易谈判的砝码，促进中国对外贸易的健康和谐发展。同时，中国要寻找途径规避贸易摩擦和壁垒:比如一种方式是从竞争变为合作，如一些高科技产品可以和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形成战略合作，从而达成双赢;另一种方式可以加强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这样不仅可以规避贸易壁垒，减少贸易摩擦，而且通过直接投资可以更有效地引进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⑤美国的一些制度设计也给中国带来了重要的启示。美国1934年体制、克林顿时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设立等制度都为美国国内政党之间、政党内部、各种利益集团提供了合理的、正当的沟通和游说渠道，使各种利益阶层都能够完整、明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以国家经济委员会为例，在克林顿政府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以前，其他有关部门主管各自的业务，涵盖范围狭小有限，国内各部门就只负责国内事务，对国际事务很不了解;而国际部门就只负责国际事务，对国内事务漠不关心。这就造成了各部门各司其职、“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的分立格局，最终制定的政策和方针不可避免地损害了其他部门和其他集团的利益，更严重的则会引发内部危机。而当今社会，经济全球化、国际化，使得各个国家的国际事务和国内事务界限更加模糊不清，武断地把国内外事务分割开来只会给国家的政策制定造成不必要的困扰，而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则起到了“忠实经纪人”的关键作用，把相关利益人和部门召集到一起，共同探讨某一经济问题，在激烈的讨论中很多不必要的争执也在无形当中化解了。同时，各个部门也不是平均分配职责，而是重点突出，兼顾一般，当涉及国家经济的事务时，比如有关贸易的会议，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主持会议并起主要作用，而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其他相关部门则列席会议，提出与本部门有关的问题并参与讨论;而当涉及国家安全事务和重要的外交政策内容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就主持会议，其他部门列席会议并提出相关问题。这样既突出了问题的针对性，也兼顾了其他人和其他利益集团的利益，使各种声音都得到倾听，各种利益关系都得到有效的协调。这些制度的设计给中国提供了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需要建立一套完善、高效、公正、有较高透明度的决策机制和规章制度，以便更多的利益集团和弱势群体能够畅通地表达各自的愿望和诉求，并避免被权势集团左右和利用。
【注释】
[1]中国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2]张宇燕.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展望(2013—2014)，中国远洋航务，2014(2)，http:// www.maritime-china.com/hqjjfx/287117.htm.
[3]徐平.对日本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考察与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54
[4]高永富.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及其解决途径研究［J］.国际贸易，2009(2):27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北京，新华网2005-12-22
[6]盛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453
[7]商务部是中美商贸联委会的牵头部门，中美商贸联委会是两国政府于1981年建立的经贸合作机制。自1983年5月中美召开首届商贸联委会以来，中美双方已共同举办了19届商贸联委会。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北京，新华网200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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