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敦煌研究保护历程

百年敦煌研究保护历程

如前所述，伯希和盗取藏经洞出土文献的第二年又来到北京，当罗振玉等中国学者看到他精心挑选的敦煌写本后，无不震惊。在呼吁清政府保护藏经洞剩余文献的同时，中国学者要求抄录伯希和此次带到北京的敦煌写本，并希望他能出售带回法国的中国敦煌写本。经过中国多方交涉，伯希和答应了中国学者的要求。于是，罗振玉抄录了伯希和带到北京的全部写本，并编辑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见之原始》，使我国学术界初次了解了敦煌出土文献的真实状况。伯希和回法国后，陆续翻拍了一部分敦煌写卷寄到中国，罗振玉、王国维、蒋斧等学者很快把这些写本编辑刊印，发表了《敦煌石室遗书》、《鸣沙石室遗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等著述，其中多数是伯希和的劫品，也有小部分斯坦因的劫品。同时中国学术界开展了对敦煌文献的全面研究，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论著。1929年，我国著名的史学家陈垣，整理考订了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文献，编纂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关于敦煌文献的目录书《敦煌劫余录》。此书共收编写本残卷8679件，且记录详尽，对我国敦煌文献的研究起了很大作用，极大地方便了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著名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本有九个方面的研究价值，为敦煌文献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留学、访问欧洲的中国学者，通过各种途径，抄录翻拍了不少流散在欧洲的敦煌文献，并携带回国。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是留学法国的刘复，他在巴黎图书馆抄录了总计104种敦煌文书，回国后辑为《敦煌掇琐》（三册）。胡适在访问英、法期间，查阅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收藏的敦煌文献中的禅宗典籍，编辑出版了《菏泽大师神会遗集》，是中国禅宗史研究中的巨著。1934年以后，向达、王重民等学者也相继去巴黎和伦敦抄录和拍摄敦煌文献。他们回国后，编辑出版了王重民著《巴黎敦煌残卷叙录》二卷，向达著《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成为以后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依据。期间，我国自费游学法国的姜亮夫先生，克服重重困难，抄录了英、法两国大量的敦煌文献，回国后，发表了《瀛涯敦煌访古劫余录》等。但是，他历经千辛万苦携带回的大部分手稿毁于抗日战争中，令人痛惜。

上世纪40年代后，我国许多知名的历史、考古学家、画家等来到敦煌，开始考察敦煌历史遗迹，临摹洞窟壁画。1942年，由中央研究院组织了“西北史地考察团”，到敦煌实地考察，成员有向达、劳干、石璋如诸先生。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燕京大学共同组织了“西北考察团”，成员有向达、夏鼐、阎文儒等历史考古学家，他们对敦煌周边的历史遗迹和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进行了细致的勘察活动。事后各自出版了著作，详细记载了这次考察的经过和心得体会，有夏鼐的《敦煌考古漫记》、阎文儒的《河西考古杂记》、向达的《论敦煌千佛洞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等。与此同时，张大千、谢稚柳、常书鸿等画家、艺术家，也开始了对洞窟壁画年代、源流的研究，并临摹了不少壁画。其中，画家李丁陇先生是最早到敦煌临摹壁画的，其作品数量相当可观。此后，他在兰州、成都、重庆等地举办了敦煌壁画展，引起轰动，并与张大千先生结识。

1941年春天，名震海内外的国画大师张大千先生，怀着对敦煌石窟艺术的渴望之情，携家眷和几个弟子，离开喧闹舒适的成都，取道兰州，乘坐一辆油矿的运输车，经过一个多月的路途颠簸，到安西换骑骆驼抵达敦煌莫高窟。到莫高窟后，他便一头扎进洞窟，见到那些艺术品，万分激动，粗略浏览了一些洞窟后，凭借深厚的文化艺术功底，便对洞窟各个时期的壁画风格作出了准确精辟的论断。随后，他带人清理坍塌和损坏的洞窟门廊，接着勘察上下五层洞窟，详细记录了这些调查过的洞窟内容，然后给洞窟编号，以C为标记，后缀阿拉伯数字，共编洞窟号码309个，称“张大千编号”，并辑录成书——《敦煌石室记》，但一直未刊印。（后经苏莹辉先生编辑整理，于1985年出版了张大千遗著《漠高窟记》）。之后，张大千开始了大规模的壁画临摹工作（图112），收获颇丰，他把临摹的20幅唐代壁画托人带回成都，举办了“西行纪游画展”，轰动一时，随之也引来了一些批评……但他并不在意，第二年春天，张大千又携全家并邀好友谢稚柳先生一同来到莫高窟，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壁画临摹，临摹了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等壁画共200多幅，尺寸大小与洞窟原画相同。1943年他回到四川，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举办了“敦煌壁画美术展”，使参观者耳目一新，惊叹不已。后来他把这些临摹的作品集结成册，出版了《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三册）。谢稚柳先生不仅是知名画家，还是古书画鉴定大家。他在敦煌期间，边临摹壁画，边考订石窟内容，经常和张大千先生一起切磋敦煌艺术，出版了《敦煌艺术叙录》等论著。

图112　1941年张大千在榆林窟

1941年10月，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听说张大千先生在莫高窟，就去参观，也被博大精深的莫高窟艺术所震撼，为坍塌残破的洞窟状况叹息不已。张大千恳请于右任向上提案，设立专门机构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在国内诸多学者和张大千的呼吁下，于右任先生向国民政府提交了议案。1944年1月，正式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此事张大千先生功不可没。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后，留法归来的著名画家常书鸿先生出任所长，从此他与敦煌石窟结下了不解之缘，守护在这里，无怨无悔，临摹、研究敦煌石窟绘像（图113）。常书鸿先生1904年出生于杭州，毕业于浙江省国立甲种工业学校染织科。1927年赴法国留学，专攻油画。1936年从巴黎高等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定居法国。早期油画作品《沙娜画像》、《裸妇》被法国里昂博物馆等收藏。有一天，常书鸿先生在塞纳河畔的旧书摊，发现了一本伯希和编著的《伯希和图录》，他被书中“遒劲有力的笔触，气派雄伟的构图”（常先生语）深深地吸引。卖书人告诉他，吉美博物馆还有更多彩色的敦煌绢画。当他看到敦煌绢画后，决定离开巴黎，追寻一千多年前的敦煌民族艺术宝库。1942年春，他怀着对祖国优秀文化艺术的执着追求和满腔热忱，踏上了艰苦卓绝的漫漫长路。来到敦煌后，他便沉醉在莫高窟辉煌灿烂的艺术海洋中。1944年2月，史岩、董希文、李浴、张民权、乌密风、周绍森、潘絜兹等画家与历史研究人员，在常书鸿所长的领导下，在经费匮乏、气候恶劣、生活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艰难地开展各项工作。为防备莫高窟遭流窜匪徒的抢劫，他们清除洞窟门廊的积沙，在洞窟前面修筑了一条高2米、长2000多米的围墙，保护洞窟，莫高窟从此结束了任人偷盗、无人管理的残破状况。同时，对洞窟内容作全面调查考证，并抄录壁画中供养人的题记，临摹壁画，还出版了史岩著《敦煌石室画像题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下令撤销敦煌研究所，并中断经费，研究人员陆续回到家乡，但常书鸿先生仍坚守不离。1946年5月，常书鸿到成都、重庆，在傅斯年、徐悲鸿等诸多知名学者的支持下，经多方奔走，敦煌研究所得以恢复。这时一批年轻画家，段文杰、霍熙亮、范文藻、李承仙、欧阳琳、孙儒僴、史苇湘等，同样怀着保护中华民族伟大艺术宝库的强烈责任感和满腔的豪情壮志，追随常书鸿来到荒凉的敦煌莫高窟。他们住马棚，睡土炕，使用的是泥巴做的桌、椅、壁橱，喝苦涩的咸水，吃自己动手磨的面粉，为了敦煌艺术，无私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年华。每天在寂静的洞窟里，临摹大批洞窟壁画，取得了可喜的成果。1948年8月，在南京、上海等地举办了大型“敦煌艺展”，展出作品500幅，场面宏大，蒋介石、于右任等国民党政要也都参观了画展。

图113　常书鸿像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接管了莫高窟，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常书鸿任所长。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下，常书鸿带领全所工作人员，更加投入地工作。1951年，在天安门午门楼上的历史博物馆，举办了“敦煌文物展览”，配合展览出版了《敦煌文物展览特刊》，介绍了展品内容和敦煌学研究著述。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冒雨参观了这次展览，并给予极高的评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又有一批年轻的美术、历史考古人员先后来到敦煌，他们是李其琼、刘玉权、关友惠、李永宁、施萍婷、贺世哲、樊锦诗、李振甫等，他们和前辈一样，成为敦煌学研究领域中的佼佼者。随着敦煌研究的深入发展，美术研究者不仅分门别类按专题临摹壁画，而且结合临摹复制工作，开展了石窟壁画艺术研究，出版了系列画册和著述，如1957年出版的《敦煌壁画集》、1960年出版的《敦煌壁画》等。1960年代初，在国民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周总理亲自批准，国家拿出巨资，全面抢修加固莫高窟危崖和古代遗留窟檐，有效地防止了洞窟的坍塌，保护了洞窟；整修了连接洞窟的桥廊与信道，使上下洞窟的信道连成一体，安全方便。1961年，敦煌莫高窟、榆林窟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所有工作被迫中止，但大部分工作人员仍坚守莫高窟。直到1976年，十年动乱结束后，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敦煌学研究园地才又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敦煌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繁荣阶段。1980年，段文杰任敦煌研究所所长（图114）。段所长是四川绵阳人，毕业于重庆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国画，主攻人物画。在校期间，恰逢张大千先生在重庆举办敦煌壁画临品展，他走了十几里地去参观画展，被壁画中的绚丽色彩和优美造型深深吸引，决心到敦煌。经过一番周折，于1946年和几位同学跟随常书鸿来到敦煌莫高窟，开始了无怨无悔的艰苦生活。正如他说的，刚一到莫高窟，便钻进了洞窟，像饿牛进了菜园子，饱餐了一顿，一进洞窟就像进入了“极乐世界”，真是“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上世纪40年代的敦煌莫高窟，一片残破荒凉的景象，如果没有献身敦煌艺术的大无畏精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段文杰先生以他豪放豁达的性格、风趣幽默的话语，表达了他立志敦煌事业的决心，令人感动，可佩可敬。段先生和他的同学们开始了洞窟壁画临摹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临摹实践和研究，他逐渐掌握了壁画时代风格的特点与规律，成功临摹了北魏第254窟的《尸毗王本生》故事画。接着他专临唐画，选择了一幅难度很大的唐代供养人像，第130窟的太原王氏“都督夫人供养像”，画中共有人物十二身，除都督夫人与两个女儿外，其余九身为奴婢。这幅画是张大千先生从重层壁画中剥出的一幅唐代壁画，由于剥出时间久，受阳光照射，风沙侵蚀，壁画已大面积脱落，色彩变淡，人物线条模糊不清，虽有名家临摹，但没有表现出原画的风格韵味。于是他查阅了唐代有关的史料，了解了不同阶层的妇女的装饰，终于临摹完成了这幅高达3米的巨幅供养人像，成为敦煌壁画临摹品中的佳作（图115）。60年代初，段先生开始了敦煌服饰研究，后因“文革”开始，不得不中断研究与临摹工作，接受劳动改造，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专业，仍偷偷地学习，为以后的研究积累了不少资料。70年代末，他正式转向敦煌艺术研究工作。

图114　段文杰像

图115段文杰临摹《都督夫人礼佛图》

80年代，为了充实敦煌学研究队伍，段先生从全国各地招聘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员，并到大学鼓励那些有志于敦煌学的大学生、研究生来敦煌工作。这个时期，许多社科研究单位与大学相继设立了敦煌学研究室，并开设相关课程。日本、法国等也相继建立了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由敦煌文物研究所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敦煌学研讨会，同年创办了《敦煌研究》专业期刊，开始为季刊，现为双月刊。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作出决定，扩大敦煌研究所机构，更名为敦煌研究院，段文杰任院长。院下设立敦煌保护研究所、敦煌考古研究所、敦煌遗书（现称文献）研究所、美术研究所、资料中心、编辑部、摄录部（现称数字中心）、接待部等部门，构建了一个全方位的将保护与研究合而为一的敦煌学专业学术机构。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莫高窟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一时期，在段文杰院长等领导下，敦煌学研究蓬勃发展，出版了集图文于一体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5卷），有中、日文两种版本，引起了国内外敦煌学学者的普遍关注，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主编了《中国美术全集》中的《敦煌壁画》（2卷）《敦煌彩塑》；《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的《敦煌壁画》（10卷）《敦煌彩塑》；《敦煌图案摹本选》、《敦煌壁画摹本选》、《敦煌石窟艺术》（30卷）等大型画册与研究著述；出版了个人专著《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等。另外，在洞窟保护研究上，一方面利用本院研究技术保护洞窟，解决石窟中存在的种种病害和石窟周围环境等问题；另一方面和国际最先进的保护科学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培养这方面的高科技人才，利用先进科学技术对石窟病害、壁画腐蚀、流沙侵害进行研究。1993年，为了建立和推动敦煌石窟的科学技术保护和研究，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共同举办了“丝绸之路古遗址”国际学术研讨会，15个国家一百多位艺术保护专家参加了这次会议，加强了国际间高科技石窟保护技术的交流合作。研究院还先后与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美国盖蒂研究保护所、澳大利亚遗产委员会、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等进行合作，开展各项相关的工作。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敦煌研究院与美国盖蒂研究保护所合作研究，在洞窟顶上用一种三角形耐热耐寒的高密度尼龙纱网等，阻挡了流沙（图116）。至于壁画中的一些病害问题，也逐渐得到了解决。为弘扬敦煌艺术，让世界更多的人了解敦煌，段院长多次组织举办了国内外敦煌壁画艺术展览和国际敦煌学术研讨会，使敦煌学研究走向世界。

图116　莫高窟山顶治沙工程

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图117），是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敦煌研究院的第三任领导人（图118）。1963年她从北京大学考古系毕业后，放弃了回上海工作的机会，来到了莫高窟，加入了守护敦煌的行列，至今已有40多年。她倾心倾力于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有愧于自己和家庭，但却无愧于敦煌，被称为“敦煌的守护女神”。她撰写的《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莫高窟北周石窟造像与南朝的影响》、《莫高窟隋代分期》等著述，对厘清石窟的历史脉络，划分各时代的艺术风格，作出了贡献，使石窟研究有了可靠的依据；执行主编了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敦煌石窟专题研究《敦煌石窟艺术》26卷大型图册，发表了《敦煌石窟艺术·佛传》、《中国敦煌》、《敦煌石窟》、《安西榆林窟》、《为了敦煌久远长存——敦煌石窟保护的探索》、《灿烂佛宫》等论著。

图117　樊锦诗像

图118　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指导青年研究人员工作

敦煌事业的发展，需要有高水平高素质的人才，在市场经济大潮下，地处偏僻山沟的莫高窟，如何才能吸引并留住更多高层次的研究人才，是不可间断的工作。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遗产，怎样才能将这些珍贵的文物永久地保存下来，也是樊院长一直苦苦思索的问题。于是，她多方面和专家讨论探索更有效的保护方法，加大文物保护的科技含量，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把文物保护与合理利用紧密结合起来，提出“莫高窟治沙工程”，“数字敦煌馆工程”等。她还积极谋求国际合作，将敦煌石窟长期存在而又不能有效解决的难题作为合作课题。为了完整地储存敦煌艺术档案，永久保存敦煌信息，与美国梅隆基金会与美国西北大学合作，开展壁画图像数字化存储和再现技术的科技攻关，目前已见成效。同时为了保护莫高窟文物和游客过多给壁画、彩塑带来的危害和影响，她开始负责筹建多功能、具有国际水准的“游客服务中心”。为让更多人了解敦煌石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弘扬敦煌文化艺术，多次在北京、上海、台湾，以及日本、法国、印度等国筹办大型敦煌艺术展览，受到国内外各界的高度赞誉。

如今，年愈花甲的樊院长仍在为心中的理想和信念努力地奋斗着！她常说：“前任院长常书鸿和段文杰两位先生，已经为敦煌的保护和研究奠定了极具高度的平台，使我丝毫不敢松懈。莫高窟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人的手中，我们不能吃了祖先，吃子孙。”樊锦诗院长为敦煌莫高窟的保护工作所做的突出贡献，深深地感动和震撼了每一个热爱和关心敦煌事业的人，她也被提名为2005年度十大感动中国人物之一。我们在为她这种锲而不舍、乐于奉献的精神感动的同时，也在心中默默地祝福可敬可亲的她事业更加辉煌。

今天，当我们站在常书鸿故居和老一辈敦煌守护者曾经生活居住的地方，那简陋的家具，又冷又硬的土炕，窗台上的小煤油灯和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照片，仿佛在向我们讲述着前辈们以毕生的精力守护敦煌艺术的奋斗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代又一代的敦煌学者和艺术家，离开繁华的城市和温暖的家庭，来到大漠边陲敦煌莫高窟，一个个从英姿焕发的青年到满头白发的老人，把青春年华都无私地奉献给了敦煌事业。正因为有了他们，中国敦煌学研究事业才会兴旺发达。他们甘愿为祖国优秀文化艺术奉献一生的崇高精神，必将永远感动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