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成果简介

第四章　敦煌学研究成果简介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落蕃官初探

赵晓星（兰州大学）/《中国藏学》2003年第2期，《历史文化论丛》转载

随着公元781年吐蕃占领敦煌特殊历史时期的到来，敦煌也随之出现了一个特殊的阶层——落蕃官阶层。在这一阶层的人都曾是唐朝的官员，他们随敦煌身陷吐蕃，很多人称自己为“落蕃官”。由于突遭改朝换代的变故，他们的生活和心理都呈现出一种极为复杂的状态，他们身穿蕃装，却又心向唐朝。研究他们，对当时民族矛盾与民族融合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对吐蕃史和唐史研究也有促进作用。

该文共分五章，通过对落蕃官出现的历史背景、落蕃官的代表人物、社会地位、心理及历史作用五大方面的论述与分析，最后笔者认为敦煌的落蕃官有如下特点：一、落蕃官虽然最后都身陷吐蕃，但他们不是投降派，而往往都是最坚决的抵抗派。二、以阎朝、李大宾、王锡、阴伯伦、王令诠、沙州某官、残诗作者、毛押衙、吴绪芝、璆琳、索定国为代表的落蕃官，在吐蕃占领敦煌后的选择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继续在吐蕃统治下为官为吏，一种是从此退出政坛，甚至出家为僧。三、落蕃官在吐蕃政权中的地位判定，汉人在佛教界的地位较高，在世俗界的地位很低，甚至低于同样被吐蕃征服的一些少数民族。四、落蕃官的心理十分复杂，主要是失去故国的落寞心理、身处两朝的尴尬心理和怀念唐朝的心理。五、落蕃官在当时的历史上发挥了很大作用，一是帮助吐蕃统治者统治敦煌，稳定地方秩序，使吐蕃得以统治敦煌达67年之久；二是策划谋变与协助出逃，来反对吐蕃的强制政策，保持唐朝留下的传统；三是在吐蕃与唐朝的和解上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四是为以后敦煌重新回归唐朝奠定了基础。

从总体上讲，落蕃官阶层是特殊历史时期产生的特殊阶层，他们是敦煌最后的坚守者，是唐蕃关系的调解者，从中华大民族的角度出发，他们是敦煌重新归唐的孕育者，他们更是民族融合的促进者。从创新角度看，这一研究改变了以往学术界将落蕃官轻易划入敦煌投降派的论断，除用历史学的传统求证方法之外，还借助了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进行综合与交叉的研究，对吐蕃统治敦煌的历史研究起到了创新和推动的作用。从学术价值上看，这一研究本着结合历史背景进行深入研究的原则，全面深刻地阐释了敦煌的落蕃官问题，这对历史学的基础研究、结合社会学与藏学进行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开拓意义。

从敦煌文献看归义军时代的吐谷浑人

冯培红（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

唐初吐谷浑亡国后，不少吐谷浑人进入河陇与西域地区，生息繁衍。本文以敦煌文献与石窟题记中所记载到的吐谷浑人资料，对唐后期五代宋初以瓜、沙二州为中心的河西及西域东境的吐谷浑人后裔进行考察，力图揭明此一时期吐谷浑人的聚落分布、职业特征、汉化情况及其与归义军政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五代宋初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在瓜沙地区已成为上层统治阶层，尤其是对瓜州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莫高窟保护和旅游的矛盾以及对策

樊锦诗（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2005年第4期

该文探讨了莫高窟旅游迅速发展中产生的保护与开放之间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同时，提出了未来解决旅游和保护矛盾的新思路。莫高窟博大精深的内涵、辉煌灿烂的艺术和极高的知名度吸引了国内外的目光。1979年正式对外开放后，也正是世界范围内旅游浪潮蓬勃兴起的时候，每年慕名而来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多。地方政府也将旅游业作为振兴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予以重点扶持，使敦煌旅游呈态势持续增长的态势。游客的迅速增多给莫高窟的保护和管理工作带来了许多问题。该文提出了一些管理措施，其一，针对旅游旺季游客人数较多的状况，和当地旅行社保持紧密联系，建立参观预约和预报制度。分时段有计划地安排游客参观，缓解洞窟接待的压力。其二，增设了敦煌石窟文化遗产保护陈列中心、藏经洞陈列馆、院史陈列馆，通过上述陈列馆的陈展，增加了游客对莫高窟历史文化背景的全面了解，起到了分散游客、缓解洞窟压力的作用。其三，出色的解说既能充分满足游客欣赏的需求，又能约束游客的不良行为，起到有效保护的作用。为此，我们十分重视培养既熟悉业务又懂得外语的高素质讲解队伍，并不断提高他们讲解的质量。为了满足国外游客参观的要求，直接提供多语种的讲解。其四，改善遗址环境，增加卫生设施和休息场所，满足游客在参观时的需求。该文最后提出了未来解决莫高窟保护与开放日益突出矛盾的思路，将有效保护与合理利用结合起来。一方面加强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保护和管理，把开放给文化遗产带来的破坏降低到最低程度；另一方面应做好传播知识、传播价值为基础的文化遗产保护。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研究

郑炳林、魏迎春（兰州大学）/《敦煌研究》2004年第2期

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实行有科罚制度，科罚的内容主要分实物科罚和身体处罚，如罚酒、罚饮食、罚粮食和决杖等，这些科罚直接接受于敦煌地区社条和官府政令的某些规定。为了保障佛教教团戒律的执行，在制定一定清规的同时还要伴随一定的科罚。这样的科罚制度是为了保障清规戒律的贯彻执行，是伴随着佛教戒律一起出现、产生的。但是科罚形式和处罚轻重，从出现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地域不同，面临的环境差异很大，所以科罚的形式和内容也不尽相同。随着佛教的中国化过程，科罚制度也完全中国化，越来越与官府的惩罚相结合，或者说是将官府中惩罚的形式和内容搬进佛教教团中，体现出佛教教团与世俗政权的紧密结合。这样，作为僧人面临着双重科罚惩处。一种是来自官府的惩罚，这种惩罚是通过官府直接的或间接的形式贯彻的，但是决定科罚形式内容轻重等权力在于官府；二是来自佛教教团本身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佛教教团的决定和清规戒律得到执行，体现佛教教团对僧尼以及下级僧官的管理权限；三是来自僧尼自身相互之间的平行科罚，主要是为了保证部分约定得到执行，防止违约行为出现。但是无论这些科罚来自哪一方面，科罚的形式都渐渐趋向一致，这就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科罚制度的特色所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地区，佛教教团不仅罚更注重于科，有时是以科代替罚，也有时光罚不科，有时科罚同时进行。这样，将科与罚结合起来，这是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对中国佛教清规戒律的发展和偏离。晚唐五代敦煌佛教教团的科罚制度带有明显的地域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佛教教团中，在科罚制度的很多具体规定内容和体罚形式有明显的体现。第二，科罚内容重视实际或者比较实惠的物质处罚，而轻于精神处罚。第三，官府处罚规定从形式到内容全面引入寺院僧人科罚制度中。

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往来通信调查报告

王冀青（兰州大学）/《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英国敦煌学家斯坦因和日本敦煌学家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对于斯坦因研究、矢吹庆辉研究、日本敦煌学史研究、国际敦煌学史研究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作者于1995年在英国牛津大学包德利图书馆整理、研究斯坦因档案时发现了14封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英文通信，并完成了对这批资料的整理、汉译与研究工作，此文是一个研究简报，是这批资料的概况公布。作者同时还关注了矢吹庆辉著《三阶教之研究》卷首照片上展示的若干封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以及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藏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的一批往来通信，并呼吁在日本寻找斯坦因致矢吹庆辉信件的原件。

英国考古学家奥莱尔·斯坦因爵士（SirAurelStein，1862—1943年）是国际敦煌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进行第二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07年探访敦煌莫高窟，在进行第三次中亚考察期间于1914年再度探访敦煌莫高窟，成为第一个将敦煌写本大规模运往西方的欧洲人；英国藏敦煌文献都是斯坦因两次从王道士手中购获的。日本佛教学者矢吹庆辉（1879—1939年）是日本第一代敦煌学家；他于1916年赴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院首次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于1922年至1923年间再度赴大英博物院调查斯坦因所获敦煌文献；矢吹庆辉两次调查英藏敦煌文献的结果，使日本学术界到1925年时已经掌握了六千余幅英藏敦煌汉文佛教文献的照片，矢吹庆辉也无可争议地成为英藏敦煌文献摄影事业的先驱者。矢吹庆辉在调查、拍摄、研究英藏敦煌文献的过程中，与这批文献的获得者斯坦因之间必定要发生密切的联系，因此斯坦因与矢吹庆辉之间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一系列往来通信。毫无疑问，斯坦因和矢吹庆辉之间的往来通信，无论对于斯坦因研究，对于矢吹庆辉研究，还是对于大正年间（1912—1925年）日本敦煌学史的研究，乃至对于整个国际敦煌学史的研究，都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资料。

敦煌武术史料考略

段小强、陈康（西北民族民族大学）/《敦煌研究》2004年第1期

该文对敦煌石窟中有关武术的形象史料，从徒手格斗、武舞、剑术三方面就其渊源和发展进行了探讨，说明敦煌武术是中华武术流变和传承的结果。敦煌壁画中反映徒手格斗的内容很多，比较典型的是第428窟中心方柱后壁下部的“对打图”，表现的是两位身高体壮、精力充沛的武士正在“放对”。舞、武相济是敦煌武术的又一特点。这是因为原始的体育和舞蹈，在形成过程中，是互有影响的，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其社会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当社会分工达到了能完全区别事物的性质时，事物的独立形态才明显地显示出来。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歌舞”、“百戏”等内容，在人物的肢体造型上普遍运用了舞蹈动作和武术技巧相结合的独特风韵。敦煌壁画中以剑作为武器对阵的场面很多，而描绘剑术的最生动的图像则属第61窟西壁佛传屏风画。画面有林中、河边舞剑的场面。有的撩剑作“金鸡独立”之势;有的身体后仰，在胸前云剑如行云流水一般，姿态各异，动作刚劲雄健，手、眼、身、剑，浑然一体，动感非常突出，连续快速的撩、挂、云等动作，以图解形式展现于我们面前，使人一目了然。总之，敦煌武术，是中华古代体育中历史悠久、内容极其丰富的运动项目，真实地再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同时又是我们研究中国体育史必须要借鉴的珍贵史料。

论敦煌佛教信仰中的佛道融合

刘永明（兰州大学）/《敦煌研究》2005年第1期

该文反映了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佛教与道教相融合的具体情状，并揭示了不同层面的佛、道融合所具有的不同特点。该文以敦煌文书中非佛经类文献为核心，从佛、道融合的角度出发，从敦煌高僧与佛道义理沟通，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在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中的佛道融合等几个方面进行了具体考察和分析，揭示了敦煌佛道关系发展的一些历史状貌。敦煌僧界头面人物和名僧有关融合佛、道义理的研究和宣扬代表了佛道关系的主流和发展方向；普通僧众为了寺院和自身的现实利益，也从事于具有浓厚道教意味的法事活动，他们融佛教神灵和道教神灵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佛道二教在信仰层面的融合，既求来世，又求今生；在世俗信众层面，至少有一大批信仰者对佛教和道教诸神同等崇奉，体现为融合乃至是杂糅，其宗教目的则是重今生而轻来世。同时，敦煌文书中除了反映佛道融合的资料之外，还有一些反映佛道二教冲突的文书；有很多看不出受道家、道教影响痕迹的佛教发愿文和发愿题记，反映着普通僧众和世俗信众佛教信仰的另一方面，他们或求来生，或求今生，或者二者兼而求之。论文在对比中发现，这种种情况的不同应当和很多因素有关，其中不但有不同信仰者的因素，还有时代因素，还有不同经典的传抄供养表达不同的宗教要求等因素。对种种情况作必要的分析和考察，可以全面反映敦煌地区佛教、佛道关系以及整个宗教文化的历史实际和发展方向。观相念佛:盛唐至北宋一度流行的净土教行仪——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新探张先堂（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2005年第5期

“相好”是指佛经过累世苦修诸波罗蜜所具有的不同于凡人的“殊胜容貌”，显著易见者有三十二种，称为“三十二相”，微细隐秘难见者有八十种，称为“八十种好”。该文在对敦煌文献中所存《佛说相好经》写本进行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传世佛教史籍，探考了盛唐至宋初净土教发展过程中在敦煌和内地一度流行而后被历史烟云所湮没不彰的观佛相好的行仪。文章主体分为四个部分，首先探察了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的状况、来源及其流传时代，认为《佛说相好经》显系源于《佛说观佛三昧海经》。然后在全面考察佛教史的基础上分析了佛教史上“伪经”的概念，论证了《佛说相好经》并非“伪经”，并兼谈了佛教史上的“别生经”；考探了《佛说相好经》产生的背景及其时代；最后分析了敦煌写本《佛说相好经》的用途及意义。该文对唐至宋初在敦煌和内地曾一度流行着观佛相好的行仪的考察，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敦煌文献的珍贵史料价值。

《河西节度使判集》（P.2942）有关问题考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

敦煌遗书P.2942号写卷《河西节度使判集》，是一份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引起不少学者的注目。文章对于敦煌遗书P.2942号写卷《河西节度使判集》中若干重要问题，如“瘠卤未能肥杞，截鹤岂能续凫”、“有正卯之五盗，无日石单之一心”、“侮法无惧三千，搏风妄期九万”、肃州多乐屯、瓜州境内的铜矿、尚书所过的“玉门”等进行了探讨。

关于敦煌遗书羽字号中空缺诸卷去向的一件资料

颜廷亮（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研究》2005年第2期

《敦煌劫馀录》著录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有些卷子现在虽留有编号，却没有实物。千字文编号中的羽字048～055卷子就仅有编号而不见卷子实物。最近在翻检清末民初一些报纸时见到的一件资料使笔者想到至少部分有编号而无实物的卷子的去向还是可以查明的，上述羽字048～055卷子中有四个卷子就是如此。作者根据辛亥六月十五日（1911年7月10日）《民立报》第3页刊出的《北京紧要通信》内六条新闻中的一条，其标题为《古迹流行海外》，认为京藏敦煌遗书羽字号中的四个卷子早已流入奥地利，其中两个卷子编号分别是羽字048和051，另两个卷子编号不明，极有可能是羽字048～055当中的049和050。至于在奥地利的确切下落，尚须进一步调查。并得出两点启示：其一，斯坦因、伯希和等劫馀敦煌遗书解送京师并已初步进行了登录之后仍有失散，部分原因同清朝政府的官方行为有关，责任应当由清朝政府来负。清朝政府有关部门在处理奥地利师公使索要敦煌经卷一事时，看来并未将其当成关系国家文化遗产是否应当随意处置的重要问题对待，反映出清朝政府有关部门的官员不仅对敦煌遗书的价值并无什么认识，而且缺乏保护国家文化遗产的爱国主义观念；其二，清末民初报刊以及当时的有关档案中应当有不少有关敦煌遗书和敦煌石窟的有用资料。如果进一步查阅清末民初报刊以及当时有关档案，很可能还会找到千字文编号中某些现在仅有编号而无卷子实物的敦煌遗书等文物的收藏、流失、研究等相关的一些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