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成果简介

第二章　历史学研究成果简介

赵俪生文集（六卷本）

赵俪生（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获教育部第四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赵俪生文集》集结了赵俪生一生学术研究的主要论著，计6卷250万字。其中，第1卷是关于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著述；第2卷是关于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古代史研究的著述；第3卷是关于顾炎武研究的著述；第4卷是关于中国思想文化史、西北地方史研究的著述和其他学术论说；第5卷是作者的自传、自序、杂诗，序跋书评和师友回忆；第6卷是文艺创作和翻译作品。

作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拓荒者，1954年赵俪生出版了新中国第一部农战史专著《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此后又发表了《靖康、建炎间各种民间武装势力性质的分析》、《关于古史分期与农民战争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对农民身份与农民战争、农民政权与起义后果、农民战争与多民族的关系、宗教在起义中的作用等都发表了颇为新鲜的见解，构成了该学科的完整理论体系，大大丰富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内容，将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推进到新的高度。作者撰写的《中国土地制度史》及《从亚细亚生产方式看中国古史上的井田制度》、《中国经济史上的三个转折》等一系列论文，对中国土地制度史进行了全面独到的分析。认为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公有制在私有制社会（阶级社会）中的遗存。古老共同体经济形式的遗存和军事政治上的专制，是中国古代私有制由浅化向深化历程中的两大阻力。中国古代无论私有制和公有制都不成熟，一直带有“亚细亚”色彩。现代资本主义的纯粹私有制，在鸦片战争以前，有的甚至在土地改革以前，都未曾出现。作者发表的《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角度来看我国古史的分期》等文章，主张魏晋封建说，认为西周是奴隶社会的低级阶段，东汉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作者的《胡适历史考证方法的分析》、《朱熹与王守仁之比较的探索》等论文，认为“唯心主义在与唯物主义的交错中，对唯物主义的发展，起过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对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拨乱反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认为，《周易》是中华综合文化的起点，继之以儒、道、墨、阴阳等百家争鸣，中华文化由此奠定。作者1949年10月在《新建设》发表文章，提出马列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史料相结合，是中国新史学建设的必由之路。

成吉思汗忽必烈评传

杨建新（兰州大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全书分为《成吉思汗评传》和《忽必烈评传》两部分，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组成部分。《成吉思汗评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成吉思汗的成长过程及其战胜札木合、王罕，招降西域，速灭西辽，统一北中国，继而攻夏克金、西征中亚的历史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分析。着重指出了成吉思汗如何由少年铁木真时期的简单复仇思想，依靠“黄金家族”团结精神的发扬以及对“长生天”的敬畏，艰苦创业，不断学习邻邦邻族的先进文化和重用各族优秀人才，逐渐形成了建军、治军、用军三位一体的军事思想，重视牧业、手工业、农业以及交通、商业发展的多元经济思想，强调以礼治民、以法治国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以忠、孝、信、义为主要内容的伦理思想，以诚配天和允许各种宗教合法存在的宗教思想，从而使自己从“天赐之君”成为“世界征服者”的过程。《忽必烈评传》系统研究了忽必烈由蒙古游牧草原贵族，逐渐转变为一个思想开明，能适应中原封建地主经济发展要求的封建统治者的过程；阐述了忽必烈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卓越政治家学习“汉法”，统一中国，创新、改革的贡献。同时本书也指出，游牧草原贵族出身的忽必烈，其改革思想和推行“汉法”有极大的局限性。他是一个带有很深游牧草原贵族烙印的伟大的少数民族出身的皇帝。

该书认为，成吉思汗的思想是经历了前后变迁的，不像以前一般研究家所强调的那样，“从始至终是一个草原人”或“一直按生来的原样信仰萨满”。该书在系统探讨主人公思想的同时，还对成吉思汗研究中有争议的一些问题写出了自己的看法，如对成吉思汗用人观以及奖励机制的探讨，是该书的一个创新之处。忽必烈是研究蒙古族和元朝历史所不能忽略的人物。该书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评传”的角度就其思想中的重要之处作了剖析。该书认为，把忽必烈抬高到一个完全离开蒙古族传统思想和地位的帝王位置与现实不符。在具体分析忽必烈采用“汉法”政策的过程中，认为他从骨子里仍然是一位蒙古人，一位敢于改革但又没有脱离蒙古族传统的伟大人物。

西北生态启示录

吴晓军董汉河（甘肃省委党校、甘肃省社会科学院）/甘肃人民出版社，2001年

《西北生态启示录》共上、下两篇，共计30余万字。上篇“千年忧患”包括：贫血的黄河；长江会变成第二条黄河；哭泣的内陆河；森林惨遭破坏，威胁生态环境；逐渐消失的草原绿地；荒漠化，人类生存的大敌；笼罩西北原野的旱灾魔影；百万生灵的泣血呼唤；环境污染：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人口膨胀，生态环境无法承受的压力；急功近利：人类自己在毁灭家园；错误决策和违背科学透支动态环境，共十三个专题，论述了西北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及产生的根源。下篇“新世纪的希望”包括：西部大开发，改善西北生态环境的历史机遇；西北人民热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西北人民治理家园的精神与业绩；重新安排西部河山——南水北调西线工程畅想；21世纪西北农业的希望；自然保护区，让绿色永恒；再造山川秀美：新世纪的希望；西北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要求与对策，共8个专题。热情讴歌了西北人民为保护、治理和改善生态环境所付出艰巨努力、取得的巨大成就。

该著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学风，全面提示了西北生态环境的基本问题，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立足现实，面向未来，自始至终充满着理性的思考。该书从战略的高度研究分析了西北水资源问题，结合国家实施南水北调工程探讨了西北受益的具体问题。在研究方法上充分体现了学科交叉的特点，表现了作者宽阔的学术视野。语言生动、标题醒目，特别是收集有近百幅图片，图文并茂，有效地增加了内容的真实性、客观性和可读性。总之，作者以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呼唤着生态文明的复兴。

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

雍际春（天水师范学院）/甘肃省人民出版社，2002年；获甘肃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全书从四个方面对放马滩地图进行了系统研究和评价。在第一部分绪论中，作者对学术界关于放马滩地图研究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价，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观点和该书拟解决的主要问题与研究设想。其余各章就地图作者、绘制年代、地图组合与地域水系复原、地图比例尺、注记类型与性质、地图内容、地图绘制技术与历史地位以及地图揭示的天水地区上古自然历史面貌等问题一一展开讨论和研究，并提出了作者个人的学术见解和看法。

以地图阐说历史，以历史地理知识判读古代地图，是该书的一大特色，利用考古学的方法来说明地图的形制及物质构成，采用比较的方法介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及前辈学者各种见解的优劣得失，运用考据的方法重新阐释和解读《墓主记》、《日书》的文字内容，参照其他学者的多种复原方案，采取古今水系对应解读，并且遵循综合性等原则，对放马滩木板地图进行复原和编缀。该书通过比较研究，分析了木板地图的性质，按照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将六幅成品地图分为《政区图》、《水系图》和《交通物产图》三类，并深入研究各自的突出特点。根据世界各国已经发现的古代地图的实际情况，该书断言放马滩木板地图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用地图。

该书推陈出新，论证严密，富有学术创新；史论结合，解决了放马滩木板地图研究中的一系列学术纷争；深化了对先秦时期天水地域历史文化面貌的研究；确立了放马滩木板地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应有地位。

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考释

王冀青（兰州大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04年

该成果的篇章结构分为22个部分。《前言》部分综述了作者对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活动及考古日记的研究过程和研究思路。作者将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日记分成20个大部分，每大部分加了一个标题，再将日记中译部分和考释部分组合在一起。作者设置的20个标题如下：第一部分《从斯利那加到吉尔吉特》；第二部分《在吉尔吉特和罕萨等待进入中国》；第三部分《从罕萨到丕伊克卡》；第四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喀什噶尔》；第五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考察》；第六部分《从喀什噶尔到和阗》；第七部分《在和阗逗留》；第八部分《从和阗到于阗》；第九部分《从于阗到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第十部分《在尼雅遗址考察》；第十一部分《从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麻札到且末》；第十二部分《在且末逗留·从且末到若羌》；第十三部分《从若羌到库尔勒》；第十四部分《从库尔勒到库车》；第十五部分《从库车到阿克苏》；第十六部分《从阿克苏到喀什噶尔》；第十七部分《在喀什噶尔等待回国》；第十八部分《从喀什噶尔到丕伊克卡》；第十九部分《从丕伊克卡到吉尔吉特》；第二十部分《从吉尔吉特到斯利那加》。全书的最后是《后记》部分。

该成果认为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活动，是近代史上确实存在过的一个历史事件，以前关于斯坦因仅有三次中国考古的说法是错误的；斯坦因于1930—1931年在中国新疆省的确实施了涉及考古学、地理学、气象学、人种学等方面的考察旅行，发掘了一些遗址，搜集到一批文物；在中国各级政府和中国各文化团体的强烈反对下，斯坦因的考古计划最终并没有完全实现，他的文物搜集品也被没收，这是近代中国人民抵制外国考古学家掠夺中国西北文物的一次最成功的案例；正是在斯坦因第四次中国考古过程中，中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和斯坦因之间开始争论英国藏斯坦因文物搜集品的所有权问题和法律归属问题，这场在日记中反映出的争论，应该是中国学术界在索还敦煌文物的运动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上古时称大采、小采命名之义初探

雷紫翰（兰州大学）/《殷都学刊》2002年第1期

该文基本观点是，在殷代及其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采集曾经是人们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途径之一。殷卜辞中分别以大采、小采作为大食、小食前后的时间名称，与发生在大采、小采所指时段内，具有经常性的上古生产习俗（采集）、自然天象（云霞）和物候（植物近似昼夜生态节律等）及其三者之间的对应呈现规律，显然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即是以这两个特定时段内的典型人事、物候和天象的特点作为其时间名称的。这就是大采、小采作为时称的“命名之义”。也正是比较原始的自然历（或物候历）的基本特征。表明：在上古时代是以具有恒常性的典型天象或人事习俗或物候特点等，来为相对应的时段命名的。在甲骨文发现之前，和甲骨文发现之初，囿于传统经学和礼仪说，出现了若干误读、误释。20世纪40年代，董作宾先生系统整理研究甲骨卜辞中的殷历资料，成功运用“二重证据法”，得出了符合实际的“时称说”。但是，时称说问世以后，又长期处于“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地步，对于其“命名之义”，一直不得其解。该文则独辟蹊径，认为既然大采、小采是一组上古历法术语，要想揭示其命名原理，就必需全面考察与之相关的天象、物候和生产生活习俗诸因素及其对应关系，才能科学地、彻底地解决这一难题。在这一全新思路的启发下，作者突破学科局限，借助文化语言学、历史语义学、思维发生学的阐释方法，从历史文献、古文字、上古生产和生活习俗、植物生态和生理节律、天象等诸多方面寻找证据和突破口，运用文理交叉的多学科视角，细致考察与大采、小采这组时称所指时段有关的具有恒常性的天象、物候和生产生活习俗诸因素及其对应关系，通过这个典型案例，终于找到了为难学界近两千年的“谜底”，即原始自然历或物候历术语的一般命名原理。

该文对以往出现的诸如礼服说、舞服说、祭祀礼仪说、云色多寡说、时称说等各种观点，进行逐一考证、辨析后，以充分的理据进一步确认了“时称说”的科学性。该文证明了大采、小采这组具有原始性的自然历或物候历术语，最初形成于盛行采集农业的时代，最晚流行使用到了战国后期或汉代以前。该文确认了甲骨刻辞中所见的时称大采、小采和大食、小食，其所谓大与小，并非区分数量多寡和规模大小，而是对时间先后顺序即早晚之别的区分。

明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政策及其相关史实考述

才让（西北民族大学）/《西藏研究》2004年第1期

该文主要内容是明洪武朝对元代有关藏传佛教政策多有借鉴，实施“因俗以治”，册封藏传佛教各派的势力，从而达到“西陲宴然”的政治目的。洪武朝的藏传佛教政策对以后明永乐等朝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明立国初年为了稳固新政权，明朝的军事力量将对付北元残余势力视为当务之急，无暇顾及乌斯藏等地。因此，除临近内地的藏族地区外，对乌斯藏等地明朝主要采取安抚笼络政策。在实施这种安抚政策的过程中，明朝必须面对藏传佛教在藏族地区具有普遍影响这一事实。因此，新建立的明王朝一方面视藏传佛教同元朝残余势力一样成为极力扫清的对象，但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延续元朝的有关政策，慎重对待藏传佛教，实施对帕竹政教领袖的册封、对摄帝师喃加巴藏卜的册封、对萨迦派的册封、噶玛派与明朝的关系、止贡噶举与明朝的关系、授和林国师僧职、在河湟地区推行僧纲司、在内地活动的藏传佛教僧人等“因俗以治”政策。

通过对相关史实的考述，该文认为:其一，元代对藏传佛教的过度推崇，遭到儒士阶层的反对。其二，洪武朝对藏传佛教的安抚笼络政策取得了实效，亦即西藏较有势力的教派均归顺了明朝。其三，洪武朝对藏传佛教实施的安抚政策是延续了元朝的做法，并吸取了一定历史教训，没有滥加封赏，对噶玛巴、三剌等人也仅仅是赐敕护持。其四，随着与新的中央政权间的归顺关系的建立，藏传佛教各派与内地的联系进一步紧密，奔赴内地的藏传佛教僧人不断增加。

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考论

张金龙（兰州大学）/《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该文主要内容是孝文帝两次官制改革（493年/499年）后，北魏王朝确立了与魏晋南朝相似的禁卫武官制度，领军将军为禁卫军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通过对史传及碑志资料的钩稽考察可知:北魏后期领军将军执掌禁卫军大权，其职主要由外戚、宗室等帝室姻亲担任，在政治斗争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左、右卫将军承担皇宫机要禁卫职责，其担任者仍以宗室、权臣子弟、亲信为多；武卫将军侍卫君主左右，负责禁中宿卫。领军—左右卫—武卫将军构成了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的主体。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七年官制改革时确立了领军将军—左卫将军—武卫将军—右卫将军的禁卫武官等级序列；太和二十三年改革时则有所调整，将右卫移到武卫之上，从而形成了领军将军－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的等级序列。仅从名称来看，北魏比曹魏多出左、右卫将军，比西晋多出武卫将军，东晋南朝武卫将军亦不常设，可知北魏孝文帝改革官制时虽参考了魏晋南朝制度，但也做了一些变通，并非完全照搬。

文章结合史传及碑志资料，对北魏后期禁卫武官制度，即领军将军、左、右卫将军、武卫将军进行了考察，认为北魏类似于魏晋南朝的领军将军（中领军）确立于孝文帝改革时，其职掌禁卫大权，居禁卫军长官之首；北魏前期曾设有掌禁卫的左、右卫将军，但因史料较少，其详情难以明晰，孝文帝官制改革时设立了左、右卫将军，到后《职员令》时正式确立了左、右卫将军为领军将军之下的次一级禁卫长官的地位；武卫将军在设立之初其地位及职能并不明确，从其品级高于右卫将军以及曾出现武卫大将军一职便可看出；经过后《职员令》改革，武卫将军正式成为次于左、右卫将军的一级禁卫武官。

《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

王继光（西北民族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陈诚的《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是明代唯一的亲历西域实录，一直受到中外学者的瞩目，对其专题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作者从《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的关系问题着手，比勘《西域番国志》与《明史·西域传》，确定《明史·西域传》采摭《西域番国志》的版本系统，并进一步评述《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中的作用。

作者基于史料分析提出两个问题，第一，《西域番国志》的材料在《明史·西域传》中所占的比重如何估价；第二，《明史·西域传》在采摭《西域番国志》的材料时使用了那个系统的版本。

作者认为《明史·西域传》共录五十三个国家和地区。（西域番国志》录十八个国家和地区，见于《明史·西域传》的只十六处，其中某些地区的材料，《明史》全无采摭，如哈密卫，吐鲁番等。这样，以国家地区计，《西域番国志》提供给《明史》的采录范围，约占《西域传》的四分之一。其次，《明史·西域传》注重双边关系的叙述，大量的内容是记录明政府与这些国家地区的奉使往来、贡市贸易等活动，山川风物的记载只占这些传记的极少部分。因此，《西域番国志》的材料，在《明史·西域传）中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但是，这个总估价并不影响《西域番国志》在《明史·西域传》成书中的地位。《西域番国志》毕竟是西域一些国家、地区的亲历见闻，为明人的第一手记录。据《明史·艺文志》的著录，陈诚的行纪又是明代关于西域情况的唯一专著，吉光片羽，赖此以存，其史料价值不可低估。《明史·西域传》也正因采用了陈诚亲历的见闻资料，从而使其记叙更为完整、翔实生动。

第二个问题，采用的版本系统。《明史》之修，在二十四史中历时最久，其基本史料，源于明季历朝《实录》与《大明会典》，《明史·西域传》也不例外。有关西域国家、地区的山川风物记载，大都取材于《明太宗实录》169卷陈诚进呈的《使西域记》节本。《明史·西域传》的有关记载，只是在《明实录》本的基础上精炼文字，整齐其传。

隋唐五代时期西北的经济开发思想

李清凌（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

该文从军需供应是官方西北经济开发的动因和动力；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的战略思路以及对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评价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认为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的战略思路是设屯田以益军储，养军马以壮国威，兴贸易以睦四邻。对隋唐五代西北经济开发思想的评价，认为西北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经济自然条件差，民族和社会问题多，边防任务重是这里突出的经济、社会和区域政治特点。隋唐政府按这一实际，吸取历史经验，坚持推行经济为军事政治服务的开发思想，在鼓励和保护私营农牧业的同时，重点组织和发展屯田、官营马牧和民族贸易业，不仅较好地解决了军粮、战马和塞内外各民族的生产生活之需，为隋唐边防发挥了重大作用，还为京师每年提供数十万只牛羊的肉食和奶酪，从而减轻了内地人民的负担。其次，在经济为军事政治服务的思想下，隋唐政府对塞内外各少数民族坚持推行“怀柔”政策，进贡者倍偿其值，对民族民间贸易也广设市场，敞开渠道，满足不同的物资需求，特别是在战乱灾荒的情况下，中原政府的贸易、救济措施，更是各族渡过难关的主要依靠。反过来说，中原内地的接济，不仅有效地防止了边境民族因生活无着而对汉地发动的掠夺，有利于边境安宁，而且在汉族较高经济文化的吸引下，各族对中原的向心力增强，边疆民族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各族共主）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经济渠道的沟通，政治思想的交流，边疆各族对中原政府的倾向性，是中华多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基础和渐变过程。从这一点来说，隋唐政府“怀柔远人”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措施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性。最后，隋唐政府的西北经济政治思想包括经济与军事，中央与地方，农牧业与商业，官营与私营，军需与民生等思想要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决，是当时西北经济开发取得成果的关键，也为后代的西北经济开发积累了历史经验和模式。

科举的利弊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田澍（西北师范大学）/《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中国是考试制度的故乡，有人建议将考试制度列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有人呼吁创建21世纪的显学——科举学。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研究科举的热潮，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众所周知，科举制度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涉及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社会稳定等诸多问题。在当前的研究中，由于视角不同和涉猎范围所限，学者们对科举的认识仍然是见仁见智，特别是对科举的利弊及清末废除科举的得失等问题分歧较大。鉴于此，作者对这些问题做了一些梳理和总结，阐述了科举的主要优点、主要缺陷及清朝废除科举的教训。

科举制度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具有相对公正性、确保精英的有序流动和较强的凝聚力等显著优点。同时也有考试内容僵化、学风浮薄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社会发展等消极影响。但两相比较，科举利大于弊。清废科举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深刻的教训。其仓促废除科举而无相应的替代制度，对准备科举者的出路没有做出妥善的安排，导致人心的急速流失、政局的更加混乱和政权顷刻间的土崩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