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的“边界”

历史学的“边界”

当艺术还被称为“殿堂”，物理学仍有“科学皇冠”之誉时，历史学似乎变成了“操场”，变成了“马路”。学艺术依然要靠天赋和勤奋，考艺术院校要看专业基础；而学历史似乎就是背诵和识记，报考历史专业的研究生也可以短期突击。没有受过艺术训练的人不可能一摆弄就是艺术，没有受过物理实验训练的人看不懂实验仪器的功能，但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口若悬河地讲历史，有的比历史专业的教授还受欢迎；戏说历史、编造历史的人处处受到追捧。至于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论文，早已变成人人可为的事情，史学专著和论文早已车载斗量。倘若历史如此简单，学历史如此容易，侃历史如此有趣，研究历史如此轻巧，历史学恐怕不是值钱了，而是危险了。十几年前曾有“史学危机”的呼吁，学界也有过讨论。但那时主要是说史学受到冷落，被商品经济挤到边缘或角落。现在的情况是，凡与历史沾点边的“街市”都过于热闹，过于大众化，似乎人人都懂历史。一个冷门学科突然变成遍地开花的热门学问，不禁要问：历史学真的是一门可以普及的万金油学问？真的是一门随到随学、活学活用的速成之学？有学者指出：中国史学“至今未能建立起一套‘属己’的概念术语系统，以致贩夫走卒、三教九流都可以在不必交代入门口令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不能不令人质疑它是否确立了一个当代学科起码的学术边界，是否具备了学术‘自足与自洽’的品质”^[1]。如果说历史学是一个学科，那么历史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边界”？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本来有“界”

历史学本来是有“边界”的。

首先，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任何学科不一样，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界”。

按照17世纪霍布斯做过的分类：数学主要研究由有限的数量和运动产生的因果关系（用数字表示的为代数，图形表示的为几何）；物理学研究由永久物体的性质产生的因果关系；机械学、气象学、地理学则是研究由特殊物体、瞬间物体的数量和运动产生的因果关系。^[2]化学是研究物质的组成、结构、性质以及变化规律的科学，生物学是研究生命现象和生命活动规律的科学。而历史学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的起源与演进。自然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包括在历史学之内，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同。自然科学的各门类均研究具体或局部的特征、现象、规律，历史学研究整体的宏观的变化、演进、规律。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界线”是明显的。

以人为研究对象，探究人类社会的演变特征和规律的科学，通称为人文科学。如果严格区分，文学、历史、哲学、艺术是人文科学，而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修辞学等属于社会科学。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间有重叠部分，“边界”不够清晰，但并不是没有“边界”。例如，政治学研究由国家机构产生的关于政体的权利和义务的因果关系，诗歌、修辞学、逻辑学研究由语言产生的因果关系^[3]，教育学研究教育规律，哲学探讨世界观和人生观，文学表达情感，各不相同。

关于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边界”，梁启超早有分析：中国古代除史学之外别无学问，二千年之后分化出若干不同的学科，这些学科逐渐与史学分离。例如，研究星座之间的位置属于天文学范围，研究我国何时发现岁差、何时发明置闰属于历史学范围。又如，音律和曲辞的专门研究属于音乐学问，古雅乐何时废绝、羌胡乐器何时传入属于历史学范围。同样，推究哲理的精妙属于哲学，探究哲学思想的渊源和对社会的作用属于历史学范围；研究“药剂证治”是医家的事，阐述各个时代医学的发展进步是史家的事；研究地形与用兵制胜的技术是兵家的事，而研究重大战役对社会的影响是史家的事。^[4]从研究对象和范围看，历史学只与文学和哲学纠缠不清，有时真的辨不出历史学的清晰“边界”。不过，即便是所谓的“文史哲不分家”，也只是相对而言的。文学绝不考虑历史事件发生的频率问题，不思考历史记录是否准确的问题，不考虑社会形态演进有无规律的问题。哲学绝不从头至尾阐述历史发展的过程，不考证某个具体年代的意义，不考虑“徐福东渡”之类的历史事件可信不可信。

其次，历史学的宗旨和目标不同于其他学科，在学科追求方面出现明显的“边界”。

史学在中国和西方形成两大体系。中国史学的宗旨，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西方古典史学强调重视人的业绩；人文主义史学强调开启人的智慧，认识“人”的价值，发展人的事业；理性主义史学家用怀疑的眼光、批判的态度分析史料，旨在探求社会发展变化的规律。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开创实证史学的研究，使历史学形成自己的专业标准、学术规范和训练方法，逐步成为一门科学。中西方传统史学的目标主要是“鉴古知今”，即总结历史经验，而现代史学的目标就不限于此。梁启超认为，历史就是“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5]。史家的目标，除了总结祖先的丰厚遗产，考订撰述历史事迹，也试图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国民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从目标和追求看，其他任何学科都和历史学“不同道”。自然科学中的那些应用学科先不说，单就基础学科而言，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化学都在探究自然界和宇宙的奥秘，试图掌握自然和宇宙运行的规律，目标也很高远，但与历史学“分工不同”（自然科学的研究不涉及人类族群生存的特征和社会组织演进方式），谁也代替不了谁。社会科学中的法学、政治学、教育学、修辞学、语言学只是追求具体某一方面的目标。艺术、文学、哲学的目标是宏观的，但艺术和文学的境界越高，距离人类真正的琐碎生活越远。哲学的目标与历史学的目标最为接近，但哲学的最高追求超越具体的人和事，超越具体的时和空，探讨的是对自然、宇宙和人类社会普遍性的解释；历史学恰好相反，必须具体到人和事，必须把所有探讨的问题放置于特定的时空坐标中。历史学研究者的追求，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过去发生的事实。

其三，历史学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其他学科也在使用历史学的材料，借用历史学的方法，但历史学有自己的专业特点，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有自己的“门槛”（学术标准和学术规范）。

中西方历史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纪传体、编年体、叙述体或纪事本末体这样一些体裁。凡是编纂历史、撰写史书，基本上要按照一定的体例，这些体例是经过实践检验的。这些体例既体现历史学的专业特点，也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表达方式。章学诚说：“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6]熟悉这些规则和体例，学会按照这些体例编纂史学著作，就算进入历史学的“界内”，否则就在“界外”。

历史学的第一要务是搜集并处理史料。即使拥有大量史料，不掌握一定的“技艺”就无从下手。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接受严格的专业训练，掌握历史学的专门技艺。专业训练的基本任务是熟悉史学范式。史学范式就是史学研究者一致认可并共同遵守的规范和方法。李剑鸣教授把现代史学的范式概括为：以问题为中心展开研究；注重史料的批判和考辨；以考证、叙事和分析为主要方法；研究事物的形成和变化过程；任何观点都从材料中提炼出来；论证必须符合一般的思维逻辑，使用语言必须中性和准确。^[7]最为关键的是，历史学无论陈述、解释还是评价、判断，都必须有资料依据，经得起验证。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有些学科如哲学、伦理学、修辞学、法学、政治学等，“都是要求讲道理的学科，把理论、规律、方法、制度、原则等讲清楚就完成任务了，不需要像历史学那样准确地描述历史的发展过程，严格地考证时间、地点、人物”^[8]。历史学则不同。历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一套规范，否则就不能保证准确和真实。一旦不能求真和求实，就脱离了历史学科。

总之，掌握了历史基本知识，熟悉世界和本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学会基本的研究方法，遵守历史学的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就算走到了“界内”，否则就在“界外”。历史学的“外在标志”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如选题大小，资料引证准确与否，引文处理是否恰当，标注方式是否规范，论著的结构是否合理，对研究现状是否熟悉，语言表达方式是否简洁准确等，所谓“细节决定高度”。从这些细节上就能看出研究者是“内行”还是“外行”。如果出现“孤证”、“逆推”、“过度引申”等现象，就是违背史学范式，要么是还没有进入历史学的“界内”，要么是自动走到了历史学的“界外”。

历史学为什么看似失去“边界”

历史学看似失去“边界”，有四种情况：一是历史学与文学尤其通俗文学之间的“边界”被弄模糊了；二是政治术语和史学术语混淆，尤其中学历史课本中的一套“官话”使历史学自身的术语失灵；三是片面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学术与经济利益挂钩，导致论文、论著的选题“挑软柿子捏”，大量重复、空洞议论、简易速成，最后把历史研究变成“人人可为”的活计；四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创造力衰退，不得不依赖挖掘历史资料编凑科研成果，人为地侵入历史学园地，不顾及其他学科与历史学之间的“界线”。

文学作品以历史为题材，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浮躁的世风中，文学作品“正说历史”已经不能吸引人的眼球，就走上编造历史、戏说历史、糟践历史的道路。作家靠戏说历史名利双收；电影和电视剧靠戏说历史维持收视率，并造就一个个扮演宫女太监的明星。到最后，读者、听众、观众再也分不清哪些历史是真的哪些是编造的。即使一些严肃的业余史家，他们以通俗史学作品获得名声后，往往以为通俗史学才是写作的正道，反过来批评甚至嘲笑专业著作枯燥乏味。

只要是读书人，在中学阶段都要接受几年的历史教育。而中学历史课本给青年传递的历史学知识，一般有两种倾向：古代史部分主要宣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明，近现代史主要诉说中华民族的屈辱。尤为重要的是，中学历史教育的整个话语体系都是政治语言、官方语言。虽然近年来中学历史课本有所改变，但实质上仍从属于爱国教育、党史教育的范畴，历史细节的选择也要突出“政治正确性”。像这样政治符号与历史符号的混用，对历史知识的传播和青年接受历史教育极为不利，反过来也戕害了历史学本身。

历史学界自身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史学专著和论文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读者面越来越窄；二是把历史学降低为容易编凑作品的手工作坊。前者主要表现为，采用计量方法、统计方法，用图标和曲线代替文字描述；或只关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碎片，著作中充斥着数字和各种曲线图。也就是说，历史学研究中借用其他科学的方法时迷失自我，把手段当做目标，使得历史著作“深入深出”，历史学成果失去了读者。后者的主要表现是，学术研究出现“大跃进”，粗制滥造的文章和著作随处可见。行内人士普遍追求的是出了多少本著作，拿到多少钱的课题，获得了什么级别的奖项，而不关心论著有没有人阅读。李伯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正因为缺乏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今天出现类似1958年‘大炼钢铁’那样的‘全民学术’景观。今天我国的‘学术’杂志不计其数，数量堪称世界之首，撰写‘学术’著作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9]。学术本来只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10]，但我们的研究天天“放卫星”，年纪轻轻的学者就著作数卷、论文百篇。我们不能否认科研天才的存在，可大多数人还得遵循“慢工出细活”的规律，“高产”就难保证质量。

现阶段的学术研究，由于各学科都受到学术泡沫化的影响，任何一个研究单位都要量化评估，对数量的追求成为基本趋势。比如文学、哲学、教育学、法学、社会学等学科，本来都是需要创造性的，需要十年磨剑功夫的，要快速制造出论文、论著来有难度。于是，文学研究者都去研究文学思想史、文学著作史，一部分人直接研究并没有留下多少文学作品的历史人物，与文学活动无关的历史事件，其论文、论著完全就是历史学而非文学研究了。同样，哲学研究者研究古代思想家的著作、言论和生平；教育学研究者研究孔子、朱熹或夸美纽斯；法学家只能研究韩非子、孟德斯鸠；社会学家只能研究涂尔干和马克思·韦伯。这些学科的研究者要完成自己的成果，但没有时间或不愿花精力去翻阅详细的历史资料，所以出现在所难免的历史事实差错。而撰写历史题材论文的其他学科研究者也自负地以为，自己完全可以跨界研究，并且成就不菲。梁启超关于“中国诗歌自唐代而衰”的原因有一个精辟的论断，说唐代人人作诗，破坏了诗的品味，降低了诗的标准，从此不再有好诗。依此推断，中国的历史学今后也有可能衰落，原因是人人研究历史，降低了历史作品的品味，降低了历史学的标准。

总体来说，在中国大陆，无论前三十年的政治高于一切，还是后三十年的经济高于一切，都不利于学术正常发展，也使历史学这门古老的学问几乎失去本来的“边界”。研究生扩招，尤其近几年研究生入学考试中的历史科目统考，主要题型变成选择题、名词解释等，与高考如出一辙。不管是否掌握历史学基础知识，只要考前背诵教材就可应付考试。历史学专业人才选拔的入门标准被降低，而研究生培养的质量问题大家早已心知肚明，这对历史学科保持高标准极为不利。世界古代史网站曾经选登了中国台湾几所大学的历史专业硕士和博士考试题，仅以试题的难度和深度而论，让人不得不佩服中国台湾仍然保持着历史学人才选拔的高标准。由此可以推知，历史学在中国台湾不但有明确的边界，而且是一座非常高的殿堂，置身其中谈何容易！我们不要与西方国家相比，就与我们的宝岛台湾相比，就会明白我们今天历史学科的问题所在。

历史学应该不应该强调“边界”

凡一门学科，必须有自己的边界。没有边界，学科如何成立？所以应该强调“边界”。

历史学是人们在分析、鉴别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过程的深入、系统的认识。“历史学是关于人的活动的学问，人的自觉活动并不完全受外在的自然规律的支配。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差别，就在于人文科学除了反映客观性，还反映主观因素的作用，反映思想因素，因此要探究人文精神。历史学的难点在于如何了解并传达前人精神的深处。”另一方面，“历史学的结论不宜停留在抽象的概念上，而需要深入到具体的个性之中”^[11]。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中的人，而“社会历史之‘理’（规律）无确定性，而仅有概率性；社会历史之‘理’（规律）不清晰、太混沌”^[12]。因此，简单地要求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可能达到目标的。不过，历史学在几个方面与自然科学研究又是相通的：一是追求准确，强调研究的结论经得起验证；二是有无限宽广的研究空间；三是需要正确理论的指导；四是研究成果的获得需要艰辛劳动和不懈努力。

历史学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有优秀传统，并确立了必要的标准和规范。瞿林东先生总结，中国古代史学的优良传统：一是深刻的历史意识，二是恢廓的历史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精神，三是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相结合，四是求实和经世的一致，五是继承和创新的统一，六是重视理论、文采、考据。^[13]张广智先生总结，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一是求真、探索、批判的精神；二是宏观的历史视野；三是注重历史的借鉴作用；四是古典人文主义的观念；五是重视史著的文字表达（希罗多德丰赡华丽，修昔底德严谨练达，李维文词华美，塔西佗典雅凝练）；六是注重史学家的自身修养。^[14]兰克学派追求的科学史学，并不是放弃了传统，而是强化了研究方法上的求真、探索和批判。历史学在研究对象、表达方式、基本性质、基本规范、学科特点、留给后人的使命等方面，形成了自己的大致“边界”；而史学已经取得的丰富成果，也反过来证明了其“边界”的存在。

历史学的“边界”，由它的目标、功能、专业标准、研究方法、学科体系、对研究者的要求等方面构成。

历史学的目标（包括基本要求和最高追求）是：阐明人类演进的过程；总结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经验教训；探究各个民族兴盛或衰落的根源，阐明单个民族与周边民族的冲突、融合及彼此消长的演化特征；说明各区域文明的本质及与其他文明的相互关系；寻找和探索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揭示历史演进的某个阶段或某个方面的“铁律”。

历史学的传统功能，主要是训诲作用、借鉴作用、启迪作用。我们讲历史为现实服务，是指通过历史研究成果以各种形式去满足现实社会中人们各方面的求知渴望，帮助人们思考、解答现实生活中的难题，甚至帮助人们瞻望未来。

历史学的标准呢？德国史学家蒙森指出：“历史学不是那种靠遵守条规和学习便能直接掌握的学科之一。为此，历史学在某种意义上非常易学，在某种意义上也非常难学。”^[15]历史学家克罗齐主张历史是判断而不是叙述。麦克林南说，在西方，史料批判被看成是区别历史学家与非历史学家的标准。史料批判是历史学特有的方法。^[16]历史学标准就是遵守史学规范，经过史学专业训练，运用史学专业方法。

历史学有自己的方法。托波尔斯基把历史研究活动分为十二个步骤：研究范围的选择，问题的陈述，确定有关问题的资料，解读以资料为根据的数据，研究资料的真实性（外考证），研究资料的可靠性（内考证），确定资料提供了直接信息的那些事实，确定资料没有提供直接信息的那些事实，因果的解释，确立规律，综合的解说，历史事实的（适当的）评价。^[17]此外，准确的判断是历史学的基本功夫，生动的叙述永远不会过时。

历史学有庞大的学科体系。历史包罗万象，为了便于学习、了解和研究，必须把历史分为自然史、社会史。在人类社会史中，按照范围大小分为国别史、区域史、世界史、全球史；按照类型分为经济史、政治史、宗教史、制度史、军事史、文化史、思想史、习俗史等等；按照时间段可分为上古史、中古史、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而研究每一区域、每一类型、每一阶段的历史，都会形成各自的理论、方法、研究队伍、研究成果，构成相互关联的系统，整个历史学构成一个大系统。

历史学对研究者有高要求。唐代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为史家“三长”之说，清代章学诚认为“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并指出“史德”的重要性。西方学界对史家个人修养也有要求，比如具备政治眼光，表达才能；必须是文章高手，器识超远，胸怀坦荡。现代人治学，必须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养成深厚的理论素质，掌握熟练的研究技巧，占有详尽的研究资料，熟悉本学科的基本规范。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史学研究者，就应该熟悉史学范式。要熟悉史学范式，就应当接受专业训练。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最好是经过历史专业的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在系统地学习历史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科学研究的训练。其实，研究生教育这种“制度性训练”还不够，必须不断进行“自我训练”，即通过阅读高水平的史学著作，揣摩和借鉴成名学者的治学经验，不断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18]史学家的角色意识与社会责任是一致的，在世人眼里，修史是庄严的、崇高的事业。史学承担着求真与经世的双重使命，必须坚守史学的“信史”原则与功能信念。^[19]

事实上，各门科学最终的目的都是认识宇宙、认识世界、认识人类社会，揭示自然和社会的奥秘。不过，每一门学科坚守自己的“边界”，保持各自的特色，才能共同实现这一目标。如果随意越界，外行充内行，不仅破坏本学科的“边界”，也侵害相关学科。

历史学完全守得住“边界”

历史学“边界”受到影响的客观因素：一是学科交叉与综合趋势的发展，使得历史学很难据守门墙；二是人们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增大，历史学的普及成为需要，而历史知识普及方面，专业历史研究者未必比得上依赖文学和其他传媒手段的人。

其实这两方面不成问题。

尽管历史学研究中有一种趋势是弱化它与其他学科的界限，如年鉴学派的创立者认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互不理解、互不通气”的情况在当时很严重，他们之所以创办年鉴杂志，就是要打破“这种可怕的分裂”，以求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不过，年鉴学派强调的打破学科之间的分裂，着眼点在于方法。对于历史学的追求，年鉴学派并没有改变。布罗代尔认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实际上与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相近之处。

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线”最为模糊，但仔细探究起来，文学和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也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文学重在创作，史学重在实录；文学高于生活，史学试图回到古人或前人的“生活现场”。文学至少有三点是史学不具备的：一是可以虚构，二是抒发个人的独特感受，三是采用夸张、比拟等多种修辞手法。单从“治学”方面看，历史学和文学的选题、要求、治学路径均不相同。历史学作品追求的可读性和文学性，也不是绝对的。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名著同时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常被当作文学作品广泛阅读，但《史记》流传的理由和《水浒传》流传的理由毕竟不一样，李维的《罗马史》和狄更斯的《双城记》流传的理由也不相同。19世纪以来历史学出现“科学化”之后，明显的特征是：通史性质的图书和通俗史学作品讲究文采，追求趣味性，而专题著作追求的是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并不讲究辞章，不追求文采。在自然科学和其他各类社会科学走上正轨时，专业的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起步了。专业研究坚守学术标准，通俗史学把“可读性”当作目标之一，所走的道路不同，坚持的原则不一样，两者都是社会需要的。无论如何，通俗史学不可能代替专业研究。普及历史知识，撰写通俗作品，毕竟不同于规范的历史学研究。

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不是史学工作者的专利。相反，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对历史感兴趣，每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有能力去探索历史问题。如果是热爱历史，即使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和科研训练，也能够刨根究底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或历史问题弄得一清二楚。世界上没有一样知识像历史知识那样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而历史地看待现在与过去的关系，几乎是每个有文化的人的自觉行为。所以，历史学具有开放性。但任何愿意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人，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历史学研究者，最好接受必要的训练，遵守专业标准，坚守学术规范。

历史学像自然科学一样有益于社会，像文学一样给人以美感的认识，也像哲学一样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正如朱孝远先生所言：“我们所从事的学问，是一种思想之学。不是靠技巧，不是靠常识，而是要靠底蕴和境界。”^[20]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很多，“良史”毕竟很少，大史学家更是寥若晨星。这表明，成就历史学家是非常难的。但不能因为成就史学家不易，一般的研究者就可以放低史学的专业标准。

历史学可以被比喻成花园。历史学花园里的花由专业人员培育。不拒绝任何人学种花，但不准任何人拿假花充真花。历史学花园里的“百花齐放”，应该是上百种、上千种花竞相开放，而不是千朵万朵一个品种。花园里的育花人应该以护花为己任，狷介而不执拗，自尊而不自恋。花的鲜艳可供大众观赏，花的馨香可供大众享受，但必须有自己的边墙，至少是一道篱笆墙。即使不隔内外，但至少有界标；众人随时赏花，但不能随意践踏。

历史学不等同于皇皇巨著、长篇论文，更不等同于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历史学基于广泛涉猎、博闻强记，但不等同于学富五车的卖弄，滔滔不绝的演讲。历史学是一种责任，是必须对历史作出恰当评判的责任。历史学是一种范式，是可以效仿和传承也可以再造的范式。历史学是一种既深邃又浅近的文化，是“文化中的文化”^[21]。历史学是一种精神，是关注民族命运的精神。历史学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仰观宇宙、洞明世事的境界。

（该文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被《中国社会科学报》刊用）

【注释】

[1]毕会成：《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吗？ 》，载《中国青年报》2009年5月4日。

[2]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1-62页（附表）。

[3]同上。

[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华东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43-44页。

[5]同上，第1页。

[6]章学诚：《文史通义》，转引自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767页。

[7]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出版2007年版，第147页。

[8]赵吉惠：《历史学概论》，三秦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9]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载《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第5-14页。

[10]同上。

[11]何兆武先生的说法。

[12]张耕华：《历史哲学引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6页。

[13]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9-104页。

[14]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4-69页。

[15]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92-297页。

[16]麦克林南：《马克思主义和历史方法论》，转引自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17]托波尔斯基：《历史方法论》，转引自朱本源《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第74页。

[18]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与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46页。

[19]瞿林东：《中国史学的理论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4页。

[20]朱孝远：《史学的意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21]张广智、张广勇：《史学，文化中的文化》，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