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简介

二、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成果简介

(一)关于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被发掘出土，其中含有《老子》甲、乙本及《黄帝四经》等文献。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简出土，其中含有道、儒两家重要文献。经过学者们的精心整理，上述文献陆续出版。故关于简帛的哲学思想研究，近年成了国际学术界的一大热点。

日本学者对此十分重视，并形成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成果。如东京大学马王堆帛书研究会编的《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论篇译注》(东京大学马王堆帛书研究会，1998年)，大东文化大学郭店楚简研究班编的《郭店楚简的研究》(大东文化大学大学院事务室，1999年)，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的《郭店楚简思想史的研究》第1～6卷(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1999—2003年)，郭店楚简研究会编的《楚地出土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汲古书院，2002年)，浅野裕一、汤浅邦弘编的《诸子百家的再发现——被挖掘出的古代中国思想》(岩波书店，2004年)，浅野裕一著的《古代中国的宇宙论》(岩波书店，2006年)，泽田多喜男译注的《黄帝四经: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知泉书馆，2006年)，大东文化大学上海博楚简研究班编写的《上海博楚简的研究》(大东文化大学大学院事务室2007年)等。

在此方面，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池田知久教授可谓突出的研究代表。池田知久生于1942年，1998年获东京大学文学博士，1991年受聘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2003年受聘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东文化大学文学部教授，并兼任多种重要社会职务。他在中国古代哲学研究领域享有很高的声望，尤其在老庄研究、周易研究、马王堆帛书研究、楚简研究方面成果极多，影响极大。其主要著作有:《淮南子——知识的百科》(讲谈社，1989年)，《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1999年)，《老庄思想》(放送大学教育振兴会，2000年)，《郭店楚简儒教研究》(汲古书院，2003年)，《老子》(日本东方书店，2006年)，《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道家思想的新研究——以庄子为中心》(汲古书院，2009年2月;中国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5月)。

此处以池田知久教授的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为基础作些介绍。2006年出版的《池田知久简帛研究论集》收录了他近年在日本发表的简帛研究成果，其主要内容有:马王堆汉墓帛书研究，《老子》的“道器论”研究，郭店楚简《老子》、《五行》研究，《周易》与“谦让之德”，秦简《语书》与墨家思想，《老子》的“孝”和郭店楚简《语从》的“孝”，上海楚简《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豊(礼)”的问题等。

在此书里，池田知久教授提出了简帛思想研究中的三个重要原则:

“第一，利用简帛等新出土资料描绘中国思想时，我所把握的不是其静态，即新出土资料的本质如何，而是尽可能把握其动态，即它试图解决怎样的现实问题，它试图超越哪些前人的思想。换言之，首先，我要尽可能把新出土资料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放到历史的社会的现实关系中去，然后确定其意义。……其次，我要尽可能把新出土资料所表现的思想内容，放到思想自身内在发展的过程中去，然后加以分析阐明。所以，我认为，那种将新出土资料和历史的社会的现实相分离，和思想自身内在发展的过程相分离的做法，不用说是完全不正确的。

第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而言，简帛等新出土资料所具有的意义是决定性的，过去那种仅仅利用传世文献从事研究的方法，已经无法期待取得什么进步。……因此，我认为，为了促进研究的进步，把新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有效结合起来，是当今最为重要的课题。这项工作，一方面，是在传统文献和用传统文献构筑的中国思想史中为新出土资料的意义做出正确定位，另一方面，是站在基于新出土资料的最新的立场和观点上，对传统文献和用传统文献构筑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做全面的反思。最终结果就是，将上述相反相存的两者辩证地统一起来，从而促进研究的深入，这就是当今最为重要的工作。

第三，对过去‘疑古派’研究成果中杰出的部分充分地予以继承，在批判并超越‘疑古派’的基础上，促进研究之进步。‘疑古主义’肇始于1919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及1923年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至40年代早期出版的《古史辩》七册使‘疑古主义’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然而随着新出土资料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出土问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有目的有意识地对‘疑古派’研究成果予以否定的风潮。这股风潮认为，应该相信经书等中国古典文献的作者、时代和内容就是历代传承下来的面貌，应该相信古典文献所描绘的内容反映了各个时代的历史真实。我不赞成这种轻率的‘信古主义’。相反，我主张，要继承‘疑古派’研究成果中杰出的部分，并批判地超越之。对传世文献、新出土资料既要做文本的批判(textual criticism)，也要基于内容之分析做高等的批判(higher criticism)，这才是今后正确的研究方向。”⁽²⁰⁾

池田知久教授不仅强调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出土的简帛思想资料的重要性，而且运用上述“三原则”对之进行了十分认真和非常具体的研究，从而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见。

关于郭店楚简《老子》的版本性质，他认为:“郭店楚简《老子》的甲本、乙本、丙本，这些都不是已经完成了的《老子》五千言的节略本，而是正在形成过程中的《老子》的最早时期的文本，大概可以认为是上溯到比《韩非子·解老》、《喻老》稍前成书的。”⁽²¹⁾

关于涉及郭店楚简抄写年代的基础性问题——郭店楚简之墓的下葬年代，池田知久认为:“在今天的学术界，认为其在公元前300年前后下葬的见解似乎最为盛行。然而笔者对这一见解则有着根本性的疑问。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笔者曾经对郭店楚简当中所收的《穷达以时》这一文献进行过具体而详细的研究，在这篇《穷达以时》中发现了来自《荀子·天论》‘天人之分’思想的文章。研究的方法，就是将《穷达以时》的思想内容及文章表现，同与之密切关联的诸文献——《荀子·天论》、《吕氏春秋·慎人》、《荀子·宥坐》、《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孔子家语·在厄》等一一作比较、对照。其结果，最终认为不得不设定与上述盛行的见解根本不同的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也就是认为其下葬年代是战国末期，即比公元前约265年至公元前255年稍后。

其理由，第一，《荀子·天论》‘天人之分’的思想，是战国后期在齐地的荀子在与庄子学派相接触而受到其‘天人’关系论的强烈影响的同时，产生了颠覆庄子学派否定‘人’的观念而转变为肯定‘人’的这一思想革新中，即在齐地形成的思想。而《荀子·天论》的成书年代是在荀子停留在齐地的公元前265年或公元前264至前255年的约十年之间。

第二，《穷达以时》是在《荀子·天论》刚问世之后，在其影响之下而大体上忠实地承袭了‘天人之分’的思想，由荀子后学者执笔而成书的文献。

第三，《穷达以时》成书的地方，与其说是在作为荀子离开受到庄子学派‘天人’关系论的影响之地而到达变得几乎完全自由了的楚地兰陵，不如说在这以前的齐地更合适。而荀子在楚地兰陵安家生活是在公元前255年至前238年的约18年之间。

第四，尽管是大体忠实地承袭，可是在《穷达以时》中也有修正《荀子·天论》的‘天人之分’思想的地方。在这一点上，《穷达以时》比起《荀子·天论》来，则更接近之后的《吕氏春秋·慎人》、《荀子·宥坐》等。

第五，最终，《穷达以时》的成书年代，应该是在比《荀子·天论》的成书年代(约公元前265—前255年)稍后，在同样的约公元前265年至前255年的约十年间，以至到《吕氏春秋》编纂年代(前239年至前235年)的过程中。

那么，如果认可将郭店楚墓的下葬年代作以上设定的话，则将郭店楚简《老子》三卷本的成书年代或抄写年代的下限放在战国末期即约公元前265年至公元前255年稍后的时间上，应该不是荒唐的吧。而根据这些推论，以在郭店楚简《老子》三卷本当中有依据荀子思想的地方为出发点，就有可能对郭店楚简《老子》三卷本具有的思想内容的全体作更加合理的说明和正确的分析了。”⁽²²⁾

虽然，我们不能说池田知久对郭店《老子》抄写年代的确定是最合理的答案，也可以不同意他的结论，但是，他的“把新出土资料和传世文献有效结合起来”并且“放到思想自身内在发展的过程中去”的重要方法，确实值得重视和借鉴。

(二)关于儒学现代意义的研究

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这是中国学术界长期讨论而目前仍在深入研究的课题。日本学界对此已有一批成果，如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大家——冈田武彦先生在其重要的代表作——《儒教精神与现代》中还辟出专章详细论述了“儒教的本质及其现代意义”、“朱子学与现代”、“21世纪与阳明学”、“儒教与现代社会”诸问题，注重发掘中国哲学的深远意义。因为文字所限，这里只简要介绍金谷治教授的观点，以启发我们的思考。

主张民为邦本，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比君主更为重要的学说即民本论，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积极影响。

金谷治教授以孟子思想为例，阐述了中国民本论的现代价值。他指出:民本论是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一种思想。虽然它和民主主义不完全一样，但是，它和民主主义的奋斗方向是一致的。孟子认为，在政治上，人民大众是重要的。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在通常的封建伦理中是绝对不会这样说的。君主就是阶级的顶点，他统治着所有的人，甚至可以说，君主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这就是专制政治。但是，孟子说“君为轻”、“民为贵”，如果君主不好，可以另换一个，而民众不能换。对于武王伐纣灭殷，孟子说:“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殷王朝最后的天子——纣是一个大暴君，残害百姓，杀害忠义家臣，非常残暴。周武王杀纣灭殷，建立了周王朝，中国历史称之为殷周革命。孟子对此加以肯定。孟子认为，对百姓横行霸道，不把家臣放在眼里，这样的君主不是真正的君主，而是一个独夫、一个无赖，臣民是可以把这样的人杀死的。孟子不仅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这种主张，而且还当面跟当时的君主辩论。一个国君见到孟子后问:“大臣的职责和责任是什么?”孟子说，大臣有两种:一种是雇来的，跟君主没有血缘关系的异姓大臣，另一种就是从自己的家族中选拔出来的大臣。这两种大臣，各有不同的责任。对于从外面雇来而领取薪金暂时地成为大臣的人来说，如果君主变得荒唐，国政紊乱，则可以辞职，抛弃这样的君主。但是，对于同姓贵族大臣就不那么简单了，如果有了那样的坏君主，则须以死谏君。谏而不听，则与家族的人商量，罢免这个君主，选拔家族中的优秀者就君主之位。孟子说，这就是贵族大臣的责任。那位君主听了勃然变色。孟子就是这样直接地对君主说了如此骇人听闻的话。儒教里有这样的思想，这是一种不迎合权力，依据一种信念与权力抗争的思想。

孟子认为，君主与大臣的关系应该是双向的。他的“君臣有义”这句话，虽然强调的是君与臣的上下关系，臣下有服从的义务。但他认为，这种义务是相互的，要相互服务。例如:孟子来到一个小国，其国君主抱怨说:“最近，我们的国家与邻国打仗失败，有三十三名军官战死了，可是，跟军官一起去打仗的士兵们却都逃跑回来了。”军官们死了，士兵们却活着逃回来了，君主当然生气，想处罚逃回来的士兵。可是，士兵的人数过多，则不可能进行处罚，于是君主恼怒不已。孟子说:“君主，这是民众的报复呀!因为平时那些当指挥官的人不关心民众呀!”“在收成不好的灾年，在民众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你不是没有打开朝廷的仓库，拿出贮存的米，去救济民众吗?如果你平时关心民众，一旦有事，民众就会随你去作战。但是，如果平时只从民众中榨取财物，一旦发生战争，就只能叫军官去作战，而士兵当然就会早早地逃回来了。”孟子这些话都是儒教优秀思想的表现，它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长期起着作用。《孟子·梁惠王上》中有这样的话:“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孟子强调，对于这种状况，君主不应视而不见，而应把民众的生活放在首位。……孟子思想一直贯穿于儒教之中和以后的时代里。由此说明我们不可简单地把儒教作为封建伦理的代表而予以否定，儒教也具有与现代相通的积极的优点。⁽²³⁾

对于儒学的现代意义，当今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认为儒学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指导思想和人们的行为准则;二是认为儒学已不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毫无价值可言。

金谷治教授结合日本的现代化，理性地分析了儒学的长短处。他认为儒学必须实行创造性地转换，才能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和需要。他指出:现代正在向前发展着，儒教对今后的世界能够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呢?例如，我们必须爱护现代民主主义，但是，现代民主主义并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而必须通过大家的努力，使民主主义又进一步向前发展，从而使之固定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儒教的民本论也许能起一些作用。但是，在创造新事物的时候，儒教到底能起什么作用呢?考虑到欧洲民主主义的历史，学习欧洲的民主主义理论，则可使我们得到更多的教益。因此，从儒教方面来说，我说了儒教的许多优点，也许过于武断了。在考虑现代问题的时候，例如，如何解决脑死亡的问题，怎样认识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等，如果儒教不拿出一个答案，不提出自己的正确指向，儒教对今后的世界就不可能有发言权。

金谷治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在儒教的思想里有没有超越现代的东西呢?即使不是超越，它有没有能够修正现代的要素呢?……我认为，从现状分析来说，这种想法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儒教里有关于勤勉、诚实等方面的教诲。有人说，终身雇佣，把企业当做自己的家，爱护企业等这样的组织观念，就是儒教。但是，如果因此而要推广终身雇佣，好不好呢?我对此却产生了怀疑。问题在于它在帮助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在增加人类幸福方面，是不是值得发扬呢?在这里还需要有另外一种观点，研究儒教的人们必须思考，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在儒教里找到超越现代、修正现代的因素。……我认为，不应该以其原来的形式，原封不动地把儒教的主张拿来，运用于现代，而应该把儒教的基本观点、思维形式运用于现代。在儒教的主张里，当然有许多优点，但是，它是历史的产物，如果把一些内容原封不动地拿来运用，那么，它跟现代肯定是不吻合的。因此，如果说儒教包含有超越现代的意义，我认为，那首先是它的基本的思维方法。……中庸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思考形式:考虑其两个方面，从中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儒教里包含着许许多多这样的内容，我期待着儒教里的这些内容能对今后的世界做出贡献。⁽²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