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敦煌學研究綜述

宋雪春（上海師範大學）

據不完全統計，2014年度大陸地區出版的與敦煌學相關的學術專著50餘部，公開發表的研究論文400餘篇。兹分概説、歷史地理、社會、宗教、語言文字、文學、藝術、考古與文物保護、少數民族歷史語言、古籍、科技、紀念文與學術動態等十二個專題擇要介紹如下。

一、概　　説

本年度有關敦煌學人的學術評價，敦煌學研究史的回顧，敦煌學理論建設，敦煌文獻的流散、整理、輯校與刊佈，敦煌文獻數字化建設的成果較多。

對於敦煌學人的學術總結和評價，主要涉及羽田亨、金維諾、饒宗頤、段文傑、常書鴻等多位敦煌學研究專家。高田時雄《羽田亨與敦煌寫本》（《敦煌研究》3期）介紹了歷史學家羽田亨於1919年旅居歐洲時收集了大量的敦煌寫本照片，自1935年起通過藥商武田長兵衛購買了432件李盛鐸舊藏寫本後，又用了八年時間四處收購，使其敦煌寫本收藏數量達735件，爲日本國内敦煌寫本收藏之最。此外，羽田先生還積極收集日本各地古籍書店、博物館以及中村不折等收藏家所藏敦煌寫本的圖片資料。鄒清泉《金維諾與中國美術史學》（《敦煌研究》4期）主要回顧了金維諾先生的學術成就，包括金維諾與敦煌美術、對中國宗教美術史學的探索、與中國繪畫史研究等多個方面。羅慧《饒宗頤與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華南師範大學學報》3期）指出國學大師饒宗頤教授於20世紀80年代之後，以一人之力創立香港敦煌吐魯番研究中心，身體力行促進海内外學者的交流合作，並發起主持多項大型研究項目，對學界貢獻甚偉。王志鵬《饒宗頤與敦煌曲研究》（《華南師範大學學報》3期）通過對饒宗頤的敦煌曲研究及其相關成果的考察，探討饒宗頤先生在敦煌學研究及其他領域取得巨大學術成就的原因，爲敦煌學或其他研究提供了一些理論思考。劉進寶《段文傑與敦煌研究院》（《敦煌研究》3期）通過回顧段文傑先生創建敦煌研究院、創辦《敦煌研究》、創建中國敦煌石窟保護研究基金會、大力延攬培養人才等事跡，指出段文傑先生具有强烈的愛國主義與民族自尊心、寬闊的胸懷和高尚的人格、高尚的情操和集體主義精神。常莎娜作爲常書鴻先生的女兒，撰有《走向敦煌》（《敦煌研究》3期）一文，回顧了常書鴻先生從巴黎初識敦煌莫高窟，到排除萬難，不畏艱險率領敦煌研究所人員爲敦煌石窟的保護與研究付出艱辛努力的一生。

關於敦煌文化的建設與傳承方面，趙聲良、戴春陽、張元林著《敦煌文化探微》（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以全新的視角和方法來探討絲綢之路與敦煌學的相關問題。肖懷德《傳承弘揚敦煌文化的當代價值與路徑探索》（《敦煌研究》2期）首先闡釋了傳承弘揚敦煌文化的當代價值，提出了當代闡釋、現代傳播和現代審美等需要解決的問題；其次在總結傳承弘揚傳統文化的經驗和趨勢的基礎上，爲傳承弘揚敦煌文化進行了具體的路徑探索。方廣錩《隨緣做去　直道行之——方廣錩序跋雜文集》（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收録了著者1982年以來所寫的序、跋、書評、隨筆、博文、通訊等共100餘篇，内容涉及佛教文獻研究、敦煌遺書研究、印度佛教與中國佛教研究及學術研究方法、規範等，也有少量雜文，反映了作者三十多年來學術生涯的一個側面，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王家達《莫高窟的精靈：一千年的敦煌夢》（甘肅人民出版社）講述了一個多世紀以來，一批中國知識分子爲敦煌的保護和研究事業殫精竭慮的動人故事，真實而全面地反映了這些人身上爲民族文化事業勇於犧牲和敢於承擔的優秀品質。

敦煌學研究史方面，有林世田、楊學勇、劉波《敦煌遺珍》（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全書共分六章，講述了敦煌學石窟被發現、國寶流散、劫餘解京的歷史。伯希和著、耿昇譯《伯希和西域探險日記1906—1908》（中國藏學出版社）附有伯希和於這次探險期間所寫的信件，兩者互補互證，對瞭解中國西北地區的歷史和當時的情況具有重要價值。馬洪菊《葉昌熾與清末民初金石學》（民族出版社）一書分爲五章，首先介紹葉昌熾青年時期的家世、師友以及早期的學術經歷，緊接著詳細地論述了葉昌熾步入金石學領域的歷程。王冀青《清宣統元年（1909年）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事件再探討》（《敦煌學輯刊》2期）討論了北京學界公宴伯希和的前因後果，論證了公宴伯希和的日期爲1909年10月4日，揭示了惲毓鼎致沈增植信在伯希和1909年北京之行研究中的史料價值。王冀青《英國牛津大學藏斯坦因1907年敦煌莫高窟考古日記整理研究報告》（《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依據牛津大學包德利圖書館斯坦因考古檔案，報告了斯坦因1907年在敦煌莫高窟的考古日記，爲學界提供了諸多珍貴的歷史細節。蔡淵迪《跋胡適致顧頡剛書信兩通》（《敦煌學輯刊》1期）一文對1926年10月29日和12月26日胡適致顧頡剛的兩通書信進行釋録和考證，認爲兩信内容涉及敦煌學、中國文學史、蒙元史等諸多方面，是極爲重要的近代學術史料。Nathalie Monnet.Wang Zhongmin's Yesrs in Paris，1934—1939（蒙曦《王重民先生在巴黎，1934—1939》）（《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重點介紹了20世紀30年代，王重民先生在巴黎考察和調查敦煌寫卷的事跡。Susan Whitfield.Foreign Travellers to Dunhuang，1920—1960（魏泓《1920—1960年敦煌的外國訪問者》）（《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介紹了20世紀20年代至60年代，外國學者及考古愛好者訪問敦煌的史事。劉波《俞澤箴與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工作》（《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论述了俞澤箴對京師圖書館敦煌遺書編目工作的重要貢獻。秦樺林《“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敦煌研究》6期）認爲敦煌學一詞的術語化過程實際上主要由中國學者在20世紀40年代推動完成，並作爲學科名被最終確立下來。

樊錦詩主編《專家講敦煌》（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作爲“敦煌文化與絲綢之路叢書”之一，主要包括樊錦詩主講的《絲綢之路與敦煌莫高窟》、柴劍虹主講的《敦煌文化遺産的人文環境和文化特性》、包銘新主講的《敦煌圖像中的中國古代北方少數民族服飾》、李重申主講的《古代體育的真實畫卷——敦煌與古代體育》和趙聲良主講的《敦煌：中國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美術新動向》。這些講座内容涉及敦煌與絲綢之路的歷史文化、敦煌古代少數民族服飾、敦煌古代體育、古代敦煌藝術對現代美術發展的影響等。鄭煒明《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十周年館慶同人論文集：敦煌學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共收録學術館同人有關敦煌學論文計十餘篇，論文内容豐富、涉獵廣泛，既有考古、洞窟及遺址等考察，又有變文、樂名以至中外敦煌學家的評説；既有原創論文，又有翻譯作品；既有新知，又有經典，中西並蓄。郝春文主編《2014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爲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2014年年刊，刊發的學術研究綜述有2013年敦煌學、吐魯番學，2009年至2013年臺灣地區敦煌學、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吐魯番文書研究等，並有近期的學術會議介紹，同時刊發了與學術綜述相關的書目數篇。胡中良《2013年國内吐蕃研究論著目録》（《敦煌學輯刊》2期）對2013年度中國大陸地區出版發行的有關吐蕃研究的論著進行匯總。

敦煌文獻的整理、校釋與刊佈取得新的重要成果。郝春文主編《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第十一卷於2014年8月出版，釋録了《英藏敦煌文獻》第四卷所收寫本S.2092—S.2352號，並對每一件文書的定名、定性和寫本形態、研究狀況等給予介紹和説明。敦煌文獻的圖版影印出版有了新進展。方廣錩、吴芳思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本年度出版該書第31—40分册，圖録編號自S.1961 至S.2433號。另外，方廣錩《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敦煌研究》3期）用一系列翔實的數據，從文物、文獻、文字三個方面對國圖藏敦煌遺書作了較爲全面的介紹，反映了國圖敦煌遺書的現狀及其研究價值，最後指出敦煌遺書的發現將爲我國寫本學的創建奠定堅實的基礎。金雅聲、趙德安、沙木主編《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第六册出版，著録編號至ILO.TIB.J.VOL.5371號。金雅聲、郭恩主編《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西域藏文文獻》（上海古籍出版社）本年度出版至第十六册，著録編號爲P.T.1322—P.T.1352。于華剛、翁連溪《世界民間藏中國敦煌文獻（第一輯）》（中國書店出版社）出版，中國書店出版社將百餘年來散失各地的藏家手中的敦煌文獻逐一徵集、編輯，該叢書將爲全面整理敦煌文獻作出重要貢獻。

“敦煌遺書數據庫”的建成，極大地推動了敦煌文獻數字化的建設。《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建成》（《上海師範大學學報》6期）報告了由方廣錩任首席專家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敦煌遺書數據庫”已順利通過專家評審、正式結項的信息，其中指出“敦煌遺書數據庫”對敦煌文獻的整理和研究具有重大的推動意義。魏泓《國際敦煌項目（IDP）——敦煌與新疆的古文獻及文物的數字化儲存與訪問》（《敦煌研究》3期）簡要介紹了IDP在1994年啓動至今20年間的工作與成就，討論了IDP對藏經洞文物的研究所産生的巨大影響以及今後工作的主要目標。

有關敦煌哲學的探討依然是本年度的一個熱門議題，涉及生態哲學、學科體系建構、方法論建設和管理哲學等多個思想層面。李并成《敦煌文獻中藴涵的生態哲學思想探析》（《甘肅社會科學》4期）指出被譽爲“百科全書”式的敦煌文獻，保存了一批彌足珍貴的古代生態環境方面的資料，其中藴涵著豐富的生態哲學思想的光輝。楊利民《敦煌哲學的學科體系建構》（《甘肅社會科學》5期）認爲敦煌文化和敦煌學研究的内在邏輯、敦煌哲學學術研究及未來發展需要決定了敦煌哲學學科體系建構的必要性。閆曉勇、顔華東《略論敦煌哲學及其方法論》（《甘肅社會科學》1期）指出：敦煌哲學是適時探究和構建敦煌學體系的必要理論嘗試，而敦煌哲學方法論又是敦煌哲學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是推動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工具。徐曉卉《敦煌社邑文書反映的管理哲學思想管窺》（《甘肅社會科學》5期）指出大量的敦煌社邑文書非常真實地反映了中古時期民間社會的管理哲學思想：重視人文關懷的人本思想、重視經濟收益的功利性價值觀、重視禮義廉恥的倫理觀、重視患難與共的集體意識、重視民主平等的法治理念。

相關論文還有王晶波《敦煌文獻書寫符號的普查與分類研究》（《敦煌研究》5期），文章將敦煌文獻中的書寫符號按照性質、作用分爲標示性符號、應用性符號、校改性符號和表意性符號四個大類，概括總結了各類符號的源流特點和使用情況，並探討了敦煌文獻書寫符號在符號發展歷史中的作用和意義。方廣錩《敦煌遺書寫本特異性——寫本學劄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首先指出敦煌遺書具有唯一性和流變性的特點；其次從四個方面概括了敦煌遺書的特異性：反向抄寫、錯亂行款，正面可綴、背不可綴，爪剖舊卷、另組新卷，後人著録、誤作原題。董華鋒、林玉《四川博物院藏兩件敦煌絹畫》（《文物》1期）介紹了四川博物院所藏兩件敦煌藏經洞所出絹畫：一爲開寶二年（969）張定成繪千手千眼觀音像；二爲建隆二年（961）樊再昇繪水月觀音像。譚世寶《敦煌的詞源再探討》（《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有關傳世文獻源流的分析研究，再次强調“燉煌”爲漢語而非胡語音譯。馬德《敦煌遺書研究誤區檢討》（《敦煌研究》3期）一文指出敦煌遺書研究中存在著易取難避、順採逆捨、迷信名家大師、先入爲主、以今量古、以古當今等一些誤區，原因在於研究者們還需要全面的基礎訓練和堅持不懈的治學精神。石塚晴通、唐煒《從紙材看敦煌文獻的特徵》（《敦煌研究》3期）從對敦煌文獻全貌的考察出發，説明了在科學分析紙張材料的基礎上探索敦煌文獻特徵的研究方法。有關國内外不同藏地的敦煌吐魯番文物和文獻的介紹，主要有波波娃《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C·ф·奥登堡館藏中文文獻》（《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系統介紹了奥登堡的學術背景和他率領的中亞考察隊在新疆、敦煌地區所獲文物的情況。王素《印度新德里國立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等地文物》（《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介紹了在新德里國立博物館展廳所見的斯坦因於第二、第三次中亞考察時在敦煌吐魯番所獲的文物，指出將英國博物館和印度新德里博物館中的相關展品相互比較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二、歷史地理

敦煌史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歸義軍史、民族交往史、經濟史、法律史以及敦煌漢簡等方面。

政治史方面，鄭炳林、杜海《曹議金節度使位繼承權之爭——以“國太夫人”、“尚書”稱號爲中心》（《敦煌學輯刊》4期）認爲曹議金時期曹元德與天公主之子“尚書”圍繞節度使繼承權展開爭奪，最終天公主生子“尚書”在政治鬥爭中被清洗。杜海《曹議金權力枝系考》（《敦煌學輯刊》2期）考察了曹氏家族的權利關係，指出其一方面聯合敦煌地區的實力派家族獲得支持，同時大力扶持佛教，利用佛教在敦煌百姓中的影響鞏固政權，另外還提拔普通家族的子弟以鞏固基層統治。戴春陽《沙州刺史李庭光相關問題稽考》（《敦煌研究》5期）據相關碑文本身所藴涵的年代背景信息和相關文獻、文物資料，就碑文本身所書特點、時代、身份和籍貫四個方面論證了碑主爲李庭光，揭示其任沙州刺史的時間當爲長安四年（704）至景龍四年（710），碑文撰寫於景龍四年。余欣、周金泰《從王化到民間：漢唐間敦煌地區皇家〈月令〉與本土時令》（《史林》4期）梳理了敦煌文獻中的時令内容，指出敦煌時令文獻可大致分爲兩類：一類是由中央王朝頒行的皇家《月令》，另一類則是配合敦煌地域特色而生成的本土時令。樓勁《證聖元年勑與南北朝至唐代的旌表孝義之制——兼論S.1344號敦煌殘卷的定名問題》（《浙江學刊》1期）一文指出：旌表孝義是體現古代中國基本倫理和核心價值的政治舉措，有著深厚的社會基礎和廣泛的影響，並論述了南北朝“旌表孝義”與證聖元年勑的歷史背景、證聖元年勑的删定施用與S.1344號敦煌殘卷的定名問題等。孟憲實《武則天時期的“祥瑞”——以〈沙州圖經〉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通過對《沙州圖經》的解析，一窺武則天時代“祥瑞”狀況和“造神運動”。

陳光文《〈良吏傳〉輯考——以敦煌遺書與傳世類書爲中心》（《中國典籍與文化》3期）主要對《良吏傳》及其作者鍾岏進行考證與研究，並結合敦煌遺書與傳世類書對《良吏傳》内容進行輯佚。楊寶玉《法藏敦煌文書P.2942作者考辨》（《敦煌研究》1期）探討了法藏敦煌文書P.2942的作者問題，指出該卷爲判、牒、狀文集抄，筆跡一致只能説明爲同一人所抄，但抄寫者並不等於原作者，作者問題必須考析公文内容並結合當時河西西域地區的歷史背景綜合考慮來解決。宗俊《法藏敦煌文書P.2942相關問題再考》（《敦煌研究》2期）認爲P.2942號文書爲唐代吐蕃佔領河隴之際的官方文書，其中的“尚書”、“使主”、“副帥”、“元帥”爲同一人，但並非楊志烈或楊休明，而是崔漢衡墓誌所記“俄屬艱難，春官卿尚衡總戎河右”之句中的禮部尚書尚衡。郭俊葉《莫高窟第454窟窟主及其甬道重修問題》（《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莫高窟第454窟甬道南壁的重修痕跡進行解讀，認爲該窟在曹延禄之世進行了重修，重修者有可能是慕容氏。鄭怡楠《翟法榮與莫高窟第85窟營建的歷史背景》（《敦煌學輯刊》2期）一文認爲該窟的修建時間在張議潮開鑿了第156窟紀念收復河西和晉昇司空之後，作爲僧團首領的翟法榮爲自己修建了紀念晉昇都僧統的第85窟。張存良《新出〈魏哲墓誌銘〉及相關問題》（《敦煌學輯刊》1期）一文以新出《魏哲墓誌銘》爲主，結合初唐楊炯所作《唐右將軍魏哲神道碑》等傳世文獻，對魏哲的生平和相關史事進行考述。馮培紅《敦煌大族、名士與北涼王國——兼論五涼後期儒學從大族到名士的轉變》（《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論述了段業北涼與敦煌大族的獨立動向、沮渠氏北涼王國中的敦煌大族、敦煌名士與沮渠氏北涼的文化建設，同時論及五涼後期儒學從大族到名士的轉變過程。

民族交往方面，許序雅《從敦煌吐魯番文書看唐朝對來華九姓胡人的管理》（《西域研究》2期）一文指出：唐代留居中國的九姓胡人身份分爲著籍者、非著籍者、“投化胡家”和“胡客”四大類，唐朝政府對於這四類九姓胡採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陸離《關於吐蕃統治敦煌時期部落使的幾個問題》（《唐史論叢》2期）一文據漢藏史料對吐蕃統治敦煌的部落使的設置沿革進行了一些探討，以期能夠將對該問題的研究引向深入。仇鹿鳴《〈藥元福墓誌〉考——兼論藥氏的源流與沙陀化》（《敦煌學輯刊》3期）一文藉助新發現的藥元福墓誌提示的信息，認爲活躍於五代的藥氏，應出自沙陀三部落，同時認爲根據墓誌可對其族屬源流及沙陀化的過程做一些推測，並有助於重新認識沙陀族群構造的複雜性。陳粟裕《五代宋初時期于闐王族的漢化研究——以敦煌石窟中的于闐王族供養像爲中心》（《美術研究》3期）認爲在佛事活動上，于闐人與敦煌民衆趨於一致，寫經、造像並無二致，體現出于闐王族在服飾制度、佛教信仰方式上的漢化趨勢。趙和平《尉遲氏族源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一》（《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依據傳統史籍和敦煌文獻氏族譜材料，考證了尉遲氏的地望和族源，並對《魏書·官氏志》提到的“西方尉遲氏”提出了新的解釋。同氏《于闐尉遲氏源出鮮卑考——中古尉遲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3期）通過梳理目前已知于闐王尉遲氏的世系，及對公元445年吐谷渾主慕利延入于闐，“殺其王，有其地”等問題的討論，認爲于闐尉遲氏屬於吐谷渾之一部分，乃5世紀中慕利延入于闐後留作統主者。

關於敦煌地理、交通的考證比較集中，李并成《漢酒泉郡十一置考》（《敦煌研究》1期）在反復實地考察的基礎上，結合對有關文獻的考證，對於敦煌懸泉Ⅱ0214①：130簡中所記漢酒泉郡十一所置的設立及其位置進行了考證。高榮《漢代張掖屬國新考》（《敦煌研究》4期）指出張掖屬國的設置年代爲元封四年（前107），設置張掖屬國是爲了安置歸降的小月氏部落，故其民族構成也以小月氏爲主，漢代張掖屬國的設立爲切實“隔絶羌胡”、實現“斷匈奴右臂”的戰略，發揮了重要作用。交通方面，劉滿《北朝以來炳靈寺周圍交通路綫考索》（《敦煌學輯刊》3期）通過對比不同時代的文獻認爲，進出炳靈寺只有崎嶇的山間小路，是没有道路、渡口和橋樑的，宋人記載中所謂的“炳靈寺橋”即當時河州地區唯一的河橋安鄉關下的浮橋。王使臻《晚唐五代宋初川陝甘之間的交通與文化交流——以敦煌文獻爲主的考察》（《成都大學學報》4期）從晚唐五代宋初四川、陝西、甘肅之間的交通路綫著眼，用歷史文獻的研究方法，深入挖掘敦煌文獻中包含的歷史、地理價值，探討唐宋時期信息傳遞的具體過程，以研究唐宋時期社會生活的細節風貌。陳濤《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本〈驛程記〉地名及年代考》（《南都學壇》5期）一文指出，敦煌本《驛程記》涉及的地名共有21處，其中可以考證的地名有11處，有待進一步考證的地名有10處，作者通過對文書有關地名的考釋，推測敦煌本《驛程記》的具體成書年代應在唐宣宗大中五年。牛來穎《舟橋管理與令式關係——以〈水部式〉與〈天聖令〉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通過研究《水部式》和《天聖令》中的相關記載，考察了蒲津橋與《水部式》成文年代的關係以及舟橋管理和法典中的令式關係等問題。

經濟史方面，張新國《唐代吐魯番與敦煌地區受田差異初探——以敦煌吐魯番文書爲中心》（《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期）通過比較兩地“受田情況”個案差異的現象，揭示兩地在“受田方面”的整體差異，認爲這種差異是吐魯番地區水資源匱乏、可耕地較少的體現。徐曉卉《歸義軍時期敦煌的“官布”》（《中國農史》1期）一文指出在傳統文化和西州文化的影響下，敦煌歸義軍政權把棉質官布當作通用貨幣向民衆徵納“官布税”，由此敦煌社會把這種尺寸規格的棉布演變成了棉質布的一個品種——“官布”，這進一步説明公元九至十世紀時的敦煌地區没有普遍種植棉花。楊榮春《吐魯番出土〈北涼神璽三年（公元三九九年）倉曹貸糧文書〉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認爲，《北涼神璽三年倉曹貸糧文書》反映了段氏北涼統治已達高昌、實行了“常平倉”制度、郡縣屬官制度相當完備等情況。郝二旭《唐五代敦煌農業祭祀禮儀淺論》（《農業考古》4期）通過對與農業生産緊密相關的祭祀儀式如籍田、祭社稷、祭風師、祭雨師、祭雷神、祭青苗神、送蝗蟲等進行整理和考證，在很大程度上還原了當時這一地區農業祭祀禮儀的基本狀況，並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唐代農業祭祀禮儀的基本内容。

陳菊霞《辨析有關平康鄉人的敦煌文書》（《敦煌研究》4期）通過分析敦煌藏經洞所出有關平康鄉或平康鄉人的文書中人名的關聯性，認爲P.4693、S.6123等多件文書也是有關平康鄉人的敦煌文書，並簡要概述了平康鄉的地界、居民、寺院分佈以及居民的生活狀況。趙大旺《“觀子户”還是“館子户”——敦煌寫本〈索鐵子牒〉再探》（《敦煌研究》5期）首先整理了學界對於“觀子户”的研究成果，對部分内容的釋讀提出新的看法，推定補充了原文書部分殘缺的内容，並認爲“觀子户”乃“館子户”之音訛，並結合唐宋時期的重處色役問題進行論述。寇克紅《“都鄉”考略——以河西郡縣爲例》（《敦煌研究》4期）認爲都鄉是在當時政治分裂、戰爭頻繁、人口流徙等社會動亂的背景下産生的，是封建社會前期治理基層社會的過渡政權形式，對社會穩定起過重要作用，但隨著隋唐大一統局面的形成，“都鄉”制度宣告終結。關尾史郎《“五胡”時代户籍制度初探——以對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文書的分析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以户籍及相關文獻爲考察對象，從户籍格式、户籍製作程序、家口帳等三個方面討論了五胡十六國時期的户籍制度。

法律史方面，馮卓慧《唐代民事法律制度研究——帛書、敦煌文獻及律令所見》（商務印書館）從解讀帛書、石刻文獻、唐代律令，以現代民法即羅馬私法體系框架仔細梳理史料，系統論述了中國古代具有豐富而細密的民事、經濟法律規範制度。顧凌雲《唐代實判的判案依據研究》（《敦煌學輯刊》1期）通過對敦煌出土的唐代實判的考察，發現唐代刑事案件的判案依據爲唐律，民事與行政案件的判案依據分别爲情理與政局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同氏《敦煌判文殘卷中的唐代司法建議初探》（《敦煌研究》3期）通過對敦煌出土的唐代判文殘卷的考察，指出司法建議在唐代就已經存在。

對肩水金關漢簡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的成果主要有：黄艷萍《〈肩水金關漢簡（壹）〉紀年簡校考》（《敦煌研究》2期）指出2011年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壹）》中有紀年信息的簡牘約497枚，文章對其中一些年朔矛盾、紀年待考的紀年簡進行校考，以期有助於這批簡牘的分期斷代。另有羅見今、關守義《〈肩水金關漢簡（貳）〉曆簡年代考釋》（《敦煌研究》2期）對2012年出版的《肩水金關漢簡（貳）》中17枚曆譜散簡、9枚紀年殘簡和8枚月朔簡的年代進行考釋，同時對多片斷簡予以綴合。還有張英梅《試探肩水金關漢簡中“傳”的制度》（《敦煌研究》2期）一文對肩水金關漢簡中“傳”的制度作了新的研究，討論了庶民因公私事、吏員因公私事，刑徒、降者等人員過關申請“傳”程序的相同與不同點，探討了“傳”的使用以及“傳”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缺陷。另外，關於居延漢簡的研究，馬克冬、張顯成《〈居延新簡〉所記屯戍信息及其價值考論》（《敦煌研究》2期）一文指出《居延新簡》中有關屯戍的詞語可彌補傳世文獻之不足，可幫助我們更清楚地瞭解漢代的屯戍制和邊塞吏卒的工作、生活等情況，對這些詞語的新認識，有助於大型語文辭書的編纂和修訂。

三、社　　會

對於敦煌社會的研究，主要涉及占卜文書、鄉村組織與庶民生活、喪葬禮俗、娱樂與體育等多個方面，其中尤以占卜文獻的研究成果最爲顯著。鄭炳林、陳于柱《敦煌占卜文獻敍録》（蘭州大學出版社）於本年度出版，敍録内容包括易占、卜法、式法、天文占、宅經、葬書、禄命書、發病書、夢書、相書、婚嫁占、鳥占、逆刺占、走失占、雜占，兼及生理占、洗頭沐浴占、十二因緣占、時日宜忌、七曜占、六十甲子占、出行占、護宅神曆卷、厭禳述秘法等各種占法或厭禳書。黄正建《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研究（增訂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全書包括敦煌占卜文書的存世與研究概況，敦煌占卜文書的類型及其與傳世典籍的比較，敦煌占卜文書與唐五代占卜、敦煌占卜文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敦煌占婚嫁文書與唐五代的占婚嫁等内容。王祥偉《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書羽044之〈釜鳴占〉研究》（《文獻》4期）一文對羽44《百怪圖》中的“釜鳴占”進行校録和推補復原，並對其中涉及的“占驗法”和“厭勝法”進行了討論，最後對此種占法在古代社會中的應用情況作了説明。陳于柱、張福慧《敦煌藏文寫卷S.6878V〈金龜擇吉占走失法〉研究》（《中國典籍與文化》1期）指出S.6878V是唯一一件涉及出行占、婚嫁占及失物占的敦煌藏文術數文獻，這件文書的揭出彌補了相關敦煌漢文文獻的缺陷和不足，再現了唐宋時代龜占圖文的完整樣貌，並爲推進唐宋漢、藏文化交流史與西北吐蕃移民社會史研究提供了珍貴的一手資料。此外，陳于柱、張福慧《日本杏雨書屋藏敦煌文獻羽42背〈雲氣占法抄〉整理研究》（《天水師範學院學報》1期）指出羽42背《雲氣占法抄》寫本與此前已知的敦煌本雲氣占書均不同，但和多部傳世本天文氣象占典籍有著共同的卜辭來源，其創製時間很可能是在漢代。此件寫本的刊佈，進一步擴展了學界對中國古代天文氣象占文獻的認識，有助於保存並豐富古代的天文資料，並爲學界整理和研究中國古代天文氣象占文獻提供了新的素材。

對於鄉村組織與社邑的研究，孟憲實《敦煌文獻折射中國傳統農村組織“鄉土本色”》（《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月8日）一文指出敦煌民間文獻展現社邑組織結構，民間社邑代表民間文化傳統，通過敦煌文獻可以重新估量中國的傳統，尤其是社會的組織傳統。趙青山《隋唐宋初寫經社邑考略——以敦煌寫經題記爲中心》（《敦煌研究》1期）指出寫經社邑是一群爲積累功德、獲取福報的信徒組成的抄經團體，其規模視所抄寫的佛經多少和財力大小而定；寫經社邑内組織較爲簡單，所需財力由邑子承擔，抄寫的佛經送入寺院供養；佛經抄寫完畢，寫經社邑隨之解散。趙玉平《唐五代宋初敦煌春秋二社變遷新議》（《敦煌研究》5期）指出春秋二社的官方祭祀活動在唐宋之際轉變成了佛教齋會，可看出傳統的祭祀活動在本土文化、禮儀和外域文化的碰撞與交融中，是如何維繫自己的職能與地位的，同時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外來佛教相互適應發展的寫照。朱鳳玉《敦煌通俗字書所呈現之唐五代社會文化研究芻議——以敦煌寫本〈俗務要名林·飲食部〉爲例》（《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考察了敦煌文獻中通俗字書所展現的唐五代的社會生活，尤其是當時庶民的生活文化。

喪葬禮俗方面，王銘《菩薩引路：唐宋時期喪葬儀式中的引魂幡》（《敦煌研究》1期）一文認爲帶有明顯佛教特點的引魂幡，是儒家旌旗制度在中古佛教影響下的一種變體，唐宋時期佛幡與儒家傳統旌旗在喪葬儀式中的融合與創造，形成了引魂幡。賈小軍《榜題與畫像：魏晉十六國河西墓葬壁畫中的社會史》（《敦煌學輯刊》2期）一文對魏晉十六國河西墓葬壁畫中的榜題指代内容進行分類，認爲這些榜題廣泛分佈於敦煌、嘉峪關、酒泉、高臺等地，書寫靈活，書法多樣，反映了魏晉十六國時期豐富的河西社會歷史。吴浩軍《河西鎮墓文叢考（一、二）——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之五》（《敦煌學輯刊》1、3期）作爲敦煌墓葬文獻研究系列成果的組成部分，結合傳世文獻及田野調查所獲，進行文字校勘和河西歷史地理、喪葬風俗、民間信仰以及語言文字、書法等諸多方面的考察，以探討其文獻和歷史價值。喬輝、張小涓《法藏敦煌西域文獻〈喪禮服制度〉寫本殘卷考索》（《西藏大學學報》1期）一文結合相關禮書對殘卷内容及杜佑禮圖之作進行考釋，認爲殘卷有部分錯誤，然《喪禮圖》的内容較之前代有不少創新之處，又杜佑《唐禮圖》爲禮學史上的創新之作。

娱樂與體育方面，王晶波《從敦煌寫本看〈靈棋經〉的源流演變》（《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結合傳世文獻和敦煌抄本，對《靈棋經》一書的作者、注者及系統源流等相關問題進行了詳細考察，釐清了流傳過程中的謬誤，爲全面認識這部文獻提供了有益的視角和資料。趙貞《杏雨書屋藏羽41R〈雜字一本〉研究——兼談歸義軍時期的童蒙識字教育》（《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指出融入童蒙教材中的“時用要字”顯示了沙州官學童蒙教育較强的實用性和通識性特點，對於弘揚敦煌鄉土文化，凝結瓜、沙官民的地方保護意識，激發民衆給予歸義軍的濃厚熱情，乃至鞏固歸義軍政權，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叢振《古代敦煌狩獵生活小考》（《敦煌學輯刊》1期）通過對敦煌文獻和莫高窟壁畫中狩獵材料的釋讀，認爲敦煌狩獵活動從最初的經濟目的逐漸演變爲遊藝活動，帶有顯著的休閑娱樂色彩，尤其是鷹獵遊藝更成爲當時敦煌上層社會的身份象徵。李金梅、鄭志剛《中國古代馬球源流新考》（《敦煌學輯刊》1期）採用二重論證法，主要藉助新發現的民間收藏的漢代“打馬球畫像磚”進行考證分析，從圖像到文化，推斷漢代人的娱樂與競技生活狀態，進而證實視覺圖像中東漢馬球的技術形態和馬球盛行的可能性。高原《〈捉季布傳文〉與漢代擊鞠——兼論中國古代馬球的起源》（《敦煌學輯刊》2期）一文通過對現有史料的分析，認爲擊鞠至少在東漢已經流行，而這也給中國古代馬球起源的問題帶來新思考。

四、宗　　教

本年度的宗教研究主要涉及佛教、道教、景教、祆教、摩尼教等。

佛教研究包括敦煌僧寺研究、佛教文獻考釋、佛教儀軌探討等。敦煌僧寺研究方面，陳大爲《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書將敦煌僧寺納入整個中古社會佛教發展的大歷史背景當中，以敦煌淨土寺和龍興寺爲重點，研究唐後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寺的存在形態。王祥偉《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的“司”名機構探論》（《敦煌研究》1期）一文指出吐蕃歸義軍時期敦煌寺院設有招提司、堂齋司、修造司、功德司、公廨司、燈司、行像司和廚田司等諸司機構，認爲其中有的機構等同於寺院倉司機構，負責管理寺院的斛斗等財物，有的機構雖然掌管著寺院的部分斛斗等財物，但其與倉司有别，主要是負責其他相關事宜。

對於佛教文獻的考釋、校正、綴合與研究的成果頗豐。董大學《敦煌本〈金剛經〉注疏的流佈——以題記爲中心的考察》（《文獻》1期）一文通過敦煌文獻中的寫經題記來考察《金剛經》的流佈情況，指出不同時期的《金剛經》寫本在内容、書法特點、抄寫介質、裝幀形式、抄經題記等各個方面鮮明地反映出各個時代的特色，具有較高的研究價值。曹凌《敦煌本〈十方千五百佛名經〉雜考》（《敦煌研究》4期）通過對敦煌本《十方千五百佛名經》的研究，提出敦煌流行的經本是在只有十方各五十佛名的祖本基礎上經過多次改寫而成的廣本，其祖本可能是《出三藏記集》等經録中記載的《千五百佛名經》。李尚全《敦煌本〈修心要論〉：禪宗創立的文獻根據》（《南京曉莊學院學報》1期）一文指出從敦煌本《修心要論》來看，四祖道信和五祖弘忍師徒在湖北黄梅創立的禪法，頓悟與漸修合一，是由發菩提心、藉教悟宗、打坐實修和事上磨煉四大環節組成的修學體系，並把儒家“内聖外王”理論佛教化，標誌著禪宗的創立。張子開《〈歷代法寶記〉所引“外書”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在對“外書”進行定義的同時，列舉了敦煌寫本《歷代法寶記》所列“外書”的目録。

邱忠鳴《浙藏插圖本〈佛説阿彌陀經〉寫本年代初考——兼論傳世寫本的真僞與年代問題》（《敦煌學輯刊》3期）一文對現藏浙江省博物館的插圖本《佛説阿彌陀經》寫本殘片進行了多方面考察，包括建築、七寶池、蓮座、人物服飾、繪畫用筆等方面，同時討論了其年代歸屬和擬名，以及部分圖像内容的辨識等問題。張小艷《敦煌本〈盂蘭盆經贊述〉兩種辨正》（《文獻》6期）認爲法藏本《贊述》的作者並非前人所謂的慧淨，而是慧沼；上圖本《贊述》乃慧淨所撰，並對宗密《疏》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張涌泉、羅慕君《俄藏未定名〈八陽經〉殘片考》（《敦煌研究》2期）通過普查《俄藏敦煌文獻》第11—17册未定名殘片，共計發現《八陽經》殘片63件，對其逐件加以定名並作敍録，力求清晰、準確、翔實地反映這批殘片的真實面貌。范舒《吐魯番本玄應〈一切經音義〉研究》（《敦煌研究》6期）對吐魯番出土《一切經音義》殘片進行綴合並定名，將吐魯番本底卷與今玄應《一切經音義》主要版本對勘，闡明了吐魯番本玄應《一切經音義》的校勘價值和版本價值，糾正了今通行《高麗藏》本和《磧砂藏》本中的一些訛誤，簡要確定了吐魯番本寫卷在玄應《一切經音義》版本系統中的歸屬。張涌泉、劉艷紅、張宇《敦煌本〈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殘卷綴合研究》（《浙江師範大學學報》6期）一文指出目前公佈的敦煌文獻中共有《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寫卷382號，其中只有兩號爲完整的全卷，其他均爲殘卷或殘片，作者通過對其内容、裂痕、行款、書風等方面進行分析，將其中的28號殘卷或殘片綴合成14組。

敦煌密教文獻的闡釋與歸類方面，有趙曉星《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持明密典——中唐敦煌密教文獻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期）、《吐蕃時期敦煌密教經典的種類——中唐敦煌密教文獻研究之三》（《敦煌研究》5期）兩文。作者整理了吐蕃統治敦煌時期的持明經典，並將其分爲佛頂、宿曜、諸菩薩、金剛明王天部、諸陀羅尼法、諸經儀軌六個類别，在每種經典後列出了敦煌文獻編號，最後總結了蕃佔時期敦煌流行的持明密典的特點。有關密教經典的種類，作者以中唐敦煌漢文文獻中的“佛教經録”與敦煌漢藏對譯文獻P.2046“佛學字書”爲研究對象，考察了這些文獻中記録的佛經名稱，並且對其中的密教經典進行了重點分析，總結出蕃佔時期密教經典在敦煌收藏與流行的基本情況。三階教的研究方面，陳明、王惠民《敦煌龍興寺等寺院藏三階教經籍》（《敦煌研究》2期）一文通過對P.3202、P.3869、P.4039、D0715、BD14129等寺院藏經目録的内容和時代的考察，確定在9、10世紀敦煌龍興寺、金光明寺、三界寺等寺院中收藏有三階教經籍。楊學勇《三階教研究的幾個問題》（《敦煌學輯刊》2期）一文對三階教徒的判别標準、三階教《七階禮》的形成過程給予論述，同時認爲不應站在淨土教等宗派的立場上看它們對三階教的非難，還必須結合三階教典籍對這些批判進行的回應，纔能完整地把握三階教與其他宗派的鬥爭。

佛教儀軌方面，侯沖《齋僧文立體展現古代敦煌佛教儀式具體形態》（《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5月14日）一文認爲從齋僧的角度來重新解讀敦煌文書，可以使看似孤立的文本成爲天然的上下文，從而立體地展現古代敦煌佛教儀式的具體形態，也爲研究中國佛教史提供新的視角。同氏《敦煌變文：佛教齋供儀式角度的解讀》（《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從佛教儀式角度對包括莊嚴文的“變文”等敦煌文獻與佛教齋供儀式的關係進行討論。荒見泰史《敦煌本十齋日資料與齋會、儀禮》（《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首先探討了印度的“六齋日”和中國“十齋日”之關係，其次較系統地介紹了敦煌文獻中有關十齋日的資料及其傳播和使用情況，探討了信仰、齋會和儀禮之間的關係。Stephen F.Teiser.The Literary Style of Dunhuang Healing Liturgies（太史文《敦煌寫本“患文”的文學特點》，《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將敦煌文獻中“患文”的格式分爲嘆德、齋意、患者、道場、莊嚴、願文、號尾等。陳開穎《北魏帝后禮佛儀仗規制及場景復原推想——以鞏縣第1窟爲中心的考察》（《敦煌研究》5期）一文指出鞏縣第1窟中的帝后禮佛圖採用“主從形式”的人物構圖方式，按照一定規則體現出身份等級的差别，這反映出北魏晚期禮儀制度已完全確立並滲透進佛教儀軌中。姚瀟鶇《敦煌文獻所見“魔睺羅”考述》（《敦煌學輯刊》2期）指出敦煌文獻中記載的魔睺羅與宋元七夕節時流行的魔睺羅在名稱和形象上類似，應爲同一名物；敦煌魔睺羅與化生都是佛教寺院盂蘭盆會時需要的供養具，所指也應是同一種名物。太史文《中陰圖：敦煌出土插圖本〈十王經〉研究》（《西夏研究》4期）對敦煌出土的插圖本《十王經》的内容進行了探討，認爲《十王經》中保留了許多儒家文化中的孝順、禮儀、官制内容；同時對插圖本《十王經》的十四幅插圖進行了詳解，發現儒家文化對死亡的理解在這些中陰圖中得到了有趣的形象圖解。戴曉雲《水陸法會起源和發展再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在綜合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水陸法會的起源做了重新考量，認爲梁武帝即水陸法會的最初舉辦者和倡導者。

道教方面，劉屹《敦煌道經斷代：道教史研究的新契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月8日）一文指出將以往斷代不明的道經判歸爲某個相對明確的歷史階段，再從中梳理出道教史發展的脈絡，是研究敦煌道教文獻，特别是研究敦煌道經的基本思路，亦能恰當地把握其所藴含的重要學術價值。劉永明《P.3562V〈道教齋醮度亡祈願文集〉與唐代的敦煌道教（二）》（《敦煌學輯刊》1期）一文從《道教齋醮度亡祈願文集》所録齋文的形成時間和文書的抄寫時間兩方面對其進行斷代，認爲其中齋文的形成大致從唐玄宗時期一直延續到晚唐和五代初期的歸義軍時期，同時對該文書所反映的唐代道教齋事活動進行考察，分析這一時期齋醮活動的内容及特點。許蔚《〈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的成立年代及相關問題》（《敦煌研究》4期）通過對文本的細緻閲讀，發現《慈善孝子報恩成道經》中出現了“無盡藏”、“十惡”、“七月七日立秋之節”等具有時代特徵的詞彙或表達，可推測該經成立於隋唐之際，其上限不早於隋文帝開皇八年，下限則可能不晚於武周延載元年。劉湘蘭《敦煌本〈老子變化經〉與老子神話之建構》（《武漢大學學報》4期）一文認爲《老子變化經》對老子與道混一、出生異相、變化神通、爲帝王師等情節進行了系統敍述，建構了較爲完整的老子神話體系，開啓了後世道教徒神化老子之風氣，在老子神化史、道教發展史中具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景教研究主要集中於對景教文獻的考釋，有關祆教和摩尼教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王蘭平《日本杏雨書屋藏唐代敦煌景教寫本〈序聽迷詩所經〉釋考》（《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根據最近日本杏雨書屋新刊佈的《序聽迷詩所經》彩版影印件，按照古籍整理尊重原典的精神，對該經文本進行了最新輯録和考釋，爲學界提供一個釋録準確、並盡可能反映最新研究信息的文本，以期有益於中國景教之研究。此外，同氏《再論敦煌景教寫本P.3847〈尊經〉之譯撰時間》（《寧波工程學院學報》3期）一文指出P.3847《尊經》是一份景教傳教士佈道的文書，爲宣教師用作信徒領唱之用，而該經尾跋則是禮拜結束之後佈道者對《尊經》所讚美諸經向信徒作的一個口頭解釋文字底本。陳瑋《公元7—14世紀景教在寧夏區域發展史研究》（《敦煌研究》1期）通過回顧景教在寧夏的傳播史，剖析了景教在寧夏的發展軌跡，考證了景教在寧夏的教會組織和信教民族，並對其衰亡的經驗教訓進行了初步總結。祆教方面，張小貴《敦煌文書〈兒郎偉〉與祆教關係辨析》（《西域研究》3期）一文認爲，無論從具體含義，還是書寫格式或使用語境看，兒郎偉與中古波斯語nīrang均未見有實質性的聯繫，其中驅儺《兒郎偉》所記“部領安城大祆”一句表明，安城大祆成爲某支驅儺隊伍的主神，反映了敦煌地區一度盛行的祆神崇拜業已融入當地民間的傳統信仰。摩尼教方面，楊富學《高昌回鶻摩尼教稽考》（《敦煌研究》2期）一文從吐魯番、敦煌等地出土的回鶻文、漢文、波斯文文獻以及域外史籍對高昌回鶻摩尼教的記載入手，認爲自8世紀末直到11世紀中期，摩尼教在高昌回鶻王國是相當流行的。

五、語言文字

本年度有關語言文字的研究成果頗爲豐富，其中字詞考釋類研究較多。如張文冠《九州大學文學部藏敦煌文書〈新大德造窟簷計料〉字詞考釋二則》（《敦煌研究》2期）認爲日本九州大學文學部所藏敦煌文書《新大德造窟簷計料》中的“棦”或當作“桴”，義謂“楣樑”，“枇”當同“梐”，義謂“門窗立框”，且“梐”並非“楔”之訛字。蕭旭《敦煌變文校正舉例》（《敦煌研究》2期）對《敦煌變文校注》中的一些問題給予校正。鄧文寬《“寒盜”或即“譀盜”》（《敦煌研究》3期）指出在敦煌吐魯番出土的買賣契約中，經常出現“寒盜”一詞，意思是所賣物品被第三人指斥爲偷盜所得，作者推測“寒盜”的原形可能是“譀盜”，並由此進行論證。黄征、黄衛《歐陽詢行楷〈千字文〉俗字與敦煌俗字特徵考辨》（《藝術百家》3期）主要探討了“俗省一横”、“俗省一豎”、“俗省多畫”、“俗增筆畫”、“俗改結構”、“俗改部件”、“雜類俗字”七個類别的俗字特徵，通過俗字、避諱字字形的比較來判斷作品真僞，並由此證明書法家亦未能免“俗”。龔元華《英藏敦煌寫卷俗字字形誤釋考校舉例》（《中國語文》5期）一文就英藏敦煌文獻寫卷中出現的因俗字問題而釋録不當的字例進行辨析和考證。

此外，對敦煌書儀、敦煌歷文、敦煌變文、寫本音韻書的考釋文章有王曉平《敦煌書儀與日本〈雲州消息〉敬語的比較研究》（《敦煌研究》2期），文章指出唐五代書儀中的敬語對日本“往來物”的語言有顯著影響，日本書札範文中的敬語，不僅反映了那一特定時代文士人際交往的重要方面，也反映了兩國文化的共同特點。于正安《論敦煌歷文的語料價值》（《現代語文》10期）指出唐宋時期有一類財務方面的文書——歷，在語言學方面，敦煌歷文口語色彩强烈，其間夾雜方言俗語語詞，是近代漢語研究的重要語料。玄幸子《敦煌文獻與中國口語史研究——以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爲中心》（《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通過對太田辰夫所著《中國語歷史文法》的句子引證，重新考量了一些有關歷史口語語法的問題，著重探討了敦煌文獻在中國口語史研究上的意義。張磊《新出敦煌吐魯番寫本韻書、音義書考》（《浙江社會科學》3期）對《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藏西域文獻遺珍》和《大谷文書集成》第四卷新收録的六件敦煌吐魯番所出寫本音義書殘片進行考察，指出大谷文書中發現了慧琳《一切經音義》抄本殘片，爲研究該書刻本之前的流傳情況提供了難得的綫索。謝燕琳《敦煌變文稱謂語的研究價值》（《語文學刊》2期）認爲敦煌變文中豐富而多樣的稱謂是考察漢語稱謂語發展的珍貴資料，對其特點進行系統而深入的挖掘，不僅在語言學方面具有很高的研究價值，而且在弘揚傳統道德、大力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同樣具有極其深遠的現實意義。

六、文　　學

敦煌文學相關的研究成果集中在敦煌俗文學、敦煌歌辭、敦煌文、曲子詞、變文、詩賦等多個專題。張鴻勛《張鴻勛跨文化視野下的敦煌俗文學》（上海古籍出版社）一書共收録張鴻勛自選論文22篇，集中反映了敦煌俗文學作品與日、印、阿拉伯各國作品，以及與傳世俗文學作品的比較研究成果，不僅是個人的研究總結，於我國敦煌俗文學研究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任中敏《敦煌歌辭總編（上中下）》（鳳凰出版社）全面輯録了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歌辭作品1300餘首，並羅列此前多種録文，對每首歌辭作了校訂，涉及詞律、文字、内容等方面，是至今爲止敦煌歌辭的集大成之作。鍾書林、張磊《敦煌文研究與校注》（武漢大學出版社）分爲上下兩編，上編“敦煌文研究”分别對敦煌文的文學風格、所用文體、語詞訓詁、民族歷史文化、文史疑竇、文獻價值及未來發展諸方面逐一進行頗爲全面的考察和探討；下編“敦煌文校注”彙集了前人忽略的一大批敦煌文作品，如表、啓、書信、傳、記、論、序、題記、箴、銘、遺令、祭文12類文體，共計354篇。

有關敦煌曲的探討，王昊《“敦煌曲”名義和“唐詞”論爭及其現代學術意義》（《北京大學學報》6期）認爲論爭體現了現代學科意義上的“音樂文學”與“詞學”及與傳統“樂府學”不同的基本學術觀念，這一議題對當下回應强調“中華文化主體性”的學術思潮，及走出思維和方法論誤區，具有啓示意義。包朗、楊富學《法曲子“三皈依”爲詞牌説——敦煌本、霞浦本〈三皈依〉比較研究》（《文獻》1期）通過比較敦煌本與霞浦本《三皈依》的押韻模式和文體結構，指出《三皈依》屬法曲子之詞牌，該詞牌得以寄託於宗教法事而在民間廣泛流傳，頗有適俗性。

宗教文學方面，鄭阿財《敦煌佛教文學理念的建構與研究面向》（《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首先回顧了從“敦煌俗文學”向“敦煌文學”概念發展的歷程，認爲“敦煌佛教文學”也是其發展的必然結果之一；同時指出“敦煌佛教文學”除了應注重敦煌文獻的獨特性之外，還要注意佛教的自覺性和文學的創作性。同氏《從敦煌文獻論靈驗故事在唱導活動中的運用》（《敦煌研究》3期）以敦煌文獻爲核心，分别就靈驗故事傳播的途徑、手段及其在佛教唱導活動、道教講經及儒家宣講等方面，論證靈驗故事在高僧、道士、儒生宣唱教化、開導信衆時運用之實況。趙青山、岳漢萍《隋唐時期佛教面對世俗社會的講經活動》（《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認爲講經是佛教宣講教義的基本形式，面對不同群體，其講義内容多有不同，面對世俗社會，講經内容和形式不得不改弦更張，是佛教宣揚教義、擴大社會根基的權宜之舉。劉連香《北朝佛傳故事龍浴太子形象演變》（《敦煌研究》6期）認爲與龍浴太子形象並存的佛像主尊和其他佛像身份的變化，體現出佛教信仰由小乘向大乘的轉變，符合當時戰亂頻仍狀況下人們希冀社會安定的心理需求。韓傳强、劉麗《雙峰山上的一場論道——〈先德集於雙峰山塔各談玄理十二〉》（《敦煌研究》6期）一文在對文獻録校的基礎上，對其歸屬進行了判釋，並對它的内容進行了解讀。王三慶《十念文研究》（《敦煌研究》3期）一文從敦煌文獻及古佚著作《五杉集》一書中檢出十念諸文獻，並以《道藏》本《黄籙十念儀》等作爲對照，説明十念文的使用場合及功能，同時也藉此檢討唱導的意涵。王三慶《敦煌應用文書啓請文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從含“啓請文”和“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的S.3875《諸雜齋文》談起，展開相關寫本的調查，涉及P.3444、P.2915、P.2820、P.3129等十四個卷號。

變文方面，劉曉玲、李并成《論敦煌寫卷中的醜女形象及其審醜價值》（《文藝研究》8期）以刻畫醜女的敦煌寫本爲基礎，對醜女之醜的特徵進行分析，進而探討醜女形象産生的特殊歷史語境、審醜文學觀的發展，目的是對這些醜女形象在中國文學中的審醜價值表明個人觀點。王啓濤《敦煌變文〈鷰子賦〉再研究》（《西南民族大學學報》3期）指出吐魯番出土文獻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唐代原汁原味的政治、經濟、法制文書，將吐魯番文獻與敦煌變文相互觀照，實現文史互證，是一條可行之路，而且從這一角度對敦煌變文名篇《鷰子賦》進行再研究，能更好地理解其文句的具體含義。

敦煌詩集方面，顧浙秦《敦煌詩集殘卷涉蕃唐詩綜論》（《西藏研究》3期）指出敦煌唐人詩集殘卷P.2555、P.3812中的涉蕃詩集形象地展現了落蕃文人被羈用的生活境遇與精神面貌，其詩作關涉8世紀中期河隴陷蕃後的社會狀況、民族關係以及吐蕃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填補歷史文獻記載闕如的必要史料。郜同麟《〈王梵志詩校注〉商兑》（《敦煌研究》6期）對項楚《王梵志詩校注》一書提出一些商榷意見，著重考察了“險語”、“産圖”、“遭羅”等幾組疑難詞。張蓓蓓《黑水城抄本〈慢二郎〉考釋》（《敦煌學輯刊》3期）對黑水城抄本《慢二郎》進行校釋和考察，認爲其思想内容與金元時期《二郎神》及《二郎神慢》一致，皆帶有一定的宗教色彩，《慢二郎》與《悟真篇》中一詩的詞彙存在高度重合，思想文化存在一致性，或有因襲關係。高國藩《敦煌唐人祭祀韻文非物質文化遺産的傳播》（《寧夏師範學院學報》2期）認爲敦煌遺書中宗教祭祀韻文俗文學是指宗教祭祀催成的民間通俗詩詞，既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也有豐富的文化傳統，表現了中華民族的智慧。

七、藝　　術

本年度關於敦煌藝術的研究成果囊括石窟美術史、敦煌樂舞、壁畫圖像、造像藝術、建築裝飾、服飾圖像、書法藝術等諸多門類。

由趙聲良等撰著的《敦煌石窟美術史（十六國北朝卷）》（高等教育出版社）從美術史的角度系統研究敦煌石窟藝術發展的歷史，從整體上把握敦煌石窟藝術的本質，分清各時代、各類型的藝術風格及其特徵，確立敦煌石窟美術在中國美術史上的地位，是一部敦煌石窟藝術研究的系統性著作，是中國美術史上一部具有重要地位的研究專著。敦煌與絲綢之路文化是西部這片熱土所孕育出的燦爛傑作，張乃翥《佛教石窟與絲綢之路》（甘肅教育出版社）一書是在以往諸多學者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學界關於敦煌與絲綢之路文化最新研究成果的一次梳理。沙武田《石窟考古開闢敦煌學研究新領域》（《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1月8日）指出近年來國内外的敦煌藝術研究專家和學者開始對單一石窟作深入考察，成爲新時代背景下敦煌石窟研究的重要方向和熱點問題；對一個時代石窟的全景式考察和洞窟思想與功能的研究，是近年來敦煌石窟研究的另一個新熱點。

王建疆《敦煌藝術的“再生”：窟外新敦煌學的精神内涵》（《中國社會科學報》2014年2月28日）指出敦煌文化的神奇和敦煌藝術的魅力就在於它通過吸納和同化而形成的將自己的本體文化不斷健全、不斷提昇、不斷發展的超强能力，這種能力積澱爲一種意志力，昇華爲一種精神。曾繁仁《敦煌藝術中“天”的形象到“天人”形象的歷史嬗變》（《復旦學報》4期）認爲敦煌壁畫形象的嬗變原因在於佛教東傳過程中經歷了由印度佛教到中國佛教的歷史演變，壁畫創作則由希臘畫師憑藉希臘畫法向中國畫師憑藉中國畫法轉變，致使圖像的所指與能指均發生變化。牛樂《從敦煌情結到民族主題——甘肅地域美術現象的文化闡釋》（《甘肅社會科學》2期）指出當代文化的視覺轉向使美術文本成爲當代文化研究中重要的闡釋對象，通過對甘肅近現代美術現象的文化闡釋，論述地域文化以及民族文化在當代中國文化系統的構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李其瓊《敦煌藝緣》（甘肅人民出版社）收入著名畫家李其瓊創作的敦煌壁畫臨摹作品百餘幅和部分文章，突出反映了作者近年來繪畫藝術的審美思想和創作水準，具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張導曦《學院經典臨摹·從臨摹到寫生創作：敦煌壁畫》（湖北美術出版社）指出，在臨摹的過程中，通過由技法至藝術處理的細心揣摩、研究，可以有效地學到許多繪畫技巧和表現手法，尤其是初學者經過臨摹傳統繪畫，能提高自己的鑒賞能力和欣賞水準。王學麗《敦煌榆林窟第29窟北壁西側〈水月觀音〉臨摹研究》（《美術學報》3期）首先梳理了中國敦煌壁畫的臨摹狀況，再介紹日本的臨摹經驗，最後詳細闡述了作者本人意圖綜合中日兩國臨摹方式的臨摹實踐過程。

常莎娜《中國敦煌歷代裝飾圖案》（清華大學出版社）是繼作者《中國敦煌歷代裝飾圖案》出版後，對敦煌歷代壁畫和彩塑豐富多樣的裝飾圖案再作的系統研究和整理。柴劍虹《壁畫絲蹤——兼及觀瞻斯里蘭卡石窟得到的啓示》（《敦煌研究》1期）通過對敦煌壁畫高清數字化圖片的觀察，佐以斯里蘭卡丹布拉石窟和獅子岩壁畫的諸多細節，認爲石窟壁畫和彩塑中佛、菩薩、飛天等形象的服飾與我國的家蠶絲織品關係密切，是人間絲綢服裝在佛教壁畫中的生動展現。楊建軍、崔岩《唐代佛幡圖案與工藝研究》（《敦煌研究》2期）依據莫高窟藏經洞發現以及日本寺院的傳世品等具體實物與圖像，參考文字記載，對唐代佛幡的來源、形制、圖案和工藝進行了探討，以認識它在技術和藝術上的綜合特點。

敦煌樂舞方面，韓蘭魁《敦煌樂舞研究文集》（文化藝術出版社）共收録文章28篇，分爲敦煌壁畫中的樂舞、文化及傳播，敦煌壁畫中的樂譜、樂隊及樂器，敦煌壁畫中的舞蹈、造型及重建，敦煌壁畫中的服飾、造像及審美，敦煌樂舞的其他研究五部分。史敦宇、歐陽琳、史葦湘、金洵《敦煌舞樂》（甘肅人民出版社）將敦煌壁畫中最引人注目的飛天和千姿百態的音樂舞蹈形象用綫描的形式加以整理歸納，展現從北涼到元代一千年間的樂舞形象。楊東苗、金衛東《敦煌舞蹈精品綫描》（浙江古籍出版社）介紹了敦煌早、中、晚期的舞蹈的洞窟，以及敦煌壁畫中的雙人舞、童子舞洞窟。李寶傑《敦煌壁畫經變圖禮佛樂隊與唐代坐部伎樂的比較研究》（《交響》1期）認爲，經變圖中的伎樂有著自身的特點，其中的“禮佛樂隊”多以坐樂形式呈現，無論其形式、規模、樂器使用、樂隊組合等，似與唐宫廷的坐部伎樂在形式上有所關聯。

壁畫圖像方面，王瑞雷《敦煌、西藏西部早期惡趣清淨曼荼羅圖像探析》（《故宫博物院院刊》5期）擬據《惡趣清淨怛特羅》並結合漢藏佛教史籍中與惡趣清淨新譯派九佛頂曼荼羅有關的文獻，探討屬惡趣清淨系九佛頂曼荼羅圖像的配置及該曼荼羅在敦煌、西藏西部各時期思想功能的轉變。殷光明《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變與法身思想》（《敦煌研究》1期）指出密教五方佛是以大乘經典和圖像爲基礎組織起來的神祇系統，敦煌石窟爲我們展示了這一圖像發展和演化的過程，説明顯密結合、顯體密用是敦煌密教發展的主流，而敦煌顯密五方佛圖像的轉變就是顯體密用的一個典型例證。宫治昭《彌勒菩薩與觀音菩薩——圖像的創立與演變》（《敦煌研究》3期）以彌勒菩薩、觀音菩薩像的發展演變爲例，探尋其在印度、中亞、東亞的信仰演變情況，對两位菩薩的信仰在印度與東亞的異同及其理由、背景進行考察。顧淑彦《敦煌莫高窟第146窟賢愚經變屏風畫考》（《敦煌研究》2期）對莫高窟第146窟賢愚經變屏風畫的内容進行了梳理，並對《敦煌石窟内容總録》中定名不確定以及錯誤的兩扇屏風進行了重新考定，分别確定爲《賢愚經變華天因緣品》和《優波毱提品》。胡同慶《從西魏第249窟龍鳳駕車圖像論敦煌藝術的模仿性》（《敦煌研究》4期）通過對莫高窟西魏第249窟龍鳳駕車圖像的研究，認爲不僅龍鳳駕車圖像之間存在著模仿，同時敦煌藝術中也普遍存在著模仿，大量的模仿不僅有利於佛教的宣傳和弘揚，還爲敦煌藝術的保存提供了條件，而模仿過程中的差異性也爲藝術創新創造了條件。劉永增《瓜州榆林窟第3窟釋迦八相圖圖像解説》（《敦煌研究》4期）以印度貴霜、笈多、波羅王朝遺存的釋迦八相造像爲研究對象，細緻入微地分析了公元2世紀以來的印度四相圖和八相圖的表現形式及其流變。

造像藝術方面，宏正、界平《佛教石窟造像功用思想研究——以涼州、敦煌、麥積山、雲岡等石窟造像爲例》（《敦煌學輯刊》1期）主要以涼州、敦煌、麥積山、雲岡石窟中的個例，從窟主、形制、造像題材等方面來分析和探究洞窟中佛教造像的功用思想。苗利輝《説一切有部的法身觀“十八不共法”——兼論它在龜兹石窟中的圖像表現》（《敦煌學輯刊》3期）指出十八不共法是小乘説一切有部的法身觀的重要内容，包括十力、四無畏、三念住和大悲，是佛所獨具的能力和功德，這種思想在説一切有部的經典和龜兹石窟的壁畫中均有反映。李翎《從犍陀羅開始：訶利諦的信仰與造像》（《敦煌學輯刊》2期）考察了訶利諦的信仰與造像問題，認爲訶利諦的造像明顯帶有希臘文化的特徵，但佛教中著名的夜叉神訶利諦，在犍陀羅時期没有任何夜叉的特徵，轉變爲夜叉神是佛教後期的編纂。

建築裝飾方面，楚小慶《“反植荷渠”藝術樣式演變及其對中國建築裝飾設計的影響考略》（《敦煌學輯刊》2期）通過圖像與文獻考證相結合的方式對“反植荷渠”藝術樣式的淵源、分佈、造型及風格進行分析，認爲這種建築樣式一方面體現了從“實用性”裝飾向“裝飾性”文化符號演變的現象，另一方面也生動地顯示了審美更迭背景下建造思想的變化。劉滌宇《從歷史圖像到建築信息——以1930—1950年代兩位學者以敦煌壁畫爲素材的建築史研究成果爲例》（《建築學報》Z1期）通過重讀1930—1950年代中國學者梁思成和西方學者布林以敦煌壁畫爲素材的中國建築史研究成果，重新審視從歷史圖像到建築信息這個環節的關鍵問題，包括從價值判斷的角度評估歷史圖像素材使用的局限與潛力，以及歷史圖像的細節辨識與空間尺度還原的問題。

對敦煌樂器的探討包括琵琶、二胡及横臥類彈弦樂器等。王國振敦煌國樂系列叢書之《琵琶使用手册》、《二胡使用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分别對琵琶、二胡的歷史、結構、品種以及演奏、挑選等知識進行系統化梳理，指出它們將有利於琵琶、二胡的學習和教育以及對珍貴資料的搜集和保存，爲傳承和發展民族音樂做出積極的努力。李村《敦煌壁畫中的横臥類彈弦樂器》（《交響》1期）指出敦煌石窟壁畫中的横臥類彈弦樂器主要有箏、瑟、琴、臥箜篌等，樂器圖像存在著一定的寫意性、示意性與概括性等特點。

服飾圖像研究方面，張先堂《敦煌石窟供養人服飾藝術圖像資料的特色和價值》（《藝術設計研究》1期）指出敦煌石窟供養人服飾藝術圖像資料具有歷史悠久、序列完整、數量巨大、形態豐富、文化交融、民族特色等幾個方面的特徵，並説明它們對中國古代服飾史學科建設、石窟考古研究和當代服飾工藝美術研究、設計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價值。盧秀文《敦煌民俗樂舞服飾圖像研究——〈宋國夫人出行圖〉女子樂舞服飾》（《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敦煌石窟晚唐第156窟《宋國夫人出行圖》中的女子樂舞服飾，是在我國中原樂舞服飾的基礎上，吸收融合西域樂舞服飾以及中亞服飾等域外有益成分形成的。李波《莫高窟唐五代壁畫供養人服飾領型研究》（《敦煌研究》6期）對莫高窟唐五代供養人服飾中出現的領型形制進行了分析，歸納出六種領型，它們是直領、交領、圓領、綣領、袒領、方心曲領，並就這六種領型與服裝款式搭配關係和領型與性别、等級之間的關係、領型形成的淵源進行了研究探索。

本年度有關敦煌書法的研究成果較多。毛秋瑾《墨香佛音——敦煌寫經書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主要運用文獻考證與圖像分析的研究方法，對公元4—11世紀有題記的佛經進行較全面的考察和分析，以期在準確把握文獻和實物資料的基礎上，構畫出自晉至宋這一歷史階段敦煌寫經書法的整體風貌和發展演變的過程。在個案研究方面，同氏《裴行儉與唐代書壇——兼及敦煌吐魯番本〈文選〉》（《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期）以唐代名將裴行儉的仕宦經歷爲著眼點，勾稽與裴行儉相關的唐初書壇的文獻與圖像資料，結合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文選》寫本，考察了裴行儉的書法面貌及其在唐初書壇的地位與影響。沈樂平編著《敦煌書法精粹》（上海書畫出版社）對書中的每一件作品都附有精要的作品信息和書法點評，是目前國内唯一從書法角度出版的敦煌圖書。周伯衍《重返敦煌（敦煌書學潮流與當代意義重構）》（西安出版社）從敦煌歷史的研究入手，以書法爲切入點，詳細探討了敦煌經書書法在中國書法史上的變遷、沿革及發展。黄征《法藏敦煌草書寫本P.2063淨眼〈因明入正理論略抄〉殘卷校録整理》（《藝術百家》2期）首次以彩色圖片爲依據逐字校録整理了該件草書作品全文，詳細考辨各個疑難字形的書寫、校訂情況，使得校録文本可以圖文對照、輕鬆閲讀。

八、考古與文物保護

學界對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考古和文化遺産保護、壁畫材質及起甲病害、洞窟温濕度特徵分析，對西北乾旱地區泥敷脱鹽試驗、良渚北城墻遺址表面藻類分析、麥積山石窟的數字化應用等相關研究成果突出。趙聲良編選《隴上學人文存·樊錦詩卷》（甘肅人民出版社）共收録樊錦詩先生的18篇代表作，分爲石窟考古研究和文化遺産保護與管理研究兩個部分，這些論文基本上反映了樊錦詩先生在敦煌石窟考古和文化遺産保護與管理方面的成果和理想，對解決文化遺産的保護與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馬讚峰、汪萬福《敦煌莫高窟第44窟壁畫材質及起甲病害研究》（《敦煌研究》5期）對敦煌莫高窟第44窟壁畫材質及工藝進行了詳細的分析，並對起甲病害做了初步探索。研究表明，莫高窟第44窟存在三個不同時代的壁畫，病害以起甲爲主，不同時代壁畫，其地仗中的土沙比有很大的不同，所用的顔料各個時代亦有差别，起甲顔料樣品存在彎曲及斷裂現象。王亞軍、郭青林等《敦煌莫高窟環境温度特徵分析》（《敦煌研究》4期）利用非綫性擬合的方法分析所觀測的環境温度數據，確定了敦煌莫高窟年温度和隨時間變化的規律和函數關係。通過分析温度的頻率分佈特徵，推斷敦煌莫高窟環境温度值所服從的概率分佈曲綫。王亞軍、張艷傑等《敦煌莫高窟第87窟温濕度特徵》（《蘭州大學學報》1期）通過對敦煌莫高窟第87窟窟内温度和相對濕度的監測和分析，得出温度和相對濕度年變化規律，指出窟内温濕度特徵因位置不同而有所差異。林波、王旭東等《西北乾旱地區遺址泥敷脱鹽試驗研究》（《敦煌研究》4期）首次引入歐洲在磚石類遺址保護領域中應用已久的泥敷脱鹽法作爲預防性干預措施，對選定的2組泥敷脱鹽材料的特徵進行測試，並分别組合成4組脱鹽泥敷材料，對模擬試塊進行脱鹽處理。田磊、張景科等《甘肅慶陽南佐遺址保護規劃探索》（《敦煌研究》5期）通過對南佐遺址的保護現狀及所面臨的主要問題等進行詳盡的調查和研究，從規劃技術路綫、規劃目標與原則、規劃内容上進行了探索，制定了符合遺址自身特徵的保護規劃對策，進而保護遺址本體的安全性及其周邊歷史環境的真實性、完整性和延續性。

武發思、汪萬福等《良渚北城墻考古土遺址表面藻類的分析研究》（《敦煌研究》4期）利用現代分子生物學技術，對杭州良渚北城墻考古土遺址表面的藻類進行了檢測和分析。孫明霞、魏文斌等《攝影測量方法製作數字化綫描圖在麥積山石窟的應用》（《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麥積山石窟利用攝影測量技術進行洞窟的數字化建設，製作了20多個洞窟的十分精準的數字化綫描圖，可以用於石窟考古研究與文物保護及展示。党壽山《永昌聖容寺的歷史變遷探賾》（《敦煌研究》4期）除對聖容寺的位置、來歷進行闡述外，還對番和縣聖容寺與涼州大雲寺的關係、西夏時期的聖容寺作了比較和考證，這對研究番和縣聖容寺及與聖容寺有關的敦煌莫高窟藝術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對壁畫的數據化分析是文物考古與保護的新舉措，王曉光、徐雷、李綱《敦煌壁畫數字圖像語義描述方法研究》（《中國圖書館學報》1期）基於圖像元數據和信息需求理論，針對敦煌壁畫數字圖像這一特定文化遺産領域，提出了語義描述框架和領域主題詞表相結合的數字圖像内容語義描述方法，詳細闡述了語義層次及其相互關係。王歡歡、程愛民等《一幅明代水陸畫顔料的分析鑒别》（《敦煌研究》5期）利用體視顯微鏡、偏光顯微鏡、X射綫熒光光譜和拉曼光譜等技術，首次對明代絹本水陸畫顔料的形貌、成分進行了觀察和測試，並分析了它的保存狀況。

墓葬考古方面，王慶衛《墓葬中的窣堵波：再論武惠妃石槨勇士神獸圖》（《敦煌學輯刊》1期）認爲唐代武惠妃石槨外壁的4幅“勇士神獸圖”表現的可能是力士獅子的含義，它所表現的是犍陀羅佛教藝術中的護法者，外壁的動植物紋飾表達著不同的生死信仰，共同構成了佛教的涅槃之地——窣堵波墓葬文化表現。董廣强、魏文斌《陵墓與佛窟——麥積山第43窟洞窟形制若干問題研究》（《敦煌學輯刊》3期）從建築、墓葬、喪禮等新的視角對麥積山第43窟進行考察，並提出新的觀點。楊發鵬、李偉靜《交河溝西康氏塋院20號墓主人爲康姓粟特人辨析》（《敦煌學輯刊》3期）結合文獻、墓誌、碑文等資料，認爲20號墓主人當爲一位來自中原内地的漢人後裔而非康姓粟特人，當時移居吐魯番地區的粟特人也並没有完全漢化，他們仍保留著本民族的某些習俗。李瑞哲《入華粟特人石質葬具反映的深刻意義——祆教藝術和中原禮制藝術之間的互動與交融》（《敦煌學輯刊》1期）指出，一些入華粟特人墓葬中出土的石質葬具上帶有明顯的中亞祆教因素，反映了遠離故土的粟特人在中原的生活風貌和對本民族文化的保留情況，墓葬形制以及出土的石質葬具具有明顯的中原文化傳統，顯然受到中原禮制藝術的影響，反映了中原文化與中亞文化的相互交流情況。

九、少數民族歷史語言

本年度有關吐蕃統治歷史的研究成果顯著，同時對敦煌出土古藏文資料的解讀和研究也取得了新的進展。杨銘《吐蕃統治敦煌西域研究》（商務印書館）利用敦煌西域古藏文文書不斷影印出版的條件，對吐蕃統治河隴及西域這一重要的歷史問題作了全方位的研究，是研究吐蕃史和隋唐史的重要論著。劉鳳强《敦煌吐蕃歷史文書的“春秋筆法”》（《中國藏學》1期）指出藏族史書爲了神化王權，彰顯贊普的地位，在某些詞彙運用上，嚴格區分等級，在史料取捨與編排上，懲惡揚善，塑造德政形象，這種編纂方法明顯具有漢族史書“春秋筆法”的特徵，反映出吐蕃時期藏族史書的編纂深受内地的影響，史學與社會政治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高田時雄《吐蕃時期敦煌的寫經人》（《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對《甘肅藏敦煌藏文文獻敍録》寫經人名漢字復原所存在的問題進行訂正，對瞭解吐蕃時期的語音情況，以及寫經題記的翻譯具有重要意義。牛宏《論敦煌藏文禪宗文獻中的“吐蕃禪宗”》（《宗教學研究》1期）依據敦煌藏文禪宗文獻探討“吐蕃禪宗”的説法，並通過對禪宗文獻被翻譯、整理及應用過程的述評，進一步闡述“吐蕃禪宗”的表現形式及其内部關係，從文獻角度揭示藏漢佛教文化交流、融合的歷史過程。Matthew Kapstein.Dunhuang Tibetan BuddhistManuscriptsand Later Tibetan Buddhism: A Brief Review of Recent Research（馬修·凱普斯坦《敦煌的藏文佛教文書與晚期的吐蕃佛教：關於二者關係的近期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主要介紹了近年來利用敦煌藏文文獻考察藏傳佛教的成果。葉拉太《敦煌古藏文吐蕃地名由來及對藏族地名的影響》（《青海民族大學學報》4期）從民族史視野審視古藏文吐蕃地名，認爲其與古代氏族名、部落名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同時與唐朝及其他周邊民族政權的關係和政治地理格局演變有密切的關聯。王瑞雷《從乃甲切木石窟看慶喜藏系金剛界壇城在後藏的傳播》（《敦煌研究》5期）從西藏日喀則地區崗巴縣乃甲切木石窟金剛界壇城窟中的石胎泥塑造像、定結縣瓊孜鄉恰姆石窟中殘留的金剛界諸神背龕入手，結合現有文獻對位於康馬縣薩瑪達鄉江浦寺主殿二層金剛界大日如來殿中塑像所據文本的初步判定，探討慶喜藏系金剛界壇城在後藏的傳播。今枝由郎《生死輪迴史——一部來自敦煌的藏文敍事文獻（一）》（《敦煌學輯刊》4期）在系統梳理法國國家圖書館和英國圖書館所藏9份敦煌藏文文獻《生死輪迴史》的基礎上，提供了該寫本的全文英譯，並對與其他敦煌文獻的關係及改寫本的寫作經典來源、作者、時間等問題進行了深入分析。才讓《英藏敦煌藏文IOL.Tib.J.26號第二部分來源之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通過對IOL.Tib.J.26號第二部分首題的解讀、與《述記》、《二十二》等文獻之間的比對，基本釐清了IOL.Tib.J.26號第二部分之來源問題。

敦煌出土回鶻文獻的釋讀和研究方面，涉及回鶻文佛典、回鶻文木活字、西州回鶻政權以及回鶻文占卜文書。阿里木·玉素甫《敦煌回鶻寫本〈説心性經〉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指出倫敦大英博物館藏編號Or.8212—108是回鶻文《説心性經》，作者在國外學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該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重新釋讀、修正和補充，是國内首次對釋讀難度較大的回鶻文寫本進行的比較系統的研究。彭金章《有關回鶻文木活字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3期）論述了敦煌回鶻文木活字發現的次數、數量、收藏以及研究情況。付馬《唐咸通乾符年間的西州回鶻政權——國圖藏BD11287號敦煌文書研究》（《敦煌研究》2期）結合傳世史料、出土文書和墓誌材料的相關記載，將文書所記史事發生的年代比定在866—876年間，並試圖勾勒出西州回鶻在咸通七年到乾符年間勢力發展的過程。張鐵山《漢、回鶻文合璧〈六十甲子納音〉殘片考釋》（《敦煌學輯刊》4期）對北區B464窟出土編號464：63的一件漢—回鶻文合璧殘片進行研究，比對出該文獻係《六十甲子納音》中的一部分。阿布力克木·阿布都熱西提《從吐魯番到敦煌——Turpan（吐魯番）一名詞源、語義考》（《中央民族大學學報》3期）指出Turpan（吐魯番）在語源上屬於印歐語系的西域古代地名，在語音上與“敦煌”及敦煌粟特語文書中出現的地名δrw”n有著對應關係，在語義上與“高昌”之間似乎存在著一定的淵源關係。

榮新江對中古時期周邊民族與中原地區的交往關注最多，最新成果包括入華粟特歷史考究、于闐與中原的貿易研究。榮新江《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深入探討了入華粟特人的遷徙路綫和聚落分佈；粟特人在農牧交界地帶的生活形態，從聚落到鄉里的社會變遷；聚焦粟特商隊的構成、商隊首領薩保如何轉變爲聚落首領並入仕中國；探討祆祠的社會功能等諸問題，同時闡發了安禄山的種族、宗教信仰及其叛亂基礎，强調了入華粟特人的多元文化特性。榮新江、朱麗雙《從進貢到私易：10—11世紀于闐玉的東漸敦煌與中原》（《敦煌研究》3期）利用史籍和文書的有關記載，論述了10—11世紀于闐玉輸入敦煌和中原的情況：于闐玉進入中原，早期以朝貢爲主，後周時官禁放開，民間貿易隨之興起，到了宋代，于闐玉石的官私貿易持續不斷，即使在于闐從佛教王國轉變爲伊斯蘭世界以後仍然如此。

有關西夏國史和西夏文獻的探討，主要成果有：葉夫根尼·克恰諾夫《西夏國的水利灌溉》（《敦煌學輯刊》2期）依據歷史文獻提到的西夏國開鑿的四通八達的水渠網、考古學家發掘的灌溉遺址，以及西夏文法典中有關水渠保護的法規等，對西夏國的水利灌溉進行考證研究。陳光文《敦煌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西夏文題記譯釋——兼論西夏統治敦煌的時間問題》（《敦煌學輯刊》2期）對莫高窟第297窟甬道南壁的西夏文題記進行了重新譯釋，認爲西夏最早於1053年取代沙州回鶻政權，開始了對瓜、沙二州的統治，至1227年蒙古軍攻佔敦煌爲止，西夏共統治敦煌達174年。其他還有涉及蒙古文文獻的考述，如潘提·阿爾托《斯德哥爾摩瑞典民族學博物館所藏蒙古文書籍記述》（《敦煌學輯刊》2期）對珍藏在瑞典斯德哥爾摩民族學博物館的蒙古文文獻進行了概述，對於追尋與系統譯介以及深入瞭解國外探險隊在中國發掘文物事件的相關信息，乃至對研究、整理海外民族文獻大有助益。

十、古　　籍

敦煌古籍的整理與研究，涵蓋《論語》、《詩經》、《尚書》、《修文殿御覽》等多部典籍。郝春文《日藏敦煌寫本〈論語〉校勘記》（《文獻》4期）對日本國學院大學圖書館所藏敦煌寫本《論語》古注進行了釋文和校勘，爲敦煌儒家典籍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有關敦煌本《詩經》的研究成果較多，許建平《敦煌〈詩經〉寫卷研究綜述》（《敦煌研究》1期）從《毛詩》寫本的研究與《毛詩音》寫本的研究兩個方面做了全面的梳理，展示了一百年來學術界對敦煌《詩經》寫本的研究歷程，並對今後的研究方向做了一些思考。同氏《敦煌〈詩經〉寫卷與中古經學》（《敦煌學輯刊》4期）指出，敦煌《詩經》寫本是迄今爲止發現的最大宗的中古時期手寫本，保存了南北朝隋唐時期的《毛詩傳箋》的文本面貌，是漢晉簡帛時代與宋以後的刻本時代之間《毛詩傳箋》文本演變的重要一環，對於探尋漢時《毛詩》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價值。吴洋《從章句問題看敦煌本〈詩經〉的性質及其學術意義》（《敦煌研究》2期）通過比較敦煌本《毛詩》以及宋刻《毛詩正義》和《經典釋文》等，認爲敦煌本《毛詩》展現了唐以前及唐初南北經學的區别以及融合過程，對於考察《毛詩》傳本原貌及其流變具有重要的學術史意義。另外，許建平《敦煌本〈周易〉寫卷的學術價值》（《敦煌研究》3期）對敦煌當地流行的王弼《周易注》的分卷書寫形式，《周易釋文》是陸德明《經典釋文》諸音義的單行本，《周易注》寫本的校勘價值，《周易注》與敦煌當地術數文化的關係，《周易經典釋文》寫本所反映的唐代科舉及其實用性原則等諸方面進行探討與分析。許建平《由敦煌本與岩崎本互校看日本舊鈔〈尚書〉寫本之價值》（《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從五個方面闡述了日本舊抄本岩崎本的文獻和學術價值。

陳麗萍《敦煌本〈大唐天下郡姓氏族譜〉的綴合與研究——以S.5861爲中心》（《敦煌研究》1期）以9件敦煌本《天下姓望譜》爲主要研究對象，首先回顧了相關研究的學術史；其次將較早刊佈的5件姓望譜按抄寫格式分爲三類，指出其中S.5861兼具兩類抄寫格式的特徵，並藉助S.5861與其他各卷抄寫格式、物質形態與内容等方面的對比分析，確定了該卷與P.3191、BD10613、BD10076、S.9951、羽59R間存在著綴合關係。張新朋《大谷文書别本〈開蒙要訓〉殘片考》（《敦煌研究》3期）以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大谷文書爲研究對象，對其中的《開蒙要訓》殘片進行整理，整理出的兩個抄本是與敦煌本及此前認定的吐魯番本《開蒙要訓》有别的“别本《開蒙要訓》”。張傳官《吐魯番出土〈急就篇〉殘卷二種補釋》（《敦煌研究》3期）對吐魯番阿斯塔那和巴達木出土的兩種《急就篇》殘片進行了補釋和説明。郭殿忱《敦煌殘卷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校考》（《湖北文理學院》10期）通過將殘卷與傳世文獻比勘，認爲在史實方面，敦煌殘卷可對曹植被頻繁改封爵位及歸藩時間有所確認；在版本上對有些中外學者的論斷有所正誤；在文字上於繁簡字、正異體字有所辯證，於通假字、碑别字、敦煌俗字等亦有所簡略考釋。

劉全波《〈修文殿御覽〉編纂考》（《敦煌學輯刊》1期）對《修文殿御覽》的編纂背景、編纂過程、編纂者以及流傳、輯佚等情況做了較爲全面的梳理，旨在展現《修文殿御覽》在傳世文獻中的流傳情況，並爲敦煌本《修文殿御覽》的整體研究作鋪墊。魏迎春《敦煌寫本P.2966和P.3363〈籯金〉殘卷考釋》（《敦煌研究》6期）通過考釋敦煌寫本P.2966、P.3363《籯金》的内容、分卷及篇目，認爲這兩種寫本應是同一種《籯金》的不同抄本。陳勇《〈敦煌秘笈·十六國春秋〉考釋》（《民族研究》2期）對敦煌祕笈《十六國春秋》原文、釋文中的若干訛誤逐條加以考釋，並對史料的來源或性質做了一些初步的推斷。

十一、科　　技

科技類論文主要集中於對敦煌出土醫藥文獻的整理與研究。

首先，是對敦煌出土醫藥文獻研究史的回顧和總結。田永衍、秦文平、梁永林《近三十年敦煌醫學文獻研究概況》（《中國中醫基礎醫學雜誌》1期）在文本整理研究的基礎上，全面、系統、深入地研究其學術本體與學術價值，從而促進當代中醫研究的發展、中醫學術體系的傳承與中醫臨牀療效的提高。《敦煌出土醫學文獻研究回顧與展望》（《甘肅中醫學院學報》1期）從論著、研究生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三個方面回顧整理了敦煌出土的醫學文獻研究。史正剛、李金田等《敦煌醫學及其文化内涵探析》（《甘肅中醫學院學報》5期）探討了敦煌醫學的文化内涵，提出其特色主要表現在地域性、開放性、多樣性、文學性與藝術性，旨在爲敦煌醫學及其文化的研究提供思路。

其次，對敦煌寫本藥方的研究，劉英華《從敦煌藏文寫本看藏醫唇裂整復術》（《中國藏學》2期）一文對藏醫唇裂整復術的歷史和源流做了初步考察，並就其與阿尤吠陀和中醫古文獻中的相關記述做了比較研究。僧海霞《唐宋時期醫用粥探析》（《中醫雜誌》12期）指出，敦煌遺書中所載有諸多醫用粥，分别以原料、濃度、顔色、温度、味道等不同因素爲選取標準，具體應用於服藥、養生、助藥力、助胃氣、療疾及病中調護和初愈調養中，其所體現出的辨證思想至今仍可借鑒。王澤湘《從敦煌文獻〈新菩薩經〉、〈勸善經〉中探索唐代主要疾病與現代主要疾病的比較分析》（《敦煌學輯刊》4期）運用文獻資料法與我國衛生部門公佈的現代人主要疾病統計進行比較分析，探討唐人與現代人對身體、疾病的不同觀念和醫療行爲，以爲學者對人類社會文化史研究提供參考。田永衍《敦煌文獻〈不知名氏辨脈法之二〉、〈玄感脈經〉考論三則》（《敦煌學輯刊》4期）對《不知名氏辨脈法之二》與《玄感脈經》記載的“右腎及手心主合三焦”、“頭角者，精識之主”、寸關尺命名與分部三個醫學問題進行了考論，梳理源流、辨析正誤，論述了其中的醫學價值。

再次，醫藥類寫本的校釋方面，如王慶菽、陳邦賢《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館藏敦煌卷子中的古代醫藥方文獻》（《“醫史研究會”百年紀念文集》，2014年7月1日）對英藏敦煌文獻中的醫藥類18件寫卷進行檢查分析，分爲5類進行探討。朱若林、沈澍農《敦煌文獻S.202疑難字考釋》（《南京中醫藥大學學報》3期）列舉了以往學者對敦煌文獻S.202寫本殘卷進行整理和研究的疏漏，並對其中6條疑難字詞進行考辨。姚美玲、沈夢婷《敦煌道教醫方殘卷伯希和4038校補》（《中國文字研究》1期）指出敦煌卷子伯4038號爲道家養生之方，是研究道教及道教醫學的重要資料，對其進行釋證將有益於敦煌醫學卷子的整理。

十二、紀念文與學術動態

首都師範大學教授、著名敦煌學專家寧可先生不幸於2014年2月18日與世長辭，學界諸多同仁發表了紀念文章。郝春文、劉屹《寧可先生的學術貢獻》（《光明日報》2014年2月26日）回顧了寧可先生卓越的學術生命，高度評價了寧可先生在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學領域中取得的輝煌成就。另外，郝春文主編《2014敦煌學國際聯絡委員會通訊》（上海古籍出版社）刊佈了郝春文、劉屹、柴劍虹、鄭炳林、榮新江等學者的紀念悼文，深切懷念並追思了寧可先生的學術生涯和貢獻。

本年度是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相關單位開展了一系列的紀念活動。2014年9月9日，敦煌研究院70周年座談會在莫高窟九層樓前舉辦。文化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以及甘肅省宣傳部部長等領導及國内外文化界專家、合作機構的嘉賓，與敦煌研究院老、中、青三代職工歡聚一堂，共同追憶了敦煌研究院70載的崢嶸歲月。樊錦詩《守護敦煌藝術寶藏，傳承人類文化遺産》（《敦煌研究》3期）回顧和梳理了從1944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到新中國成立後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再到1984年敦煌研究院三個時期七十周年的發展史，並對敦煌研究院的未來走向提出新的希望。

學術會議方面，2014年8月16日—19日，由敦煌研究院、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主辦的“2014年敦煌論壇：敦煌石窟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在敦煌莫高窟召開，本次研討會共收到國内外學者提交的研究論文117篇，會議論題主要有：敦煌研究院70年歷史回顧與總結、敦煌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敦煌遺書傳承與創新研究、其他石窟考古與藝術研究、佛教美術研究。2014年7月21日—30日，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辦2014年海峽兩岸“華夏文明傳承與傳播歷史遺跡學術考察”活動。

書評方面，樊錦詩《由敦煌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簡評馮驥才〈人類的敦煌〉》（《中國藝術報》2014年5月5日）指出馮驥才《人類的敦煌》一書用歷史的眼光看敦煌，從佛教文化的背景分析敦煌，對敦煌石窟藝術的分析透徹到位，全書富有文學性，又有作者獨特的風格。張涌泉教授新著《敦煌寫本文獻學》於2013年12月由甘肅教育出版社出版，相關學者針對此書發表了書評，如張小艷《稽古尋例三十載，寫本文獻鑄成“學”——讀〈敦煌寫本文獻學〉》（《敦煌學輯刊》4期）通過豐富的實例詳細論述了《敦煌寫本文獻學》取得的巨大學術成就，並指出個别有待完善之處。另外，伏俊璉、鄭驥《構建寫本文獻學理論體系的重要基石——讀張涌泉教授〈敦煌寫本文獻學〉》（《浙江社會科學》11期）高度評價了張涌泉教授新著《敦煌寫本文獻學》結構宏偉、内容豐富、體例嚴謹，指出該書創建了手寫紙本文獻學完整的理論體系，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張善慶《〈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介評——簡論石窟藝術研究方法》（《敦煌研究》1期）對沙武田新著《吐蕃統治時期敦煌石窟研究》的内容進行介紹，並結合目前敦煌石窟研究現狀，從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兩個方面對該書進行評介。

許偉偉《敦煌學視角下的西夏與周邊民族關係研究——評〈西夏與周邊關係研究〉》（《西夏研究》3期）一文對楊富學與陳愛峰合著《西夏與周邊關係研究》進行評析，認爲該書選取了西夏與周邊民族關係研究的薄弱環節和空白點，論述了西夏時代的絲路與商貿往來、西夏與周邊民族的政治關係、宗教與文化交流諸問題，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陸錫興《論敦煌文獻的名物研究——兼評杜朝暉〈敦煌文獻名物研究〉》（《敦煌學輯刊》4期）高度評價了杜朝暉著述《敦煌文獻名物研究》的歷史必然性，指出該書首次對敦煌文獻名物做了較爲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大量吸收了其他學科的相關成果，可謂近年來一部優秀的名物學著作。陸離、張雪《〈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787—848年：對莫高窟發現的世俗文書的研究〉一書介紹》（《西藏民族學報》6期）詳細介紹了由德國學者Gertraud taenzer所著《吐蕃統治下的敦煌地區787—848年：對莫高窟發現的世俗文書的研究》一書的主要内容，並對該書作了客觀中肯的學術評價。

相關敦煌學研究的述評内容涵蓋文獻編目、西夏敦煌史、西夏石窟研究、佛本生故事、文學作品、民俗娱樂等諸多方面。牛宏《英藏敦煌藏文密教文獻編目狀況述評》（《西藏研究》1期）指出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的敦煌藏文文獻極爲豐富和寶貴，内容主要涉及金剛乘、瑜伽、大瑜伽、阿迪瑜伽、禪等方面，由Jacob Dalton和Sam van Schaik博士合作的最新成果《敦煌藏文密教文獻——關於大英圖書館斯坦因收藏品的編目敍述》對密教文獻的定位、密教文獻的分類、編目的格式等方面皆有所涉及。陳光文《西夏時期敦煌史研究述評》（《西夏研究》2期）從西夏實際統治敦煌的時間，西夏統治時期敦煌的社會、經濟與文化兩大方面進行回顧與梳理，總結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並提出今後研究的展望。高海燕《中國漢傳佛教藝術中的捨身飼虎本生研究評述》（《敦煌學輯刊》1期）回顧和評介了中日兩國學者對於漢傳佛教故事中捨身飼虎等本生故事的相關研究成果。田衛衛《〈秦婦吟〉敦煌寫本研究綜述》（《敦煌學輯刊》4期）一文在整體回顧《秦婦吟》研究學術史的基礎上，重點總結了近二十年的研究情況，分析了如今敦煌寫本《秦婦吟》文獻研究呈現的綜合討論、全面開花、深而益廣的發展趨勢。徐曉卉《百年敦煌學之遊戲娱樂民俗研究述要》（《敦煌學輯刊》4期）將論著中有關遊戲娱樂民俗的研究進行提煉整理，既是當前敦煌學之民俗學研究繼續深入和完善的必要，也是唐宋時期的中國民俗研究領域在地方民俗特色方面的補充。徐自强、張永强《對莫高窟題記的初步整理和研究——〈敦煌莫高窟題記彙編〉編纂記》（《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回顧了《敦煌莫高窟題記彙編》的編纂緣起、編纂經過，并對莫高窟繪畫題記的整理、莫高窟題記的書法藝術及其研究進行了介紹和述評。吴麗娱《關於敦煌〈朋友書儀〉的研究回顧與問題展説》（《敦煌吐魯番研究》14卷）回顧了《朋友書儀》的整理和研究情況，並對研究中存在的爭議問題申明了自己的觀點，也對《朋友書儀》的製作、傳播時代及緣由提出了一些新的揣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