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专题

第二节　敦煌学研究的主要专题

从十多年来的论著看，甘肃的敦煌学研究，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举凡敦煌石窟、敦煌艺术、敦煌文学、敦煌语言、敦煌宗教、敦煌民族、敦煌民俗、敦煌经济、敦煌科技、敦煌石窟保护、敦煌史地等等方面，甘肃的敦煌学专家学者都有探讨，并均取得了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成绩。这里，特举其中几个主要方面的主要成果，概述如下：

一、敦煌史地

这方面的研究，涉及的具体方面相当多。齐阵骏的《敦煌沿革与人口》（《敦煌学辑刊》第1期至第2期）、陈守忠的《公元八世纪后期到十一世纪前期河西历史述评》（《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史苇湘的《河西节度使覆灭的前夕》和《吐蕃王朝管辖河西前后》（《敦煌研究》创刊号）、刘玉权的《西夏时期的瓜沙二州》（《敦煌学辑刊》第2期）、孙修身的《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和中原王朝的交通》（《敦煌研究》1989年第3～4期）和《五代时期甘州回鹘可汗世系考》（《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李正宇的《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1989年第1期）、谭蝉雪的《宋元时期的敦煌葬俗》（《敦煌研究》1990年第1期）、李并成的《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分别就敦煌以至整个河西地区的历史、民族、人口、民俗、农业、水利、交通等等进行了论述。其中，关于河西回鹘、敦煌民俗、敦煌水利等方面的论文，尤其引人注目。而总的看来，研究最多、成果也最多的，主要还是有关归义军史和河西历史地理等方面的。关于归义军史，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贺世哲和孙修身的《〈瓜沙曹氏年表〉补正的补正》（《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和《谈谈瓜沙曹氏世谱有关的几个问题》（《社会科学》1983年第5期）、贺世哲的《试论曹仁贵即曹义金》（《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李正宇的《〈白雀歌〉尾部杂写与金山国建国年月》（《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和《关于金山国和敦煌国建国的几个问题》（《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李永宁的《竖牛作孽、君主见欺——谈张进深之死及唐末归义军执权者之更迭》（《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等。这些论文或就先前一些学者有关瓜沙曹氏历史的论著中的某些观点提出异议，令人信服；或就金山国建国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有利于问题的进一步解决；或对归义军张氏后期内部矛盾所导致的主政者的更替进行了新的探讨，受到重视；或对归义军史研究中的一些很具体的问题进行了考证，其结论已为敦煌学研究界所认可。关于敦煌历史地理，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李并成的《敦煌历史地理研究中若干重要问题辨正》（《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5期）等一组文章以及李正宇的《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薛英群等的《唐写本地志残卷考》（《敦煌学辑刊》第2期）等。这些论文对敦煌以至整个河西地区古代地理方面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此外，施萍婷的《本所藏〈酒账〉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对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礼仪、酒的计量单位、归义军政权与当时西北各民族政权的关系等问题，均作了较详考证；李正宇的《唐宋时代的敦煌学校》（《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李重申在第25届奥运会学术讨论会上宣读的论文《敦煌体育史料之勾立》等，首次对唐五代时期敦煌教育状况和敦煌体育文化进行了研究。这些论文，也都受到了敦煌学研究界的重视与好评。

二、石窟考古

这方面的研究，包括石窟开凿时代、石窟形制演变、石窟内容考析、各个洞窟窟主及时代背景考析等内容。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的《敦煌莫高窟北朝石窟的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等，在莫高窟和榆林窟原断代分期的基础上，从北魏窟中分离出268、272、275等十六国北凉时期的三个窟，249、288等西魏时期的六个窟，428、296、290等相当于北周时期的15个窟；刘玉权的《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在原定为宋及西夏洞窟中确定西夏洞窟共88个（其中莫高窟77个、榆林窟11个）、贺世哲、孙修身的《瓜沙曹氏与敦煌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对原定五代、宋初归义军曹氏时期的洞窟，或作了时代前后调整，或作了具体或大致年代考证，或作了洞窟年代相对早晚的确定。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或补充了过去的遗漏，或纠正了过去的误定。马德的《曹氏三大窟营建的社会背景》（《敦煌研究》1991年第1期）、孙修身的《莫高窟第76窟〈八塔变相〉中现存四塔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贺世哲的《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三世佛与三佛造像的诸问题》（《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至1993年第1期）等，特别是1987年9月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和1990年10月敦煌学国际讨论会上甘肃专家学者樊锦诗的《莫高窟唐前期石窟的洞窟形制和题材布局》、刘玉权的《关于沙州回鹘洞窟的划分》、潘玉闪的《有关莫高窟外貌变迁的几个问题》；贺世哲的《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西壁内容考释》（均见《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史苇湘的《莫高窟北凉石窟漫谈》，施萍婷的《净土变研究》（均为1990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等一批论文，所涉及的石窟考古方面的问题十分广泛。它们或就前已提出的问题进行新的探讨，或提出新的问题进行考论，使石窟考古向深广两个方面继续前进。而近多年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和《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更是两部力作。它们在敦煌研究院多位专家学者多年详细调查和考析的基础上，吸收了中外敦煌学专家学者有关论著的成果，分别对敦煌莫高窟内容和供养人题记，作出了迄今最为完整翔实的录述，是对敦煌石窟以及整个敦煌学研究的重要贡献。受到敦煌学研究界的重视。

三、石窟艺术

敦煌石窟艺术一向是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注意的焦点。十多年间，国内外关于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成果很多，在甘肃也是如此。除过具有主要价值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敦煌艺术丛书》、《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以及即将出版的《敦煌艺术大观》等外，首先应当提到的，是段文杰收入其《敦煌石窟艺术论集》中的一组文章，史苇湘多年来发表的《论敦煌佛教艺术的世俗性》（《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敦煌研究文集》）、《论敦煌佛教艺术的想象力》（《敦煌研究》1986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这些文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敦煌石窟艺术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艺术成就，提出了这样一个总的看法：敦煌石窟艺术是在汉族传统艺术基础上吸收外来艺术的有益成分而创造出来的，具有汉族气质的敦煌乡土风格的艺术。这一总的看法，是在敦煌石窟艺术源流问题上既区别于“东来”说，又有异于“西来”说的一种创造性观点，已越来越多地为敦煌学研究界所赞同。段文杰、史苇湘外，甘肃还有不少敦煌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就敦煌石窟艺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在经变画研究方面，贺世哲的《敦煌莫高窟第249窟窟顶两坡壁画内容考释》（《敦煌学辑刊》1983年总第3期）和段文杰的《略谈莫高窟第249窟壁画的内容和艺术》（《敦煌研究》创刊号）等，对第249窟壁画中汉族传统的神仙思想和道教题材形象的出现进行了讨论，或认为是“外来的佛教借用我国传统神话艺术形象来表现佛教题材，形式是民族的，内容是佛教的”，或认为是佛教传入中国后，人们从原有的神仙思想、神话信仰出发，来理解佛教并吸收儒家思想而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李永宁的《报恩经和莫高窟壁画中的报恩——经变相》（《敦煌研究文集》）、贺世哲的《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维摩诘经变”》（《敦煌研究》总第2期）、樊锦诗等的《莫高窟第290窟的佛教故事画》（《敦煌研究》创刊号）、史苇湘的《莫高窟第321窟的宝雨经变》（《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等，除对壁画所据经典进行考证，对画面内容进行更为细密全面的调查外，着重结合社会历史背景，揭示这些经变画在产生和发展中与儒家思想的关系以及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所具有的积极或消极作用，比过去单纯从佛教角度研究经变画前进了一步。史苇湘的《敦煌莫高窟中的“福田经变”壁画》（《文物》1980年第9期），李其琼和施萍婷的《奇思驰骋为“皈依”——敦煌、新疆所见〈须摩提女因缘〉故事画介绍》（《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即《敦煌学辑刊》总第1期）、王惠民的《敦煌石窟〈楞伽经变〉初探》（《敦煌研究》1990年第2期）等，则就莫高窟经变画中某些过去未曾搞清的问题进行了详尽考订。在佛教史迹故事画研究方面，最值得一提的是孙修身的《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考释》（1～8，初载《敦煌研究文集》，后在《敦煌研究》上连载）以及《〈凉州御山石佛瑞像因缘记〉考释》（与党寿山合写，《敦煌研究》创刊号）等。关于敦煌彩塑，主要的论文有段文杰的《敦煌彩塑艺术》（《敦煌研究》总第1期）、欧阳琳的《敦煌彩塑》（《飞天》1981年第4期）等。关于敦煌飞天，主要的论文有段文杰的《飞天——乾闼姿与紧那罗》（《敦煌研究》1987年第1期）、常书鸣和李承仙的《敦煌飞天》（《舞蹈论丛》第2辑，1981年出版）等。关于敦煌图案画，主要的论文有欧阳琳的《敦煌图案新论》（《1983年全国敦煌艺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关友惠的《莫高窟唐代图案结构分析》（同上）和《莫高窟清代图案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等。关于敦煌山水画，主要的论文有赵声良的《试论莫高窟唐代前期的山水画》（《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等。关于敦煌书法，郑汝中的《敦煌书法管窥》（《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赵声良的《敦煌南北朝写本中的书法艺术》（《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等论文比较重要；而徐祖蕃等的《敦煌遗书书法选》以及即将出版的李正宇《敦煌硬笔书法》两书，对于进一步研究敦煌书法艺术很有参考价值。在敦煌乐舞研究方面，近多年来，成绩更为突出。关于敦煌音乐，除发表有郑汝中的《敦煌石窟中的音乐》（《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敦煌壁画乐伎》（《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等论文外，还出版有庄壮的《敦煌石窟音乐》、牛龙菲的《古乐发隐》、席臻贯的图书配声带《敦煌古乐》，以及郑汝中、庄壮等完成的“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其中，席臻贯的《敦煌古乐》独辟蹊径，为敦煌古乐谱提供了一种破译，在恢复敦煌古乐谱的乐声方面取得了成绩，“敦煌壁画乐器仿制研究”用力甚勤，为敦煌壁画乐器仿制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探索；它们均完成于1992年，受到敦煌学研究界的好评。关于敦煌舞蹈，甘肃省歌舞团在对敦煌壁画和雕塑中所反映的歌舞方面的情况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丝绸之路的历史，创作和演出了名扬海内外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甘肃省艺术学校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如高金荣等，也在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推出了《敦煌梦幻》等歌舞，还编成了《敦煌舞基本训练》教材，从而使敦煌石窟艺术研究与我国当代艺术创作实践紧密地结合了起来。此外，洪毅然的《敦煌石窟艺术中有待探讨的美学艺术学的几个问题》（《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万庚育的《敦煌壁画中的构图》（《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等论文，对敦煌学研究中一向较为薄弱的美学艺术学的总体观照进行了可喜的尝试，也是值得注意的。

四、敦煌文学

在甘肃，敦煌文学研究开始比较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研究成果甚少。今所知者，仅当年曾在敦煌工作过的苏莹辉1944年在《西北日报》、《西北文化》、《东方杂志》等上发表的《敦煌新出写本毛诗残页校后记》、《敦煌新出北魏写本毛诗孝经合考》等文，甘肃著名民间文艺学家李海舟在1948年1月11日《甘肃民国日报》上对《白雀歌》的评述等而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种情况仍无改变。“文化大革命”前17年发表的文章，仅周熊的《漫话敦煌曲子词》（《甘肃日报》1962年4月1日）一篇而已。敦煌文学研究在甘肃的迅速发展，是在粉碎“四人帮”，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余年间。十余年来，敦煌文学研究在甘肃有了专门的机构，学术活动活跃，学术研究成果猛增，其中甘肃专家学者主编、撰写、参编的敦煌文学研究专书就有12种（包括即将出版的4种），发表的论文约近300篇。这些论著既对敦煌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评述，又对敦煌文学的各个方面以及总体状况进行了探讨，表明甘肃已是我国敦煌文学研究的中心之一。

（一）敦煌讲唱文学研究

这方面，张鸿勋进行了多年深入的研究，撰作颇多。他的《试论敦煌文学的范围、性质及特点》（《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就较多地涉及了敦煌讲唱文学。他的《敦煌讲唱文学的体制及其类型初探》（原发表于《敦煌学辑刊》总第2期，修改后又发表于《文学遗产》1982年第2期），就敦煌讲唱文学的辨体与称名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认为：目前习用“变文”作敦煌讲唱文学作品的公名，是以偏概全，影响了对敦煌讲唱文学的正确认识；应当依据敦煌讲唱文学作品在体制、渊源、流变、题材、语言风格、演出等方面的特点，将其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等五种类型。这一看法，虽然还不十分成熟，但问题的提出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他的《〈唐写本孔子与子羽对语杂抄〉考略》（《敦煌学辑刊》1984年第1期），《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故事》（《敦煌研究》1989年第1期）、《敦煌唱本〈百鸟名〉的文化意蕴及其流变影响》（《敦煌研究》1992年第1期）等文，也都就所论述的作品提出了深刻的见解。他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注》以及即将出版的《敦煌讲唱文学导论》两书，则是对敦煌讲唱文学进行总体研究，前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通俗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本，也是迄今唯一的一部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经本，后者是对敦煌讲唱文学进行总体性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张鸿勋外，甘肃还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敦煌讲唱文学进行研究。李正宇的《（下女夫词）研究》（《敦煌研究》1987年第2期）等文，李永宁、蔡伟堂的《〈降魔变文〉与敦煌壁画中的“劳度叉斗圣变”》（《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石窟·艺术编），刘瑞明的《〈唐太宗入冥记〉缺文补意与校释》（《文献》1987年第4期）等文，赵逵夫的《唐代的一个俳优戏脚本——敦煌石窟发现〈茶酒论〉考述》（《中国文化》第3期）等等，也都是较为重要并引起重视的论著。其中，李正宇的几篇文章，具有重要所见，影响较大；李永宁和蔡伟堂的文章，把《降魔变文》写卷与莫高窟第99窟中的“劳斗叉斗圣”壁画以及有关佛典进行对照，从而为变文俗讲与变相壁画的关系作出了比较科学的论证，其研究方法也深受推重。

（二）敦煌歌辞研究

首先是关于敦煌词的研究。这方面，孙其芳做了许多工作，颇受国内外同行注意。他的《敦煌曲子词概述》（《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较全面地介绍了敦煌词的情况；他的《敦煌词校注中的一些问题》（《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提出：“在校注中尽量要做到保持原词的正确面貌是头等重要的。敦煌词中讹谬太多，错误百出。我们的校注工作，主要就是复原工作，使他恢复原来的正确面貌。”另外，汪泛舟的《敦煌曲子词中民族、爱国词篇考析》（《敦煌研究》1985年第2期），张剑的《敦煌曲子词百首译注》（敦煌文艺出版社1991年出版），也都很可注意。其次是关于敦煌俚曲小调的研究。周丕显在《敦煌俗曲中的分时联章体歌辞——关于五更转、十二时辰、十二月的考察》（《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和《敦煌俗曲分时联章歌体再议》（《敦煌学辑刊》创刊号）中，考察了敦煌俚曲小调中以五更、十二时辰、十二月为序的分时歌唱联章体歌辞的产生，发展和流变。文章爬钩剔扶，追根溯源，是十多年中关于分时联章体歌辞研究的较有分量的论著。

（三）敦煌诗文研究

马德的《〈敦煌廿咏〉写作年代初探》（《敦煌研究》创刊号）、李鼎文的《读佚名〈敦煌廿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李正宇的《〈敦煌廿咏〉探微》（《古文献研究》，《北方论丛》丛书之一，1989年出版），是国内近多年关于《敦煌廿咏》的几篇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其中，李正宇的文章从《敦煌廿咏》中《水精堂咏》末尾二句“可则弃胡塞，终归还故乡”以及其他一些情况出发，把《敦煌廿咏》的写作时间定在大中二年（848年）到咸通十二年（871年）之间，并指出：“《敦煌廿咏》这全组20首诗，从山开始，到水结束，中间历写神沙、佛窟、奇泉、灵湖、古关、名楼、忠臣、烈女、神礻氏、才艺、瑞草、异木，并且明指暗涉敦煌古古今今、男男女女许多著名人物。作者尽情抒发了忧虑、嗟叹、赞扬、斥责之情，亦是怀古，亦是咏物，亦是抒怀，题材多般，视野开阔，在晚唐敦煌诗坛上达到的水平无疑应列上等。此诗兴自目前，寄托深远。内容上涉及的人和事，有助于我们对归义军前期社会生活和政治风云的了解”从而使《敦煌廿咏》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深度。刘瑞明的《王梵志诗校注补正》（《西北师范大学学报》增刊总第5期《敦煌学研究》，1986年9月）等一组文章，或对王梵志诗进行校注，或就王梵志诗的作者问题进行考辨，或对王梵志诗的内容进行分析，均达到较高水平，在国内外敦煌文学研究界有一定反响。颜廷亮的《〈秦妇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述评》（《中外文学研究参考》1985年第6期）对《秦妇吟》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总结和分析，指出了存在的问题，他的《〈白雀歌〉新校并序》（《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对作为金山国文学代表作之一的《白雀歌》进行了校勘，并指出该诗的敦煌写本除人们共知的P2594＋P2864之外，应当还有一本，即李海舟得自新疆而今仅存其录文的一本。颜廷亮、赵以武合辑的《〈秦妇吟〉研究汇录》，汇辑了数十年来有关《秦妇吟》的研究成果，对进一步研究《秦妇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李正宇的《敦煌遗书宋人诗辑校》（《敦煌研究》1992年第2期），辑录校勘了敦煌遗书中的宋人诗歌，有益于金宋诗的辑录和研究。李永宁的《本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介绍》（《敦煌研究》创刊号），对敦煌研究院所藏《文选·运命论》残卷进行了整理和研究，发现该残卷恰与P2645号相衔接。该文经作者在1983年3月在巴黎举行的敦煌学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法国学者的关论，已由法国学者译为法文发表。

（四）敦煌文学中甘肃作品研究

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大都产生于敦煌地区或曾经过敦煌地区人士的修改。近多年中，对这些甘肃文学作品的研究，开始受到注意。颜廷亮在《关于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作品》（《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中首先进行了讨论。他提出“敦煌遗书内甘肃文学作品在整个敦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认为：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作品不仅存在，而且“数量也相当可观”；其显著特点是“它们基本上都以当年敦煌地区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具有更加重要的社会价值”。是后，杜淇的《论敦煌遗书中的甘肃文学》（《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一文，又进一步考察了敦煌遗书中甘肃文学的渊源以及基本内容；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即将出版的《甘肃历代文学概览》，也列有专门章节论述或记载敦煌文学以及其中的甘肃文学作品。这一切表明，敦煌文学中甘肃作品的研究，正在深入。

（五）敦煌文学作家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一向较为薄弱。近几年，甘肃的敦煌文学研究专家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可喜的努力。上述刘瑞明的《也谈王梵志诗的作者》、《王梵志年代新拟》即属这方面的成果。此外，李正宇的《敦煌文学杂考二题》（《敦煌语言文学研究》）、《敦煌俗讲僧保寅及其〈通难致语〉》（《社科纵横》1990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敦煌文学作家张文彻和保宣的有关情况；其中，前者认为《龙泉神剑歌》、《张安左生前邈真赞》、《七言诗二首》等均系张文彻的作品，并对张文彻的身世作了钩稽说明，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颜廷亮的《张球：著述系年与生平管窥》（1990年敦煌学国际讨论会论文），对敦煌文学作家张球的生平进行了考察，特别是对其生年、卒年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纠正了过去一些学者的错误推测，同时对张球的著述进行了钩稽编年。张先堂的《伯·三八九八残卷篇名、作者新探》（《社科纵横》1990年第6期），则就P3898写卷中灵验记作品的作者问题进行了讨论。

（六）敦煌文学的宏观研究

随着敦煌文学研究的发展，原来对敦煌文学宏观研究不够的状况，近几年来在全国有所改变，在甘肃也有所加强。特别应当一提的，是周绍良和颜廷亮分别担任顾问和主编的《敦煌文学》和即将出版的《敦煌文学概论》二书。《敦煌文学》的重要贡献是指出敦煌遗书中存在的大量非俗文学作品应当包括在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之中，从而大大拓宽了敦煌文学的内容和范围，使人们对敦煌文学的理解发生一次大飞跃；该书的又一重要贡献，是在我国敦煌文学研究史上第一次全面、系统、周详地对敦煌遗书中的文学作品依照文体进行了勾稽清理。由于有这两个重要贡献，该书出版后，受到国内外敦煌学研究界的重视，并在1990年的“中国图书奖”评奖中获二等奖，为甘肃敦煌学界以及整个甘肃社会科学研究和出版工作争得了荣誉。即将出版的《敦煌文学概论》一书则从理论上对敦煌文学进行论述，全书建构了敦煌文学的新体系，对敦煌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分类、思想内容和艺术风貌、作者队伍构成、历史贡献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具体问题也都提出了具有开创性的看法，可以说是对敦煌文学研究80多年来的历史的一个总结和发展。

五、敦煌科技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敦煌石窟和敦煌遗书所反映的当时科技状况以及敦煌石窟的保持两个方面进行。关于前一方面。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的《敦煌莫高窟53窟前宋代建筑复原》（《考古》1977年第6期）、肖默的《唐代建筑风貌》（《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依据莫高窟壁画和建筑实物以及遗址，较系统地论述了唐代建筑的布局和形制并对53窟窟前建筑进行复原工作，比起前人的研究前进了一步，受到称道。施萍婷的《敦煌历日研究》（《1983年全国敦煌学述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较前人更为准确地推算出当时敦煌历日以及制历规律，是敦煌历史研究中多年来少见的一篇力作。赵健雄、丛春雨等关于敦煌遗书中医学资料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赵健雄等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丛春雨等的《敦煌中医药全书》等，全面、系统地整理了敦煌遗书中的中医药文献，具有开创和集成之功，受到敦煌学研究界的重视。段修业的《对莫高窟壁画制作材料的认识》（《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王进玉关于敦煌壁画和遗书中的耕作图、纺织技艺、蚕桑业、紫微星垣图等的一系列论文，也都是值得注意的成果。关于后一方面，敦煌研究院等的《敦煌莫高窟大气环境质量与壁画保护》（《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敦煌莫高窟壁画颜料变色原因探讨》（同上）、《敦煌霉变壁画、霉菌的分离鉴定》（《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李最雄等的《PS加固风化砂岩石雕的进一步研究》（《敦煌研究》1988年第3期），《敦煌壁画加固材料的选择试验》（同上），李云鹤等的“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莫高窟重层壁画整体揭取迁移技术”，孙儒亻间的《榆林窟病害及其保护》（《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以及最近发表的李实等的《高速液相色谱技术在壁画胶结材料分析中的应用》（《敦煌研究》1992年第4期）、《聚乙烯醇醋酸乳液在特殊环境中的光照老化测验》（同上），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病害调查组等的《莫高窟第194窟崖体和地仗分析报告》（《敦煌研究》1992年第3期）、《莫高窟53窟壁画酥碱病害原因的初步研究》（同上）等研究成果，都具有很高的科学水千和实用价值。敦煌研究院有关专家对烟熏壁画清洗技术的研究，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六、敦煌遗书存藏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涉及藏经洞的封闭、敦煌遗书的数量及外流、敦煌遗书目录的整理与公布、敦煌遗书的总体价值等方面。贺世哲的《从一条新资料谈藏经洞的封闭》（《西北史地》1984年第3期），李正宇的《土地庙遗书之发现、特点和入藏年代》（《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刘进宝的《千古之谜谁解说——敦煌藏经洞封闭时间及原因讨论综述》（《文史知识》1991年第7期），梁粱的《为敦煌遗书正名——兼谈藏经洞之名》（《敦煌研究》1986年第2期）等文章，就藏经洞的封闭以及数量、外流等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重要看法。施萍婷、刘忠贵的《敦煌文物研究储藏敦煌遗书目录》（《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敦煌县博物馆的《敦煌县博物馆藏敦煌遗书目录》（《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秦明智的《关于甘肃省博物馆藏敦煌遗书之浅考和目录》（《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文史·遗书编）等，在整理并公布甘肃省内有关单位收藏的敦煌遗书的同时，还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考析，有助于全面了解敦煌遗书。周丕显的《敦煌遗书概述》（《敦煌学辑刊》总第1期）等一组文章，全面地考察论证了敦煌遗书的价值以及各个类别的情况，尤其应当受到注意。

七、敦煌学总论

陈人之的《八十年来我国之敦煌学》（《敦煌学论集》）、颜廷亮的《我国敦煌学研究史概述》（《社科纵横》1989年第1期）、卢秀文的《敦煌学编年》（《敦煌研究》1988年第4期始刊）等文章，对我国敦煌学研究史的分期、各个时期的成就、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展望。还有一些文章，如李永宁等的《敦煌学研究在甘肃》（《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研究通讯》1986年第2期，后经补充收入《甘肃社会科学概览》）等，对甘肃敦煌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总结和分析。此外，林家平等的《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兰州学刊》1984年第1期）、李永宁的《敦煌学——广阔的研究领域》（《甘肃日报》1984年10月31日）、刘进宝的《试论敦煌学及其研究对象——兼与林家平等同志商榷》（《社会科学》1988年第5期）、敦煌研究院资料中心的《敦煌学文献资料分类类目表》（《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等文章，还就敦煌学学科建设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对敦煌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段文杰在1988年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敦煌学回归故里》（《文史知识》1988年第8期）。从上述一切来看，敦煌学研究确实是回到了故里——不仅是回到了伟大的祖国，而且是回到了敦煌文化的故乡甘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