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第一节　敦煌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一、敦煌学研究的历史

敦煌学研究，迄今已有大约90来年的历史。从全国和全世界范围来看，人才辈出，成果累累。而敦煌在甘肃，敦煌文化在甘肃，敦煌学研究最早也是在甘肃开始的。从有关资料可知，还在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就已有人从历史或文艺角度看待敦煌文化了。之后，依旧有这种情况。比如，雍正年间督修河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氵隆，嘉庆年间著名的西北史地学家徐松，道光年间任敦煌县令数年的许乃光等都有对敦煌文化的零碎研究和描述。不过，敦煌学研究的正式开始，还是在藏经洞打开之后。而最早从事这一工作的，便是时任甘肃学台的叶昌炽。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从当时的敦煌县令汪宗瀚手中得到了出自藏经洞的一些文物，便对之进行研究，并在其著作《语石》以及他的《缘督庐日记》中加以记述。

然而，一直到1949年为止，在全国敦煌学研究有相当大成绩、全世界敦煌学研究也有较多成果的情况下，甘肃的敦煌学研究却并无多少进展。30年代前，研究者寥寥，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经1年时间的筹备后正式成立。该所聚集了包括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苏莹辉、史岩、孙儒侗、李承仙等在内的一批人才。他们在对石窟进行保护的同时，对壁画、彩塑等进行了调查、研究和临摹。其临摹品曾于1948年在南京展出，受到国内文化界的称赞。其所编著的成果，主要有史岩的《敦煌千佛洞现状概述》（《社会教育季刊》一卷第2期，1943年6月）、《敦煌石室画像题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华西大学比较文化研究所1947年联合出版），常书鸿的《敦煌艺术与今后中国文化建设》（《文化先锋》第5卷第2期，1946年7月）、《敦煌近事说到千佛洞的危机》（《大公报》1948年12月12日至14日），苏莹辉的《敦煌新出北魏写本毛诗孝经合考》（《东方杂志》41卷3期，1945年2月）、《记敦煌艺术研究所新发现北魏写经》（《西北文化周刊》第23期，见《西北日报》1945年4月24日）、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编辑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志略》（1948年）等。另外，一些该所之外的旅陇学人以及陇籍学者如慕少堂、李海舟等，也有对敦煌艺术、文学、史地等的论述。但是，即使是在40年代，研究队伍仍然很小，研究成果也十分有限。与全国以至国外相比，敦煌学研究在甘肃落后了一大步。

敦煌学研究在甘肃的长足发展，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甘肃的敦煌学研究，更是步入全国的先进行列，为国内外敦煌学界所注目。

1950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组为敦煌文物研究所。以常书鸿为所长的该所研究人员，除了继续进行先前已经开始的工作外，主要的是对石窟和石窟艺术的形成、发展和流变等进行探讨。在60年代初，该所的研究范围又有所扩大，对敦煌遗书开始进行研究。该所之外，甘肃的一些学者，也把对敦煌文化的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为止，17年间，出现了不少学术论著。其中，主要的论文有常书鸿的《敦煌艺术的源流与内容》（《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4期），段文杰的《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9期），周丕显的《试论“敦煌学”在学术研究上的价值和意义》（《甘肃日报》1962年6月16日）以及当时已经完成而未及发表的一批文章；主要的较为系统而又带有通俗介绍性的专书和小册子有敦煌文物研究所的《敦煌壁画选》第一至三辑（北京荣宝斋1952～1954年出版）、《敦煌壁画集》（文物出版社，1957年）、《敦煌彩塑》（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敦煌莫高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敦煌图案》（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榆林窟》（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1957年）、《敦煌壁画》（文物出版社，1959年）、《敦煌唐代图案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敦煌彩塑》（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敦煌历代藻井图案》（人民美术出版社，1960年）、《敦煌壁画》（文物出版社，1964年）、《敦煌彩塑》（文物出版社，1964年），等等。与此同时，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甘肃在敦煌石窟的保护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特别是对莫高窟的加固工程，受到了国内外敦煌学界以及其他各界的称赞。

从这一切来看，敦煌学研究在甘肃，将会出现一个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发展的进程，整整十年的大动乱期间，敦煌学研究在甘肃几乎处于停滞状态。

二、敦煌学研究的现状及特点

“文化大革命”以后，敦煌学研究在甘肃开始复苏。短短的两年多时间中，甘肃的敦煌学专家学者，就发表了《敦煌文物研究所藏敦煌遗书目录》（施萍婷、刘忠贵，《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第1期）、《唐末张议潮统一河西》（贺世哲，《甘肃师范大学学报》1976年第2期）、《敦煌莫高窟窟前宋代建筑复原》（敦煌文物研究所考古组，《考古》1977年第6期）、《敦煌莫高窟艺术》（常书鸿，《文物》1978年第12期）、《敦煌早期壁画的民族传统和外来影响》（段文杰，《文物》1978年第12期）等一批论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敦煌学研究在甘肃迅速发展。十余年间，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迅猛增多，专门期刊迅速创办，学术活动日益活跃，研究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

首先，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不断建立和完善。敦煌文物研究所的专业人员猛增至150余人；1984年10月，该所又改建为敦煌研究院。现在的敦煌研究院，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敦煌学研究专门机构。该院之外，甘肃的敦煌学研究机构，还有在1983年成立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1983年3月成立的西北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所，1989年3月成立的兰州中医学院敦煌中医药学研究组，1992年3月成立的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敦煌文学研究室。至于敦煌学研究的学术团体，则有1991年12月正式成立的甘肃敦煌学学会和1984年成立的酒泉敦煌学学习研究会。现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专门人员，在甘肃已不少于200人。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甘肃已是敦煌学研究专门人员数量最多、老中青梯队最为健全的省份。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李其琼、孙儒亻间等老一辈学者，蜚声中外，目前绝大多数仍在辛勤耕耘；贺世哲、李永宁、李正宇、施萍婷、樊锦诗、关友惠、欧阳琳、孙修身、梁尉英、谭蝉雪、汪泛舟、庄壮、郑汝中、马竞竞驰、刘玉权、李振甫、周丕显、初世宾、秦明智、张宝玺、徐祖蕃、薛英群、董玉祥、齐陈骏、陈守忠、李重申、窦侠父、刘瑞明、张鸿勋、孙其芳、席臻贯、高金荣、孙纪元、赵健雄、丛春雨、颜廷亮等中年学者，各有建树，在国内外均有一定影响；杜斗城、李并成、郑炳林等一批青年专家，勤奋刻苦，也都受到省内外敦煌学界的重视，有的还在国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其次，研究论著大量涌现，发表园地迅速增多。发表的论文，十余年间，多达千余篇。出版的论著，主要的就有敦煌研究院编著的《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五巨册，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1982年起陆续出版）、《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文集》（二编四册，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至1987年出版）、《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文物出版社，1986年）、《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7年）、《敦煌石窟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二册，辽宁美术出版社，1990年），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的《关陇文学论丛·敦煌文学专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敦煌学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段文杰主编和撰写的《中国美术全集·敦煌壁画》（上、下册，人民美术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等，1986年）和《敦煌石窟艺术论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张鸿勋选注的《敦煌讲唱文学作品选》（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颜廷亮、张鸿勋参编的《敦煌文学作品选》（中华书局，1987年，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8年影印出版），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颜廷亮、赵以武合辑的《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席臻贯撰写的图书配声带《敦煌古乐》（敦煌文学出版社、甘肃音像出版社，1992年），刘进宝的《敦煌学述论》（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年），杜斗城的《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校录研究》（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和《敦煌五台山文献校录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郑炳林的《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齐陈骏等的《五凉史略》（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年），赵健雄等的《敦煌医粹——敦煌遗书医药文选校释》（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等等。另外，还有一些论著，如敦煌研究院编集的巨型画册《敦煌石窟艺术大观》（三十册）、颜廷亮主编的《敦煌文学概论》、谭蝉雪的《敦煌婚俗文化》、郑炳林的《敦煌碑铭赞辑释》、李重申等编集的《敦煌体育史料汇辑》、丛春雨等编集的《敦煌中医药学全书》等，也都正在出版或即将出版。同时期中，先后创办的敦煌学专门期刊，则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室编辑的《敦煌学辑刊》、甘肃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委员会秘书处合编的《敦煌语言文学研究通讯》（内部刊物）、敦煌研究院主编的《敦煌研究》。另外，省内不少社会科学刊物也都经常刊登敦煌学研究论著，其中有的还辟有敦煌学研究的专栏或编发过敦煌学研究的专号。甘肃的各个出版社，多年来大力支持敦煌学研究。十多年间，除出版有省内、国内专家学者的一系列敦煌学研究著作外，还出版有诸如《吐蕃僧诤记》（［法］戴密微著，耿舁译，1984年出版）等译著，深受国内外敦煌学界好评。

再次，学术活动日益活跃，与省外、国外的学术交流日益广泛。1982年7月底至8月初，甘肃省社会科学院在兰州和敦煌两地举办了我国敦煌学研究史上的第一次学术讨论会——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对甘肃以及全国敦煌文学研究的此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为后来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83年8月，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暨1983年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在兰州举行；会议规模之大、成果之丰、影响之大，实为前所未有；会议收到的论文多达115篇，其中由甘肃敦煌学研究专家学者撰写的有42篇之多，既充分展示了我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水平，又是对甘肃敦煌学研究的一次大检阅和大促进。此后，在甘肃举办的敦煌学研究学术会议，每过不长的时间就有一次，其中主要的有：1986年9月在酒泉举行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分会年会；1986年12月在敦煌举行的“莫高窟起甲壁画修复技术”等三项文物保护科研成果鉴定会；1987年7月在天水举行的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1987年9月在敦煌举行的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1989年9月在敦煌举行的全国石窟保护技术座谈会及敦煌文物保护科研规划论证会；1989年12月在兰州举行的敦煌文学讨论会；1990年8月在兰州举行的国际敦煌中医药学学术讨论会；1990年10月在敦煌举行的敦煌学国际讨论会；1991年12月在兰州举行的甘肃敦煌学学会成立大会及学术交流；1992年12月在兰州举行的敦煌遗书与古代档案研讨会。在举办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同时，甘肃敦煌学研究的各有关单位和学术团体，又各自多次派出人员出席省外以至国外的敦煌学学术会议。与此同时，甘肃敦煌学研究各有关单位还多次分别派出专家学者赴省外以至国外举办敦煌学方面的展览或进行讲学、学术考察、学术交流等活动，接待了省外以及国外大批敦煌学专家学者。所有这些学术活动，都大大地加强了甘肃敦煌学研究界与全国以及国外的学术交流，促进了甘肃以及全国敦煌学研究的新发展和新繁荣。

最后，研究水平也有很明显的提高。十多年来的许多专著和论文，或提出新问题，或发表新见解，或开拓新领域，或使用新方法，具有扎实的学术根底和很高的学术价值，这些著作或全面系统地考证整理敦煌石窟资料，或系统周详地论述敦煌石窟艺术，或精心汇辑重要研究成果，或就敦煌学的某一领域进行具有开拓性的研究，或就敦煌学的历史和现状作全面的论述，受到国内外敦煌学界的好评，其中不少专集专著获得了全省以至全国的优秀社会科学著作奖或优秀图书奖，有的还被国外以及我国台湾翻译或影印出版，十分有力地表明敦煌学研究在敦煌文化的故乡甘肃省已经步入大繁荣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