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散文概述

一

蒙古贵族忽必烈于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即蒙古大汗位,积极展开对中原大地的入侵。1264年,忽必烈建都燕京(今北京),又称大都,改年号为至元,并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于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南宋的抗元斗争一直不断,直到1279年,元军消灭了迁徙于广东南海崖山一带的南宋流亡政权以后,才算统一了中国,元朝真正确立。尽管元朝的统一结束了500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全国各族人民在之后的80年中较为安定地从事生产,物质和精神文化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蒙元统治者毕竟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入主中原以后,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在政治上实行武力镇压、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元世祖(忽必烈)时,把国人分为四等:第一等蒙古人;第二等色目人,包括西夏、西域各族人;第三等汉人,包括契丹、女真、高丽和原来金朝统治下的汉人及西南地区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第四等南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人及南方的其他各族人。这四种人在政治待遇、法律地位、经济负担上都有所不同,蒙古人享有至高特权,其他三种人则逐一递降,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同时,元统治者把人分为十等,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倡、八民、九儒、十丐。知识分子(儒士)被降到比和尚、道士、倡优还要低的地位,名列第九,这就是“臭老九”的发端。在思想文化上,元武宗(1308—1311)追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借儒学、理学和宗教来禁锢和麻痹人们的意识,出现了文化偏至的倾向,使中国的文化学术陷入衰颓。不过,由于元代城市经济特别发达,外来文化的输入,统治者对喜歌好舞的支持,元朝前期又废除了科举,断绝了文人仕进之路。除了依附于统治者之外,一些儒士遁迹山林,授徒办学,不肯屈身于蒙古统治者;一些儒士既不屈从于统治者,又为生活所迫,他们把自身所受的屈辱和迫害以及胸中的愤懑,利用书会的组织形式,同艺人合作编写剧本,或者亲自登台演出,这就促进了以戏曲(杂剧)为代表的市民文学的发展,使其逐渐取代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文化由偏至走向了迁衍变化。古之诗文与之相比,则黯然失色。其原因,一是诗文受到统治阶级的压制排斥,元世祖对诗文一向反对,认为“汉人惟务课赋吟诗”,“何关修身,何益于国”(杨维桢《东维子集·王希赐文集再序》);二是因为诗文作家大多是官宦,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脱离人民、脱离生活,又受到重重的思想束缚,不能写出反映现实的作品,不像杂剧作家身居下层,熟悉市民生活,受封建礼教和程朱理学的束缚较少,能比较自由地进行创作;三是身居高位的诗文作家,不能得到政治上的尊重,思想苦闷普遍存在。有的对当前的现状不满而对过去宋王朝依恋怀念,有的向往山林的隐逸生活,与元统治者离心离德,因此,这时期的诗文创作相对减少。

我朝文章,肇变为刘、杨,再变为姚、元,三变为虞、欧、揭、宋,而后文为全盛。以气运言,则全盛之时也,盛极则亦衰之始。自天历来,文章渐趋委靡,不失于搜猎破碎,则陷于剽盗灭裂。能卓然自信,不流于俗者几希矣。

总之,元蒙统治者重武功轻文治,尽管文禁较松弛,禁锢较薄弱,书院恢复,倡儒兴理,但元代中期以后恢复科举,规定程朱传注的经学为考试依据,理学更成为官学。这样给元代的散文带来极大的影响,表现为尚义理轻文艺、重道统轻文统、义理色彩浓厚、文采缺弱。散文作家主要是模仿唐宋,走着因袭的道路,缺乏时代的特色和个人的创造,因而没有出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比之于前代,这时期的散文是落后衰退的。

二

公元1368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彻底击败了元朝统治政权,建立了强大的明王朝。朱元璋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屯田、垦荒、轻赋、发展手工业等一系列措施,被元破坏的经济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造船业、航海业的兴起,大大促进了中外贸易的交流。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有明一代曾出现较长时期的承平局面。明太祖朱元璋虽和尚出身,文化程度不高,但他掌权后采取文化更化的政策,匡正元朝狭隘的民族歧视的文化政策,既推崇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又不排斥其他学派的存在和发展。因而教育得到较大的发展。书院、义学、私塾兴起并走向繁荣,其数量、规模、影响均大大超越元代。在学术思想上出现了王守仁主观唯心论的“心学”;李贽的《焚书》,提出“非孔”,反对封建礼教和等级制度;杨慎则反对程朱理学,倡导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文学、戏曲、书法、绘画、科学技术等方面,均有所建树。但朱元璋及其后继者,为了巩固其统治,在政治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定一系列维护封建专制的制度,建立庞大的军事机构,设立东、西厂特务组织,加紧对官吏和文人的控制。在思想上,大力提倡孔、孟儒学和程朱理学,撰修《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推行天下,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实行八股文取士制度;同时,大兴文字狱,实行笼络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一方面收罗文学人才,集中数以千计的知识分子编纂《永乐大典》,同时又斩杀一切不为所用的文士。这些思想文化统治的措施,不仅钳制了人们的思想意识,而且对文学理论和创作的复古倾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明代的散文在这种禁锢与反禁锢的斗争中曲折前进,最终取得卓著的成绩,特别是在散文理论方面,提出了“童心说”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极富个性色彩的人文主义的思想主张。故钱基博在《明代文学自序》中指出:“自来论文章者多侈谈汉魏唐宋,而罕及明代,独会稽李慈铭极言明人诗文,超绝宋元恒蹊,而未有勘发。自我观之,中国文学之有明,其如欧洲中世纪之有文艺复兴乎?明太祖开基江淮,以逐胡元,还我河山,用夏蛮夷,右文稽古,士大夫争自濯磨,而文则奥博排奡,力追秦汉,以矫欧、苏、曾、王之平熟。……然则明文学者实宋元文学之极王而厌,而汉魏盛唐之拔戟复振,弹古调以洗俗响,厌庸肤而求奥衍,体制尽别,归趣无殊。此则仆师心自得,而《明史》序《文苑传》者之所未及知也。”^[1]把明代的文学评为如欧洲之文艺复兴,虽有过之,但明代散文作家思想之活跃,学派之纷争,个性主张之鲜明,既是散文家们冲破文网禁锢之表现,也是明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在人们意识形态上之反映。

三

有明一代的散文流变,呈现出学派纷争的特点。

一是开国派散文。明初有名的散文作家,被朱元璋称为“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积极提出文学的复古主张,认为“明道之谓文,立教之谓文,可以辅俗化民之谓文”(《文说赠王生黼》)。这正是适应朱元璋的文化统治之需而提出的。与宋濂一起亲身经历元末动乱的刘基、高启、方孝孺,也是开国派的散文家。他们为文之主张,大抵同宋濂一样,以“明道”为主。刘基认为“文以理为主”(《苏平仲文集序》),方孝孺之文“大旨一归于明道”(俞化鹏《重辑方正学先生文集序》),他们的文章大多写于元末明初,有的抨击了元末统治者的腐败,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二是台阁体散文。从明成祖永乐到明英宗天顺的60多年中,社会经济暂时繁荣,出现了“三杨”,即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诗文。“三杨”都是历经四朝的宰辅重臣,身居高位,备受宠信,为迎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他们主宰文坛,专门模仿宋代散文中舒徐柔婉的风格,把诗文作为点缀升平盛世的工具。“所谓‘台阁体’说得雅一点,是雍容典雅,说得不客气,就是‘今天天气,哈哈哈’这种以阿谀粉饰为主题,以不痛不痒、平正肤廓为风格的文学。在那时,不但是文人们明哲保身的法宝,也不失为汇缘求进的阶梯。”(茅盾《夜读偶记》)他们在大量“应制”、“颂圣”之作,以及交际应酬等各类题材的作品中,都表现出这种倾向,内容平庸空虚,艺术上也无可取之处。然而由于他们的政治地位,上行下效,一时成为风气。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的:“成化以后,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这说明其形式主义的恶劣影响。这种体制、文风垄断当时文坛达几十年之久,给文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机。“三杨”之中以杨士奇、杨荣文学成就较大,杨溥不以文名,而以“雅操”见称。

三是茶陵派的散文。从明宪宗成化年间至明穆宗隆庆年间(1465—1572),宦官宰相把持朝政,皇帝昏庸奢侈,政治日趋腐败,土地高度集中,官吏横征暴敛,使农村濒于破产,各地农民的反抗活动不断出现,明王朝飘摇在风雨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靡弱的“台阁体”文风,愈来愈引起人们的不满,有识之士迫切要求改弦更张。到弘治、正德年间的“前后七子”适应这一形势要求,掀起了一个颇有声势的反“台阁体”的复古运动。在“前后七子”之前,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可看作“台阁体”向复古运动转变的过渡。此派反对“台阁体”的流弊,但其散文也追求形式上的典雅,内容贫乏,在实质上并没有摆脱“台阁体”的影响。

四是“前后七子”(秦汉派)的复古散文。弘治、正德年间,由“前七子”兴起的文学复古运动,开始给“台阁体”以沉重的打击。“前七子”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包括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等人,结成文学集团,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明史·李梦阳传》)的口号,以艰深的词句、雄浑的格调,互相唱和标榜,形成一个声势浩大的文学运动,动摇了“台阁体”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建立了历史功绩。其中以李梦阳、何景明、康海的文学成就为大。但是,他们一味地强调模仿古人,又走上因袭模拟的形式主义道路。而在复古模拟的共同倾向下,李梦阳和何景明又不相一致,针锋相对地进行论争,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

到了嘉靖、万历年间,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包括宗臣、谢榛、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在内的“后七子”,雄踞文坛,重复“前七子”的复古路线,又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企图通过模拟古代优秀文学,以取代充满官僚习气的“台阁体”。但是,他们把模拟前人当作文学创作的途径,对秦汉以后的文章十分轻视,结果成了食古不化者。

五是唐宋派的散文。“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从弘治到万历年间,持续约百年之久。虽然他们提出了一些可取的文学见解,扫清了“台阁体”在文坛上的恶劣影响,但是,他们的复古模拟和形式主义的文艺观,又给当时的文艺创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在文人中引起不满情绪。在“前后七子”复古运动声势煊赫之际,明世宗嘉靖年间,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的是“唐宋派”。他们以继承南宋以来尊韩、柳、欧、曾、王、苏的古文传统为己任,自觉地提倡唐宋古文。“唐宋派”开始于王慎中,至唐顺之,声势逐渐壮大,继之有茅坤和归有光。作为唐宋派领袖的王慎中和唐顺之,最初都受到“前七子”复古派的影响,后来认识到李梦阳、何景明主张的流弊,才有所转变。他们共同推重唐宋古文,被称为“唐宋派”。他们也以唐宋八大家的继承人自居。他们尖锐地批评复古派模拟剽窃的文风,认为其没有自己的本来面目,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光彩,是不能留传于世的。这一批评是有深刻意义的。由于唐宋派推尊唐宋诸大家,提倡学习唐宋散文,与当时的时代接轨,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崇古非今、一味强调模拟因袭相比较,切合文学发展的实际,比较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六是独立派之散文。所谓“独立派”,是指那些独立不倚之士,其为文,不模拟唐宋,更不仿效秦汉,自抒胸臆,卓然自成一家。正如陈柱在《中国散文史》中所说:“吾观有明一代,如陈白沙、王阳明两先生之文,浩气流行,不傍古人壁垒。读其为文,令人感激,忠义之气油然而生,而自古之论文者罕及焉,何邪?兹以其能绝去依傍,不为古人舆台,故名曰独立派。”^[2]其实,在陈白沙、王阳明之外,杨慎(升庵)、徐渭(文长)之为人与为文,均无依傍,他们的散文亦可算独立派之作。

七是“童心说”与公安派的散文。明代后期,明神宗万历年间,李贽和“公安派”继续起来反对复古派。当时,统治阶级与农民之间,以及统治阶级之间矛盾进一步激化,伴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反映市民阶层要求个性解放,冲破封建传统的戏曲小说光起,开始影响“正统”文学的发展变化。统治阶级内部由于矛盾的尖锐,意识形态也开始发生变化,王阳明学派分化出他的异端泰州学派,猛烈攻击程朱理学,怀疑传统的封建教条,李贽就是该派的代表人物。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首的公安派就是在李贽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新的文学流派。李贽提倡“童心”说,童心即“真心”、“赤子之心”,认为只要有“真心”、“真情”就是优秀作品,这是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张而提出的。同时,他还批判了封建正统文学的观点,认为对《六经》、《论语》、《孟子》也不要迷信,这些乃是“道学家之口实,假人人的渊薮”。这些大胆的思想见解,正是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反映,代表了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三袁”兄弟(宗道、宏道、中道)因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的文学主张是:要求文学要变化发展,要有真情实感、真知灼见,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要求创作的独创性和个性化,反对崇古模拟、虚伪矫饰,提倡语言也要随时代变化,重视文学语言的口语化、通俗性等,深刻地批判了复古派,把文学创作从重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但是,他们的主张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反崇古却忽视了文学的继承性和创造性的关系,强调“独抒性灵”,却又把文学创作仅仅归之于作家的主观性灵,脱离了社会的现实生活,以致把抽象的性灵变得神秘化。所以到后来,又产生了新的流弊。他们的散文创作,大都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他们的散文主要是描写自然景物和身边琐事,抒发个人的情怀,其中袁宏道在这方面成就最高,他的游记小品文,清新活泼,文笔适逸,有很高的艺术表现力。

八是“竟陵派”的散文。在公安派的诗文正风靡一时,为人们争相仿效的时候,明代的文坛上又出现了竟陵派,影响文坛达30余年之久。它的代表人物是钟惺和谭元春,他们都是湖北竟陵人,所以被称为竟陵派。他们反对复古派模拟古人词句,提倡抒写性灵,与公安派相似,但其批判的鲜明性、深刻性、完整性,远不及公安派。他们把抒写性灵限制在更狭小的范围,强调超现实的“孤怀”、“孤诣”(钟惺、谭元春《诗归序》),他们还反对公安派平易近人的文风,认为“俚俗”,而大力提倡一种所谓“幽深孤峭”的风格。他们的散文,多刻意求奇,给人以佶屈聱牙的感觉,只有少数较为可取。总的说来,竟陵派在与复古派的斗争上,较之公安派不仅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反而把文学创作引向新的歧途。

这一时期,在公安派、竟陵派的影响下,小品文大量出现,著名的作家有王思任,字季重,号谑庵,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著有《王季重十种》。他的散文有一种喜剧风格,描写人物仅淡淡几句,就勾画出人物的形态和个性特点。如《冒伯麟诗序》中描写冒伯麟,《东坡养生序》里对东坡一生的概括,都有一种诙谐的情调。他的游记小品,如《游庐山记》、《游峰山记》等,善于通过景物的拟人化,夹叙夹议,表现出幽默的情趣。小品散文成就最大的是张岱,他的散文题材广泛,风景名胜、世情风习、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器,无所不记。他通过这些反映了明末现实生活的某些侧面,在写景抒情中,常常流露出追怀故国、热爱乡土的思想。文笔清新,描写生动,造句新奇。

九是复社及其救亡散文。明末,自光宗泰昌(1620)以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特别尖锐,社会变动异常剧烈,文学上也表现出新的变化。在思宗崇祯年间,一些东林党人以张溥为首组织了复社,后来一些复社成员陈子龙、夏允彝等又组织了几社,继续同宦官及其党羽斗争。这两个社团既是政治集团,又是文学社团,在文学主张上仍然步随“前后七子”,没有提出新的意见,但作品大多有充实的内容。同时,以艾南英为代表的豫章社却与复社、几社对立,重振唐宋派的旗帜。但在反对公安派、竟陵派的抒写性灵主张上,他们又是一致的。面对黑暗的现实和激烈的民族矛盾,在现实的斗争中,许多作家改变了他们的主张和作风,不再自囿于派别优劣的争论,而积极参加反阉党的政治斗争和抗清斗争,在明末的文坛上,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复社的创始人和领袖张溥,其有名的《五人墓碑记》颂扬了市民领袖颜佩韦等五人反对阉党的斗争业绩,斥责了阉党祸国殃民的罪行,在叙事议论中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激昂慷慨,大气磅礴,颇为后人称道。明末抗清起义军首领和有名的文学家张煌言,在抗清斗争中被俘牺牲,他的《贻赵廷臣书》被人称为无韵的《正气歌》。他在这封信中反复表示拒绝投降的坚决态度,表现出崇高的气节和爱国主义精神。夏完淳,明末的少年英雄,在抗清斗争中被捕牺牲。《狱中上母书》写于被捕后的南京狱中。这封书信写对母亲与妻、妹的诀别和眷念,对双慈的安置,对遗腹后嗣的打算等,都与爱国复仇的大义联系在一起,处处洋溢着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和英雄气概。

总之,明代的270年中,永乐、弘治年间出现的“台阁体”被“茶陵派”、“前七子”扫荡之后,接着发生了拟古主义与反拟古主义的长期斗争,出现了“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和小品文作家,以及复社、几社、豫章社和爱国主义作家。明代的散文,就是在这种起伏变化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派别的斗争中曲折向前发展的。比起唐宋,明代虽然没有产生与之相并的杰出的作家作品,但是优秀的散文作品还是不少的。并且在各种文学派别的斗争中,提高了散文理论水平,出现了多种风格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晚明小品文的产生,可看作散文的一大新发展,这些对于清代和近代散文都有积极的影响。

四

元代的辞赋比骈文多。金元之际的赋家以赵秉文和元好问为代表。元代初期,刘因的《渡江赋》比较深刻地反映了蒙古贵族统治下人民的悲惨生活,在同期的赋中是一篇重要作品。此后,被称为元代辞赋大师的杨维祯的《些马赋》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苦闷和社会危机,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明代的辞赋作家,初期有刘基、宋濂和高启等。在“台阁体”统治文坛的时候,赋的内容也多为歌功颂德、点缀升平之词。明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赋风转变,反映社会矛盾的作品增多,沉寂了一百多年的唐代讽刺小赋传统又得到了继承。但这时的赋体没有沿着宋代欧阳修、苏轼的散文赋方向发展,骈赋和骚体赋得到复兴,主要是由于“前后七子”复古派文论思想的影响,因此这时期辞赋的创作以复古派的成就最大,其他各派都不擅长作赋,没有好的赋作。

李梦阳的赋学习汉魏而有变化。他的《钝赋》、《宣归赋》抨击了当时的黑暗现实,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何景明的赋抨击现实的力度不及李梦阳,但他的抒情小赋如《别思赋》等,比较自然秀丽。王世贞的赋内容比较广泛,《老妇赋》讽刺严嵩比较深刻。这时期的许多讽刺小赋中,复古派成员王廷陈的《左赋》,讽刺当时社会是非美恶颠倒,具有独特的风格。在明末,反映民族矛盾的赋以夏完淳的《大哀赋》最为突出,被人视为追攀庾信《哀江南赋》的长篇史诗。这篇赋对明王朝的兴衰做了沉痛的回顾和总结,字字句句凝结着血泪,表现了深沉的爱国感情,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五

寓言散文在宋代一度沉寂,到了元明时期又继承先秦寓言的传统而出现了高潮。一方面是因为社会的黑暗不平,作家为了回避文网,需要借助寓言来揭露和批判现实,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另一方面是因为城市经济的高度发达,反映市民阶层思想意识的小说、戏曲大量产生,冲破了封建正统文学的某些束缚;特别是受明代中后期反复古模拟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以及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倡导,一些作家扩大了文学创作的题材,提高了文学创作的表现技巧。这些都与元明寓言散文的兴盛发展有重要的关系。

元末明初最有成就的寓言作家是刘基,他的寓言作品集中在《郁离子》一书中。全书18篇,共195条,大部分是寓言故事,以郁离子其人为主人公,贯穿全书,实为作者自己的化身。这部寓言集多方面地反映了元末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的政治哲学思想。它具有先秦哲理寓言和唐代柳宗元讽刺寓言的特色,而又另有一种诙谐的风格,如《瞽聩》章中的《养狙者》,写楚之狙公剥削压迫众狙,一日,众狙觉悟,群起反抗,破栅毁柙而相携入于林中,狙公卒以失狙而饿死。作者最后提出:“世有以术使民而无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觉也;一旦有开之,其术穷矣。”这是对元朝统治者对人民残酷压迫的揭露和批判,反映出元末农民大起义的形势,暗示出暴虐的统治与剥削必将得到像狙公那样的可悲下场。这是庄子寓言“朝三暮四”(《齐物论》)的发展,变化情节,而赋以新的思想内容。又如《枸橼》章中的《中山猫》,写赵人患鼠而养中山猫,月余之后,老鼠没有了而家中的鸡也被猫吃尽。其子患之,要将猫去掉。其父曰:“夫有鼠则窃吾食,毁吾衣,穿吾垣墉,坏伤吾器用,吾将饥寒焉,不病于无鸡乎?无鸡者弗食鸡则已耳,去饥寒犹远,吾若之何而去夫猫也。”这则寓言告诉人们遇事要权衡利害轻重,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能求全责备。

与刘基同时的宋濂也是一位寓言作家,他的《龙门子凝道记》作于元代末年,内容涉及政治、哲学、天文、地理各个方面,其中也有几十则寓言故事。同《郁离子》一样,全书以龙门子(作者自己)作为主人公贯彻始终。《观渔微》写龙门子观渔于河,看见捕鱼者撒下密网,到深水处赶鱼,鱼惊恐,逆流而上,全触网不得脱。龙门子对此触目惊心的现象感到十分悲痛,感叹地说:“干戈万里,掠人为粮,甚或载盐尸以行,生民之类,不绝如缕,而况于鱼乎!”反映出元末社会动乱,人民灾难深重,元朝的统治已处于崩溃的边缘。

明初,宋濂的学生方孝孺也创作了一些寓言散文,比较好的如《越巫》、《吴士》。越巫借鬼以骗人,最后却因“鬼”而惊悸而死,诙谐讽刺之中对越巫骗人给予了深刻的批判。吴士自夸其能将兵作战,举世莫及,而一见战阵却不战而逃。作者在文末明确指出:“余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好夸者死于夸,而终身不知其非者众矣,岂不惑哉?游吴、越间,客谈二事类之,书以为世戒。”从创作意图和文末的语句来看,这两篇寓言大概是受到柳宗元《三戒》的影响而创作的。薛瑄的《猫说》,借说猫“无捕鼠之能,而有噬鸡之病”,讽刺了封建社会中那些无能而害民的统治者,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明代中叶,马中锡的《中山狼传》是一篇广为流传的著名寓言。无论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但其形象的客观意义却揭示出一个深刻的道理:对狼一样的恶人是决不能够讲仁慈的。这篇寓言在艺术上独具特色,它把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浪漫主义的幻想、以此喻彼的寓言特点结合在一起,篇幅宏大,在寓言史上是空前的。明代后期诙谐寓言大量出现,如江盈科的《雪涛小说》、赵南星的《笑赞》,以及冯梦龙的《笑府》、《广笑府》和《古今谭概》等,形成了诙谐寓言空前繁荣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