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散文概述

一

公元960年,赵匡胤代周自立,建立北宋王朝,结束了晚唐五代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北宋王朝统一全国以后,为了避免唐代藩镇之祸的重演,实行了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对农业生产采取减轻赋税等措施。安定的社会环境,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城乡手工业和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为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为了巩固中央集权,赵匡胤以武臣身份发动“陈桥兵变”,夺得了后周政权,因此当他称帝之后,怕“前剧重演”,便采取“压武优文”的开放政策。对武将,“杯酒释兵权”,一方面削去他们的权力,另一方面又给他们以爵位和优厚的赏赐,让他们置田买宅,过着歌舞酣宴的奢侈生活;对文臣(文士),则优遇厚待,广开言路,广纳人才。宋太祖还立下“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戒碑”,并诫后代“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宋稗类抄》卷一)。因此,宋朝内外上下,论政、论兵、论道、讲学,盛行一时。儒、道、释文化也成为一代文章的内容。北宋中期以后,以儒学为基础,援用道、佛哲理的新儒学(理学)也逐渐形成和发展。文化开放,使宋代的散文壮观亮丽、美轮美奂。不过,在早期,为适应统治阶级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笙歌曼舞的享乐生活的需要,晚唐五代追求声色辞采的浮靡文风自然为他们所继承和发展。但在浮艳文风泛滥的时候,也有一些对社会现实有所认识的文士,为了顺应宋王朝中央集权的需要,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精神,重新提出“文道合一”主张,要求对诗文进行革新。第一个起来倡导韩柳古文,强调道统的是柳开,他是以恢复韩愈的文道为己任的。但他的主张和创作无论是内容还是艺术,都缺乏韩柳文章所具有的感人力量,所以他的“革弊复古”主张,在当时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偁,对唐末五代的浮艳文风也深表不满,在《五哀诗》中公开批评“文自咸通后,流散不复雅。因仍历五代,秉笔多艳冶”。因此,他抱着改革文风的愿望,从理论上提出自己的主张,他在《答张扶书》中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因此作为文章,应该“远师六经,近师吏部,使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他主张继承韩愈“文从字顺各识职”的明白晓畅的文风。他不赞成柳开师承皇甫湜,为文之“辞涩言苦”,所以在《再答张扶》中明确地批评张扶的文章“语皆迂而艰也,义皆昧而奥也”,都不是学韩文的正道。王禹偁的创作实践,完全贯彻了自己的理论主张,他的《待漏院记》、《唐河店妪传》等作品,不仅有较强的现实内容,而且文从字顺,语言平易近人。王禹偁的散文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点新的气息。但是,积习难返,他一个人的理论和创作并不能扭转当时的文风。

唐末骈四俪六的绮靡文风因适应宋初上层统治阶级纵情享乐的需要而得到继承,在柳开和王禹偁逝世之后,以杨亿、钱惟演、刘筠为代表的宫廷侍臣、翰林学士们又以其“雕章丽句”、“更迭唱和”的《西昆酬唱集》出世,大肆煽动浮艳的文风,他们的诗风和华艳的骈体文是一致的,被称作“西昆体”,一时风行天下,独霸文坛。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又在《记旧本韩文后》中说:“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于此可见,“西昆体”文章在当时的影响之大。

所谓“西昆体”,从杨亿编《西昆酬唱集》时在卷首所作的序文中,可知他们作品的特色。序文说:“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并负懿文,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予得以游其墙藩,而咨其模楷。二君成人之美,不我遐弃,博约诱掖,置之同声。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可见他们作文是为了“雕章丽句,脍炙人口”,是为了“更迭唱和,互相切劘”,仅仅追求形式美,在应酬中夸奇斗艳,而他们的创作方法,则是“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即从前人作品中摭拾佳词丽句,而加以熔铸锤炼,合而为文,虽然在语言上有一定的艺术性,但它完全是一种脱离现实、内容贫乏、近似文章游戏的作品。然而这样的作品,却凭借作者的政治地位和当时的社会风气,统治文坛达三四十年之久。

二

北宋王朝在建国之初的50年中,表面看来社会安定,农业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其下却隐藏着巨大的社会矛盾。宋王朝建国后的一二十年,虽说结束了五代的分裂局面,但无力收复曾经割让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不能改变与辽和西夏对立的局面,常常受到外来的侵扰。真宗景德元年(1004)征辽失败,又与北方的辽订立屈辱的澶渊和约,以每年向辽输银10万两、绢20万匹换得暂时的苟安。宋仁宗庆历四年(1044),宋朝又接受西夏元昊的要求,封元昊为西夏国王,每年赐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以换得西夏对宋称臣。在国内,为了笼络文臣武将,在给以优厚俸禄的同时,又给以免除赋税劳役的种种特权,使他们肆意兼并掠夺。加之冗军、冗员数额的剧增,统治阶级的奢侈淫乐,这些庞大的财政支出,完全落在广大的人民身上,逼使人民无法生存,不断起来反抗。这些国内国外的矛盾,使宋王朝的国势日益衰弱。面对这样的现实,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也感到追求华艳的文辞无益于人心教化,不利于对封建政权的巩固。因此,反对“西昆体”的人愈来愈多。

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提出改革时弊的主张。他在《奏上时务书》中就强调文章和社会风气的关系,他认为“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他向皇帝建议,“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之后,宋仁宗在天圣七年(1029)下诏书,明令革新文风,申戒浮华,要求文章“必以理实为要”,“庶有裨于国教,期增阐于儒风”(《宋会要辑稿》)。在这段时间前后,极力主张继承韩柳古文传统,改革当时文风的代表人士,还有穆修、孙复、石介等人。穆修强调道的主体作用,“学乎古者所以为道”,“有其道而无其名,则穷不失为君子;有其名而无其道,则达不失为小人”(《答乔适问学文书》),批评当时丢弃古道,崇尚浮艳文风的习气,“古道息绝不行,于时已久。今世士子习尚浅近,非章句声偶之辞,不置耳目,浮轨滥辙,相迹而奔,靡有异途焉”。因此,他在《唐柳先生集·后序》中声称,“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而不杂”,“世之学者,如不志于古则已;苟志于古,求践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虽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在这里,他强调继承教化的作用,认为“文之作也必得之于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者,明诸内者也;成之于言者,见诸外者也。明诸内者故可以适其用,见诸外者可以张其教”(《答张洞书》)。对西昆派公开进行严厉批判的是石介,他字守道,时称徂徕先生。他的《怪说》三篇,矛头是公开指向西昆派领袖杨亿的。他在《怪说》中说:“今杨亿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人之意,蠧伤圣人之道。”指斥西昆派远离道统的华靡文风,“其为怪大矣”。他甚至在《上范思远书》中大声疾呼:“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石介批判西昆派是有力量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但他又从理学家的角度,推尊韩愈,把道统强调到极端,把“三坟五典”看作文章的“大道”、“常道”,把三纲五常的道德视为文章的根本,因而也就否定了文学。穆修和石介等倡导古文,主张重道、致用,尊韩、崇散,反对西昆派的华艳文风,对扩大韩柳古文的影响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他们未能继承韩柳开创的新体古文,他们的理论,重道轻文,偏向道学,他们的创作深涩粗鄙,成就不高。因此,他们倡导古文,在当时文坛上,缺乏强有力的号召作用。

三

当西昆派杨亿、刘筠作品风行天下,号为“时文”的时候,韩愈的文章湮没无闻。欧阳修为了应进士举,也曾按礼部规定,学习骈文和试帖诗, 17岁州试落第,开始学习韩愈古文,倾心爱慕,认为应该以此为追求目标。于是“苦志探赜,至忘寝食,必欲并辔绝驰而追与之并”(《宋史·欧阳修传》),立志与韩愈并驾齐驱,改革当时的文风。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之后,欧阳修任西京留守推官,即与尹洙创作古文,议论当世事;并与梅尧臣为诗歌相唱和,一反当时浮靡文风,于是欧阳修以文章名冠天下,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同时,又补缀校定《昌黎集》,刊行散发,鼓吹推广,影响所及,“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记旧本韩文后》),这就为诗文改革运动造就了强大的声势。

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礼部进士考试,当时应试举子崇尚险怪奇涩之文,称为“太学体”,欧阳修力革其弊,凡是为文雕刻奇涩者一概排抑,而选录了作古文的苏轼和曾巩。放榜之后,“向之嚣薄者,伺修出,聚噪于马首,街逻不能制”(《宋史·欧阳修传》)。欧阳修不为所动,于是几十年来的考场习惯和考试文风由此得到改变,这大大扫除了西昆派的影响,促使天下士子从事古文写作,使新的古文运动大规模地深入开展起来。

欧阳修于上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传统,于下吸取了柳开、王禹偁、穆修、石介、梅尧臣、苏舜钦等革新诗文的思想主张和创作经验,再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在“文道合一”的理论上对道的内容、文和道的关系、文章的语言风格等方面,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发展。他不仅提出了散文理论主张,他的散文作品还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赢得了天下一致的信服和尊崇。“为文天才自然,丰约中度。其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独骛,众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师尊之。”(《宋史》本传)欧阳修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辈,如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不仅如此,他还“奖掖后进如恐不及”。在他的门下,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都得到他的赏识和励扬,成为当时有名的文士。后世所称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欧阳修和他的门下就有多个。因此,欧阳修领导的古文革新运动能上下呼应,彼此推动,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欧阳修的门下之士,继承了欧阳修的理论和创作,而又有不同程度的创造发展。曾巩在理论上,提出了“蓄道德而能文章”,把道德和智才相提并论,创作上向冲和平淡的方向发展。王安石把变法和文风革新结合起来,使文章为变法服务,强调文章“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上人书》)。他的论说文不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性,而且在形式结构和语言风格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欧阳修去世之后,苏轼凭借多方面的才能成为文坛杰出的领导者。在理论上,提出文章的目的要“有益于当世”,进一步阐明了文和道的关系。他提出的“道”,比欧阳修所提内容更为广泛,他强调“文”,就是要用语言文辞把事物固有之理表现出来,比欧阳修的“文”具有更高的标准。他不只反对西昆派的浮靡文风,同时还反对当时在反西昆派中新出现的艰涩的文风。他善于学习,重视实践,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而又能融会贯通,他的散文广泛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既继承了欧阳修平易自然的文风,而又有纵横变化、自由挥洒的特点。他丰富的多方面的散文创作,反映了宋代散文的最高成就,最后取得古文革新的胜利。

从宋初直到哲宗元祐末期,反对晚唐五代浮靡的骈体文风,反对“西昆体”的浮艳文风,前后经过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特别是从仁宗天圣年间由欧阳修领导古文运动开始,直至苏轼最后取得古文运动的彻底胜利,其间又经过了半个世纪,才完全扫清了西昆派的影响,带来了宋代散文的大发展。而欧阳修、苏轼等“北宋古文六大家”及其周围的文士在古文革新运动中的散文创作,比起唐代的散文,亦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突出成就。

四

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政治腐朽、经济凋敝、外族入侵、民不聊生,加之宋徽宗的荒淫酒色,醉生梦死,淫声艳曲又顺应而生。再加上程朱理学日益泛滥,天下之士“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陈亮《送吴允成运干序》),理学成为思想上的一股浊流,因而古文创作一度低落。但到靖康、建炎年间(1126—1130),金兵南下,两河沦陷,徽、钦二宗被金人掳去,北宋灭亡,南宋王朝建都临安,维持其半壁河山的统治。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形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对立。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抗敌御侮的行动和救亡图存的呼声,统治阶级内部主战派和投降派的斗争,这些生活现实促使爱国的文士和散文作家,以及爱国的抗敌将领,不能不借助散文来反映和表现抗敌卫国精神,于是欧阳修、苏轼开创的宋代古文又得到继承发展,产生了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散文作品。

南渡初期,抗金名将宗泽、岳飞、虞允文,以及抗金名相李纲、爱国太学生陈东等,在抗击金人的战争前线,在与投降派做坚决斗争的后方,都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的散文,反映了广大人民同仇敌忾抗金到底的必胜信念。女词人兼诗人的李清照,在她的《金石录后序》中,则通过介绍《金石录》的内容和成书过程,从宋王朝南渡,亲身经历国破家亡、流离奔波之苦中,表达对金兵侵略的愤恨,对南宋王朝软弱无能、不能抗敌御侮的不满,从侧面反映出作者的家国感情。在南宋前期,最能继承欧、曾、王、苏的古文道路的散文家是胡铨、陈亮、辛弃疾和叶适等,他们上书言事的政论散文有《戊午上高宗封事》、《中兴论》、《御戎十论·审势》和《上孝宗皇帝札子》等。

南宋灭亡前后,爱国主义精神在宋代散文中的光辉表现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它记载了文天祥为挽救国家危亡的出生入死、不屈不挠的战斗经历,表现了崇高的爱国感情和忠贞不屈的气概!他的浩然正气,在南宋灭亡之后,仍激励着广大人民和爱国志士坚持抗元的斗争。谢翱的《登西台恸哭记》正是这种思想感情的反映。作者在浙江西台设位祭文天祥,既是对英雄的悼念,也是对南宋沦亡的深切哀思。南宋亡后,决心不仕的邓牧与谢翱、周密等交往,从事写作活动。他的《君道》、《吏道》是两篇有名的尖锐抨击封建专制的文章。在《君道》中他抨击封建专制君主“竭天下之财以自奉”,“以四海之广,足一夫之用”,为一己之乐,对天下百姓进行残酷的剥削压榨,进而指出,“今夺人之所好,聚人之所争,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妄图保持自己长久的统治是不可能的。在《吏道》中揭露封建官吏的罪恶,他们名之曰“理民”实是“率虎狼牧羊豕”,夺人之食,竭人之力,像虎豹毒虫一样成为百姓的祸害。作者公开指斥君主为强盗,官吏为虎豹,反映了当时人民对侵略、压迫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以上这些宋代末年的散文作品,反侵略、反压迫的爱国思想内容,平易自然、明晰畅达的散文风貌,正是宋代古文革新运动成就的具体表现,继韩柳之后进一步创立了更自然平易、更富于文学表现力的新型散文。

五

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在积极发展的时候,应世的官牍文书骈体文同样在发生变化。陆贽的奏议明畅浅近、情理兼具,具有新体骈文特征,显示出骈文的发展。到晚唐时,李商隐适应时代的动乱又恢复旧体骈文,向更严格艰涩的四六体变化,雕章琢句,务求声色对偶的文风又重新统治文坛,直到宋初,仍然因袭这种浮靡的文风。当时的文士或为了进士科举,或为了应付官场,一般也不得不学习和从事四六骈体文的写作。如宋初的王禹偁,在反对当时文风、创作明白晓畅散文的同时,他的章表公文体,仍然是工丽的骈体。此后以杨亿为代表的“西昆派”努力从事华艳的骈文不说,就是上书皇帝请求兴复古道、革新文风的范仲淹的骈体也注重属辞比事,字句工丽。这种情况自六朝至唐的官样文书,已成定格,在宋初几十年中也难以变革。到北宋中期,欧、曾、王、苏,既是散文家,也是骈文的高手。他们早年都习四六骈文,自欧阳修倡导古文革新运动之后,又都致力于古文,同时对公牍骈体四六文进行革新。欧阳修等散文家所写的四六骈体,不用典故陈言,不求对仗工切,而以文体为对属;用平易浅近的词语来表情达意。这是继陆贽之后,骈文的又一次革新。陈师道《后山诗话》说:“国初士大夫例能四六,然用散语与故事尔。杨文公(杨亿)刀笔豪赡,体亦多变,而不脱唐末与五代之气;又喜用古语,以切对为工,乃进士赋体尔。欧阳少师始以文体为对属,又善叙事,不用故事陈言,而文益高,次退之云。”今《欧阳文忠公集》中尚存《表奏书启四六集》七卷和其他内外制、奏议,所用四六骈体都具有以上特色。如《颍州谢上表》:“伏念臣材能浅薄,性识昏蒙。偶自弱龄,粗知学古,谓忠义可以事国,名节可以荣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进未有纤毫之益,已不容于怨仇;退未知补报之方,遽先罹于衰病。神与明而并耗,风乘气以交攻;睛瞳虽存,白黑才辨。盖积忧而自损,信处世之多危。……”像这样的骈体,与其散文风格一致,明白畅晓,平易自然。所以宋代吴子良《林下偶读》说:“本朝写四六,以欧公为第一。”其余三苏、王安石、曾巩的骈文,也与欧阳修相似,而苏轼最为突出。苏轼的四六体制同他的散文风格一样,行云流水,自由创造。如《密州谢上表》云:“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分于圣世,处以散材,一自离去阙庭,屡更岁籥。尘埃笔砚,渐忘旧学之渊源;奔走簿书,粗识小人之情伪。”

这样的表,制体四六文,完全打破了千篇一律的陈辞旧格。纯用散语,少用故事,欧阳修对此十分赞赏,说:“往时作四六者,多用古人语及广引故事,以炫博学,而不思述事不畅。近时文章变体,如苏氏父子以四六述叙,委曲精尽,不减古人。自学者变格为文,迨今三十年,始得斯人。不惟迟久而后获,实恐此后未有能继者尔。自古异人间出,前后参差不相待。余老矣,乃及见之,岂不为幸哉?”(《苏氏四六》)苏轼的四六骈体,不用古人陈语,不用故事,不广引博征,叙事畅达,“委曲精尽”,说它是文体变革之后三十年来所未有者,评价很高,足以代表北宋古文革新运动中对骈体文的革新。到了南宋,虽有被称为骈文大家的汪藻、周必大、杨万里以及陆游、真德秀等,但他们只不过是追迹前人足迹,其骈文并没有新的变化和发展。

六

宋代的辞赋继承两汉至唐以来的传统,又加以科举考试以诗赋为主,更促进了辞赋创作的繁荣,出现了许多的作家作品。与唐代的赋相比较,宋代的赋有以下的特点。

1.题材更广泛

宋初经济繁荣,与达官贵人优裕闲适的生活相联系,写典礼、宫殿和歌功颂德的赋比较多,写士大夫的园亭、斋室、楼台亭阁以及游览山水之作也大为增加。如王禹偁写典礼的《藉田赋》,范仲淹的《明堂赋》、《秋香亭赋》,等等。

2.咏物抒情赋增多

这些咏物抒情赋因物寄意,除少数讥刺世俗的以外,多表现士大夫的个人情趣和对人生世事的感受,如欧阳修的《鸣蝉赋》、《黄杨树子赋》和苏轼的《滟滪堆赋》、《后杞菊赋》等。揭露批判现实、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作品比较少,远不及柳宗元的赋具有社会意义。

3.赋中的议论增多

同诗文一样,爱发议论成为宋代文学特点之一,这与怕涉及政治纠缠务求说得明白有关,也与理学兴起后重视抽象思维有联系。

4.新的文赋出现

宋代的赋体,形式多样,宋初到仁宗初年,多写律赋、骈赋。仁宗中叶以后,随着古文革新运动的发展,则又多趋于骚体赋、变骚体赋和古文赋。在唐代韩柳的时候,已经开始将散文笔调引入辞赋,到这时,欧阳修和苏轼在写多种赋体的同时,不仅增强散文倾向,而且进一步突破旧形式的束缚,把写抒情散文、杂文的方法用来写赋。欧阳修以自己纡徐委曲的散文笔法,写出了新的文赋《秋声赋》;苏轼则以自己行云流水、姿态横生的散文风格写出《前赤壁赋》和《后赤壁赋》这样典型的文赋。欧、苏的散文赋虽然仅此一两篇,但他们把赋体文学引向散文诗的方向,使之更明白晓畅,更能舒展自如地表情达意,为赋的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领域。

七

宋代的寓言文学比起唐代柳宗元是大为逊色的。这时期,不仅寓言少,而且质量也不高。在欧、曾、王、苏(“三苏”)六大散文家中只有欧、苏(轼)有几篇寓言散文,王安石有一首寓言诗。欧阳修早年任西京留守推官时写有两篇类似寓言的作品,《伐树记》写开辟东园为蔬圃十数畦,又植花果桐竹共百株。管园者因樗树“拳曲臃肿疏轻而又坚”,又以其根壮叶大耗费地力影响新植的菜蔬果木生长,乃砍伐为薪。明日,又将砍伐菜地南边的大杏树,被劝阻,杏树得以保存。作者由此一反庄子《逍遥游》“樗栎以其不材终其天年”的消极思想,以为“樗之臃肿不材,而以壮大害物”,应该砍掉,并进而批驳了所谓“才者死,不才者生”的说法,而认为物的遭遇好与不好,全在于所处的环境,表现了作者要有所作为的思想。《养鱼记》写挖掘堂前低凹之地为鱼池,买鱼数十,命童子养于池中,童子以为池中水少,不能增大容量,“活其小者,而弃其大者”,致使“巨鱼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鱼游戏乎浅狭之间,有若自足焉”。作者借此感慨寄意,讽刺当时朝廷不能进用人才,也感伤自己不能有所作为。这两篇寓言性的记事文,想象丰富,比喻形象贴切,见识深刻,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苏轼的哲理论文《日喻》和《稼说》看似寓言,实则不过是用多种比喻分别说明“道可致而不可求”和为学如造物的道理,并没有故事情节,并没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其他寓意。只有他的《二鱼说》(《河豚鱼说》和《乌贼鱼说》)是在柳宗元之《三戒》影响下写作的讽刺寓言。《河豚鱼说》写河豚游于桥间,碰上桥柱,不知远去,却以桥柱触动自己而发怒致死,被飞鸢过而食之,说明“妄肆其忿”,意气用事,将会招来祸害。《乌贼鱼说》写海鱼乌贼怕其他动物看见自己,就口吐黑水掩蔽自己,海鸟看见,知道是鱼,即捕而食之。作者的寓意是“徒知自蔽以求全,不知灭迹以杜疑”,说明意欲掩盖自己,结果弄巧成拙。

邓牧生活在宋元易代之际,也模仿柳宗元的《三戒》写了一篇《二戒》的寓言。一篇是《越人遇狗》,写越人在道路上遇狗,误听狗善捕野兽之言,收而养之,狗先是啖越人所捕之兽,终则咬断越人的手足而去。它的寓意有人认为是隐喻宋朝害怕金人而和蒙古妥协,终于自取灭亡的惨痛教训。另一篇是《楚佞鬼》,楚国有鬼,自言得天帝之命而下降楚地,能给人以祸福,众人惊惧,供奉于庙。市井无赖多依附于鬼,得鬼气,言语行动与鬼一样,依势骄人,倘不依附,则暗为祸。由此,人们困窘不堪。最后天神发怒,作雷霆,击破神庙,震死无赖。它的寓意是说,对于妖鬼是不能相信、依靠的。这妖鬼寓指什么?或以为隐指元代统治者对人民的残害,人民希望天帝消灭它。因为此文大概作于宋亡之后,邓牧作为遗民,自然对新的统治者有所怨愤。苏轼的《二鱼说》和邓牧的《二戒》,思想和艺术都赶不上柳宗元的《三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