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散文概述

一

公元581年,出身于北周贵族,官至上柱国、隋国公的杨坚篡北周政权而建立隋朝。589年,隋南下灭陈,从而结束了278年南北分裂的局面,华夏复归一统,又建立起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隋文帝杨坚是一位开明干练的政治家,隋朝建立以后,他立即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在政治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律令和官制、兵制等行政制度,建立起以“三省六部”体制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在经济上,他采用均田制,辅以轻税、减税,厉行节俭,农业生产迅速恢复,社会经济得到发展,国势日渐富强;在思想文化与教育方面,他废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以考试选官的科举制度,为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开启进身之门,重视典籍整理,修撰新书,深感当时吟风咏月、雕华辞藻的柔靡文风与帝国的富强不相称,不利于王朝的统一和发展,因而从扶持北方刚健质朴、崇尚实用的文风出发,于开皇四年(584)下令改革文风,“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以促进南北思想的融合与中外文化的交流。其子隋炀帝初习艺文时,为迎合文帝,还有轻视浮艳文风的意思,但一即位就醉心于南朝豪华,马上改变隋朝前期提倡的质朴文风。他的诏书、辞赋全仿效南朝的绮艳淫丽。于是,上行下效,南朝绮靡文风又笼罩文坛。有隋一代,二世而亡,历时甚短,故文学上无甚建树,但这种绮靡文风,却一直延续到唐代。

二

唐高祖李渊本是北周、隋贵族,公元618年,建立了历时290年的唐王朝。唐王朝是空前统一的强大帝国,不仅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方面得到高度的发展,而且文化繁荣,儒、道、释及各家学说并生共存。特别在文学方面,在继承汉魏六朝文学的基础上,融合南北文学,使南方的清绮之风和北方的刚直之气融会贯通,创造了新的境界。同时,强大的唐帝国有着足够的文化自信,兼收并蓄外来文化,形成中外文化大交融的时代,促进了文学家思维的更新、视野的开拓,对各种文体的创新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诗歌、散文、小说皆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呈现百花齐放的局面。

宋祁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把唐代文学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唐初至睿宗李旦延和元年(618—712)共95年,是沿江左(东晋及南朝宋、齐、梁、陈各代的根据地都在江左即江东,故人称这五朝的统治地区为江左)余风,因袭六朝文风的时期;第二阶段,玄宗至肃宗李亨宝应元年(712—762)共51年,为崇雅黜浮、文风变化时期;第三阶段,是代宗李豫大历十四年至德宗李适贞元二十一年(779—805)共27年,为韩柳倡导古文运动,古文兴起时期。这样分段的依据是唐文的“三变”,大体上符合实际,但是自德宗后,从顺宗李诵永贞起,整个晚唐直至昭宗唐亡102年的时间,则是古文衰落,骈文又再兴起,应该是第四个阶段。

唐初至贞观后的大约100年中,唐王朝国势强大,经济发展,天下安定。文章仍然沿袭六朝骈文华艳的文风,一是因为骈文从先秦两汉萌芽到魏晋形成,再至南北朝达到兴盛,历时千余年,特别是骈文兴盛的300年中,讲求形式华美的文风已成为一般文士风尚,而且骈文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技巧,对散文的发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虽然后来发展到末流,重形式轻内容,造成绮丽柔靡的文风,形式僵化,使作者不能很好地反映现实,传达情意,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时代要求,引起一些文士的不满,但是相习成风,积重难返。二是因为唐初社会繁荣,文士们生活安定,为谋求通过诗赋考试,走向仕禄之路,广读诗书,博闻强记;而唐初统治阶级诏令编撰的类书如《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的出现,又为文士们讲究辞藻、典故提供了条件,因而学习追求骈文的形式美比较容易。三是唐初文臣多隋代旧人,他们的制诰章表,仍习惯性地运用骈体。最高统治者唐太宗喜爱南朝文学的骈俪辞藻,并亲自加以创作,影响所及,蔚然成风。唐太宗的诏令,如《令州县举孝廉茂才令》与曹操的《求贤令》相似,是用骈文写的。《晋书》是唐太宗时代所修的前代史书,其中写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的两篇纪和陆机、王羲之的两篇传中的史论,都是骈文。用骈文写史论,是对班固、范晔的继承,而且写得典雅华丽。其对陆机、陆云文章评价很高,称他们为“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这超过了以前《文心雕龙》和《诗品》等的评价,足见对于陆机骈文的赞赏崇拜。另外,唐太宗还有骈体赋,如《临层台赋》、《小池赋》、《小山赋》等,篇幅短小,遣词造句,写景状物,音调谐和,与六朝的抒情小赋相似。如《小池赋》描写小池方塘:

若夫素秋开律,碧沼凝光;引泾渭之余润,萦咫尺之方塘;竹分丛而合响,草异色而同芳。徘徊踯躅,淹留自足。叠风纹兮,连复连;折回流兮,曲复曲。映垂兰而转翠,翻轻苔而动绿。牵狭镜兮数寻,泛芥舟而已沉;涌菱花于岸腹,劈连影于波心;减微涓而顿浅,足一滴而还深。

不讲求用典和对仗的工稳,写得比较随意潇洒、清新自然。

唐太宗的开国名臣魏徵以直言诤谏著称,其文力主融合南北文风,反对“文过其意”,要求“理深”而又不摒弃“文华”。这时期,能在齐梁文风中独标一格的是王绩,他的散文不用骈体,不加藻饰,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抒发情感。高宗、武后时期,骈文仍然风行。不过,一些出身于中小地主家庭的官职卑微的文士,由于生活地位和思想情感不同,他们所写的骈文,虽然还不能脱离六朝文风,但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一些变化。代表作家是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即以文章齐名天下的初唐“四杰”。“四杰”在诗歌方面从齐梁风气中突围出来,开始形成风骨兼备的唐诗的独特面貌;在散文方面也逐渐洗脱齐梁柔靡的脂粉气息,其中成就最大的当推王勃和骆宾王。

稍后于“四杰”的陈子昂,高举诗歌革新的旗帜,他在《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标举“汉魏风骨”,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逶迤颓靡,风雅不作”。在此主张下,他和同时代的诗人,终于对齐梁以来的颓靡诗风,起了“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作用(卢藏用《左拾遗陈子昂文集序》)。对于诗歌是如此,对于散文,他虽然仍未摆脱骈文的影响,书序启表中仍有不少骈体句式,但不求对偶藻饰,已经开始向散体文方向变化发展。如《谏用刑书》:

臣本蜀之匹夫,宦不望达。陛下过意,擢臣草莽之下,升在麟台之阁。光宠自天,卓若日月。微臣固陋,将何克负?

臣闻古之御天下者,其政有三:王者化之,用仁义也;霸者威之,任权智也;强国胁之,务刑罚也。是以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故至于刑则非王者所贵矣。况欲光宅天下,追功上皇,专任刑杀以为威断,可谓策之失者也。

散文中间用骈语,即使是骈偶句式也不讲求对偶整齐。这是唐代散文发展变化的第一阶段,虽沿袭六朝江左遗风,但在继承中有发展、有变化,是唐代散文发展的酝酿准备时期。

三

自唐玄宗至代宗李豫前期,唐文在“四杰”和陈子昂主张变革的基础上,在内容、形式和文风方面,继续进行革新。这时的张说,玄宗时任中书令,封燕国公。苏颋,武则天时袭封许国公,玄宗时为宰相。朝廷的重要文件大多出于他们之手,当时被称为“燕许大手笔”。张说的文章在苏颋之上,有散文,有骈文,而骈文也向散体方向变化。如他的《与执政书》全用散体。

说拙于慎身,往年迁流岭外,亡亲愁惧,痼疾增加。比蒙生还,曾未数岁,家口在洛,身徒入京,及丁凶苦,不获侍侧。比于他人,情实不等。在礼,君亲同贯,事君无负,事亲有负,不能杀身,以自咎责,乞过祥禫,报国非迟……

这封信,请求辞官守孝,遣词达意,均无南朝骈文气息。他的《孔补阙集序》也是这样。这在唐代前期是比较少的。其他如《洛州张司马集序》虽是用骈文写的,但不像“四杰”重辞采,多用四六,而且用典也较少,写得典雅自然。如文章开头:

夫言者,志之所之;文者,物之相杂。然则心不可蕴,故发世以形容;辞不可陋,故错综以润色。万象鼓舞,入有名之地;五音繁杂,出无声之境,非穷神体妙孰其能与乎?

张说有《进白鸟赋》、《虚室赋》等,与南朝和初唐的咏物抒情小赋格调相似。如《进白鸟赋》,写白鸟形态的特异:“识句句于招呼,每哑哑于啄吮。以其雪羽霜毛,冰清玉状,拔奇绿林之下,赏异紫台之上。”又写白鸟的忧谗畏讥,效忠圣君的心情:“恐同类之见嫉,畏不可之速谤。期委命于渥恩,岂愿思于闭放。”状物抒情,借白鸟以抒发自己的政治感慨。

与张说同时的张九龄,号称贤相,后被权奸所谗,受贬罢相。他的散文,关心国家大事和前古兴亡之道,语言朴素,骈偶较少,散体增多。

张说、苏颋、张九龄之后,这时期的散文渐渐开辟了新的境界。李白以散体文表现其英爽豪迈的风姿,虽为排偶,但雕饰少,挥洒自如,清新明快。王维的散文则以诗情画笔,描绘山川景色,继前代山水散文而有变化,以诗为文,清幽俊逸。

这时期,萧颖士、李华的文章则强调儒术、教化,主张文章以“五经为泉源”,为进一步改革文风提出理论根据,对后来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恢复儒道,强调道德修身与文章的关系,以及主张文章为时而用,都有影响。与他们的文道主张相一致的还有独孤及和他的学生梁肃。梁肃在《补阙李君前集序》中,更明确提出文和道、道和气的关系:“文本于道”,“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斯文败矣”。他强调的“道”,就是儒家的道德、性命,典礼人伦。他还特别推崇秦汉的文章,认为汉代文章之所以“博厚”、“雄富”,就是本源于道,后来的作者不能兼于文理,追求形式,言繁意巧,使文章愈加纷乱。

李华等人的文章,在陈子昂、张说的影响下,排斥艳丽轻诞的文风,“皆宪章六艺”,提出以“道”论文,文与政通,偏重文章的“厚风俗,重人伦”的教化作用。他们的理论主张,与同时的柳冕的主张是一致的。柳冕的文章“本于教化”说,主张文道一致,志气、才气和文气统一。但他的文章不能贯彻自己的理论主张,诚如他自己所说:“虽知之,不能行之”,“意虽复古而不逮古”。(《与徐给事论文书》)因此,对他们的理化言张影响不大。李华等人都努力于散文的写作,使骈体文向散文发展。但他们的赋,形式上仍为四六骈体,赋的内容也没有多大的变化,其成就和影响也不突出。可是,柳冕和李华等人的文论主张,对后来韩愈倡导古文运动,在理论上起了先导的作用。

这时期,大力创作散文,比较能摆脱骈偶的束缚,独拔流俗、自成一格的是元结,他性行耿介,留心世事民生,敢于抨击现实。他响应陈子昂诗歌的革新主张,倡导风雅,反对浮华,批评道丧文弊,“风雅不兴,几及千岁”,“近世作者,更相沿袭,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辞,不知丧于雅正。然哉”(《箧中集序》)。他的文章能贯彻这种精神,所为文,多涉及政治民生、山水田园,古朴高峻,不蹈袭古今。

以上自玄宗到代宗前期,为唐代散文发展变化的第二阶段,为改革文风,明确提出文道的理论主张,文章逐渐脱离骈文的束缚向散文方向发展,为下一阶段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开拓了道路。

四

从西晋夏侯湛开始作古文来反对骈文,到隋文帝下诏禁止骈俪文风,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苏绰又仿《尚书》作大诰体散文矫正文风,经过了大约300年。从初唐“四杰”到中唐的李华、萧颖士、独孤及、梁肃、柳冕和元结等人,用自己的散文创作和复古理论来改革文风,又经过了100年左右。但是,对文体文风的改革,都没有取得胜利。虽然如此,他们的理论主张、散文创作实践,推动了唐代散文的发展变化,作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其功绩是不小的。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兴起于8世纪中唐贞元(785—804)、元和(806—820)年间。在这二三十年中,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目标的古文运动,参加人数众多,形成了强大的声势。经过艰难的斗争,最后取得了胜利,古文代替了骈文在文坛上的统治地位,这是唐代散文变化发展的第三阶段。

“古文”的概念是韩愈提出来的。所谓古文,就是与骈文相对立的,先秦、两汉的奇句单行的古代散文。韩愈倡导的以古代散文代替骈文的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除了他们在先驱者开拓的道路上,继续高举古文的旗帜,进一步提出并阐述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创作了大量的典范性的散文作品外,还因为韩愈以当时文坛领袖的地位、十多年来广泛的社会关系,“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与崔群书》),而这些人又多是“必须甚有文词,兼能附己”的(《答韩侍郎书》)。因此,他能团结千百个古文作家和拥护者,形成古文运动的强大队伍。尤其重要的是,韩愈的文道主张顺应了当时的社会要求。

贞元、元和时期,由安史之乱转向稳定,表面上是王朝的“中兴”,实际上许多社会矛盾并没有解决,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相争,阶级剥削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在这样的形势下,士大夫文人要求政治变革的同时,需要借助儒家道统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需要用古文来更好地宣扬道统,反映现实。所以,政治上出现了王叔文等人的“永贞革新”,诗歌出现了白居易等人的“惟歌生民病,报与天子知”的新乐府运动。与此相联系,韩愈的古文运动,正适合统治者的要求,为许多士大夫文人所接受,更增强了它的阶级基础。由此看来,韩愈的古文运动,不仅是文体的改革运动,而且是一场广泛的政治思想运动。

古文运动的成就在于:在政治思想方面,排斥了佛老,加强了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在散文方面,对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进行了革新,确立了一种切合实际、便于表情达意的文章,缩小了骈文的应用范围,增强了散文的文学因素,出现了许多优秀的文学性的散文,并由此促进了其他文学形式如传奇、变文的发展,对以后宋元明清的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古文运动兴起发展的时候,韩柳大力创作的散文各在三四百篇以上,但他们并没有完全抛弃骈文,韩愈的《进学解》、《送李愿归盘谷序》在散文中间用骈体,柳宗元的一些表状如《奏荐从事表》是骈文。他们用散文写的赠序,同样间杂骈体。可见,他们反对骈文只是反对只重形式的雕琢而忽视内容的充实以及对表情达意的束缚。他们的文章带骈偶,不是因袭,而是取其长,加以变化。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所说:“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柳宗元也是如此。

事实上,唐代的骈文自初唐四杰已开始变化,到唐德宗贞元年间,官至监察御史的陆贽用骈文写的奏议,今存的《陆宣公翰苑集》就为当时所称道。他的骈体文最突出的特点是不用典故成语,不用华丽的辞藻,完全以自己浅近、平淡、朴素、醇厚的语言,写出内心欲达之事理和情致,“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唐代骈文发展到陆贽是又一次大的变化,是骈文的进一步解放。

随着古文运动的发展,唐代的辞赋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语言方面的变化,形式灵活,不拘于四六句式,都运用散文的气势,或者以散文为主而杂以骚体句法,成为散文体的辞赋。如韩愈的《别知赋》、《复志赋》,柳宗元的《牛赋》、《吊屈原赋》,等等。突出的特点则是出现了许多反映现实、揭露黑暗的抒情赋,特别是讽刺小赋的大量出现,超过以前任何时期,柳宗元在这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

五

贞元、元和以后的晚唐时期,儒学的兴起不但不能消除社会的矛盾,反而使各种矛盾日趋尖锐,社会由前期的暂时稳定走向动乱。统治者奢侈淫靡、自图苟安,文人学士消极颓放、追求享乐,于是讲求声色、浮美的骈文又重新抬头,李商隐的四六骈文是这时期的突出代表,影响很大,直至宋初的“西昆体”。晚唐的辞赋继承了前期辞赋的讽刺性或讽谕性,更激烈地抨击现实,如杜牧的《阿房宫赋》,李商隐的《虱赋》、《蝎赋》,皮日休的《桃花赋》,陆龟蒙的《后虱赋》,罗隐的《秋虫赋》以及孙樵的《大明赋》,等等;同时,辞赋出现了新的变化,逐渐脱离科举功令的八股格调,用来抒发现实生活的感受,主题、题材也发生了变化。

韩愈古文运动的后继者,一以李翱为代表,继承韩愈醇和的一面,保持文以载道、平易通顺的文风,向纡徐平和的方向发展,但同时又把文道割裂开来,强调谈道论性,为宋儒道学做了先导。一以皇甫湜为代表,继承韩愈奇崛的一面,强调文学技巧的创新,走向奇异诡怪、生僻艰涩的道路。加之韩愈古文运动“文以载道”的主张,宣扬儒家的人伦纲常道统,到晚唐愈加证明,它并不能巩固王朝的统治,挽救社会的危机,因而古文运动失去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不能抵制骈文的兴起,走向衰落。这时,尚能继承韩柳古文传统的,是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批判现实的散文。他们的讽刺小品文,“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寓言自先秦诸子散文之后,在汉魏六朝呈现衰落状,这大概与当时辞赋、骈文的兴起有密切关系。到了唐代,寓言又开始复兴,其原因:一是安史之乱以后,社会矛盾尖锐,衰世没落现象,引起了人们的不满;二是古文运动兴起,散文逐渐代替了骈文,散文的形式、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作者可以自由灵活地表达情意、反映现实;三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柳宗元强调古文的革新创造,有意识地进行寓言散文的创作,抒发情志,反映现实,而尤以柳宗元的讽刺寓言成就最高。他们的寓言,思想内容比较深刻,独立成篇,故事情节完整,形式多样,形象生动,更富于文学性。这对晚唐和宋代的寓言有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