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艺创作的“自由”问题

胡秋原，曾就读于武昌大学、复旦大学，1929年赴日留学，次年回国，在上海从事翻译和教学工作。1931年12月25日，他参加了《文化评论》半月刊的创刊和编辑工作。在他执笔的题为《真理之檄》的创刊社评中说“五四运动之使命，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并没有完成”，因此“今后的文化运动，就是要继续完成五四之遗业”，清算、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之残骸与变种”、“各种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等。文章同时指责“文化界之混沌与乌烟瘴气，再也没有今日之甚了”。因此表示“我们是自由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

这种自由智识阶级，超越一切党派的“自由人”的这篇“社评”，不可能完全表达编辑同人的意见，作为“自由人”的胡秋原，在创刊号上又另发表了《阿狗文艺论》（注：在收入《文艺自由论辩集》中，只截取文章的第一节《艺术非至下》）。文章的主旨有两个：一是猛烈地批判、抨击“民族主义文学”（这里不作摘引留待后文详细引用和分析）；二是宣扬“超阶级”、“超时代”的文艺论：“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也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的，然而也决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

这里宣扬的是“超阶级”的“自由的”文艺观，反对政治干涉文艺，反对把文艺变成政治的留声机，反对把文艺变成政治的一种工具。

最先对胡秋原的文章作出反应的是谭四海，他在《中国与世界》第2期上发文驳斥道：“‘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是永久绝对的自由与民主，而不是阶级性的，受社会一切限制了的”。他们宣称的“自由智识”，是“想在严阵激战之中，找第三个‘安身地’，结果是‘为虎作伥’”。

对《真理之檄》提出意见的是文艺新闻社，1932年1月18日《文艺新闻》周刊45号发表了《请脱弃“五四”的衣衫》，指出：我们的文化运动，应该早早脱弃“五四”的反封建的衣衫，现在还提出有反封建的任务，是分散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战斗力量。

胡秋原紧随《文化评论》上的两篇文章后，又发表了4篇文章。从他这些文章的针对性看，他是有目的、有准备的，这些文章是：1932年3月12日发表了《钱杏邨理论之清算》（《读书杂志》2卷1期），4月20日发表了《是谁为虎作伥？》、《文化运动问题—关于“五四”答文艺新闻记者》、《勿侵略文艺》（三篇载《文化评论》）。

突然提出“清算”钱杏邨，这对于“左联”是没有想到，更没有思想准备的。但是，问题既已提出，左翼文艺论者必须明确答复，在研究了胡的文章后，指出：胡秋原“不是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批判了钱杏邨，却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学，而攻击了钱杏邨；他不是攻击钱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论者这样说，不是承认钱杏邨理论的正确，也不是维护钱杏邨个人，而是为了维护“普罗”革命文学。

钱杏邨（1900—1977）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家。1927年8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到上海，同年底与蒋光慈等发起组织太阳社，同创造社一起倡导革命文学。其间，与鲁迅、茅盾就革命文学的诸多问题发生激烈争论。写有作家论、作品论、文艺理论的论文，还引进“新写实主义”的概念，并将它作为文学创作方法理论加以推广，成为“普罗”文学的一名活跃的理论批评家，在左翼文坛初期颇有影响。但是，随着革命文学的发展，他的理论就暴露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胡秋原抓着了他的理论文章中的问题，明确指出：钱杏邨虽然打的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招牌，但“其内容可说是和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

胡秋原对于钱杏邨的“清算”，是颇用功力的，他的一万六千多字的煌煌大论就是明证。至于这种“清算”的“醉翁之意”，左翼文艺家明确指出是攻击“普罗”文艺。

胡秋原的文章开篇，用挖苦、嘲讽的口吻，先对钱杏邨作了一番奚落，随后是四个方面的“清算”：

一、基础理论之混乱

钱先生不懂别林斯基和普列汉诺夫关于艺术的第一个基本命题—“艺术是藉形象而思索的科学美学”，不正确地用译文做根据，不恰当地谈论“艺术是作为感情与思想的社会化的手段”，“抄袭”日本的那些不正确的“目的意识论”。他将这些破碎的理论常当作宝贝“胡乱吹牛”，他还用苏联“拉普”的艺术是“教育手段，组织工具”的意见，又“生吞伊里奇的话谈大众文学”。他却“昏迷混乱而不自知”。

二、俗流观念论之本体

胡秋原指出钱杏邨批评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蒋光慈等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他“实在是一个最庸俗的观念论者”，“他之所谓‘马克思主义’，只是搬弄‘时代’两个大字……将时代二字极抽象地、极混乱地使用……他又丝毫不能深入‘时代’的本质……不明白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化的半封建社会”。

三、非真实批评

胡秋原指责钱杏邨的作家批评“处处表现那种使人难堪的非真实的批评”，而表现得最露骨的莫过于对蒋光慈的“同伙吹嘘”了，他用“极高的礼赞，过度的揄扬，抬蒋光慈的创作”。对于批评蒋光慈的，他就破口谩骂。他的批评，“只会皮毛地模仿”，“缺乏独创”，他的“批评论文，好像成了一个公式……不独手法一样，甚至于内容，字句总不出老规矩和打油调，死也不能给人一点什么东西”，“结果变成革命八股”。

四、右倾机会主义

钱杏邨的批评文字，“从观念论出发，而又缺乏伟大批评家的识力，必然会陷入右倾机会主义，而这右倾机会主义又必定与左稚空谈并行，或穿着左倾的外衣”。本来，“真正的科学批评，同时也就成为政治的批评，然而钱先生的肤浅的政治批评，结果就成为非科学的批评了”。

文章说，“凡这些，不仅仅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批评走到不正确的路线，而这个痼疾，也传染于二三左翼作家创作之中”。

《文化评论》第四期上的三篇文章，其中的《谁为虎作伥？》是反驳谭四海的，反问道：“谁为虎作伥”了？我们是自由知识阶级，“不过表明：一、只是一个知识分子；二、是站在自由人的立场。事实是如此，因为我们：一、不愿自称革命先锋；二。我们无党无派，我们的方法是唯物史观，我们的态度是自由人立场。”这里，他们用宣言式的文字，向社会、左翼文坛重申他们的无党无派的“自由人”的立场。

《勿侵略文艺》，这篇署名HCH的文章，把胡秋原的“自由人”的本质暴露得明白无遗，文章开篇就申明：我不否定民族文艺，也没有否定“普罗”文艺。“我并不主张只准某种艺术存在而排斥其他艺术，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人”，“无论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的自然主义文学，趣味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革命文学，‘普罗’文学，小资产阶级文学，民族文学以及最近的民义文学，我觉得都不妨让他存在，但也不主张只准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有某种政治主张的人，每欢喜将他的政见与文艺结婚，于是乎有A主义文艺，X主义文艺，以至Z主义文艺，五光十色，热闹得很”。这样下去，“我想将来也许有大粪文艺的名词了”。把政治加于文艺，其结果就“破坏了艺术之形式；因为艺术不是宣传，描写不是议论，不然，都是使人烦厌的”。

胡秋原的文章提出了几个重大原则问题，向左翼文艺挑战：

第一，“清算”钱杏邨的理论错误的真正目的是什么？抓着了钱的理论错误的核心问题没有？

第二，文艺是不是超阶级的，自由的？在阶级社会中，有所谓超阶级的“自由人”吗？

第三，不准侵略文艺的叫嚷的本质是什么？

第四，文艺与政治到底有没有关系？

左翼文艺理论家们，面对胡秋原所标榜的“自由人”的立场，他所宣扬的超阶级的观点，明确指出：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是虚伪的客观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一种谬论。

瞿秋白于是发表了《“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复胡秋原和〈文化评论〉》（载5月23日《文艺新闻》周刊第56号），其中就“艺术至上论”和文艺“自由论”重点予以驳斥：胡所宣扬的“艺术至上论”的观点，表明“他对于阶级，对于党派，是十分的恐惧，唯恐怕沾（玷）污了他‘高尚情思的文艺’”。所以他叫嚷着“不准侵略文艺！”但是“你是叫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不准侵略文艺？而事实上，中国的，以及东洋西洋的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或者资产阶级，都在用文艺做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你的叫喊，事实上，说客气些，客观上是帮助统治阶级—用‘大家不准侵略文艺’的假面具，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

这段话，揭穿了“自由人”的本质，简明扼要地指出：在统治阶级历来就掌握文艺的武器，并用它来做阶级斗争的工具的时候，无视这一事实，却叫嚷不要侵略文艺，其实质就是在帮助统治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掌握文艺的武器。

洛阳（冯雪峰）作《“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洛阳君致编者》（载6月《文艺新闻》周刊58号），专为胡秋原攻击钱杏邨的文章而写。信的开头就毫不掩饰地坦诚地说：“钱杏邨的文艺批评，自他的开始一直到现在，都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对于钱的错误，“左联”早就要给他以批评，但迟迟没能拿出一篇系统的批判论文来，这就给了一些人以机会。他们“想借了‘清算’他的错误的名义而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的阴谋，是不能损害我们的”。信明确地指出：胡秋原“清算”钱杏邨的目的，是反对“普罗”文学。“胡秋原在这里不是为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而批判了钱杏邨，却是为了反‘普罗’革命文学而攻击了钱杏邨；他不是攻击钱杏邨个人，而是进攻整个‘普罗’革命文学运动”。这就“真正暴露了一切托洛斯基派和社会民主主义派的真面目”。表面上看来，胡秋原的文章仿佛道着了钱杏邨的错误，但是，他自己就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者、观念论者，他怎能道出别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观念论的错误呢？胡秋原根本不懂得，“钱杏邨的一切错误的根本，在于他常常表现的阶级的妥协与投降。而胡秋原的主义，是文学的自由，是反对文学的阶级性的强调，是文学的阶级的任务的取消。这是一切问题的中心”。

瞿秋白署名易嘉发表了第二篇文章《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载1932年10月1日《现代》1卷6号）。文章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万花撩乱’的胡秋原”的，文章用简明的语言，揭露了文艺“自由”论的实质，深刻地揭示了文学艺术的阶级性：“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一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在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